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百年探索中归纳出的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而从党的建设角度看，调查研究更是推动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实践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是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有效办法。”[1]调查研究作为一种掌握现实的工作方法，缘何能够发挥“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功能？这一问题，可以从历史上毛泽东对调查研究的探索中获得一定解答。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对调查研究开展了理论与实践层面的探索。在这一过程中，调查研究从毛泽东个人的工作方法上升为全党的工作方法，调查研究的功能也从一种科学决策的工作方法逐渐转变为推动党的作风建设甚至统一全党思想、意志的重要途径。具体而言，在不同历史阶段，践行实事求是同时意味着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官僚主义。作为践行实事求是重要途径的调查研究，在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官僚主义的过程中也逐渐发展、完善，成为推动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途径。这是今天中国共产党的调查研究能够推动作风建设、克服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历史源泉。
一、“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以调查研究反对主观主义
调查研究实质上就是践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一种思路和方法。中国共产党的调查研究工作也是在毛泽东根据中国实际探索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从历史上看，1929年古田会议将调查研究纳入红军党组织的政治工作，开启了调查研究的制度化进程。调查研究自此从毛泽东个人的工作方法上升成为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途径。
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展开了深入的调查研究。1927年，针对中共汉口特别会议对农民运动的否定，毛泽东在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郊区等地开展了详尽的农村调查，起草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指出：“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孙中山先生想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这是好得很。”[2]15－16从而正确判断了农民运动的革命力量。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在领导土地革命和军事斗争的同时不断进行调查研究，先后开展了“宁冈调查”“永新调查”以及“寻乌调查”。尽管这些调查研究是毛泽东个人主导的，但通过这些实践，毛泽东积累了大量关于中国国情的新认识。
古田会议标志着调查研究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项政治工作。1929年12月，毛泽东领导红四军召开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旨在解决军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和极端民主化等危险思想。会议明确提出“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对红四军存在的错误思想提出对策，其中就包括解决主观主义的问题。会议指出：“主观主义，在某些党员中浓厚地存在，这对分析政治形势和指导工作，都非常不利。因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而纠正主观主义思想的办法，其一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其二是开展调查研究，学会一切从实际出发。“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3]
为将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落实为具体制度，1930年6月红四军政治部发布《红军第四军各级政治工作纲领》，对军队政治部负责的调查研究工作作出详细规定：“军政治部负责制发社会经济调查表，指导各部队的实际调查方法，并督促各部队做成统计，然后交由军政治部做成总统计；纵队政治部负责督促、指导各级工作人员，做实际社会调查工作，并督促其做出统计，汇交军政治部做成总统计；支队和大队政治委员指挥官兵做社会调查，并把调查情况报上一级机关。”[4]自此，调查研究成为红四军党组织的政治工作，从而正式从毛泽东个人的工作方法上升为党的工作。此外这也证明，作为政治工作的调查研究自形成伊始就承担了纠正党员“主观主义”、防止党员“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的任务。中国共产党的调查研究工作初始即具备了党的建设的功能与属性。
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能够推动调查研究进入各级党组织，根本上是源于其蕴含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毛泽东认为，“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像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我们讲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要有这三条。”“有了好的方针、政策，你情况不明，决心不大，方法不对，还是等于没有。”[5]调查研究是践行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的重要途径。调查研究成为党的工作方法，为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探索中国国情提供了科学且务实的认识工具。
