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概念的明确，是深入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践建构的逻辑起点。党内政治文化这一概念提出后，尽管这些年与这一命题相关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是对于其概念的理解，也因学者的研究视角不同而呈现多重维度，既有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视角加以理解的，也有从组织学视角进行阐释的，还有从文化学视角进行解读的，在不同的话语体系或者论述语境里有着不同的内涵和意义。尽管从以上维度来阐释党内政治文化这一概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能拓展党内政治文化研究的视野。但是，从这一命题提出的时代背景和实践基础来看，它的提出与管党治党，特别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实践密切相关。从话语体系看，党内政治文化作为党建话语创新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创新性发展和作出的原创性贡献，其从属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话语体系。因此，对党内政治文化概念的界定和内涵要义的把握，必须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遵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意识概念范畴的理论认知，从党的百余年建设政治实践的现实出发，厘清其科学内涵、实践主体和价值功能，进而准确理解和把握其理论特质和内涵要义。

作为一种表现政党精神属性的观念形态，党内政治文化从根本上来说是社会政治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存在形态来看，党内政治文化作为党的政治生活实践的主观表现形态，归根结底是党的现实生活实践的产物，是对党的现实生活实践的反映，其深刻体现和彰显一个政党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优良传统、党性修养等政治观念和政治思想。因此，对于这一概念、范畴科学内涵的理论界定，必须要将其限定在一定的理论体系范围之内，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分析和把握其生成、运行和本质。

历史唯物主义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考察和阐释各种观念形态，为党内政治文化研究提供了根本方法和立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501，“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2]591。基于这一基本原理，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作为观念形态的社会意识，归根结底是“他们的现实关系和活动、他们的生产、他们的交往、他们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有意识的表现”^[1]524。因此，考察党内政治文化，首先就要从物质生活条件着手，这是决定性、根本性因素。

然而，就党内政治文化而言，这种决定性作用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这主要表现在它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种文化形式而存在，因而需要进一步探究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与党的生活实践的关系。也就是说，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对于党内政治文化的决定性作用可能并不容易被把握，或是说是一种间接作用。因此，对党内政治文化的理解和把握，要深入到社会物质生产和社会关系的领域中去，即要深入到党的政治生活实践。即是说，党内政治文化以党内政治生活的存在为现实依据，实际上是对党的政治生活实践的反映和抽象，归根结底是由党的现实政治生活实践(党内政治生活)所决定，并与党内政治生活呈现一定的相适应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2]591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从根本上来说是由党的政治生活实践所决定，是党的现实政治生活实践的产物。

历史唯物主义的另外一个重要观点则是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对于这一观点，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1]525在他们看来，人们的思想、观念、意识等观念形态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和呈现，是人们的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在此基础上，他们进一步指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鲜明特点，强调其“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1]544，从而阐明了其与历史唯心主义的根本差异。正是基于此，他们进一步指出：“意识[das Bewuβtsein]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das bewußte Sein]，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525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不仅对文化的概念进行了明确的定义，而且对于其重要作用也进一步进行阐述。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从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三维关系视角对文化的概念予以阐述，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2]663-664在他看来，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与现实政治、经济是密切相关的。从文化的生成看，文化是作为现实经济、政治的产物而存在，是对现实政治、经济的反映；从文化的作用来看，其形成后又对现有的政治、经济产生重要影响和作用，而这种影响和作用就是文化自身独特价值和相对独立性的体现。可见，对现实生活过程的反映是作为观念形态的意识、思想、观念、文化等概念的重要内涵，即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不仅如此，意识、文化、思想等概念作为一个历史范畴，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呈现不同的时代特色和表现形态，因而“只能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产生”^[1]525。由此不难看出，任何思想、文化、意识、观念，都是根源于特定时代的现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这是把握其科学内涵、理论特性、核心内容和价值取向的根本出发点。

