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成逻辑的角度看，任何理论的产生都会有其独特的脉络和渊源。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诸多与党建有关的学说为党的自我革命思想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其中，列宁关于执政党的自身建设以及自我批评的理论尤其具有承上启下的关键性意义。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列宁虽未明确提及自我革命一词，但可以从其丰富的著作中找到他对于执政党应该自我批评、自我改造、自我教育的强调，以及对承认并改正错误的公开要求，这都展现出一种深刻的自我革命精神。正如有学者认为，因应革命形势而进行的斗争策略调整是无产阶级政党自我革命的动态表现。[3]本文旨在深入研究列宁关于执政党自我革命精神的相关论述，分析这些思想产生的哲学基础以及实践形式，并全面阐释它们对当前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工作的启发意义。
一、“活的马克思主义”——列宁关于执政党自我革命精神的哲学基础
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角度看，列宁关于执政党自我革命的思想从根本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指导下的产物。
单纯从理论上讲，自我革命一词本身就带有强烈的辩证法色彩。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二版跋”中曾指出，辩证法的本质就是批判的和革命的[4]。基于此，以唯物辩证法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无产阶级政党必然会把批判性和革命性作为强有力的改造世界的武器。这种批判性和革命性不仅仅只是指向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其他政党，而是从一开始就指向了无产阶级政党自身。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就直接指出：“无产阶级革命，例如19世纪的革命，则经常自我批判，……它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行动的不彻底性、弱点和拙劣。”[5]恩格斯在写于1891年2月的一封信中也明确提到，无产阶级政党(此处特指当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无情的自我批评引起了敌人极大的惊愕，并使他们产生这样一种感觉：一个能够这样做的党该具有多么大的内在力量啊！”[6]。毫无疑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自我批评的思想为后世无产阶级政党进行自我革命的理论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列宁高度认同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思想，并继续加以阐释发展，贯彻落实到具体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去。1904年，列宁为回应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内部纷争，在《进一步，退两步》一书中特别强调：“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已经久经战斗，决不会为这种刺激所惊扰，他们将不理会这些，而继续进行自我批评，无情地揭露自己的缺点。”[7]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后，俄共(布)开启了从未有过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面对纷繁复杂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等领域，作为执政党的俄共(布)更需要不断进行自我批评、自我革命，以使相关的政策更加完善、更加有效。可以说，正是在列宁的努力探索下，无产阶级政党才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关于政党自身建设以及政党自我革命的理论。
为了论证执政党自我革命的合理性，列宁提出了“活的马克思主义”[8]139的重要概念。这一概念也是我们理解列宁关于执政党自我革命思想的关键所在。所谓的“活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指我们不能只会机械地照搬一些理论原理，而是必须学会不断地研究活生生的现实，从实际出发灵活运用并完善理论，直至提出新的理论。列宁之所以能够提出该概念，主要原因有两点。
第一，从哲学方法论的层面看，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论——唯物辩证法必然要求坚持“活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不同于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其主要特点之一就是用发展的、动态的眼光看问题，列宁将辩证法界定为“最全面、最富有内容、最深刻的发展学说”[9]。马克思本人也明确指出：“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10]这一点区别于自古希腊柏拉图以来的形而上学传统，比如柏拉图的理念论、洛克的白板说、康德的“物自体”等。该传统基本上是把一个一成不变的本体或观念作为哲学思想的核心。正是因为唯物辩证法坚持用发展变化的观点看待事物，它就把历史的维度带入了哲学思考当中，而历史维度的带入必然要求我们在分析和判断任何事物的时候采取结合具体的历史情境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就曾指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1]这本身就足以告诫后世的马克思主义工作者，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任何理论学说，运用它们的正确做法都是理论联系实际，把理论上揭示的观点同具体的、特殊的历史情境和客观条件结合起来，避免陷入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等非科学的方法中去。
第二，从哲学认识论的层面看，无产阶级执政党在处理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时候更应该坚持“活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列宁强调，我们不应该只抱着旧的“公式”不放，更不应该为了旧的“公式”而牺牲“活的马克思主义”，因为“实际生活已经把它从公式的世界导入现实的世界，使它有血有肉，使它具体化，从而使它变了样”。[8]138此处的“公式”既可以理解为已有的、成型的理论，也可以理解为旧有的政策、方针。列宁之所以特别强调执政过程中要善于运用“活的马克思主义”，根本原因就在于其是从哲学认识论的高度出发看待这一问题的。早在1908年，列宁在写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时就认定：“生活的、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12]换言之，我们对任何一个事物或问题的认识都是从实际生活或具体实践开始的。而实际生活或客观实践会经常性地发生新的变化，因此执政党也必然应该因应客观实践的变化而提出新的理论、新的政策，这正是执政党必须不断推进自我革命的实践根源；尤其是列宁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前无古人的，没有现存的经验可以借鉴，对于很多新生事物共产党人还处于逐渐摸索适应的阶段。正如1918年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和工会联席会议上的讲话中所说，建设社会主义是艰苦而漫长的，但是，我们“准备作几千次尝试，而且，我们在作了一千次尝试以后，准备去作一千零一次尝试”[13]。1920年，列宁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又说道：“我们初次从事新的事业，聪明才智从哪里来呢？我们这样试试，那样试试。”[14]基于列宁的这两次讲话不难看出，他对俄共(布)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身份角色转换有着清醒的认知，而且对执政党的执政实践充满了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的精神，这对于推动执政党的自我革命工作是不可或缺的。列宁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根本原因就在于他自觉贯彻了“活的马克思主义”的理念，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断改正错误，这也正是执政党自我革命的题中之义。
