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2024, 10(2): 85-94 doi: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试论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文明观1

阚京田

On the Unique Concept of Civilization Contained in Chinese Modernization

Kan Jingtian

编委: 陈明凡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阚京田,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山东艺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

摘要

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揭示了人类文明发展进步规律,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本质与现象、理论与现实、历史与未来的有机统一,阐明了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明所向,开辟了新的文明范式。中国式现代化阐述了中华文明何以需要、何以能够以及如何实现现代转型的逻辑关系,发展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文明建设规律的把握,让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重焕生机与活力,塑造了社会主义文明的中国样态;深化了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把握,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科学回答了现代化之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人类文明发展,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把握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和坚持守正创新,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

关键词: 中华文明 ; 社会主义文明 ; 人类文明新形态 ;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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阚京田. 试论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文明观1. 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J], 2024, 10(2): 85-94 doi:

Kan Jingtian. On the Unique Concept of Civilization Contained in Chinese Modernization. Studies on Marxist Theory in Higher Education[J], 2024, 10(2): 85-94 doi:

现代化蕴含着人类文明理想的实践,而特定文明观也内在规定着现代化的文明内涵和发展方向。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中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1]294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找到的正确道路,内蕴着以中华文明为根脉、社会主义文明为魂脉以及魂根相通中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独特文明观。中国式现代化以“两个结合”阐明了中华文明的复兴逻辑,重塑了传统社会主义文明,在对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重大创新中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重构了现代文明的叙事逻辑,推动了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在视阈融合中形成了对中华文明、社会主义文明、人类文明新形态以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认识和新看法。

一、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2]7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文明的历史性延续与创新,遵循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创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之路,推动了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发展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成功回答了近代以来中国能否实现现代化、中华文明如何向现代转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传承发展的时代课题。

中华文明何以需要现代转型。由于清末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没落和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近代中国遭遇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陷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历史险境,中华文明严重落后于时代。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文明复兴,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采取多种形式探索中华民族的现代化之路,先后有洋务运动、太平天国起义、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等,还有希望通过西方民主科学等文明精神改造国民性的新文化运动,但是这些实践都失败了。近代史学家蒋廷黻提出疑问:“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的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并且接受的愈早愈速就愈好。”[3]这个问题充分反映了当时国人对中华民族追求现代化的迫切渴望,阐明了中华文明必须进行现代化转型的根本原因。而第一次世界大战让国人看清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局限,一时之间,国人对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感到双重失望,产生了信任危机,对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能否找到实现现代化的道路成为时代的重大课题。

中华文明何以能够现代转型。随着中华民族对现代化意识的觉醒以及对西方现代化启蒙思想运动的反思,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主要代表的先进分子在反复比较与实践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李大钊指出:“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4]而“第三新文明”就是李大钊在对东西方文明理性批判的基础上提出的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社会主义现代性方案,也是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根本方向。从近代的“体用”之争到全盘西化,从全盘西化到“两个结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总结了近代中华民族学习西方器物、制度到思想文化的经验,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两个结合”的规律性认识反思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克服了传统文化对现代化革新的阻力,使之成为现代化的助力,“要把对现代精神文明的关注提到新的高度,但不是回归传统文化,而是摄取传统文化的优秀要素,在文化日益世界化的过程中,会通中西,建立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世界新文明”[5]。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找到了实现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正确道路,扭转了近代中华文明发展落后的被动局面,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引领中国走向现代世界。

中华文明何以呈现现代转型。“现代化一经在世界上任何一地展开,其影响便无可避免地渗及全球各处,不管这种影响靠的是武力还是人心所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6]4近代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被动中卷入世界现代化浪潮,作为后来者,“现代化总是裹挟着对外来挑战的回应。后来者面对着一种多变的国际环境,不得不承认或者被迫承认,制定出一个基本上是借鉴外国经验的大规模变革计划是重要的。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在借鉴的同时却不去破坏宜于实现现代化的国内条件,或者大体上能创造出这种条件”[6]7。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总结前人无数次失败经验教训,在吸收借鉴世界现代化优秀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而世界现代化的深层之争就是文明之争,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和拓展就是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团结人民创造新民主主义文化,使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成为中国人民追求现代化的思想指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走上社会主义建设的文化振兴之路;在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之路,建设与物质文明相匹配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使文化事业蓬勃发展,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在新时代,成功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使命,阐明了中华民族精神标识和中国精神的现代文明叙事逻辑,指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和文明内涵,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

