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征。2020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接续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1]142，“要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2]，并指出“共同富裕是一个长远目标，需要一个过程”[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擘画了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到“十四五”末，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的战略部署都表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性、艰巨性与长期性。因此，如何从理论上深刻阐明新时代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逻辑，深入分析促进共同富裕面临的现实难题，提出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对策建议，已经成为当前亟须研究的重要问题。
一、新时代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逻辑
新时代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目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美好夙愿和奋斗目标；是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后的现实任务和重要目标，也是破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和应有之义。
(一)理论逻辑
1．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目的
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为人民求解放、谋幸福、促共富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目的和道义表征。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提出：其一，实现共同富裕是无产阶级运动和统治的目的。“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4]无产阶级把一切生产工具都集中在自己手中，“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5]。其二，实行公有制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前提。资本主义私有制以攫取剩余价值和利润为根本目的，势必导致贫富两极分化。只有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才能为实现共同富裕筑牢制度前提。其三，发展生产力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途径。通过社会化生产，一切社会成员的物质生活日益富足充裕，体力和智力充分自由发展。[6]其四，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阶段性和渐进性特征。在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阶段)，还存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痕迹，各个人的能力也有大小之别，因此，人们在消费资料的分配和占有上是有差别的。只有到了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才能实现真正的共同富裕。革命导师的这些经典理论，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奠定了理论基础。
2．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社会主义积极扬弃了资本主义追求极端个人利益的弊端，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自己的本质要求，充分彰显了其进步性和人民性。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就指出：“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作者注)，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7]改革开放后，邓小平也强调：“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8]江泽民也指出：“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本质特征，绝不能动摇。”[9]胡锦涛重申：“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要……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10]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更是反复强调：“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116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这一系列科学论断都表明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价值取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思想指南；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政治保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价值引领；经济上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政治上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制度，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制度基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强大的物质保障；坚持公平正义的基本原则，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根本准绳。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规定决定了其本质要求必然是促进并尽快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二)历史逻辑
1．中华民族历史上对实现共同富裕的向往和追求
共同富裕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不懈追求和美好夙愿。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先贤志士们对实现共同富裕的理想描绘。孔子认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11]46，追求富贵生活是人之本性；财富公平、天下大同，是理想的社会状态。道家主张道法自然、善仁善治、不分贫富贵贱。老子提出，“损有余而补不足”[12]。管子提出，“治国之道，必先富民”[13]。墨家主张兼爱、公平，“君子之道也，贫则见廉，富则见义”[14]。法家主张社会成员要依法拥有财富。孟子提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15]。荀子表示，“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16]。孔子提出，“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11]207，实现天下大同是国家治理的大道。这表明共同富裕的观点是先贤志士们的思想共识，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内容之一。二是广大平民百姓对实现共同富裕的企盼。自古以来，实现共同富裕就是我国广大民众的强烈愿望，但是，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很难实现，往往通过反抗暴政剥削的形式表达出来。历代起义者“等贵贱、均贫富”的意识非常凸显，并将其作为核心口号在斗争中提出。从东汉黄巾起义提出的“致太平”，北宋王小波、李顺起义提出的“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到钟相、杨幺起义提出的“当等贵贱、均贫富”；从明末农民起义首领李自成提出的“均田免粮”到太平天国起义提出的“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17]等口号，都包含着均富致富的诉求，集中反映了广大贫苦百姓的愿望。但是，受阶级矛盾和生产力水平的制约，共同富裕的理想在过去一直没有也不可能实现。这个重任历史性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肩上。