基于以上论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马克思主义者对意识、思想、文化等概念的定位是一致的，他们对于以观念形态存在的意识、思想、文化等概念的定位和理解都指向于现实(政治、经济、生活)。在他们看来，意识、思想、文化的观念形态的形成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生产资料(物质基础)之上，是对一定的现实(经济、政治、生活)的具体反映和呈现。因此，对党内政治文化科学内涵的理论界定和把握，唯有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才能准确地予以把握。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观点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余年政治实践塑造了体现党的初心使命、理想信念、价值理念、优良传统的党内政治文化，构成其生成的实践基础；从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的基本观点来看，党内政治文化实际上是对党的政治生活实践的反映，其深刻诠释了党的性质宗旨和本质特征，昭示了党的使命任务和奋斗目标，主要包括党的政治意识、政治理想、政治价值、政治理想等观念形态方面，具体化为党的理想信念、价值理想、行为习惯、优良传统等内容。尽管这些内容，在具体的表现形式方面有所差异，但从根本上来说，这些内容都是党的现实政治生活实践的产物，是对党的百余年现实政治生活实践的反映，构成党内政治文化的核心要义。

总之，历史唯物主义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从党的政治生活实践出发阐释党内政治文化生成、运行和发展的基本规律，赋予其以科学性、实践性和可建构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党内政治文化是党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生成和塑造的体现党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优良传统等自身特质的理论命题。党内政治文化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是对中国共产党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科学总结和概括，从根本上来说，它是中国共产党政治生活实践的具体呈现和文化样态。正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之上，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从根本上划清了与以往其他政党的党内政治文化，包括与学界之前流行的现代西方政治学意义上的政治文化概念之间的界限。

现实的人，既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实践主体。马克思主义认为，无论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还是主观意识形态，归根结底是由人来创造和承担的，人既是物质世界的创造者，同时也是精神世界的创造者。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所指的作为实践主体的人，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抽象的个人，而是现实的个人。正如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这里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1]524。也就是说，这里所指的现实的人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人，不是虚幻的、想象的人；二是从事某种物质生产活动的人。马克思、恩格斯正是由于对现实个人的把握，实现了思想、观念、理论与现实的人的统一，从而超越了以往观念论哲学家。

从这个意义上讲，党内政治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归根结底也是由人创造的，人构成了其主体。然而，这个现实的人相比较其他人具有特殊性，也就是说，现实的人以一种政党组织及其成员的形式出现。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塑造了体现自身特质的党内政治文化，而且也构成了培育和践行党内政治文化的实践主体。中国共产党人成为党内政治文化的实践主体有着现实的依据，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是自己历史的创造者，党的现实政治生活实践是由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是自己文化的创造者，党的思想、理论、文化等社会意识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是党的政治生活实践的创造者和主体，而且也是自己观念、思想、文化的培育者和践行者。因此，把握党内政治文化，要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1]525，即从中国共产党人的现实生活出发加以认识。

中国共产党人作为党内政治文化的实践主体，源于党的现实政治生活实践是由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党内政治文化是对党的政治生活实践的映射，因而把握其实践主体，要从现实的人这一主体维度出发，把握其物质生活条件。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1]519即是说，“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1]519。如前所述，党内政治文化是党的政治生活实践的反映，这就意味着，其形成和发展是建立在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政治实践基础之上，而这些政治实践既构成党的历史，也奠定了党内政治文化生成的实践基础，同时也是其培育、践行、丰富和发展党内政治文化的过程。

党内政治文化作为党的政治生活实践的产物，源于党的百余年政治生活实践。党内政治文化伴随着党的成立而出现，其始于党领导人民进行的革命斗争实践，丰富和发展于党领导人民进行的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在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走向成熟并作为一个重要命题被历史地提了出来。可以说，党内政治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与党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政治实践密切相关。中国共产党从萌芽、成立、发展到壮大的实践历程，自然也是党内政治文化孕育、形成、发展、成熟的过程，这一过程既是传承、也是发展、又是创新。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在自己的政治实践中创造和塑造了党内政治文化，而且根据时代主题和特征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和完善党内政治文化。正是对中国共产党人这一实践主体现实政治生活实践的考察，彰显了党内政治文化的生成基础和本质规定。