发展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2]7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现代转型是一体两面的关系,中国式现代化通过“两个结合”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通过唯物史观的辩证扬弃提升至人民至上,发展了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把九州共贯的民族统一思想升华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进文化认同;把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古代朴素自然观进化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创立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传统社会的富民厚生跨越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共同富裕,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彻底消除了绝对贫困。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了中华文明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以新的时代内涵,规避了传统思想存在的历史局限和弊端,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实现了中华文明的现代化重塑,增强了中华文明的现代力量;中华文明涵养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气质,提供了精神滋养的丰厚沃土,增强了中国式现代化在文明叙事、文明导向、文明标识、文明交流等方面的独特价值和引领性意义。

二、中国式现代化塑造了社会主义文明新样态

中国式现代化内蕴着科学社会主义的文明逻辑,在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统一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深刻总结了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教训,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塑造了社会主义文明的中国新样态,把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理论成果成功推向21世纪,高扬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人类对现代文明形态的探索提供了中国示范。

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马克思、恩格斯在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回答了物质生产方式是文明社会形态变迁的决定性力量,“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7]602。恩格斯也指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7]97。马克思、恩格斯以唯物史观阐释了文明是人类实践的成果,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进步的产物,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也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过程,由此指明了人类文明史是由低到高、从落后到先进、从民族历史到世界历史的发展历程,表明了社会形态的更替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文明形态的更替。资本主义文明在工业大生产中诞生,在世界历史发展中通过构建世界市场扩张其文明形态,迫使其他民族卷入资本主义文明体系,并且凭借先进科学技术肆意打压和霸凌其他文明,变成了强调种族优越和文明优越的殖民意识形态文明,不仅没有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反而成为其他文明的发展阻碍,激化了阶级矛盾以及帝国主义与其他民族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随着文明而产生的社会为自己所建立的一切机构,都转变为它们原来的目的的反面”[8]。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的充分批判敏锐感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9]37。“社会再不能在它统治下生存下去了,就是说,它的生存不再同社会相容了。”[9]43而代替资本主义文明的新社会必然是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设想了未来社会文明形态必然超越资本主义虚假文明,是生产力高度发展和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高形态,并且在晚年考察俄国公社时提出了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为东方文明找寻出一条不经过资本主义而直接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奠定了中国式现代的理论依据。

辩证审视苏俄社会主义文明的经验教训。列宁在指导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世界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中,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观,并以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俄国革命实际,回答了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走向现代文明以及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列宁指出俄国革命的特殊性虽然有别于西欧各国革命,但是符合世界历史发展规律,这种特殊性在东方国家会产生一些新东西,认为建立社会主义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无产阶级在掌握国家政权和全部生产资料后,国内工作重心就要转向文化革命,“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10]354。列宁阐释了文化革命的含义,一是文化方面,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的文化知识和提高劳动者文化素养;二是物质方面,要有相当发达的物质资料生产和相当的物质基础,只有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才能成为有文化的人,而只要实现了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10]355。列宁把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与俄国实际相结合,指出社会主义的重心任务是为了实现文化革命,创建了苏俄走向社会主义文明的理论体系。列宁去世后,由于复杂的政治、历史和文化原因,苏联走上了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模式,教条化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偏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从而对社会主义文明的本质和时代特征产生了日趋僵化的思想认知束缚,同时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由于照搬苏联模式,也未能找到合适本民族的现代化之路,以至于后来遭遇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重大挫折。我们要辩证审视总结苏联传统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经验,一切从实际出发,不盲从也不照搬外国理论,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