2．中国共产党对实现共同富裕的追求和推进
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人民的政党。自成立之日始，就义无反顾地肩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初心使命和奋斗目标。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同时进行经济斗争和土地革命，在根据地及解放区大力开展减租减息减押运动，持续进行四次土地改革，改善了农民的经济状况和物质生活，最终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首次提出“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并将其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目的；强调实现共同富裕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反对过分悬殊；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筑牢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通过多措并举推动共同富裕，1956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98元，人均消费支出仅为88元，到1978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到171元，人均消费支出提高到151元。[18]改革开放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提出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根本目的；大力发展生产力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实施“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方略；必须警惕和防止两极分化等思想，并采取有力举措推进共同富裕。到2012年，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7917元，平均每月660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565元，平均每月2050元。[19]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比改革开放前有了跨越性增长。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推动理论和实践创新，着力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一是从战略高度对共同富裕进行新定位，提出“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20]。二是从多维角度厘清共同富裕新内涵，提出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3]，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是差别富裕，是共建富裕，是渐进富裕。三是以辩证思维首次概括共同富裕新原则：既发挥公有制经济重要作用，又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既要辛勤劳动，又要创新增智；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既积极主动，又循序渐进。四是从实际出发谋划共同富裕新路径，包括：“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3]；在完善分配制度中促进共同富裕；在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中促进共同富裕；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促进共同富裕等。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171元增加到2022年36883元，实际增长约26.3倍；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由1978年的151元增加到2022年21210元，实际增长约19.5倍。我国人民生活彻底实现了从物质短缺到物质富足的历史性转变。
(三)实践逻辑
1．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我国进入新阶段后的现实任务和重要目标
2．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也是破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和应有之义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对当前我国发展现状和人民需求的精准研判。它不仅是我们党和政府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也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根据。经过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建设、改革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同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也十分突出。这种不平衡，主要是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差距等方面存在失衡现象；这种不充分，主要是农业农村及中西部、东北一些地区及人民生活水平发展很不充分。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收入水平落后于城市，我国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收入水平落后于东部地区，这都是不争的事实。这严重制约了农民及中西部、东北地区群众共同富裕的实现。这就要求我们要坚持矛盾思维和系统观念，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着力解决我国城乡间区域间和国民收入间存在的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着力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平衡发展，努力缩小区域间城乡间和国民收入间的差距，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促进全体人民一道实现共同富裕。
二、新时代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面临的现实难题及原因分析
当前，我国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也面临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现实难题，只有厘清这些难题，分析其产生的深刻原因，才能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对策。
(一)新时代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面临的现实难题
1．总体富裕程度不高且财富拥有差距较大
虽然2020年我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但是目前我国人民总体富裕程度不高且财富拥有差距较大。从富裕程度上看，虽然我国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稳步增长，但是和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2022年我国经济总量达到121万亿元，首次突破120万亿元大关，稳居世界第二位。人均GDP为85698元，按当时汇率计算为12741美元，较2021年增长3.0%，整体表现良好。[22]但从全球范围来看，2022年我国人均GDP只是略高于全球的平均值，距离发达国家3万～8万美元的人均GDP水平仍有较大差距。从财富拥有差距上看，我国人民贫富差距较大，主要表现为财富差距拉大较快、收入差距超过警戒线等方面。根据世界财富与收入数据库(WorldInequalityDatabase，WID)1995—2021的统计结果，中国最贫穷的50%人群拥有的财富份额逐年下降，由1995年的16%下降至2021年的6.17%，而中国最富有的10%人群拥有的财富份额则逐年上升，由1995年的40.84%上升至2021年的68.8%。截至2021年中国最富有的10%人群拥有的财富份额远高于法国(59.33%)、英国(57.13%)等欧洲国家，逼近美国(70.68%)。[23]财富持续快速向高收入人群流动，这说明目前我国居民财富拥有失衡比较严重，财富拥有差距拉大比较快。另外，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3》的统计结果，2022年我国的基尼系数是0.467，[24]15整体呈下降态势，但是依旧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也表明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仍然较大。目前这种总体富裕程度不高且财富拥有差距较大是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重大挑战。