而从实践角度看，践行实事求是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不是一句空话。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需要在甄别和反对各个时代的主观主义思想过程中才能落到实处。这种主观主义思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即主要表现为教条主义的思想。
二、“调查会”：以调查研究反对教条主义
践行实事求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突出地表现为反对党内照搬照抄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思想。为了实现反对教条主义的目标，毛泽东在实践方法层面提出以“调查会”为主要形式的调查研究，以统一全党思想。经过延安整风，调查研究从反对主观主义的政治教育手段进一步发展成为推动全党改进工作作风的作风建设工具。
在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因为照搬苏联革命经验而出现过诸多问题。比如1928年《井冈山土地法》提出“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所有”。这在一定程度上照搬了1917年苏俄《土地法令》“土地、森林、矿藏、水流等资源实行国有化”[6]，彻底废除私有制的规定。《土地法令》对私有制的废除不仅解除了苏俄农民每年7亿金卢布的地租，还免除了农民30亿卢布用于赎地的债务，因此较好地实现了对农民积极性的调动。[7]然而，中国农民的生产情况，特别是负债状况与苏俄相距甚远。毛泽东在后来的“寻乌调查”中才了解到，当地农民所背负的债务大多是借钱度荒的高利贷，而不是土地赎金。这是《井冈山土地法》等早期土地政策没有彻底激发起群众革命热情的原因之一。在此之后，经过毛泽东进一步调查和政策调整，土地改革的动员作用才被进一步引发出来。中国共产党早期关于土地问题的探索，显示出反思苏俄土地革命经验的必要性。而在这一过程中，调查研究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反对教条主义，就是毛泽东苏区调研后的理论总结。1930年毛泽东以多次苏区调研为基础，形成了对调查研究的理论总结：《反对本本主义》。“本本主义”就是教条主义。毛泽东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指出“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2]110－111《反对本本主义》论证了调查研究对践行实事求是、反对教条主义的重要意义，为将调查研究作为党内作风建设的举措提供了理论依据。
此外，《反对本本主义》详细归纳了毛泽东所采用的“调查会”方法的基本原则，要点包括：其一，要开调查会作讨论式的调查。“那种只随便问一下子，不提出中心问题在会议席上经过辩论的方法，是不能抽出近于正确的结论的。”其二，要请能深切明了社会经济情况的人参与调查会。“以年龄说，老年人最好，因为他们有丰富的经验，不但懂得现状，而且明白因果。有斗争经验的青年人也要，因为他们有进步的思想，有锐利的观察。以职业说，工人也要，农民也要，商人也要，知识分子也要，有时兵士也要，流氓也要。”其三，调查会的人员规模视调查者的指挥能力而定。其四，调查会要定调查纲目。其五，调查研究，特别是初次调研务必要深入。“初次从事调查工作的人，要做一两回深入的调查工作，就是要了解一处地方(例如一个农村、一个城市)，或者一个问题(例如粮食问题、货币问题)的底里。深切地了解一处地方或者一个问题了，往后调查别处地方、别个问题，便容易找到门路了。”[2]
“调查会”的突出特点就是利用讨论会的方式较好实现了质量与效率的兼顾。“调查会”可以通过选择参会人员和引导会议讨论提升调研的质量与效率：一方面，通过挑选关键的有代表性的人员参会，引导会议形成良好讨论气氛，保证调研质量；另一方面，有效控制会议规模，提高调研效率。“调查会”是在战争时期的条件下，根据地各级党组织掌握现实情况的有效手段。
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以《农村调查》序言、《改造我们的学习》等文章或报告多次申明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制定方针政策的重要意义，号召全党开展农村调查。1941年5月，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时指出：“对于国内和国际的各方面，对于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任何一方面，我们所收集的材料还是零碎的，我们的研究工作还是没有系统的。二十年来，一般地说，我们并没有对于上述各方面作过系统的周密的收集材料加以研究的工作，缺乏调查研究客观实际状况的浓厚空气。‘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这种极坏的作风，这种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精神的作风，还在我党许多同志中继续存在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认真地研究情况，从客观的真实的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我们的许多同志却直接违反这一真理。”对于党内缺乏调查研究等问题的这一状况，毛泽东尖锐指出：“如果不纠正这类缺点，就无法使我们的工作更进一步，就无法使我们在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的伟大事业中更进一步。”[8]759
