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一词最早由法国重商主义理论家孟克列钦提出。在政治经济学产生初期，所要探讨的问题是和国家与社会的经济生活有关，远远超出家庭或庄园的经济问题范围。长期以来，政治经济学逐渐变成西方的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实际上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对此，要明确区分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对经济问题的研究缺乏质的研究和人文精神，比较重视量的分析。相比之下，政治经济学在注重社会经济制度的质的研究时，也重视经济问题量的分析，具有强烈的阶级性。恩格斯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的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1]。也就是说，人类不同社会形态的物质资料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问题是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事实上，政治经济学指的就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

但是，有学者认为马克思缺乏经济数量分析，这种观点是片面的。马克思曾说：“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能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2]而且，马克思是精通数学的，其政治经济学是关于经济发展的科学。众所周知，市场经济植根于西方经济学，数量分析方法对市场资源配置固然重要。虽然西方经济学有可取之处，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西方经济学才能解决经济问题，面对经济危机，西方经济学也遇到过挫折。然而，造成经济危机的真正原因不是数量分析方法本身，而在于西方经济学缺乏经济研究质的方向性的把握。过去，有的学者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缺乏微观经济数量分析。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的实际需要，对经济发展的研究只有宏观经济学远远不够，事实上，现在政府对微观经济没有过多地干预。

现阶段，市场在我国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作用，同样，数量分析方法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意义重大。国内有学者认为：“要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把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交给市场，让市场在所有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都充分发挥作用，推动资源配置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3]数量分析方法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和工具，而研究政治经济学核心问题的数量分析方法在不同时期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那里不尽相同。探讨政治经济学数量分析方法在不同时期的嬗变有助于实现马克思经济学数量分析方法的自觉，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古希腊哲学家的经济数量分析开启了西方经济数量分析的先河。

毕达哥拉斯认为事物的性质由数量关系生成，事物按照一定的数量关系构成和谐的秩序，从理性思维出发指导数学和经济发展，将数学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以及在经济上寻找科学算术方法，促进了货币经济的发展。

首先，数是万物的本原。一方面，毕达哥拉斯学派将万物的本原抽象为数，认为无定形的东西因为还未定形，无法给万物定形。因而，万物的本原是共同的有定形的东西，那就是数。他们发现万物具有数量关系，数和万物之间的联系已远超过水、土、火等任一元素和万物间的联系；另一方面，数的本原是“一”。“一”是数的开端和计数单位，这主要是源自于毕氏学派的鹅卵石计算法。“一”表示的是一个鹅卵石，“一”之后的数字则是由鹅卵石的依次增加产生。“一”是元一，区别于纯数学的1，元一是绝对的一，代表的是宇宙万物的整体性。其次，数的和谐。和谐是一种数量关系，和谐思想贯穿着毕达哥拉斯的数本原说。毕达哥拉斯学派坚信所有事物的原则就是数的原则，而且一切是和谐的，对和谐观点的研究源自于数量关系的思考。他们认为和谐是：“杂多的统一，不协调因素的协调。”^[4]实际上，这种和谐就是数量之间的一种比例关系。最后，货币数量经济分析。自然经济是古希腊奴隶制经济的基本形式，商品货币关系有了一定的发展。根据考证，以铸币形态出现的货币最早产生于公元前七世纪的吕底亚王国。随后，货币便一直向西流向了希腊，出现了大量的银矿，为货币的铸造提供了丰富的金矿来源，促进了商品货币经济的繁荣发展。毕达哥拉斯的数本原说为货币经济活动提供了有力的解释，赛尔特曼认为最早出现在南意大利的铸币和毕达哥拉斯有着紧密的联系，并以此作了论述，认为毕达哥拉斯“擅长于金属工艺、数学和音乐，……他大约是在公元前535年离开本乡前往克罗通的，在那里他设计了一种铸币……，同时在有些城邦中出现了和克罗通性格相同、只是面貌不同于其他希腊货币的铸币。”^[5]