从这个意义上讲，党内政治文化形成和发展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是对中国共产党政治实践的科学总结和实践概括。尽管从这一命题提出的具体历史阶段来看，党内政治文化这个概念的首次提出是在党的十八大以后。但是，从这一概念存在的现实来看，党内政治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意识，与中国共产党相伴而生，其贯穿于党的百余年政治实践，党的百余年历史就是党内政治文化不断培育和践行的历史。一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在初心使命的激励下，在理想信念的感召下，先后带领人民经过浴血奋战、百折不挠的革命斗争实践，自力更生、发愤图强的建设实践，解放思想、锐意进取的改革开放实践和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创造了党的百余年辉煌，也塑造、丰富和发展了党内政治文化。在党的不同历史时期，党的历史任务和政治生活实践也会随之而发生改变，因而党内政治文化也会呈现时代特色。可以说，党内政治文化具有历时性与时代性的特征，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就像马克思所说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470-471党领导人民创造的四个历史时期及其实践，作为党内政治文化形成的现实基础，共同塑造和彰显了党的自身特质的党内政治文化。党内政治文化作为一种观念形态，既在历史中形成，也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并逐步走向成熟，是对党的百余年政治实践的文化呈现，构成党及其成员政治实践背后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

党内政治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是对党的政治生活实践的文化呈现。但是，这种呈现具有与时俱进性或是变化性，党内政治文化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过程，而是随着社会形势的不断演进向前推移。究其根源，在于党的政治实践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如上所述，中国共产党人创造自己的历史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这也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创造自己的思想、理论、文化也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要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要适应世情、国情、党情变化的形势，符合党的实际需要。特别是党内政治文化的塑造和培育，既要符合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规定及先进性要求，体现党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优良传统和党性特质，也要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人民群众需求的变化，要随着时代的进步沿革和党的建设实际需要而体现时代性、变化性和创新性。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在赋予作为主体的中国共产党人以现实性的同时，也使中国共产人对党内政治文化获得了充分的能动性。这主要表现在，党内政治文化作为党内政治生活实践的映射，既表现为受一定的物质关系、利益关系(阶级关系)的限制和影响，同时也表现为党内政治文化的适应性与相对独立性。也就是说，它对党的政治生活的这种反映是能动的，这主要表现在，中国共产党人能够根据党的建设状况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要求，能动地反映和呈现这种变化和要求，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与党的建设实际相适应的政治思想、政治观念等党内政治文化。正是这种能动性与适应性，中国共产党才能根据不同历史时期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塑造和选择与这种变化相适应的党内政治文化。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在政治实践中，要极力弘扬和宣传与党的政治主张相适应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和优良传统，而党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和优良传统等对于党的管党治党实践和治国理政起着积极作用。

综上，中国共产党人作为党内政治文化的实践主体，有着充分的现实依据。这主要表现在中国共产党作为党的历史的创造者，党领导人民进行的四个历史时期，是由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人在创造自己历史的过程中也创造和培育了党的理论、思想和文化，因而也是党内政治文化的培育者。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党内政治文化是对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和确立的，并被党内成员普遍接受和践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优良传统等精神特质的文化反映和建构。另一方面，党内政治文化呈现或者更关注的是党员主体背后的所形成的物质关系、生产关系和利益关系。作为一个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首先是由一个个共产党员组成的，其除了无产阶级和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3]9。从这个意义上讲，党内政治文化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人，即党内政治文化的培育和践行的一切活动都与中国共产党人这一实践主体相关。