二、列宁关于执政党自我革命精神的具体实践表现
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共(布)成为苏维埃俄国的执政党，开启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事业。前所未有的事业必然面对前所未有的问题，因此“需要党在观念、功能、活动方式、自身建设等各方面进行重大转变”[15]。围绕在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问题，列宁晚年持续推进执政党自我批评、自我改造的工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增添了新的内容。具体来讲，列宁晚年关于执政党自我革命精神的实践探索主要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展开的。
在经济方面，列宁通过调整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推行新经济政策，展现出无产阶级执政党敢于承认错误、改正错误的自我革命精神。1918年，刚刚成立的苏维埃俄国面临国外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的巨大挑战。为应对国防需求，列宁领导成立了工农国防委员会，调动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保障战时的经济活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主要包括实行余粮征集制、禁止自由贸易、推行商业国有化以及供给制等措施。历史地看，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出台有其特定的、必要的客观背景，然而随着战争的结束，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继续推行导致国内工农业生产的衰退，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物质资料比较匮乏，这引发了工人、农民甚至是普通士兵的不满。
面对这些新问题，列宁充分发扬无产阶级政党敢于承认错误、纠正错误的自我革命精神，及时地调整了党的政策方针。列宁指出：“犯错误对一个先进阶级的战斗的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坚持错误，虚伪地不好意思承认错误和纠正错误。”[16]他要求党员干部们要在管理俄国方面表现出谦虚的态度，仔细剖析过去犯下错误的原因，一步一步地改正这些错误。列宁本人更是从俄国的实际生产需要出发，在俄共(布)十大上提出了新经济政策，即用粮食税代替之前的余粮征集制，在经济体制方面允许自由贸易的存在，允许私人小工业企业发展，逐渐从实物工资转向货币工资，以及允许成立商业银行和私人银行等。毋庸置疑，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在对过往错误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推动的一场自我革命。通过深刻反思过去的错误，并从中吸取宝贵教训，列宁的这些探索为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积累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在政治方面，列宁通过建立相关的监督机构来确保无产阶级执政党本身的自我净化、自我革命工作的推进。列宁晚年在诸多文章中都指出，无产阶级执政党本身存在的官僚主义现象是一个亟待解决的政治问题。这些官僚主义现象包括但不限于：在对待人民群众时，官气十足；政府机关臃肿和重叠；搞形式主义，公文游戏；不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空话连篇。它们的存在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影响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推进。“我们所有经济机构的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17]由此，无产阶级执政党在政治方面的自我革命就集中表现为与官僚主义展开斗争。
为了革除执政党官僚主义的弊病，实现执政党自身的自我纠错和自我净化，列宁认为必须加强党内的监督机制，提升党的监察机关的政治地位与职权范围。他指出：“对于党员在政治舞台上的一举一动进行普遍的(真正普遍的)监督，就可以造成一种能起生物学上所谓‘适者生存’的作用的自动机制。”[18]具体来说，列宁领导俄共(布)成立了两个监察机关：一个是同中央委员会平行的监察委员会，另一个是专责督导各国家机构和经济管理体系运作的工农检查院。监察委员会经由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形成独立于平级党委之外的组织架构。这样的机构设置方式无疑有利于监察机关行使自己的职权，尽量在不受干扰的前提下查核、纠正党政机关存在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渎职腐化等弊病。而工农检查院则不仅限于监督国家机关和经济管理机构，还涵盖对各社会组织的监督，审查苏维埃法令和决议的执行情况，以便同官僚主义、拖拉作风等进行斗争。总之，监察机构的成立就是为了全面监督领导机关的执政状况，找出问题、解决问题。这些做法很明显都是把监督和批评的目标指向了无产阶级政党自身，恰恰符合执政党自我革命的精神与规定。只有敢于进行自我反思、自我批评的政党，才能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
在文化方面，列宁更是直接提出了文化革命的概念，并把文化革命作为布尔什维克党的两个划时代的历史任务。所谓文化革命，就是指党员干部应该通过深入学习提升自身的知识水平和管理国家的能力。十月革命后，作为执政党的布尔什维克面临一个较大的现实挑战，那就是党内大多数成员文化水平不高，缺乏执政经验和管理技巧，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甚至还不如那些经过大工厂大商号训练的普通店员。因此，列宁特别提出，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都必须加强学习，以便提升全社会的整体文化素养。列宁认为：“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19]372
具体到学习的内容上，列宁灵活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同时并没有把资本主义贬低成一无是处，而是看到了资本主义的进步性。同样地，列宁也是用一种辩证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资本主义的文化成果。他认为，我们应该运用人类的一切文化成果来建设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文化成果也不例外。列宁特别反对波格丹诺夫提出的所谓的“纯粹的无产阶级文化”理论，因为这种理论强调要创造一种与旧文化完全不同的、只属于无产阶级自身的文化。[20]显然，这是用孤立的而非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无产阶级文化问题。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真正意义上的先进的无产阶级文化只可能奠定在继承人类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的基础之上。所以，列宁明确告诫全党，不要空谈无产阶级文化，而是要向资产阶级学习包括科学技术、国家管理、商业经营等各领域的一切经验。“我们不向资产阶级学习，又应该向谁学习呢？……他们的发展水平我们还没有赶上。”[21]比如在执行新经济政策的过程中，列宁就要求党员干部学习资本主义经营商品经济的方法，使农民能通过商业满足自身的需要。由此可见，列宁提出的文化革命的概念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它的本质是通过借鉴、吸收一切优秀的人类文化成果来完成无产阶级执政党在文化素质上的自我完善、自我提升，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和管理水平，进而更加有效地领导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三、列宁的探索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深刻启示
