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到二〇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4，为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明确了目标任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举，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的重要原因所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需要立足新发展阶段，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论述为指导，从重大意义、战略目标和实践指向层面深化对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解与认识。
一、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向前推进的宏伟事业。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提出要“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2]16，自此拉开了我国持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以高远的世界历史视野与非凡的政治胆略突破了以苏联为代表的经典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羁绊，打破了长期以来在观念与思想层面“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的思维定式，通过调整生产关系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逐步建立起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范畴概念，并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的经济体制确定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3]；党的十三大从人类社会发展演进一般规律的角度提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生产社会化、现代化的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2]476-477的科学认识，市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得到了正视与认可；党的十四大则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4]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变；党的十五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党的十六大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要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这一时期，党结合国情和发展条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内在规律，突破了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互对立的传统观念，有效促进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度融合，走出了一条富有中国特色、具有光明前景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研判前所未有的、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历史方位，持续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谋划部署一系列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和重要举措，在许多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均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5]162，促进政府与市场协同发挥作用，形成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升级经济结构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合力；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纳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之中，为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证；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6]的重点任务；党的二十大进一步强调将“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7]24作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任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探索到建立、从不断完善到日臻成熟，标志着我们党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中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升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劲动力和根本保障。
新时代新征程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对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更高要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特色鲜明、富有效率的，但还不是尽善尽美、成熟定型的。”[8]经过40多年的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新型经济体制，表现出其独特的优越性和蓬勃的生命力，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还同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重要法宝。但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市场体系不够健全、要素市场不够发达、区域间市场规则尚不统一、政府和市场关系尚未完全理顺、市场竞争还有待进一步深化等，并导致市场主体活动受到束缚、市场规律和价值规律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等。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1]2因此，要实现“到二〇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1]4的目标任务，就必须加快构建市场机制更加健全、市场主体更具活力、市场环境更加公平、市场运行与资源配置更富效率、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带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更加成熟定型，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如期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成熟的制度保障、坚实的制度基础和有力的制度支撑。
二、推动高质量发展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目标
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的不懈奋斗，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持续超过30%，综合国力大幅度提高，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发展奇迹，为建立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扎实基础。同时，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背景下，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短板弱项仍旧存在，经济体制改革领域的深层次、复杂性矛盾亟待进一步解决。
作为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发展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推进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经济建设具有显著的阶段性特征。面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的新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于新的历史方位，不断深化对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认识。2013年12月，基于对后危机时代国际经济格局深刻调整以及国内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特殊阶段的正确判断，党中央提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201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深入分析经济层面的新变化，强调适应把握引领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正式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9]。同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高质量发展，就是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2020年7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指出，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10]这一在把握我国经济发展趋势性特征基础上得出的科学论断，意味着中国经济经过长期努力，在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水平上站到了一个新的起点，经济结构和发展动能也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新的生产要素优势正在重塑，新的生产函数组合方式正在形成，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成为新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要求。这些变化不仅是唯物辩证法中量变质变规律的现实体现，更是经济发展内在规律的必然要求。相比于此前的发展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要素条件、组合方式、配置效率等均发生深刻变革，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不再主要依靠劳动力、资本以及土地等传统要素驱动，而是转向以信息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型创新要素驱动；经济增长方式将由粗放型增长转向集约型增长，不再依靠传统生产要素的数量扩张，而是依托传统生产要素的效率提升和倚重由人力资本提升、技术与管理创新、要素配置效率提高等推动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经济增长目标将更加关注人民生活品质、社会公平、安全发展，更加注重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紧扣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要，党中央完整、准确、全面地贯彻新发展理念，在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上持续着力，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了经济发展量的合理增长与质的有效提升的有机统一，推动我国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了坚实物质基础。