其一，财富增长的数量分析。在经济学的视阈中，财富是用来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有价值的东西。通常，人们将财富视为“富有”或者“财产”的别称。从古至今，财富，特别是物质财富的增长和创造是人类家庭经济中最为突显的事情，关于家庭经济管理的问题可追溯到古希腊色诺芬的财富观。在《经济论》中，色诺芬认为财富是一种对人们有用的东西或人能够获取益处的东西。色诺芬财富增长的数量分析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微观层面：第一，商品的交换。色诺芬通过对经济现象的分析意识到商品具有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认为：“凡是有利的东西都是财富，而有害的东西就不是财富”^[6]3。色诺芬认为财富的有用性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简言之，对于同一种东西而言，判断其是否为财富，主要在于这种东西是否能被人运用。比如色诺芬关于笛子的例子，对于会吹它的人而言，笛子就是财富；反之，则毫无用处。基于此，色诺芬进一步地认识到笛子对于不会使用它的人而言，只有在把它卖掉时才是财富，保留着那就不是财富。在这里，色诺芬的商品价值是商品的简单价值形式，存在经济数量分析思想。只不过，他并未能将商品的价值和交换价值明确地区别开来。第二，家庭经济管理。“家庭管理”主要指的是对奴隶主庄园的经营管理，色诺芬强调“家庭管理”应成为一门经济学问，对“家庭管理”的经济论研究，实际上是研究奴隶主经济学。色诺芬认为奴隶主的主要经济任务就是要让自身的财富不断地增加，其数量表现就是“能够继续支付一切开支，并获有盈余使财富不断增加”^[6]1。在这里，“开支”只有通过数量分析才能实现“财富不断增加”或带来“盈余”。由此可见，色诺芬财富不断增长的思想中，简单的数量分析是一个主要内容。

其二，商品价格变化的供求关系数量分析。色诺芬对商品价格的问题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他认为商品存在交换、使用这两种用途，并且依据市场上时常显现的经济现象和生活实际经验，通过数量分析方法初步意识到商品价格的变化受到市场上供给和需求关系变化的影响。在他的《经济论·雅典的收入》中说道：“铜器生产过多，黄铜价格就会低廉，生产黄铜的工人就会因此而破产。当农产品价格低廉的时候，农业就无利可图，许多农民就会放弃农业而从事其它行业。”^[6]71在此，色诺芬已经认识到了市场供求关系变化对商品价格的影响，他通过对商品价格变化的供求关系数量分析的考察，一方面认识到了商品供给数量的不断增大会带来商品价格的逐渐降低；另一方面看到了商品价格的不断下降会对社会劳动的分配造成巨大影响。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经济数量辩证分析的典范，其经济数量分析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一是关于货币数量分析的研究。亚里士多德认为社会财富包括有用物总和的财富和货币积累的财富。其中，有用物总和的财富即具有使用价值财富的经济活动，属于一种“家庭管理”的经济，这种经济活动是合乎德性的，符合自然发展的规律；反之，如果在不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去无限追求货币财富的积累，那么，这种经济活动则称之为“货殖”，属于不自然的。亚里士多德为了证明“货殖”的反自然性，从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进行分析，因为他意识到货币之所以能与其他商品交换，主要在于二者之间存在质的等同性。亚里士多德主张合乎自然和德性的求利才是有价值的货币获取途径。一方面，他认为对货币的拥有要坚持适度原则。另一方面，他认为对货币的运用要坚持理性与中道。亚里士多德对货币理论的分析，实际上是强调要以德性来规范人的求利行为，在追求货币金钱数量的同时，要把握其数量界限，也即把握好度，达到合乎德性的质的致富。二是商品交换的数量分析。亚里士多德认为商品之间存在着数量比例关系的交换，是因为商品之间具有等同性，他指出：“没有等同性，就不能交换，没有可通约性，就不能等同。”^[7]在此，亚里士多德指出了市场上的商品之间之所以能够交换，通过量的计算与比较，主要因为商品之间存在着共同的本质。同时，这也是为什么商品之间可以进行计算、比较的原因。事实上，两种东西具有可比性或者不具备可比性，也就是说，这两种东西之间在一定层面上而言，具有某种共同的本质或者不存在这一共同点。在这里，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等同性指的就是性质上的相同。

