党的二十大以来，学界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议题，展开了系统且全面的研究。研究主题方面，学界基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最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相关内容，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联系，守正与创新相结合，展开了全方位、纵深化的学理研究。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动态，学界紧跟时政热点重点，有针对性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系列成果进行了多维解读和阐释。研究方向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方向呈现“多点开花”“全面出击”的特点，除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外，政治学、哲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也结合自身学科特点，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相关内容进行了多学科探析，产生了系列性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等成为年度热点研究方向。研究质量方面，研究成果的数量呈现井喷式增长趋势，学术质量也显著提升，不仅有理论特色鲜明的解读类研究成果，还有问题意识突出、回应现实关怀的调研类研究成果，理论同现实的联系愈加紧密。总体来看，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不仅大大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研究视域，也引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的研究方向。

学界围绕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逻辑、历史进程与经验、理论与实践成果等方面展开研究，取得的成果可以概括为以下方面：

其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逻辑的研究。理论逻辑的科学梳理是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基本前提。学界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理论线索和理论载体等进行了较深入的探究，主要聚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之源和理论贡献等。

其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经验的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贯穿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承载着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学界围绕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分期和历史性飞跃、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探索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命题等展开了全面研究，以党史人物或事件活动为支撑，科学总结历史经验，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新视域。

其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与实践成果的研究。以党的二十大报告为文本支持，党百年来特别是新时代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为根据，学界紧紧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展开系统化学理化研究。“两个结合”“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世界观方法论”等成为热点词汇和议题。

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成果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其一，坚持历史梳理和经验总结相统一。学界以党的二十大为契机，在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的基础上，注重探究重大历史事件、重要人物、经典文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或贡献。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全面把握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演变规律和基本经验。

其二，坚持固本培元和守正创新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也是一个历久弥新、动态发展的课题。学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抓手，在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相关概念和内涵进行了论析。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为根本，广泛借鉴和综合运用语言学、逻辑学、传播学等其他学科的科学研究方法，扬各学科之所长，研究视野得到大大拓展。

其三，坚持宏观统筹和微观审视相协调。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既有整体性视角的宏观统筹，又有小角度切入的微观审视，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有效结合，产生了诸多亮点。既有通过纵向比较，理析不同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点，突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一脉相承和与时创新；也有通过横向比较，对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西方资本主义模式的差异，突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显著优势。

其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成逻辑研究。有研究者认为，深刻的时代背景、国际环境和实践基础是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科学依据，把握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是开辟新境界的必然要求，统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开辟新境界的基本国际局势，解决党在新时代面临的风险考验是开辟新境界的实践基础。^[1]有研究者认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具有内在和深刻的理论、历史和实践出场逻辑：在理论逻辑上，内蕴于马克思主义彻底性的理论品格，使马克思主义这一“批判的武器”始终保持锐利锋芒；在历史逻辑上，不断演进于马克思主义“时空转换”的时代长河，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时代内涵；在实践逻辑上，证成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的伟大实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2]

其二，建党百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成与发展研究。百年党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也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根本路径和根本经验。一百年来，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三次伟大飞跃，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迎来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提供了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指引。^[3]有研究者认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创业奋斗、治国理政的宝贵历史经验，是一个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实践过程，也是一个运用理论、阐释理论、创新理论的理论过程。中国共产党不仅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武器，而且在与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斗争中认识到只有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才能指引中国革命走向成功，从而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命题，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结合，实现了三次历史性飞跃。^[4]

其三，建党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具体理论中国化的形成与发展研究。有研究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的相关性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第一，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遵循；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与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的历史进程；第三，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在百年历程中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丰富和发展。^[5]有研究者认为，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中国化的实践经验可以概括为以下四条：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协调城乡关系、与时俱进地推进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的创新、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6]

其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分期的考察。有研究者认为，毛泽东思想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指引党领导人民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指引党领导人民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指引党领导人民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7]有研究者认为，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核心可以归结为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立足于大历史观，从思想史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百年历程做一宏观梳理和分析，可以看到，其大体上经历了重在认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一阶段，重在校正“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第二阶段，重回“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三阶段，再次校正“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第四阶段，和在“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上实现有机统一和历史性飞跃的新阶段新境界。^[8]有研究者认为，理解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历史演进的一条基本线索，是科技革命的发展以及生产方式的变革造成的时代特征变迁。从这个视角来看，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历经了“科学阶段”“俄国阶段”和“中国阶段”三个时期。^[9]