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归根到底要依靠高质量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重要着力点和有力支撑。作为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形态，新质生产力蕴含的新技术、新要素、新产业能够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革新动力、全新动能与关键载体，实践中已形成的新质生产力对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劲推动力和充分支撑力。同时，生产力的发展对生产关系的变革也提出要求。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前沿领域竞争加剧的情况下，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释放新质生产力的效能，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破除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尤其是从高水平市场主体、高效率政府、高质量营商环境、高效协同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等方面协同发力，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及其他各个方面的改革，加快形成与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充分释放资源要素活力，全面激发经济增长动力，在更高的生产力水平和更优的生产关系中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三、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指向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国际形势和外部环境更加复杂多变，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上升，国内困难挑战依然不少。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亟待通过经济体制改革，突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形成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相适应的更高水平的动能支撑。
首先，科学定位政府和市场，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提供基础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党的十四大以来的二十多年间，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我们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7]163改革开放背景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伟大实践，不断深化了我们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成为新时代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实践原则与重要理论依循。要结合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特征，动态地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推动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有机耦合、协同发力，促进资源配置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破解制约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问题，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经济运行质量，促使国民经济结构和空间布局更加合理，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一方面，要进一步明晰政府与市场的职能边界，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和对市场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积极稳妥地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价格形成与市场竞争的不当干预。同时，提高对市场规律的认识和驾驭能力，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以公平、透明的制度化市场规则充分调动起各类市场微观主体的发展活力、动力、创造力，让市场在推动资源要素在更大范围自由流动中取得更大效益与更优效率。另一方面，要把党的领导贯穿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全过程，不断创新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增强经济政策的系统性、全面性、协调性和稳定性，强化货币、财政、产业等宏观政策的组合效应与乘数效应，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稳增长和增后劲，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要强化监管的制度化水平与效能，以行之有效的制度约束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筑牢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金融风险的“防火墙”，实现发展与安全互为支撑的良性互促格局，切实提升政府“有形且有效的手”在稳秩序、强安全、促增长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稳健作用的能力。
其次，通过制度构建理顺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关系，保障各种所有制经济在支配生产要素、参与市场竞争、受到法律保护等方面享有同样权利，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活力。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具有不同的功能和优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二者是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各种所有制经济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两个毫不动摇”是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制度保障，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首要任务。要正确把握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相互关系，正确认识非公有制经济在整个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中的历史地位，进一步增强各类所有制经济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在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方面，部署落实新一轮国企国资改革，优化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使部分国有企业突破创新能力较弱、核心竞争力不足的瓶颈，摆脱“大而不强”的困境；必须提升党组织特别是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集体经济建设的能力，增强集体经济的市场竞争力与韧性，为集体资产保值增值与“经济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良性循环提供可靠的制度支撑与保障。同时，在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方面，必须采用完善立法保障、健全监督体系等制度手段，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提升惠企服务效能，营造各种所有制企业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切实提振非公有制企业发展壮大的信心和预期，引导民营经济发挥独特优势，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作出更多更好贡献。
最后，以法治建设助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实现高质量发展营造更优制度环境，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加强法治建设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保障，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议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5]162没有健全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就没有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要发挥法治在市场经济平稳运行与繁荣发展中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探索建立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法律法规体系，加快完善现代产权制度和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增强市场主体的安全感和获得感，更好地激发和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把全面依法治国贯彻到市场经济运行、政府经济治理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增强各级政府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的能力，确保相关法规与制度真正落到实处、发挥实效，确保在法治轨道上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保护等职能，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要营造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参与公平竞争、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同等受法律保护的市场环境。深刻认识“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11]，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国内外生产、流通、消费等各领域各类经营主体提供更为便利、高效的发展条件，以高水平开放促进经济快速发展；深入推进《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贯彻落实，鼓励引导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制定相关地方性法规、章程、制度，清理废除妨碍营商环境的不合理规定和做法，以良法善治确立市场秩序、增强市场信心、稳定市场预期，促进各类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持续增强干事创业动力，提升要素投入水平，凝聚起助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繁荣发展的磅礴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