重商主义时期的经济理论是商人的杰作，集中对经济政策问题进行研究，试图推动国家财富的增长和权力得到巩固。

柯尔培尔把国家治理和经济政策的实际制定相结合，认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要坚持发展对外贸易。然而，重商主义者如果离开经济数量分析则是难以实现实际经济政策的制定，特别是想要在流通领域中取得大量的货币财富。不管是对外贸易还是国内贸易，对于重商主义者而言，国家的货币平衡都是收入大过支出，因此，努力让国家的货币财富源源不断，用贮藏的手段积累国家财富。

早期的重商主义者认为黄金白银是财富，流通领域的货币数量属于不变的量，唯一可以改变的是货币在各个国家的数量比例关系，对于这种数量比例关系的认识成为了他们主张保护关税的理由。于是，柯尔培尔认为整个西欧国家的货币流通总量是恒定的，要想让法国繁荣昌盛就必须从别国掠取更多的货币财富，因此，他提出关税税率，以便出口贸易，限制贸易入口等经济政策。虽然如此，在16世纪早期的重商主义，人们似乎没有好好地去理解国家贸易带来的后果，更谈不上深信货币因素带来的后果。到了重商主义晚期，人们对经济数量分析的运用逐渐提高，而且晚期重商主义者已经意识到他们的先驱的缺陷，比如，他们认识到货币并非是衡量一国财富的唯一标准；对于任一国家而言，不可能只有贸易顺差，并且保持长期的贸易顺差。贸易应是惠及每一个国家，甚至是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主张市场对经济的运行机理，并减少政府干预经济的数量。

托马斯·孟作为英国晚期重商主义的主要代表，明确地将数量分析方法运用于对外贸易，并使其成为国家致富的重要途径。他认为：“对外贸易乃是增加我们的财富和现金的通常手段，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时时谨守这一原则：在价值上，每年卖给外国人的货物，必须比我们消费他们的为多。”^[8]对此，他举例：假使一国有海类产品、有色金属、纺织产品等的充足供应，另外，输送到国外的其他剩余产品有220万镑。因此，凭借这笔海外出口，可买到并且输入200万镑的海外产品供消费。倘若这一国家按照这一惯例贸易，就能让这一国家每年获得20万镑的现金形态的财富。显然，托马斯·孟的贸易差额论是通过数量比较分析建立起来的。按照这一计算，托马斯·孟进一步举例：花10万英镑购买东印度的胡椒，可以在土耳其或其他地方销售，最少能赚到70万英镑。因而，托马斯·孟说：“我们的国王和王国的最有利的贸易是在东印度的买卖比例上。”^[8]9

重商主义者通过数量分析得出贸易差额论和货币差额论，相较于重商主义以前的数量分析，经济数量分析在重商主义理论中取得了发展。但由于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学发展的限制，使得古典经济学以前的数量分析缺乏系统的研究方法。总体而言，古典经济学以前的数量分析是对经济现象的最初考察，直接影响了古典经济学数量分析的发展。

古希腊思想家、重商主义者的经济观点，包含着数量分析的萌芽，并最终由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将数量分析与经济范畴、经济理论连接成统一的体系。主要表现在：古典经济学的经济范畴逐渐确立，并且围绕着国民财富增长这一基本理路展开，运用数量分析方法，揭示经济范畴、经济现象的规律和本质，将经济理论的研究从流通领域呈现出的经济表象不断深入转向生产领域，探寻经济活动的内在本质和规律。