2．区域发展不平衡且收入差距明显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先后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等一系列重大区域战略，为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从总体看，我国地区间发展差距依然较大。2023年，全年东部地区生产总值为652084亿元，占全国比重的52.1%，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仅为269898亿元、269325亿元和59624亿元，仅占全国比重的21.6%、21.5%和4.8%。[25]与此相应，2022年，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47026.7元、31433.7元、29267.4元和31405.0元。[24]169这表明，我国内陆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实力和人均收入差距十分明显。
除了经济发展之外，地区之间在基础设施、公共卫生服务、公共文化服务等方面也存在明显差距。[26]45－46在基础设施方面，道路长度最长的地区是广东(4.93万公里)，最短的地区是西藏(0.08万公里)；城市供水普及率最高的地区为上海、天津、江苏、浙江(100%)，最少的地区为西藏(95.03%)；城市燃气普及率最高的地区为北京、上海、天津、浙江(100%)，最少的地区为西藏(60.11%)。在卫生技术人员方面，2019年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最多的地区为北京(126)，最少的地区为安徽和江西(57)。在公共文化服务方面，上海、浙江、北京的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量居全国前三，分别为3.32册、1.61册、1.4册，而河南、河北、贵州则处于全国末三位，分别为0.35册、0.4册、0.44册，上海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量几乎为河南的10倍，两者差距悬殊。
3．城乡发展不平衡且农民收入总体较低
新时代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大力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城乡差距逐步缩小，但从总体看，城乡间发展差距和收入差距仍然比较突出。2023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1821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691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倍差为2.38。[25]这一数据差异同国际相比较，直接反映了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较大。资料显示，发达国家的城乡收入比接近于1，像比利时、英国、荷兰等国家的城乡收入比甚至小于1，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城乡收入比低于1.5。[27]不仅如此，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在持续扩大。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从2000年到2023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差距从4027元扩大到30130元，扩大了7.481倍，这表明我国农民与城镇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仍在继续拉大。
同时，我国城乡在基础设施、公共卫生服务、精神生活等方面也差距明显。[26]45－46在基础设施方面，城市供水普及率为98.78%，燃气普及率为97.29%，而乡供水普及率为80.50%，燃气普及率为26.81%。在医疗卫生方面，2019年我国城市和农村每万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分别为87.81和48.09，每万人城市和农村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分别为111和50，城市人均床位数和卫生技术人员数约为农村的2倍。在精神生活方面，2019年，我国城镇6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25年，而农村6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7.92年，显著低于城镇。城乡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比为2.25，高于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2.11，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在城市居民消费中占更大比重。这些数据都表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农民。
4．物质生活富裕与精神生活富裕不平衡
新时代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积极促进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人民群众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精神文化素质全面提升。但由于受思想观念、经济条件、教育条件和文化基础等多重因素影响，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富裕与精神生活富裕发展并不平衡，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明显滞后。从精神信仰上看，受到宗教邪教渗透、网络文化冲击较大，一些群众产生了错误的价值选择和不良行为后果。从精神素质上看，一些群众的思想观念不够积极向上、道德失范行为时有发生、社会风气尚需优化，精神素质有待提升。从文化事业上看，与经济发展相比，文化事业发展这条腿还较短，尤其是农村公共文化资源贫乏、农村文化事业经费供给总量和均等化不足、人才队伍缺乏。从公共文化服务上看，农村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仍不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仍不均衡、供需结构失衡、利用率较低、维护不及时等。从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上看，公共文化活动和供给仍然存在形式单一、质量欠佳、消费乏力等问题。另外，从文化消费来看，2022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4538元，其中食品烟酒、衣着消费支出总计8846元，占总支出的36.1%，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为2469，仅占总支出的10.1%，并且较2021年下降了5.0%[28]，这也反映了我国精神生活富裕程度严重低于物质生活富裕程度。
(二)造成当前实现共同富裕难题的原因分析
造成当前实现共同富裕难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市场原因、产权原因，也有产业原因和自然原因。[29]