开辟科学社会主义文明新境界。中国式现代化助力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了强大的生机与活力,进入良好的自我成长、发展、强化进而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新阶段。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对科学社会主义文明的重大创新,经由“两个结合”把马克思主义文明发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深刻阐述了马克思晚年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表明了对社会主义文明认知的新高度;把高度契合科学社会主价值观主张的富含社会主义理想追求、相融人民至上政治理念以及相合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有机结合起来,使其成为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遵循;把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塑造了社会主义文明新样态。首先,中国式现代化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本质要求,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超越了资本主义文明所导致人的自我异化,“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9]34,以前所未有的成就消除了绝对贫困,防止两极分化,实现了“人”的价值理性的回归。其次,中国式现代化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至治国理政的重要层面,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价值理念,超越西方现代化以资本至上逻辑导致人与自然主客对立异化的生态危机,为全球环境治理、绿色生态转型贡献中国力量。最后,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和平共处的文明观,走和平发展道路超越西方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充满罪恶方式的现代化老路,以自身的惨痛经历告诉世界和平发展的可贵,贯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合作互利、共谋发展,反对零和博弈、丛林法则带来的剥削欺诈和不平等现象,改写了现代化发展的文明模式,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新样态,增强了社会主义文明的吸引力、凝聚力和感召力。

三、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的崭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1]293中国式现代化遵循人类文明发展进步规律,具有开放包容、多元多样、交流互鉴、和平发展等本质特性,是民族性与世界性、多样性与独特性、现实性与历史性的统一,冲破了西方现代化的历史局限,全面融入世界历史,阐明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意蕴与实践进路,引领人类文明发展方向。

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世界现代化肇始于西方资本主义,在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过程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率先打破封建主义的束缚,走向现代化之路,它迫使其他民族卷入普遍的现代化进程,从而占据主导地位。当今世界大部分发达国家都是受西方文明影响和推动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国家,它们凭借先来后到、先入为主、先发制人、先声夺人的优势伴随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长期实践发酵演化成了一种“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产生了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现代文明就是西方文明的错觉。“资本主义文明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基础上的,它无法克服和消除文明下的野蛮本性。”[1]294资本主义几百年的发展历程证实了西方现代化有其致命缺陷,无法改变骨子里的资本至上、弱肉强食、两极分化、霸道霸权的本性,一些发展中国家照抄照搬西方现代化理论与实践,不仅无法改变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反而陷入经济失衡停滞、社会发展滞后、能源资源紧张、社会腐败和政治动荡的困境,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属。因此,如何选择合适的现代化道路成为困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头等大事。中国式现代化以独特的文明逻辑打破了西方现代化的内生性困局,在继承中实现了对传统文明的现代转化,在扬弃中实现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本质超越,在创新中唤醒了社会主义文明的生机活力,规避了西方现代化危机,以其成功的实践和显著成就改写了世界现代化版图,以其良好的发展态势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走向现代化的新选择,以新的现代化叙事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科学回答当今“现代化之问”。人类文明发展曲折起伏,现代化之路荆棘密布,当今世界面临的多重挑战和危机使世界经济复苏缓慢,信任赤字、发展赤字、和平赤字、治理赤字等冲击世界治理秩序,“两极分化还是共同富裕?物质至上还是物质精神协调发展?竭泽而渔还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零和博弈还是合作共赢?照抄照搬别国模式还是立足自身国情自主发展?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才能实现现代化?”[11]。这一系列的现代化之问应该如何回答、怎样回答,才能引领现代化走向正确的道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已经成为各国探索现代化的重要责任。中国式现代化是打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方式,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织碰撞中立足中国国情又吸收借鉴人类文明成功经验,在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统一中植根中华文化沃土又融入现代文明,在民族与世界的互相交融中既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又为世界人民谋求和平发展、互利合作、共同繁荣,坚持以人民至上突出现代化的人民性,以独立自主探索现代化的多样性,以守正创新保持现代化的持续性,以立己达人增强现代化的普惠性,在全面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促进世界繁荣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中国式现代化是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现代化道路,在人的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中诠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价值主张,在协调发展中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路径,在绿色与和平发展中擦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底色,正确演绎了人类现代文明发展进路。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代以工业化为代表的现代化率先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展,生产方式的变革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各民族原始封闭性被打破,生产和消费成为世界性的了,“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9]35。但是由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9]36,导致生态危机严重、军事霸权主义横行、世界发展不平衡凸显、地区冲突与文明冲突加剧等现象频发,世界不安全因素增多,风险挑战增加。中国式现代化以胸怀天下的气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解决人类发展进步面临的突出问题,发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对“世界向何处去”以及人类文明如何共存做出了深刻回答,丰富、发展和完善了人类文明新形态。首先,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和平等性,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共同应对全球挑战,“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价值实现路径的探索”[12]。其次,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改变资本主义文明形成世界发展不平等不合理的国际旧秩序,维护世界和平,共促发展,“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13],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深化世界各国人文交流,加强东西方思想对话,凝聚全人类价值共识。最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彼此理解、相互包容、相互尊重来解决文明快速融合带来的困惑,“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14]。虽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仍有重重阻碍和压力,但是中国共产党以积极行动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愿意携手世界人民共促世界和平与发展,共谋人类未来,拓展了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方向,并随着世界历史的进程不断促进人类文明走向更高层次,作出更多贡献。