在《政治算术》中，配第运用算术方法研究经济社会问题，明确提出用数量分析方法对英国、法国、荷兰三国的经济力量进行论证研究，试图探讨当时这些资产阶级国家共同的经济规律。他主张英国对原始资本的积累应大力发展本国产业，不断增长金银珠宝等财富，争夺国外市场，以此扩充英国国力。马克思曾指出：“当荷兰作为一个贸易国家还占着优势地位，而法国似乎要变成一个称霸于世的贸易强国的时候，他在《政治算术》的一章中就证明英国负有征服世界市场的使命。”^[9]37配第较先把算术方法渗透到经济学中，他的经济思想可以说是经济学历史上极其深刻的“童年记忆”。

首先，配第《政治算术》的写作时期，主要是重商主义盛行的时代，在这一时期，人们将主要的研究焦点集中在商业贸易和流通过程中。然而，在经济分析中，配第将研究重心从流通领域转向创造社会财富的生产过程中，甚至渗透到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以及经济政策范围的研究上。这种对物质财富的孜孜追求，区别于重商主义对金银财富等贵金属的向往，而且对后世的经济学研究影响甚大。

其次，配第认为创造社会财富的主体是农民、海员、士兵、工匠和商人。这些从事社会生产活动的主要成员创造财富的能力不尽相同，但却是创造国家财富的主要支柱，而且这一经济财富主体范围大过于后来的重农主义与斯密物质生产的主体范围。实际上，配第的经济核算体系与今天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样的，都从数量上反映了经济运行状况以及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

最后，在配第的《政治算术》中，他对英国、法国、荷兰三个国家的国力进行对比分析后，运用数量比较分析方法证明英国是有实力超过法国和荷兰的国力。虽然配第在《政治算术》中没有呈现出一个比较完善的经济现象的数量比例函数表达关系，并未给出数学方程式，但其数量比较分析对后来经济学家分析经济问题起到了催化作用。

首先，价值论的数量分析。劳动价值论思想在斯密的《国富论》中得到较为完善的发展，斯密认为劳动是价值的源泉，明确了劳动二重性和商品二因素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斯密指出：“价值一词有两个不同的意义。它有时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时又表示由于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对他种货物的购买力。前者可叫做使用价值，后者可叫做交换价值。”^[10]24可见，斯密对商品二因素进行了明确的区分，指出劳动是价值的源泉。对于价值的真实尺度，斯密认为：“一个人占有某货物，但不愿自己消费，而愿用以交换他物，对他说来，这货物的价值，等于使他能购买或能支配的劳动量。因此，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10]25斯密对商品价值的数量分析表述是用购买的劳动量来衡量。

其次，分配论的数量分析。斯密用分配问题来研究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其分配问题由工资、利润和地租组成，基本逻辑就是资本家和地主参加生产，先后得到了利润和地租部分，剩下的属于工人。斯密的商品价格组成部分遵循着一定的数量分配比例关系，正如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每一件商品的价格或交换价值，都由那三个部分全数或其中之一构成；合起来说，构成一国全部劳动年产物的一切商品价格，必然由那三个部分构成，而且作为劳动工资、土地地租或资本利润，在国内不同居民间分配。”^[10]46因而，斯密的商品价值就是工资、利润和地租。马克思称斯密的这一理论为斯密教条。后来，马克思批判斯密教条的原因在于斯密在研究商品价值的组成部分时，并没有看到不变资本价值这一部分，而是把商品价值看作构成交换价值的因素，而不是对交换价值进行分解，这就为庸俗经济学的发展打开了便利之门。但是，斯密对分配问题的数量比例关系对后来的经济数量分析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最后，市场均衡数量分析。斯密用数量分析探究了市场均衡学说的理论，主张自由竞争。竞争之所以能在市场条件下实现，主要是市场机制发挥着重要作用，也就是市场供给、需求和价格等因素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斯密指出：“如果市场上商品量一旦超过他的有效需求，那么它的价格的某些组成部分必然会降到自然率以下。……于是，市场上商品量不久就会恰好足够供应它的有效需求，价格中一切组成部分不久就升到它们的自然水平，而全部价格又与自然价格一致。”^[10]51－52相反，则亦然。在此，斯密对商品量的有效需求分析经历了两个周期，第一个周期运动是市场上商品量大过有效需求；第二个周期运动是市场上商品量小于有效需求。尽管斯密没有提及递增动荡和类似规模的继续动荡，但实际上，斯密用数量分析探究了市场均衡学说的理论。

