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把持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总体布局的重要一环，从完善人民军队领导管理体制机制、深化联合作战体系改革、深化跨军地改革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战略性决策部署^[1]42-43，制定了进一步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路线图。我们一定要深入学习党中央、习近平主席的决策部署，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改革强军战略，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引领，扎实工作，矢志为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努力奋斗。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着力解决制约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2]407，在党中央和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全面启动了一轮范围最广、程度最深的国防和军队改革，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推进实施，取得了里程碑式的重大成就。

我军新一轮改革，把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作为根本着眼，确立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总原则。^[3]146通过精心设计的一系列制度调整与安排，旨在增强军委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牢固地集中于党中央与中央军委。此轮军改的关键举措包括撤销原“四总部”架构，转型为多部门制，调整组建军委机关15个职能部门^[3]148，以此为起点，从职能界定与机构布局着手，优化军委机关的职能配置，使其真正转变为高效的参谋、执行与服务机构。根据国家安全环境与军队使命的需要，把原来的七大军区调整划设为五大战区，健全军委联合作战指挥机构，组建战区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形成了平战一体、常态运行、专司主管、精干高效的战略战役指挥体系，专注于牵引建设规划、指导战备工作及实施作战指挥。^[3]149成立陆军领导机构，将第二炮兵更名为火箭军，组建战略支援部队、联勤保障部队，武警部队由党中央、中央军委集中统一领导，预备役部队全面纳入军队领导指挥体系，推动军队建设模式由大陆军全能型向军种主导、专业化建设的模式转变，为现代化军事力量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体制基础。^[3]150如此一来，形成了“军委—战区—部队的作战指挥体系”与“军委—军种—部队的领导管理体系”^[2]408，在军委的统一领导下，战区与各军兵种各尽其责，协同运作，构建起“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新格局。^[2]407

此轮改革聚焦精锐作战力量的塑造，通过合理调整规模构成与力量配置，推动人民军队由以往的数量规模导向转变为质量效能优先。具体举措包括削减现役人数，使军队总规模缩减至200万。^[3]152在此过程中，陆军在全军总员额中的比例下降，同时大幅度减少非战斗机构的现役人员，军官编制削减，以此实现规模的精简与效能的提升。“调整改善军种比例，优化军种力量结构，根据不同方向安全需求和作战任务改革部队编成，推动部队编成向充实、合成、多能、灵活方向发展”^[2]408，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现代战场需求。重构军事人才培养体系和军事科研体系，整合军队院校，重组科研机构，优化训练机构，构建军队院校教育、部队训练实践、军事职业教育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这一系列深度调整，从根本上扭转了过去侧重陆地作战力量的局面，更新了以国土防御为主的兵力部署策略，着重加强了战略预警、远洋防御、远程精确打击、战略投送、信息支援等新型作战力量的建设，构建起一套协同作战的力量体系。

本轮改革突破了以往依据司、政、后、装职能领域制定法规的传统模式，转而对军队党的建设制度、军事力量运用政策制度、军事力量建设政策制度、军队管理政策制度这四大核心领域进行了全面规划、前瞻布局、创新推进及系统性重构。在此期间，一系列重要法规得到审议通过，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军队党的建设条例》《军队政治工作条例》，以及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等。组建中央军委人才工作领导机构，并设立中央军委干部考核委员会。颁发实施《现役军官管理暂行条例》及11项相辅相成的配套政策制度，推进中国特色军官职业化体系建设。颁布《军士暂行条例》《义务兵暂行条例》及相关法规，进一步完善了军事人员管理制度。全面优化文职人员制度，颁布新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人员条例》，促进了优秀人才投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热情与参与度。颁布实施《军队功勋荣誉表彰条例》《军队功勋荣誉表彰实施办法》，举行隆重的授勋授衔仪式。调整优化军人福利待遇，设立军人父母赡养补贴、配偶荣誉津贴，并推行涵盖军人配偶及其子女的全面医疗保障政策，旨在持续提升官兵的职业荣誉感。一大批配套政策制度和重大改革举措密集出台，极大解放了军队战斗力和官兵活力。