党内政治文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独特精神标识，在管党治党和治国理政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价值导向和实践引领功能。在我国政治文化体系中，党内政治文化具有特殊的地位。这主要表现在，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决定了，其党内政治文化在政治文化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并对其他类型的政治文化起着规范和引领作用。党内政治文化的影响和作用突出的表现为其具有鲜明的实践导向，这突出的表现在它“一旦形成，就对党的全部活动起着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4]。

作为党的政治生活实践的产物，党内政治文化的功能作用首先应该从政党主体功能维度来把握。从党的主体功能维度来看，党内政治文化对党的现实政治实践的反作用，主要体现在对政党与党员主体上。可以说，党内政治文化，既是对党的整体的反映和呈现，体现在对党的指导思想、理想信念、政治追求、价值理念等的反映；与此同时，也是对每一个具体共产党员政治行为的反映，体现在每一个共产党员个体对党的指导思想、理想信念、价值理念、奋斗目标等的认同、接受和践行，其核心在于对中国共产党党性及其价值观的自觉认同和践行。正因如此，把握党内政治文化，既要从整体上把握其理论基础、奋斗目标和价值立场，也要从每一个具体的共产党员自身出发进行审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党内政治文化形成后，对其内在实践主体党组织及其成员的政治生活产生着重要影响。这具体表现在：

第一，支撑和引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和全面从严治党。从整体性视域来看，党内政治文化不仅深刻体现新时代党的建设的基本原则、根本方针、工作思路、总体布局等党建新要求，而且还涉及和贯穿于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党的建设的方方面面。也就是说，党的建设的每一个方面，都受到它的影响和制约。特别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的全面推进，对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提出提供了实践土壤和现实要求。管党治党、从严治党，既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更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鲜明主题。党内政治文化在管党治党、全面从严治党中扮演的经常性、深层次的基础性作用决定了，其不仅对于党的建设这一关系重大、事关全局的伟大工程提供精神支撑，而且对于全党形成全面从严治党的党内风气提供强大的文化根基和实践指引。

第二，指导和规范着党内政治生活、影响着党内政治生态。党内政治文化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而是它的存在与发展有着现实的依据，即它以党内政治生活的存在为基础。尽管来讲，它与党内政治生活、政治生态概念三者之间各有边界与内涵，但是在关系建构上，三者是相互依存或是统一的整体，对于这种整体关系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予以了阐述，他指出：“党内政治生活、政治生态、政治文化是相辅相成的，政治文化是政治生活的灵魂，对政治生态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5]这一论述，既呈现了三者的辩证统一关系，也凸显了党内政治文化在三者中的重要作用。党内政治文化形成后，以观念的形式构成党内政治生活的灵魂，既指导和规范着党内政治生活，同时又在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和从政环境方面扮演着重要作用。

第三，规定和制约着党员的政治行为。党内政治文化形成后，作为党内政治生活的灵魂和价值准则，其又规范、指引着党员的政治行为。《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从坚定理想信念、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严明党的政治纪律、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等12个方面规定了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规范和准则，这12个方面从本质上来看，是属于党内政治文化的核心范畴，其彰显和反映着党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政治追求、政治立场，因而其不仅对于塑造党的政党精神和价值观具有作用，而且对于引领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坚持民主集中制、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秉持和坚守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等具有很强的引领性。更重要的是，对于共产党人而言，党内政治文化深刻彰显和回答了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一根本问题，因而其指明了每一个共产党员的政治行为和价值取向，规定了共产党人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党内政治文化对每一个具体的共产党人的政治实践产生着作用，规范和制约着每个党员的政治实践活动。

一般而言，党内政治文化的边界和范围是党内。但是在中国，党领导人民经过革命，建立了国家，成为了执政党，处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党内政治文化同时包含着对党的治国理政实践的反映和呈现，这与党的领导这一本质特征是分不开的。可以这样说，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代表的是一种新的政治观念、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这种政治文化将会以自身所展现的新价值、新理想和新观念，对社会和政治发展起引导和促进作用”^[6]。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地位决定了其党内政治文化必然对党的治国理政产生深刻影响，即它对国家、社会、人民的社会生活实践产生重要影响。