由此开始的延安整风在全党范围内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等错误进行了纠偏，肃清了党内存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整风过程中，毛泽东提议：“向全党提出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的任务。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敌友我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的工作”，“就要使同志们懂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8]8021941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正式开启了延安整风期间的全党调研。在这期间，中共中央设立中央调查研究局，中共中央调查研究局内设调查局、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中共中央地方局及地方党委设立调查研究室，作为调查研究工作的组织保障。全党积极贯彻、全面调研，各根据地积极宣传毛泽东“调查会”方法并组织本地调研，形成了《边区的土地减租形式》《赤城五乡的租佃关系》《冀热边社会状况考察》等调研报告，并诞生了张闻天晋陕调研等著名的调查研究。[4]82－104张闻天在经历一年多时间的调查研究后感慨：“冲破了教条的囚笼。到广阔的、生动的、充满了光与热的、自由的天地中去翱翔——这就是我出发归来后所抱着的愉快心情。”“不再空谈‘理论与实际的联系’，首先要自己联系起来试试看：不再空谈‘以马列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实际’，首先要自己做一点这类‘研究’的小榜样试试看。我想，这也许比一切关于这类辞句的空谈的作用，要大的多！”[9]
延安整风中的这场全党的农村调查，对于反对教条主义、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全党思想统一起到了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前提是中国共产党人能够掌握现实。而掌握现实的有效手段，就是调查研究。因此在理论层面上，党的调查研究工作也在这场反对教条主义、弘扬实事求是的全党整风中再次变化。调查研究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联系在一起，从一种避免党员陷入主观主义思想的政治教育手段，发展成为推动全党改进工作作风的实践途径。
三、“蹲点”：以调查研究反对官僚主义
践行实事求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突出地表现为反对党内的官僚主义思想。为了针对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实现反对官僚主义的目标，毛泽东在实践层面进一步提出“蹲点”的调研形式。“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证明，在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的环境下，脱离群众就是脱离现实，践行实事求是就需要反对官僚主义。因此，作为改进工作作风手段的调查研究进一步丰富了整治官僚主义作风的功能。
“蹲点”是毛泽东总结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建设实际，特别是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曲折所暴露出的党的自身建设的问题，改进革命时期“调查会”方法而发展出的一种新调查形式。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严重经济困难。1958年11月有关部门估计全年粮食产量将达到8500亿斤。12月，中央正式宣布估产数字高达7500亿斤。后来核实1958年粮食产量仅为3953亿斤，高估了3547亿斤。[10]这反映出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再度面临严重的主观主义、脱离实际的危险。面对如此形势，1961年1月，毛泽东号召全党广泛开展调查研究，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基础上继续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象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11]
在全党调研的同时，毛泽东除亲自调查以外，还派出三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三省农村开展调查。这些调查结果表明，除经济建设上的错误认识以外，“大跃进”造成严重经济困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领导干部脱离群众。以毛泽东秘书田家英在浙江杭州嘉善县的调查为例。田家英依照毛泽东指示，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一个最坏的生产队”。田家英概括生产情况最坏的生产队：和合生产队的经营状况为“三瘦一漏”：人瘦、牛瘦、田瘦、船漏。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干部的“瞎指挥”。田家英经过调查，认为该生产队有“五个瞎”问题：“瞎规定，不经过调查就规定；瞎统一，什么东西都来个一样规格；为了实现瞎规定、瞎统一，就来了个瞎指挥；随之而来的是瞎开支；下边要抗，就来个瞎批判”。反观最好的生产队：富阳东洲公社五星生产队，生产队干部、党员和部分老农协商一致，采取一套被称为“防风林”的办法，一方面，他们对粮食产量做两本账，抵制来自公社的瞎指挥。另一方面，他们在“防风林”的掩护下，继承和发展了高级社以来深受群众拥护的按劳分配、评工记分、“三包一奖”等政策和制度，较好地调动了群众的生产劳动积极性，最终保证了农业生产的健康发展。[12]田家英的嘉善调查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中诸多的农村调查举均反映出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脱离群众就是脱离现实。
基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结果，针对诸多脱离群众的状况，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干部中，自以为是的很不少。其原因之一，是不懂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因此，不厌其烦地宣传这种认识论，是非常必要的。简单地说，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下决心长期蹲点，就能听到群众的呼声，就能从实践中逐步地认识客观真理，变为主观真理，然后再回到实践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如果行不通，则必须重新向群众的实践请教。”[13]168－169群众路线既是一种工作作风，也是一种认识论。相对应地，调查研究也不应该仅仅是一种认识工具。新中国成立之后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历程证明，要掌握现实、使主观符合客观，调查研究更应当具备践行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作风的功能。