引领现代文明发展。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而以资本逻辑宰制社会发展的西方文明导致异己性、非人性、掠夺性、奴役性等异化关系,通过资本规训把权力嵌入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使生产和消费越来越受到人心欲望和资本逐利的控制,形成了一种虚假的人本政治,“资本主义文明从散文性过渡到人欲性。大众传媒(报刊、广播、电视、电影)心满意得地、傻里傻气地宣扬着享乐的文明”[15]81。西方现代文明无法解决人自身发展的问题,反而会滋生个人主义、享乐主义、虚荣心膨胀、物欲泛滥等大量社会丑恶现象,生产和消费变成歇斯底里地“旨在填满文明空虚的神经症的贪食”[15]82,资本主义文明蕴含着巨大的危机。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共同繁荣的文明观打破了西方现代化的单向度文明发展路径,坚持互利共赢的文明观实现了对资本至上逻辑导致自私自利的批判与超越,坚持交流互鉴的文明观超越文明冲突、文明隔阂、文明优越、西方中心主义等狭隘认知方式,坚持以人为本的文明观扬弃资本增殖逻辑产生的文明悖论,以人的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为文明旨归,“创造了人类政治新文明、人类工业新文明、人类农业新文明、人类城市新文明和人权发展新道路”[16],改变了中华文明蒙尘的屈辱历史,全面超越西方文明,改写了世界文明格局,改变了国际力量对比,让其他国家看到通往现代文明的另一条道路、另一种选择,为人类走和平发展道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文明共同体引领了前进方向。

四、中国式现代化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是人们社会实践活动的精神成果,表征着一定历史阶段人们的思想成就、精神追求和审美情趣,思想文化的进步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跃迁,所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17]3-4。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本身就是中华文化与社会主义文明相结合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必然要求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深化对文化建设和文明发展规律的认识,推进文化自信自强,不断进行思想创新、观点创新和论断创新,不懈努力开创文化繁荣发展的新局面,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2]10

当今世界的竞争,不仅仅在于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等显性力量的竞争,更在于思想文化、社会制度和话语体系等隐性力量的较量,而且隐性力量的较量更是长期复杂的斗争。首先,逆全球化思潮来势汹涌。全球经济复苏的缓慢和金融危机的深入裂变使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民粹主义、极端主义和种族主义在西方国家频频爆发,而为了转移国内矛盾,一些国家开始盲目排外和抵制外来文化,一些针对中国的歪曲污蔑言论和造谣行为在国际社会兴起,“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论调沉渣泛起,西方国家戴着有色眼镜观察中国,导致中国的真实形象与西方主观印象存在信息偏差。其次,两种社会制度和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非常激烈。西方国家一直在“唱衰”中国,加紧对中国进行思想文化渗透,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政治虚无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不时出现,一些网络舆论乱象滋生,不仅误导民众,而且危害极大,我国的文化安全形势比较严峻。最后,西方现代文明话语体系仍占据优势。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先发优势迫使其他后发国家走向西方依附之路,把控对现代化的解释权,形成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谬论,导致现代化的国际话语体系仍然呈现“西强东弱”的态势,所谓“民主和威权”“自由和秩序”等二元对立思想和文明冲突的愚见给现代化之路蒙上了阴霾,全球贫富差距的拉大加剧了大国在国际治理之间的较量,多边合作面临挑战,后发国家探索现代化之路步履维艰。