通过构建国家级统一指挥、军民协调互动、需求精准对接及资源优化共享的机制体系，显著增强了军民协同作战效能、突发事件应对能力和综合保障水平，为有效应对各类安全挑战提供了坚实支撑。结合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组建退役军人事务部，在国家层面加强对退役军人管理保障工作的组织领导，以更多更优质的措施服务整个退役军人群体。完成武警部队跨军地改革任务。武警部队不再承担武警黄金、森林、水电部队的领导管理职责，上述部队全面移交给国家相关职能部门并转型为非现役的专业队伍。对公安边防、消防及警卫部队等公安现役力量作出相应的调整，这些部队被移出武警部队序列，全面告别现役状态，转而由地方相关机构接管其管理职责。将原由国家海洋局管辖的海警队伍进行了整编，纳入武警部队序列。推动空中交通管理体系改革，建立中央空中交通管理委员会，实现空域管理的新格局。深化国防动员体系改革，形成现代化的国防动员力量体系。全面停止军队有偿服务，军队不从事经营活动的目标基本实现。

国防和军队建设是确保国家稳定发展的基础与支柱，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持续推进国防和军队改革，是应对复杂多变的安全威胁、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及发展利益的必由之路。

当今世界，科技革命、产业革命与军事变革风起云涌，全球各大国竞逐军事竞争优势，纷纷调整其军事战略，加速军队现代化转型，重塑军事组织架构与体制。此轮军事变革的焦点在于信息化，这源自科技领域的迅猛发展，特别是大数据、云计算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部署与应用，现代战争模式和作战手段正在向信息化、智能化稳步转型。这一转型趋势对军队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必须拥有高效的信息搜集、处理与运用能力，并建立起智能化作战系统。作为国际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国必须紧跟全球军事发展潮流，不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致力于缩小与世界军事强国在信息化条件下的实力差距，加强我军在全领域的联合作战能力，以确保在未来战争中占据先机，有效应对随之而来的信息化、智能化战争的挑战。

不仅如此，鉴于全球形势的多变性与复杂性，中国所面临的安全威胁正日益多样化。无论是亚太地域战略环境，还是国际的经济、科技及军事竞赛领域，在全球治理体系结构发生重大历史转变过程中，中国遇到的外部阻力和考验都在上升。推进国防和军队改革，进一步释放和提升作战效能、激发军队内在活力，建立起能够高效履行各项使命任务的现代化军事力量体系，旨在应对纷繁复杂的安全挑战，从而在国际军事竞争舞台中赢得有利态势。

第一，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涵盖了许多方面，包括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建设等等。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必须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的建设等领域的体制改革形成呼应，共同构成全面深化改革的有机整体，才能与国家整体改革的步伐保持协调一致。深化军队改革，不但推动军队在组织结构、作战理念、军事策略等方面全方位创新，还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提升治理能力提供坚实军事支撑，从而不断推动军队现代化建设迈向新高度。

第二，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军队改革措施能对军队的组织架构与人员配置进行有效的优化和调整，进而促进作战效能与管理水平的提高，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相适应。另外，国防与军队体制的改革能够有力促进军民融合的深度发展，激发经济、科技等多个领域内的创新活力与发展潜能，为全面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动力。国家发展的步伐在加快，国防力量与军队建设的标准也在相应提升。国防和军队体制改革必须不断深化，以顺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趋势，旨在通过这一过程完善军事政策制度的架构，增强军队的战备能力与实战效能，确保军队发展路径精准对接国家战略意图和安全利益，巩固并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健康发展。

第一，改革自始至终是驱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程的关键引擎。人民军队发展壮大的历程，若从历史长河中探寻，实质上是一段充满创新与变革的编年史。这一历程涵盖了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的创立，到抗日战争时期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再到解放战争时期野战军的组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正式命名，乃至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多次体制和编制的调整优化，人民军队在战斗中成长，在改革中壮大，实现了由小变大、由弱转强的跨越。在国防和军队建设迎来崭新历史节点的当下，中国正处于从大国迈向强国的关键转型期。面对这一重大转折，我们必须拿出非凡的智慧和胆识，勇敢应对全球正经历的百年罕见之变局，以实际行动彰显新时期军队的使命担当，努力深化改革，使军队结构更加贴合现代战争形态，全面提升综合战力，确保国家安全万无一失。