为了更好发挥调查研究在推动全党作风建设、贯彻执行人民公社调整方案(“农业六十条”)上的作用，毛泽东领导中央改进“调查会”方法，提出了“蹲点”的办法。“蹲点”即领导干部到某个基层单位参加实际工作，进行调查研究，实施具体指导，探索总结经验。在“调查会”方法已经极为成熟的条件下，中央提出领导干部“蹲点”的新方法，就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后实现实事求是的主要障碍已经从教条主义转变为官僚主义。因此相比“调查会”，“蹲点”更聚焦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问题：其一，“蹲点”更强调领导干部本人的亲身体验。1964年9月中央指出，“蹲点，必须真正蹲下去”，“要蹲在一个生产大队，亲自参加，亲自动手，这样，才能有亲身体会、真情实感，才能取得直接的经验”。[14]其二，“蹲点”更强调在参加基层工作中了解基层。其调查时间更长，工作安排上更加常态化。1964年6月毛泽东批示吴冷西：“你应当下决心在今冬明春这段期间，在北京农村地区，或天津郊区蹲点，至少五个月。家里工作可以间或抽时间回来处理。从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抽出一批人和当地干部合组一个工作队，包一个最坏的人民公社，一直把工作做完，以后并成为你们经常联系的一个点。”[13]79－8011月中央军委给毛泽东和中央的报告写道：“军委目前主要的工作之一是抓领导干部蹲点，要求师以上领导干部，都要分期分批下基层蹲点，每人每年一至二次，每次一个月左右。”军委报告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13]168
在20世纪60年代的领导干部“蹲点”中，“蹲点”干部在调研基层的同时还需要领导工作队进行“整训”。这一时期的工作队训练，就成为推动党的建设的主要途径。由于中央及地方各级机关工作人员、军队干部、高校学生等各方面人员均需参与到社会主义教育之中，因此，一支工作队可能是由多个级别、多个地区、多个工作方向的人员构成的。工作队在开始工作之前需要统一进行“整训”，集中学习中央相关文件，掌握工作方法。在农村或工厂对群众进行密切调研之后，工作队还需要以政策讲解、参与劳动、编修“村史”等实际行动参与到基层一线的实际工作中。因此从整体上看，一次“蹲点”对工作队员，即各级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来说也是一次理论学习和实践教育。这也为“蹲点”干部深入了解各级机关如何理解和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提供了良好机会和环境。经过20世纪60年代大量党员的“蹲点”调查、直接参与基层工作、贯彻“农业六十条”，全体党员和农村群众受到直观的思想教育，全党工作作风得到改善，计划经济时期的人民公社体制再也未受到粮食危机的冲击。
至此，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对调查研究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工作的功能基本发展完备。调查研究从毛泽东个人的工作方法发展为一项作风建设的举措，成为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官僚主义的重要途径。毛泽东对调查研究的探索历程显示，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工作的理论核心正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对抗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的过程中，调查研究为推动全党学习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发挥了显著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15]。从历史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传家宝”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长河中践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珍贵经验总结。这一传统不仅仅是党的光荣历史的一部分，更是指导当前和未来党的建设、发展的宝贵遗产。
四、当代启示：新时代调查研究推动党的作风建设
毛泽东对调查研究的探索，展现出调查研究作为一种工作方法和认识工具，是帮助共产党人掌握实情、扎根实际的关键手段；作为一种作风建设举措，是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与官僚主义，统一全党思想的“传家宝”。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工作的双重功能是其在历史上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这一过程，正是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中探索如何践行实事求是的过程，体现了毛泽东针对不同的时代课题践行实事求是的“解题思路”。实事求是这一理论核心也是中国共产党的调查研究工作不同于一般社会调查的根本因素。
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仍然需要发挥调查研究的积极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党风问题关系执政党的生死存亡。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促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带头深入调查研究，扑下身子干实事、谋实招、求实效”[16]，强调了全面从严治党新征程中以调查研究推动党风建设这一重大课题。要真正实现“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同时“扑下身子干实事、谋实招、求实效”，就要在思想上准确把握调查研究的理论内核。以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为指引，调查研究才不会流于形式或者走样变形，调查研究在掌握现实和作风建设上的积极作用才能充分发挥，更好地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