中国式现代化跳出西方文明的强大漩涡,以“第二个结合”创造了新的文化形态。首先,跳出了西方文明制造的各种理论圈套。中国式现代化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解决了西方现代化“两极分化”的悖论;打破“修昔底德陷阱”,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真正多边主义,奉行互利共赢战略,以积极的行动更好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破除“金德尔伯格陷阱”,打破西方资本逻辑、霸权思维和西方中心论谬论,坚持胸怀天下和共商共建共享,着眼人类前途命运,推动构建利益共享、价值共聚、责任共担的命运共同体,向世界展现中国的大国担当;终结“休谟预言”,以鲜活的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实现了中华民族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开始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智慧。其次,创造了新的文化形态。中国式现代化以“两个结合”的规律性认识推进了思想创新和文化创新,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在科学回答时代新课题中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的贯通,在牢固树立大历史观中把握中华文明的历史嬗变和实践演进,在推进理论体系化学理化中诠释了中华文明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的学理内涵,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独立自主的文化创造中实现了社会主义文明的价值旨归,形成内容上的“中国特色”、表达上的“中国风格”、目的上的“天下一家”和效果上的“中国气派”,巩固了中华文化主体性,成为引领时代发展的强大文化力量,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文明观标识了与西方现代化不同的文明属性,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引下,以唯物史观铸文明之魂,以历史自觉聚文明之力,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固文明之本,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固文明之基,并且通过“两个结合”打开了文化创新空间,掌握了文化主动,推动中华民族从传统向现代跨越,彰显了我们的文化自信和历史自信。首先,坚定文化自信。“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17]5因此,文化自信是中华民族立得住、站得稳、走得远的坚定信念,也是中国人民探索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道路的积极践行,必须不断总结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文化建设经验,把延续在中华民族精神里的文化精髓和价值追求转变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自主、自信和自强,在历史、现实与未来的贯通中实现文化自信与文化繁荣的有机统一,积极拥抱世界,做到中华文明自尊自立自信。其次,秉持开放包容。全球化让世界联系越来越密切,文明之间的交流与碰撞也越来越深入,因此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要顺应世界历史发展,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以求同存异的胸襟吸纳外来文明优秀成果成就自己,做到中西文明融通,实现美美与共、各美其美;更要立足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推动中华文明现代转型,以兼济天下的品格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新成果不断推向世界,做到古今文明贯通,增强中华文明的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最后,坚持守正创新。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守住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坚定正确的文化发展方向,以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把中国当今现实与时代条件相结合,守住“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高中国人民现代文明水平,不断创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各种新思路、新话语、新机制、新形式,“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2]11,赓续中华文明、传承历史文脉、勇担历史使命、谱写当代华章。

五、结语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文明观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文明意蕴,承载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深厚底蕴,凝结着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时代精华,呈现着社会主义文明的中国形态,表达着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本质要求,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在21世纪的创新发展,开创科学社会主义文明新境界,引领人类文明前行的正确方向,它破解了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的诸多文明难题,担负着推动文化繁荣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使命,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的整体性文明超越,提供了后发国家走向现代化道路的中国示范。

本文系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中国共产党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多维论析”(项目批准号:23CKSJ15)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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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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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专题文集

论社会主义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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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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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

[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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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

[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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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

[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3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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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加·莫兰

人本政治导言

[M].陈一壮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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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向阳吕耀龙

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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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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