一是劳动价值量的数量分析。李嘉图从生产所耗费的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量之间的数量分析来考察，意识到斯密用购买的劳动量来衡量商品价值量这一观点是错误的。尤其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使得劳动生产率逐渐提高，商品的价值却下降了，但是，用相同数量的货币能够购买到的劳动量并未降低。因而，李嘉图提出，倘若购买的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那么，劳动者的工资也必定会随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而变化。但实际情况却是相反的。李嘉图认为：“如果生产劳动者的鞋和衣服所需的劳动量由于机器改良仅等于现在的四分之一，那么这些东西的价格也许会跌落百分之七十五；但如果说劳动者因此就能总是消费四件衣服而不只消费一件，总是消费四双鞋而不只消费一双，那就远非事实了。”^[11]9因此，李嘉图表明：“如果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量规定商品的交换价值，那么，劳动量每有增加，就一定会使在其上施加劳动的商品的价值增加，劳动量每有减少，也一定会使之减少。”^[11]7也就是说，商品价值不是通过购买的劳动量来决定，而是由所耗费的劳动量来决定，商品价值与耗费掉的劳动量呈正比例关系。从数量分析上看，斯密认为购买的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主要是从劳动生产率作为不变的常量下的，反之，李嘉图恰恰是通过数量分析认识到了劳动生产率的量的变化，继承和发展了劳动价值论。

二是分配论的数量分析。首先，工资数量分析。李嘉图认为劳动的报酬和价格是工资，劳动价格可分为市场价格和自然价格。自然价格是指“让劳动者大体上能够生活下去并不增不减地延续其后裔所必须的价格”^[12]77。市场价格是企业按照市场的供给和需求的变化实际付给劳动者的货币工资。当劳动供不应求的时候，市场价格会高于自然价格，劳动者生活条件会变好，会使得人口不断增加，劳动人数增长，劳动工资也会下降；反之，则亦然。因而，货币工资的变动促使劳动人数的供给不断变化，以此不断适应劳动的需求，促使市场价格逐渐趋向自然价格，使劳动者能够获取其生活资料的供给量，并不增不减地繁衍后代。李嘉图对工资的数量分析是，把劳动价值等同于能够维持劳动者及其家属生活资料的价值，把劳动看作商品，从劳动商品的价值量来分析工资问题。与此同时，劳动工资受到供给和需求关系的影响，呈现下降的趋势，主要是因为对于劳动者的需求而言，劳动者的供给增长速度要快得多，劳动者生活资料价格的上升趋势要比货币工资的增长速度要快。其次，利润数量分析。李嘉图认为劳动创造价值的部分是利润，资本所有者的收入来源是利润，确切地把剩余价值的最初形式看作是产业利润，利息和地租只是产业利润的分支流。但是在分析利润时，他并没有将不变资本考虑在内，而是将所有的预付资本等同于工资资本，使得利润和剩余价值是一样的。正因为如此，李嘉图关于利润的分析，事实上是关于剩余价值的分析。他的利润理论分析进一步揭示了利润和工资两者对立的原因，即主要在于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但是李嘉图所要探讨的对立关系是以劳动日长度不变作为常量，仅仅限于劳动生产率的变动。也就是说，李嘉图的利润数量分析的表述是：以工作日不变作为常量前提，利润＝商品价值－劳动价值。在这里，利润和工资呈反比例关系，当劳动生产率提高时，工人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价值就会降低，工资降低，利润就会上涨；当劳动生产率下降时，工人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价值就会上涨，工资提高，利润就会降低。最后，地租数量分析。李嘉图认为，地租是“为使用土地的原有和不可摧毁的生产力而付给地主的那一部分土地产品”^[12]55。地租之所以产生，主要是因为土地肥沃程度不同和土地有限或者土地地理位置的差异。尤其是随着工商业的快速发展，城市人数剧增，只是依靠耕作优等、中等土地的农作物已不能满足人们生活需要，不得不耕种次等土地。因而，相同数量的资本与劳动投资在优等土地比在中等土地上，投资在中等土地比在劣质土地上，相同面积土地上产出的农作物要多。所以，优等土地、中等土地、劣等土地的单位农作物所消耗的劳动依次增加。然而，农作物的价值取决于劣等土地上产出的每单位作物在市场上却只能按照同一价格售卖。因此，李嘉图的地租数量分析可表述为：地租＝商品价值－劳动价值－利润。