前文已述，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列宁的党建思想发挥着承上启下的关键性作用。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列宁的这些思想就对党的建设和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直到今天，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工作依然可以从列宁的思想中汲取养分。当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不同的历史时期会面临不同的问题，而且即使是同一个问题，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也可能有各自不同的呈现方式。因此，我们应该更多地从哲学方法论和认识论的角度来把握列宁关于执政党自我革命的思想，以便找到破解一些重要问题的思路。
首先，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我们党自我革命的根本方法论。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万事万物是普遍联系的，是永恒发展的，政党建设当然也不例外。承接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论述，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执政党自我批评、自我革命的思想无疑内在地包含着否定之否定的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在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后，列宁特别强调无产阶级执政党应该采取自我批评、自我纠错的态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22]。列宁认为，一个政党看待自身错误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能够真正履行义务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准。公开承认错误相当于“否定”了之前的理论或政策，但是公开承认错误仅仅是第一步，承认错误的目的绝不在于仅仅停留在此，而是要在此基础上完成更为重要的第二步，那就是认清错误产生的原因，最终找到正确的改正错误的方法。这就是否定之否定。列宁对唯物辩证法的坚持和运用是他能够提出执政党自我批评、自我革命思想的关键所在。这一点对当前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党始终保持了自我革命的精神”。[1]173这种自我革命的精神体现在党勇于承认并改正错误，遵循的正是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规律。由此可见，党的自我革命工作要顺利地开展就“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23]。马克思主义为推进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其次，紧紧抓住以实践为基础的理论创新思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理论创新是自我革新的引领者，但是理论创新不可能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必然源于实践经验的升华。只有具体的、活生生的现实实践才是理论创新的真正源泉，才能构成理论创新的坚实基础。列宁关于执政党自我批评、自我革命的思想揭示了理论创新应以实践为基础的思路。列宁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中指出，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执政党需要学会“灵活机动”的一手，那就是“善于根据客观条件的变化而迅速急剧地改变自己的策略，如果原先的道路在当前这个时期证明不合适，走不通，就选择另一条道路来达到我们的目的”。[2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2]16同样地，党的自我革命也必须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实践出发，解决当下的实际问题。2023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1]354，因为党面对着长期存在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党的自我革命就是要聚焦于解决这些实践中存在的大党独有难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理论、新的主张、新的办法。只有遵循这一思路，党的自我革命才能够长期坚持下去，从而引导党和国家的事业持续向前。
最后，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导向。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人民性原则是贯穿列宁党建学说的一条重要线索，也是无产阶级执政党进行自我革命的重要指导原则。执政党不会单纯为了自我革命而革命，自我革命的目的必然指向党从事的事业及其服务的对象。对于这一点，列宁特别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早在十月革命之前，列宁就指出：“社会民主党人的理想不应当是工联书记，而应当是人民的代言人”[25]；而在十月革命胜利俄共(布)正式成为领导苏维埃俄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执政党后，列宁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先锋队只有当它不脱离自己领导的群众并真正引导全体群众前进时，才能完成其先锋队的任务”[19]23。在政策层面上，列宁之所以停止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而大力推行新经济政策，其根本目的就在于要照顾到占苏维埃俄国人口的大多数的农民的利益。列宁认为，要注重维护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因为作为领导者的工人阶级只有同农民携手并进，才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为此，列宁甚至还提出了“只有同农民妥协，才能拯救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26]的重要论述。可见，列宁是把维护和促进最广泛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衡量执政党自我革命是否成功的关键尺度的。
作为百年大党，中国共产党如何始终赢得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如何实现长期执政呢？回顾历史，一个政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并非恒定不变的，而是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巩固和完善。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为此，我们格外需要借鉴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自我革命的思想，坚持人民立场，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之所以有自我革命的勇气，是因为我们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1]173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坚实底气和源源不断的力量来源。我们要紧紧抓住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政治勇气纠正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勇于直面问题、积极改正错误。只有通过持续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党才能够有效应对各种危机，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