第一，市场经济基本规律的自发作用，是造成发展差距和收入差距的市场原因。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市场经济是发达的商品经济，必然受价值规律的支配。价值规律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导致商品生产者的贫富分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本质上也是发达的商品经济，也必然受价值规律的支配，一方面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必然使不同生产者在竞争过程中产生一定的贫富分化的现象。特别是在非公有制经济中，由于资本的逐利性，势必会使资本所得与劳动者所得有很大差距。从本质上说，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应该能够克服市场经济发展的自发性及价值规律作用的盲目性，但是，由于我国现在非常强调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国家的主导性作用有时调控不到位，就造成了发展差距和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第二，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体量中占重要份额，是造成收入差距和贫富差距的产权原因。由于目前我国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因此，还存在着大量非公经济。截至2017年底，个体工商户超过6500万户，民营企业数量超过2700万家，注册资本超过165万亿元。习近平指出：“民营经济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30]可见，民营经济在我国经济体量中占有重要份额，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只要允许私有制和资本要素参与分配，随着资本的积累，贫富差距的扩大，财富的两极分化就是一种必然趋势。”[31]在我国非公经济中，除了一部分个体经济外，大部分受资本逻辑和剩余价值规律的支配，以追逐更多利润为目的，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在我国经济体量中占很大份额的非公经济内部，其初次分配是由生产要素和市场规则决定的，必然造成企业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在收益上的巨大差距。尽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通过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慈善等方式对高收入予以调节，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巨大差距。
第三，我国区域城乡(工农)等历史基础和发展差异，是造成发展差距和收入差距的产业原因。从区域上看，我国东部地理位置优越，开发历史悠久，商品经济意识比较发达，劳动者素质较高，技术力量较强，东部地区的工业农业和服务业发展基础较好，经济比较发达，人民群众收入水平也比较高；中西部地区，资源较为丰富，劳动力成本低，生态环境较好，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但开发历史较晚，商品经济意识不够发达，基础设施比较落后，人才也比较短缺，经济发展速度、实力和收入水平与东部地区相比差距较大。从城乡(工农)差异上看，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长期坚持乡村支持城市、农业支持工业的二元式发展结构叠加二元式经济体制，导致乡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的发展很不平衡很不协调。农村地区产业发展落后，经济发展比较缓慢，而城市产业发展较好，经济发展较快，从而使得农村发展远远落后于城市，农业发展远远落后于工业、服务业，农民收入水平远远低于城市居民，且差距在不断拉大，成为我国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这一态势和矛盾至今尚未得到根本改变。
第四，我国区域自然禀赋差异较大，是造成发展差距和收入差距的自然原因。我国地域广阔，地形复杂，自然条件差异大，自然资源分布不均。东部地区背负大陆，面临海洋，地势平缓，气候湿润，雨水充沛，土壤肥沃，有良好的农业生产条件，另外，水产品、石油、铁矿、盐等资源丰富，交通也非常便利，为东部地区发展奠定了良好的自然条件，其人民生活条件也较好。中西部地区幅员辽阔，自然资源比较丰富，但自然条件自然环境，如地形、气候、降雨、生态等，总体上不如东部地区优越，特别是西部地区，地势较高，地形复杂，高原、盆地、沙漠、草原相间，大部分地区高寒、缺水，不利于农作物生长，交通也不便利，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区域自然禀赋差异较大给区域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影响，这是造成发展差距和收入差距的自然原因。
此外，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还不够发达，部分地区刚刚脱贫，人民物质生活还不富裕，因此，人民群众比较重视物质生活富裕，对精神生活富裕重视不够，发展相对滞后。
三、新时代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对策建议
新时代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块硬骨头、一项硬任务，必须对策精准、苦干实干，才能收到实效。要采取切实有效举措，扎实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第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为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政治保障。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个复杂的、艰巨的、长期的伟大事业，涉及方方面面，关系每个群众，需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科学谋划、精准施策，艰苦奋斗、常抓不懈，才能取得成效，这就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党的领导主要表现在：一是引领共同富裕的正确方向，即坚持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方向和人民属性。二是擘画共同富裕的阶段目标，即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三是制定共同富裕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大力推进区域间城乡间工农间物质精神间平衡发展、协调发展和包容发展的策略。四是有计划、有组织、有重点地促进共同富裕，特别是大力促进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农村地区人民的共同富裕。五是总揽全局，从人、地、财、物等各方面予以统筹协调，向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和农村地区倾斜，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工作抓实抓细抓到位抓出成效。
第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奠定制度基础。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一个基本原则[3]。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由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组成，是一个互相联系、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既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又有利于促进效率和公平的统一，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保证。首先，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中推动共同富裕。公有制为主体，意味着广大劳动人民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共同参加生产，共同享有生产成果，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主要基础和支撑。因此，我们一定要做强、做优、做大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持续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竞争力、创新力和抗风险能力，保证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比处于绝对优势，在国计民生、国家安全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基础保障。同时，也要鼓励、引导和规范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推动经济繁荣和群众就业，为促进共同富裕提供更好支持。其次，在坚持按劳分配、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中推动共同富裕。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制度的重要特征和基本原则，它有利于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鼓励勤劳致富，并体现社会公平。我们一定要牢牢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增加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努力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多劳多得，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同时，也要尊重资本、土地、知识、数据等生产要素的价值和作用，坚持按生产要素分配，不断激发生产要素活力，拓展收入渠道，增加居民收入，促进共同富裕。最后，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推动共同富裕。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又要充分发挥政府调控监管作用，不断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经济活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同时，注重促进效率和公平的有机统一，推动全体人民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持续迈进。