古希腊哲学家、思想家的经济观点包含着数量分析的萌芽，其数量分析思想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关于数量分析的研究缺乏系统性，只是零星地应用于不同的经济思想当中；第二，由于经济范畴和比较完善的经济学说尚未形成和确定，数量分析仅仅是直观地体现在一定程度上的经济交换关系中。比如，古希腊诗人荷马创作的《伊利亚特》《奥德赛》这两部史诗，论述了交换关系，这一论述就包含了经济数量关系分析。比如，2个女奴隶＝8头公牛，2个铜制三角鼎＝40头公牛。尽管在那时还没有大范围地展开交换，难以提及价值和价值形成的问题，但这种交换的数量关系，却潜藏着简单价值形式；第三，数量分析主要限制在等量关系所反映的交换关系中，缺乏理论现象与本质分析。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数量分析是其重要的方法和内容。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数量分析进行了合理的批判，但并没有否认数量分析，而是在继承和批判的基础上，实现经济数量分析从古典经济范式向现代经济分析范式的转变。《资本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数量分析的运用体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经济范畴进行量的分析，进一步揭示经济关系的内在本质和规律，得出马克思经济学数量分析是关于量和质有机融合的数量分析。比如，人类不同社会形态物质资料的生产、消费、分配和流通的问题作为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议题，其中，关于分配理论，马克思对分配理论实现质的飞跃体现在《货币章》和《资本章》中，在对劳动二重性和剩余价值的分析，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分配的内在本质和矛盾，并从生产领域中去探寻分配的秘密。对于劳动二重性的问题，虽然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意识到劳动决定价值的思想，但是并没有认识到这一问题是资本主义历史性的存在，造成劳动二重性质的矛盾性冲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分配的本质有了一定的突破，指出资本主义的分配是以地租、利息、利润的形式体现。所以，对分配形式的转化问题又成为了马克思分配理论的重要问题，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中首次论证了生产价格理论、平均利润理论、市场价值理论，对资本主义分配理论进行了抽象到具体的解释。对于政治经济学中生产、分配、消费和流通的经济活动环节引发的矛盾，主要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决。第一，生产决定产品分配规律的数量分析。生产决定产品分配规律不仅具有量化分析，而且有质性研究。在对产品进行分配时，要注重确定各种类别的产品分配数量，并根据产品所有者所提供的生产数量比例，分配于生产所有者。第二，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扩大再生产。人们美好生活的向往，需要发展生产。因而，首先是要实现简单再生产，马克思在分析简单再生产的实现时，指出不仅要进行三大交换，一是，第一部类的内部交换；二是，第二部类的内部交换；三是，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这三大交换关系具有不同的数量比例关系，也就是说，实现这三大交换关系，有利于保证简单再生产的实现，但要满足三条条件，其一，ⅠC供＝ⅠC需(第一部类的内部交换条件)；其二，Ⅰ(v＋m)供＝Ⅱ(v＋m)需(第二部类的内部交换条件)；其三，Ⅰ(v＋m)＝ⅠC(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条件)。然后，要考虑规模扩大的再生产。也就是说，在考虑产品能够维持简单再生产之后，可供扩大再生产的生产和消费资料的数量界限是多少？这也是发展经济要遵循的原则。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环境下，西方经济学是对市场竞争中具体现象的分析，即实际生产者如何获取更多的利润。