其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与经验的考察。有研究者认为，总结三次飞跃可以发现：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引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一条根本经验；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不间断地推进理论与实践创新双向互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一条基本规律；坚持理论指导、理论武装、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一条成功秘诀。^[10]有研究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规律作为社会行动规律，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实践的基本要素—环节之间内在的、本质的必然联系，具体体现为中国共产党人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的价值指向、根本任务、方法论原则、立场观点方法、科学性要求、评价主体等内在要素-环节之间内在的、本质的必然联系的科学认知。^[11]有研究者认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是中国共产党推进理论创新的基本经验。^[12]

该领域研究主要聚焦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恽代英、李达、郭沫若等人在阐释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集中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从早期共产党人的思想转变视角阐释他们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贡献。有研究者认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人大多是在翻阅著作、阅读译本的过程中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是中国转向马克思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他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系统介绍，标志着李大钊从思想上已经转变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13]有研究者认为，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中国首次在唯物史观视域中阐发“阶级竞争”说、“法律”的上层建筑地位及“物心两面改造”等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具有开创意义的经典文本，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14]

其二，关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情况。有研究者基于中共一大、二大期间党的重要文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初始发展的三重逻辑进行研究，认为其现实逻辑是中国的社会变革本身内蕴着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迫切需求；理论逻辑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在传播应用中表现出了理论自觉性；实践逻辑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进一步结合。^[15]有研究者认为，以1899年广学会出版的《大同学》为标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入初始阶段，这一阶段的传播呈现出连贯性和反复性的特点。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无产阶级运动蓬勃兴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入广泛阶段。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促使中国第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组建无产阶级政党以推动中国社会根本变革，其中李汉俊是中国提出该构想的早期代表者之一。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成立后，《新青年》成为该组织的机关刊物并发表重要文献《对于时局的我见》《谈政治》等，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探索和思考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政治宣言，由此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征程。^[16]有研究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传播是因为无产阶级的成长壮大以及新文化运动带来的思想启蒙。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激发了先进知识分子的革命热情。他们通过创办报刊，组织社团，深入人民群众中去，积极探索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解放的道路。^[17]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一新命题一经提出，便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与研究。

其一，关于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有研究者认为，理解“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深刻内涵，首先应当确认作为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马克思主义行”构成“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理论底色，历史性社会实践的发展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的现实根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马克思主义得以实现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所在。^[18]有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行”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关系进行分析，认为归根到底“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是对“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的思维递进与认识深化，根本在于马克思主义能够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实现了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正在并将继续中国化时代化。^[19]有研究者认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行，是因为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20]有研究者提出了理解“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三重进路：从历史源流来看，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史证明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唯一的正确道路，党引领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从理论发展来看，中国化时代化符合马克思主义科学本质的内在要求，中国共产党的历届中央领导集体接续推动理论探索和创新，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焕发出全新的生机活力。从实践成效来看，“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是经由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事实证明的客观真理，也是源于“两个大局”下中国共产党为解决全人类共同问题成功给出了中国解答。^[21]

其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研究。有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特质和途径的创新性探索进行研究，认为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这一创新性探索，是以秉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的理论品格和时代精神为前提的；是把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结合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全过程，对“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时代内涵”学理和哲理的遵循。这一创造性探索中的“两个结合”，是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思想智慧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历史自觉和理论自觉的集中体现。^[22]有研究者认为“两个结合”夯实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思想基础，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文化滋养，强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精神支撑，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践思路；“六个坚持”深刻回答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基本立场、判断标准与基本方法。^[23]

其一，关于“两个结合”的出场逻辑与辩证关系研究。有研究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自其提出初始，便已蕴含了“两个结合”的思想要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历程就是“两个结合”的历史进程。“一个结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仅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本土化的逻辑，也在强调作为民族重要特点的思想文化因素中，内在地包含了“两个结合”的内容。^[24]

其二，关于“两个结合”具体内容与要求的研究。有研究者对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进行研究，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发展。马克思主义能不能在实践中发挥作用，关键在于能否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25]有研究者认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经过实践探索包括总结失败教训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党的事业不断成功的原因，也是我们党深化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规律性认识的标志。^[26]

其三，关于“两个结合”的历史意义与经验总结。有研究者指出：“两个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叙事的开端，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里程碑，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理论上的创新之举和新的理论贡献，体现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一脉相承的初心与使命，凝结着时代精神的精华和中华民族的高度智慧。“两个相结合”将推进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道德体系、法理体制、政经制度等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进入新的繁荣发展的新纪元，其指向必然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27]