第三，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夯实根基。习近平指出：“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32]，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3]。首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促进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全面富裕。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应当着眼于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美好生活需求，提高产品供给和服务供给的质量与水平，提高人民收入水平，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其次，贯彻新发展理念，提高发展的创新性、协调性、开放性、可持续性和共享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指导高质量发展的“指挥棒”“红绿灯”。要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发展新质生产力，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着力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缩小区域间城乡间发展差距和收入差距；着力推动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推动经济社会开放发展，促进区域间城乡间充分发展；着力推动经济社会共享发展，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最后，积极实施区域、城乡、物质与精神协调发展战略，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中促进共同富裕。要破除制约区域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着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城乡一体化发展、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平衡发展，增强发展共享性；要大力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促进农民增收致富；要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而推动区域城乡平衡充分公正发展，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第四，构建协调配套的分配制度，为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完善分配体系。习近平明确指出，“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33]，这指明了我国分配制度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方向和思路。首先，完善统筹效率与公平的初次分配制度。初次分配决定着收入分配格局的基本面。当前，我国初次分配还存在地区和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垄断收入过高、分配秩序不规范等问题。要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坚持按劳分配原则，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形成有利于劳动报酬增长的政策体系，增加居民工资性收入。同时，完善由生产要素决定报酬的机制，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范分配秩序，维护合法劳动报酬权益。其次，强化促进社会公平的再分配制度。收入再分配制度是通过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手段纠正“市场失灵”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进一步优化收入分配格局，以促进共同富裕。要促进税收结构进一步完善，特别是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健全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完善房地产税，适时开征遗产税、赠与税等税种，健全提升现代税收征管体系和能力。要完善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缩小不同体制之间人群的社会保障待遇差距，推进制度公平。健全转移支付制度，增强转移支付的精准性和资金使用效率。最后，健全增进社会公正的三次分配制度。三次分配是高收入人群和企业以公益慈善捐赠、资助和志愿服务等方式回报社会的道德实践活动。要不断夯实公益慈善事业的社会基础，完善现代慈善组织制度建设，加强慈善事业能力建设，健全激励和约束机制，大力发展第三次分配，助推社会公平正义。
第五，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努力促进农民共同富裕，为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补齐短板。习近平明确指出，当前我国“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3]。为此，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广大农民群众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赶上来、不掉队。一是大力推进乡村产业振兴。按照现代产业的发展理念和组织方式，以满足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重点，提升粮食产业，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培育新产业新业态，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生产和经营体系，强龙头、补链条、树品牌，推进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提高农业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实现农民共同富裕奠定强大经济基础。二是大力推进乡村人才振兴。采取多种有效举措，吸引和鼓励更多致富带头人、企业家、大学毕业生、退役军人及其他各类人才到乡村创业就业，打造一支强大的乡村振兴人才队伍，为实现农民共同富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三是大力推进乡村文化振兴。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和公共文化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推进农村移风易俗，提振农民精气神，促进农民精神文化生活富裕。四是大力推进乡村生态振兴。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绿色发展为引领，加快转变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加强农村突出环境问题综合治理，完善农村生活设施，为农民生活富裕打造生态宜居的美丽家园。五是大力推进乡村组织振兴。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深化农村自治实践，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34]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为实现农民共同富裕营造和谐有序、活力安全的社会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