第一，对国家而言，党内政治文化支撑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效能。与西方在国家基础上产生政党的历史不同。在中国，是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即是说先有政党，再有政党创建了国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重大问题。”^[7]中国共产党作为国家的创建者，在整个国家和国家治理体系中占据领导核心地位，主导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设，“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棋局中，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车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8]。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决定了，其党内政治文化对于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具有重要作用。一方面，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建设，需要以先进的、积极的、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作为引领和支撑，特别是其对于政党及其成员的作用深刻影响着治理效能，这主要取决于广大党员干部对于制度的接受、认可和践行情况；另一方面，在价值取向和政治立场上，其秉持和坚守的人民至上的政治立场，可以为国家建设提供人民群众的支持，进而利于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效能。

第二，对社会而言，党内政治文化引领社会文化发展。作为执政党的文化表现形式，党内政治文化对于整个社会的文化发展起着重要的引领作用。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上，提出“文化自信”的重要论断。对于一个国家、民族、政党而言，文化自信，首先是对本国家、本民族、政党的文化自信。其中，既包括对这个国家、民族、政党历史文化的自信，也包含对这个国家、民族、政党未来发展前途的坚定信念和信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9]9对于中国共产党人而言，文化自信，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坚定对党内政治文化的自信。党内政治文化何以自信，有着其重要的现实依据。一是其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凝聚人，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培育人，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优良传统教育人，占据了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二是其吸收和借鉴、继承和发展、传承和弘扬了古今中外的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优秀政治品质的融会贯通；三是其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推动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等重大实践为现实土壤。因此，党内政治文化的积极向好发展，对于引领整个国家、民族的自信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其引领和塑造着在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

第三，对广大人民而言，党内政治文化具有政治教育意义和实践引领功能。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伟大创造力决定了必须要高度重视对人民群众的价值引领和教育。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史、500多年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170余年的中国革命史、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史，都是给予中国共产党人最好的营养剂和历史遗产，生成于此基础上的党内政治文化对于引领和教育人民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曾在1936年发表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强调：“中国共产党以自己艰苦奋斗的经历，以几十万英勇党员和几万英勇干部的流血牺牲，在全民族几万万人中间起了伟大的教育作用。”^[10]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重温这部伟大历史能够受到党的初心使命、性质宗旨、理想信念的生动教育。”^[9]3-4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通过党史学习，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要从党的辉煌成就、艰辛历程、历史经验、优良传统中深刻领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道理”^[3]518，深刻了解党带领人民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坚守理想、坚定信念的百余年历史。党内政治文化正是对党的百年艰苦奋斗历程、历史经验和优良传统等的深刻反映和呈现，其不仅对于广大党员干部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而且对于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坚定“四个自信”，增强人民群众对国家、党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党员干部的引领示范作用，发挥自上而下的正向引领效应，引领和塑造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和风气，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始终与党同心同德、同心同向、同向同行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就像毛泽东曾经说过的那样：“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11]

综上，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的基本原理：党内政治文化作为一种党的主观意识领域，其归根结底是由党的政治生活实践所决定，是对党的政治生活实践的反映和呈现。中国共产党人作为党内政治文化的主体，在创造自己历史的实践中，也形塑和创造了体现党的自身特质的党内政治文化。作为党的政治生活实践的文化反映，党内政治文化既源于党的政治生活实践，其形成后又深刻影响和制约着党的政治生活实践。党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发挥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这就决定了，其党内政治文化不仅在管党治党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对于引领国家治理、社会文化建设、人民教育方面也具有重要价值。因此，既要从正、反两个方面全面审视其正向效应和反向效应，也要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这一最大国情和现实出发，多维度、多视角地把握其政治功能和教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