第二，改革是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关键路径。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过程囊括了军事政策制度的现代化转型、先进战争指导及作战理论体系的建构、科研管理与装备采购模式的革新，以及先进军事力量体系的塑造等多个维度。军事政策制度作为军队活动的根本规范，是维系战斗效能的基石，而改革则能驱动其不断创新与完善，构筑一个更为科学、合理且高效的制度环境，为军队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鉴于军事理论发展滞后于实战需求的问题，迫切需要紧抓战争与作战实践，勇于理论创新，搭建先进的战争指导框架和作战理论体系。通过深化国防和军队体制改革，既可以合理调整军队规模结构、推进武器装备现代化、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又可以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是形成现代化军事力量体系的关键一环。面对跨越发展、迈向一流的历史重任，我们需要精心谋划，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持续推进国防和军队深层次改革，既着眼当前需求，又兼顾长远发展，为国防和军队未来二三十年建设夯实基础。

习近平主席指出：“我军之所以始终充满蓬勃朝气，同我军与时俱进不断推进自身改革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2]406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关于国防和军队深层次改革的战略规划，标志着改革深化的号角再次吹响。我们务必深入理解这次会议的精神实质，集中力量持续推进改革进程，并着重从下列核心方面着手，奋力开创强军兴军新局面。

领导管理体制机制，在军队组织形态中处于中枢和主导地位。完善人民军队领导管理体制是确保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的必然要求，是深化军队战略管理创新的重要举措，是提高军队备战打仗能力的现实需要。

一要强固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无论军队改革如何推进，党指挥枪的原则不可动摇，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不容削弱。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和改革调整，“构建军委—战区—部队的作战指挥体系和军委—军种—部队的领导管理体系”^[2]408 ，形成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新格局，旨在全面深入贯彻落实军委主席负责制，进一步完善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体系。针对国防与军队的持续深化改革，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着重指出“必须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健全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的制度机制”^[1]42等，均明确反映出深化军队改革的政治导向。在健全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的制度机制上，我们要进一步完善请示报告、督促检查、信息服务工作机制，推进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法治化规范化程序化，确保党指挥枪要求贯彻到底、落实到位。

二要深化战略管理创新。现在军事系统运行的整体性、协同性、复杂性显著上升，必须不断优化体制、完善机制、理顺关系，来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高质量发展。军委机关部门是军队实施战略管理的主体力量，需要进一步优化其职能配置，更好发挥好参谋、执行、服务作用。需要健全战建备统筹推进机制，成体系抓好国防和军队建设重大任务的落实。需要完善重大决策咨询评估机制，提高机制化、专业化、体系化水平，更好支撑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军队建设是一项复杂系统工程，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增强跨领域统筹，优化跨部门跨领域协调，强化需求牵引、目标规划、标准统一，提高军事治理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以加强军事治理推进强军事业发展。需要健全依法治军工作机制，加强军事法治体系建设，完善军事立法、执法、司法体系，为军队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法律基础。提高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水平，突出依法治官、依法治权完善监督体系，加快治军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

三要提高军队备战打仗能力。备战打仗是人民军队的根本职能，必须把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应不断破解影响军事斗争准备的重点难点问题，消除战斗力建设的薄弱环节。强化科技创新驱动，以解决制约国防科技创新的核心关键技术问题为根本目的，增加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力度。着力构建国防科技创新体系，优化军地合作创新机制。扩大国防科技领域人才培养与引进力度，加速国防科技成果向实际应用转化的进程。加快新型作战力量和手段建设，重点加大无人作战系统与智能化作战体系等前沿科技的研发投入力度，推动部队向新的战斗力生成模式过渡。系统优化完善军事政策制度，紧紧扭住作战战备、军事人力资源等重要领域，完善配套措施，拿出治本之策，持续释放改革效能。进一步深化军队院校改革，把院校教育作为军事斗争准备的关键一环，面向战场、面向部队、面向未来推进教育教学改革，推动实现内涵式发展。实施军队企事业单位调整改革，不断解放和发展战斗力、解放和增强官兵活力。