从上述论述、案例以及政治经济学数量分析的研究对象来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数量分析的辩证方法有质量互变方法、微观与宏观对立统一方法、系统与要素相协同方法，具有以下特点：在观点层面，注重经济范畴的解读，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用数学对经济范畴进行研究。马克思的数量分析就是对经济范畴以数学形式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数量分析本身是关于数量的分析方法，但马克思政治经济数量分析则是关于量和质有机融合的数量分析方法。从这一角度出发，经济数量分析，就是人和物、数理和制度的关系。在研究方法层面，在与西方经济学理论方法的比较中，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数量分析具有数量性和质量性，历史性和逻辑性，工具性和价值性，实证性和抽象性统一的方法论特征。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是数量和质量的相统一，马克思经济学数量分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因此，从马克思经济学数量分析的理论溯源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对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第一，坚持量和质的有机统一。事物具有量和质两个方面，量的分析和质的研究是统一的，量和质的有机融合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特点。通常来说，经济数量分析，就是对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的相关分析，不仅要有质的分析，还要有量的测定和推算。相较于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数量分析的落脚点是通过量和质的统一中揭示经济生产关系，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实的人是其逻辑起点，最终的落脚点还是主体的人。马克思曾指出一门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完善。这就是说，马克思对经济学的研究在不否认量的分析时，注重经济关系质的深层次分析。而古典政治经济学从“经济人”假设出发，其核心思想是追求物质财富的效率，然而，物品资源稀缺，主体的欲望无限，人们对稀缺资源的有效运用是为了满足资产阶级的利益诉求。这就要求要实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数量分析的方法论自觉。

第二，增强微观经济数量分析方法。古典经济学中的微观经济数量分析方法是由许多单个细胞密切联系，共同构成了宏观经济的运行，而且宏观经济的有效运行，必须深入分析微观经济细胞体的研究。马克思曾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的首句话就提到了要从商品开始分析资本主义经济问题。可见，微观经济数量分析为宏观经济分析提供量的分析方法，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意义重大。我国改革的实践证明，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微观经济数量分析方法有助于促进我国市场经济发展。

第三，坚持马克思经济数量分析促进我国经济发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作为其同一时代的经济数量分析的典范，以《资本论》为基础。通常来讲，政治经济学作为理论经济学，既包括经济学范式及其运用的经济学范畴，也强调经济学范式的立场、方法和观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数量分析在不忽视量的分析的同时，注重经济问题的质性分析，对人与人之间的本质关系有着深刻的洞见，其经济学范畴是围绕着社会生产关系而展开；古典政治经济学数量分析在侧重经济现象的数量关系表述，以及宏观和微观经济运行的量化分析，但却忽视经济关系的本质和规律。如商品，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商品的解释仅仅是停留在量化描述的表面之上，只是市场上可任意买卖的东西而已。然而，马克思的《资本论》却是在数量分析方法上考察了商品的表层现象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揭示了其质的深层次本质，围绕着经济社会关系，以商品作为起点展开论述。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对新时代我国经济需要什么样的发展作出了回应。我国经济发展在坚持量的基础上，更加注重质量。因此，一定要将“质量的数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注意中心。马克思经济数量分析为新时代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引，这就要求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要以质量和效益为关键，将马克思经济数量分析引入经济范畴中，以经济增长效率促进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推动经济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