其一，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阶段与鲜明特征的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探索形成的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具有先进性、人民性、协调性与包容性等鲜明特征。有研究者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呈现六点特殊性：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本质要求是在政治建设中呈现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文明；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本质要求是经济建设中呈现“高质量发展”的“物质文明”；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本质要求是在社会建设中呈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的“社会文明”；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本质要求是在文化建设中呈现“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的“精神文明；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本质要求是在生态建设中呈现“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本质要求是在国际交往中呈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同文明”。^[28]

其二，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路径的研究。有研究者提出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路径：大力培育创新动能，创新成为引领现代化的第一动力；构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绿色发展体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29]

其三，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经验与意义的研究。有研究者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在理论上终结了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垄断地位，对传统现代化理论进行了范式重构和术语革命；在现代化事业层面，改变了“东方从属于西方”的现代化版图和世界历史格局；在现代化道路层面，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走自主现代化的新道路提供了新的选择；在现代化模式方面，批判并超越了“现代化悖论”和“现代性之殇”；在现代化文明方面，为人类现代文明贡献了积极成果。^[30]

其一，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的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理论层面上的境界跃升，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里程碑式的深远意义。有研究者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新的飞跃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具有深刻的整体性认识，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的思想；对历史方位的锚定，既有基于中国化本土性实践的民族复兴坐标，又有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坐标，更有彰显人类文明新走向的现代化坐标；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研判，集中反映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与美好生活需要的显著变化。新的飞跃在总体逻辑上呈现了“锚定一个历史方位—研判一个主要矛盾—确定两大中心任务—制定科学路径规划”的结构。新的飞跃开辟了历史性转承新阶段，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注入了新动力，彰显了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和中国特色。^[31]

其二，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贡献的研究。有研究者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三个维度来分析，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32]有研究者认为，习近平从哲学高度深刻洞察社会发展大势和文明演进逻辑，对一系列最基本、最重要和最宏大的问题进行了前提性追问、系统性反思和全面科学的回答，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论、唯物辩证法、实践认识论、真理价值论和社会动力论的新发展，为理解“六个必须坚持”提供了充实的哲学内容。“六个必须坚持”是对新时代精神的创新表达，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和理论升华。^[33]

透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相关检索的可视化分析结果可知，学界已逐步达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话题共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达成话题定位共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的重要研究话题，已在学界形成研究共识，作为一个随着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不断发展的研究课题，还需投入更多的研究资源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二是达成话题内容共识，随着党的二十大的胜利召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成就和理论成果成为学界重点关注的领域，相关议题兼具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特别是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容体系研究，已在学界达成理论共识；三是达成话题方向共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过程及其理论成果不是偶然的、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的实际问题，总结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经验的结果，有着深刻的学理逻辑和实践基础。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方向始终聚焦其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以真正探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什么行”的原因。

综上，党的二十大以来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取得了颇为丰硕的成果，但同时也应当注意和警醒到，在以下几个方面上存在一定不足：

其一，研究范式方法趋向同质化。当前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范式比较单一，大多集中在已有理论成果的历史梳理和理论阐释，历史性和理论性特征比较鲜明，缺乏多维范式的介入与创新。研究者大多从宏观视角展开讨论，多遵循“就事论事”的历史或理论叙事逻辑，偏重于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历史脉络的梳理中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经验、规律及成果，体系机构趋向同质化，一般性的理论阐释有余，深层次的机理性研究不足。

其二，理论同实际的联系不足。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品质，也是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方法论原则。理论只有关切现实，回应问题，才能够碰撞出创新的火花。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脱离现实、回避问题的现象，少部分研究成果关注和研究的并非真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未能够同现实产生有效互动，也就不能够形成真正的理论创新成果。

其三，研究视域视野有待拓展。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科特点来看，该研究方向的视域视野非常宽广，但目前关于该议题的研究往往只抓住某一个点、线或面进行研究，呈现一定碎片化特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性联系和比较性分析研究还需进一步加强。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成果虽有涉及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个学科的知识内容，但真正能够有效融入上述学科研究视域视野的成果较少，有待进一步拓展。

随着党的二十大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诸多新的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得到持续丰富，据此，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拓展和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空间。

其一，聚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旗帜，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遵循。党的二十大明确指出，十九大、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概括了这一思想的主要内容，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丰富发展。党的二十大还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极大地丰富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将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领域。

其二，关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研究。党的二十大提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重大任务，强调这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共同使命和历史责任。深入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关键是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明确理论创新成果的方位、方向、方法。作为党的二十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过程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推进过程是一致的，蕴含着十分丰富的内容，中国式现代化也将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

其三，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研究。党的二十大强调，要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其中，学科体系是平台，学术体系是内容，话语体系是载体。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理论成果关乎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根本方向，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重点研究领域。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之间的关系，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将成为学界重点关切和探索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