现代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联合作战已成为应对复杂安全威胁、实现军事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建设好联合作战体系是能打仗打胜仗的重要保证。

一要建强指挥中枢。习近平主席强调：“军队能不能打仗、能不能打胜仗，指挥是一个决定性因素。”^[3]110深化联合作战体系改革，必须打造坚强高效的联合作战指挥机构。要完善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功能，强化其在指挥与协调方面的核心作用，对重要安全领域的指挥机制进行细致规划，并确保与中央及国家机关的协调运行顺畅无阻。根据战区特点和作战需求，优化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编成结构，加强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信息化建设，提升指挥控制的智能化、精准化水平，使各战区能够快速高效地完成作战使命，并通过对任务部队的联合作战指挥编组模式进行调整来推动联合作战指挥向下延伸，确保作战指挥链顺畅高效运行，使军队时刻保持高度的战斗准备和制胜能力。

二要优化力量布局。根据军事斗争准备需要，全面统筹各个战略方向的力量部署，建立并优化新型军兵种结构布局，加快发展战略威慑力量，统筹加强传统作战力量建设，大力发展新域新质作战力量，深化部队编成改革创新，加速形成适应现代战争要求的以精锐力量为主体的联合作战力量体系，提高作战效能，促进作战能力整体跃升。

三要培育新质能力。搞好新兴领域战略预置，加快无人智能作战力量发展，增加新型作战力量比重，成体系推进新域新质作战能力建设。要以信息系统为基础，以网络与信息化系统建设为重点来构建以体系化作战能力为目标的网络与信息化体系。加快网络信息化的软硬件设施建设，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标准规范制度。加大网络空间防御和作战能力的投入力度，促进网络信息系统与作战系统的深度融合，推动实现网信赋能联合作战的新跨越。

深化跨军地改革，就是要加强战略规划统筹、政策制度衔接、资源要素共享，进一步完善相关组织体系和运行制度，理顺关系、厘清职能、畅通链路，加强跨军地、跨领域统筹，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提高军事系统运行效能和国防资源使用效益。

一要健全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建设工作机制。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应对复杂安全威胁、赢得国家发展优势的战略之举，为促进国家综合实力快速高效转化为先进战斗力，重点优化相关工作机制，提高跨军地统筹协调水平。完善涉军决策议事协调体制机制，加强军地在重大战略问题上的沟通协调，明确各自职责分工，加强信息共享和资源整合，提高军地协同作战能力；健全国防建设军事需求提报和军地对接机制，确保军队建设需求能够及时、准确地反映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促进军地之间深度合作、双向支撑和拉动；完善国防动员体系，加强国防动员组织体系建设，健全动员预案和应急响应机制，提高国防动员的效率和效能，为军地深度融合提供有力支撑。

二要优化国防科技工业体系和布局。强大的国防科技工业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重要依托，是提升新质战斗力的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国防科技工业整体实力和核心竞争力显著提升，但基础还不够厚实，研发生产、持续供给、自主可控、平战转换等能力同国家安全战略需要还不相适应。应该进一步深化国防科技工业体制改革，优化国防科技工业布局，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改进武器装备采购制度，畅通从作战需求生成到武器装备供给的链路，建立军品设计回报机制，构建武器装备现代化管理体系。

三要优化边海防领导管理体制机制。根据国家安全环境的发展变化，我国的边海防领导管理体制也在不断调整，接下来，要重点加强党中央对边海防的集中统一领导，优化边海防领导管理体制机制，完善党政军警民合力治边机制，提升强边固防综合能力，为建设强大稳固的现代化边海防提供有力保证。还有完善军地标准化工作统筹机制，加强航天、军贸等领域建设和管理统筹，深化民兵制度改革等，也要科学论证设计、扎实推进落实。

持续推进国防和军队改革，是当前我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重中之重。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准确把握改革强军战略的重大意义和深刻内涵，切实增强深化改革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以高度的思想自觉凝心聚力、接续奋斗，不断把国防和军队建设推向前进，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新的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