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坚持守正创新，在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中，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重大理论成果，建构出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这些理论成果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不断标注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新高度，彼此在理论基础、历史基础、文化基础上内在一致，在政治立场、理论风格、价值取向、目标追求上一以贯之。切实弄清弄透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内在逻辑关系，是我们科学理解和准确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其他几个重大理论成果之间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的各个重大成果的内在统一性的一把金钥匙，也是我们科学理解和准确把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重要逻辑维度。从学理上来说，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所蕴含的内在逻辑关系，集中体现在：理论同源、文化同根、价值同旨、实践同题、逻辑同构上，并赋予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以鲜明的理论特色、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理论，是为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而斗争的学说，为无产阶级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正是基于此，恩格斯指出：“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1]列宁也曾指出：“马克思的哲学是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2]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催生了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使我们党拥有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拥有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作为“伟大的认识工具”。“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3]16一百多年来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坚守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党的命脉和灵魂，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实际上就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经过艰苦探索、付出巨大牺牲积累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就是马克思主义。对于这个问题，实际上早在1942年2月8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反对党八股》的演说中就有了明确的阐述，指出，共产党“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4]836。新中国成立前夕，回顾党的28年的历史，毛泽东又深情地总结说：“谢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给了我们以武器。这武器不是机关枪，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5]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又提出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在艰辛探索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新的实际又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形成了许多独创性理论成果。即使当时面临着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艰巨的任务，党仍始终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自觉，保持着高度的理论上的清醒。1954年9月15日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中曾庄严宣告：“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6]，十分清楚地阐明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问题。1958年5月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作用，指出：“我们敢想、敢说、敢做、敢为的理论基础是马列主义。”^[7]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的谈话中说：“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然而“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8]109，深刻地揭示了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统一，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理论创新创造的时代担当，也进一步夯实了毛泽东思想丰富发展的理论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创立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就其根本内容和精神实质而言，它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属于同一个思想体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其形成的理论基础。邓小平指出：“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中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9]369“老祖宗不能丢”，最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邓小平强调，老祖宗不能丢，又要讲新话。1985年9月23日他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9]146他告诫全党：“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9]292正是这种理论上的清醒、坚定与自觉，使邓小平勇于冲破“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敢于破除各种“左”的和右的桎梏，集中全党全国人民智慧，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形成了科学发展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关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说到底也是马克思主义。对此，江泽民强调：“我们一直说，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我们提出新的观点、新的思想时，都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来衡量一下”^[10]337，“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一点，要坚定不移，不能含糊”^[10]335，“任何时候都要坚持”^[10]337。胡锦涛也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坚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坚信马克思主义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11]529，“必须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 ^[11]156-157。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言而喻，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这一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究其理论根源，也是马克思主义。2015年12月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指出：“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真经’”^[12]，这不仅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人与马克思主义“体”与“魂”的关系，而且也从理论上科学揭示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内在的深层逻辑关系。2017年9月他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43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又深刻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灵魂”^[13]65，“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参天大树之根本，就是我们党和人民不断奋进的万里长河之泉源”，“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13]66

百余年一路走来，无论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党从未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并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始终保持着对马克思主义的高度理论自信，并以高度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断发展。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在创新中不断丰富，始终把“老祖宗不能丢”和“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8]109结合起来，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的新话，敢于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不断开辟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因此，从理论来源来看，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各个理论形态都源自马克思主义，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都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起点、逻辑起点、价值起点，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和精神实质，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辉，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创造力。

历史是精神的大写与展开，思想是文明的凝结与升华，一切历史的精华最终是思想史。中华大地锦绣河山，滋养了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并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源头活水，润泽千年。在悠远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文明以独树一帜的创新创造、一脉相承的坚持坚守，树立起一座座文明高峰。2023年6月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深刻总结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为中华文明作了“精准画像”。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2024年元旦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新年贺词，又深情礼赞我们伟大的国度、伟大的文明：“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大漠孤烟、江南细雨，总让人思接千载、心驰神往；黄河九曲、长江奔流，总让人心潮澎湃、豪情满怀。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赓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14]绵延古今、璀璨夺目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蕴藏着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创造。也就是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其所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文明观、道德观，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

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而绵延不断，迭遭忧患而经久不衰，这是人类文明的奇迹，也是我们自信的底气。”^[15]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理论形态都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从中汲取了丰富的思想滋养和智慧，奠定了坚实的文化根基；都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现实实践，保持着对中华文化自身理想、价值的高度信心，保持着对中华文化自身生命力、创造力的高度信心，深刻揭示和自觉遵循中华民族传承发展的历史逻辑，承载着中华文明再创辉煌的历史使命，坚持走自己的路，不断地用中国道理总结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了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进而造就了新的文化生命体，不断地铸就了中华文明新的辉煌，进一步巩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高度的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高度的文明意识与文化自觉，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主动认知自身、解释自身且定义自身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创新理论之根”，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理论形态都实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超越，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光辉典范，是中华文明不断传承和发展的鲜明的时代标识。

从百余年奋斗历程来看，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实践者捍卫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弘扬者创新者，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无一例外地坚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践进程和理论创新中，对中国传统文化加以创新性继承和运用，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在中华大地牢牢扎下根来、根深叶茂，并不断巩固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充分彰显了高度的文化自觉和坚定的文化自信，展现了治国理政的深厚文化底蕴。早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号召全党要总结和继承传统文化，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6]533-5341943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则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17]318这充分表明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和高度的责任担当。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积极发挥历史主动精神，中华文化的人民主体性昂扬地挺立了起来。灿若星河的中华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接续探索和奋斗中，不断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与时俱进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邓小平曾指出，我国历史悠久，地域广阔，有多样的生活习俗、文化传统和艺术爱好，“雄伟和细腻，严肃和诙谐，抒情和哲理，只要能够使人们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都应当在我们的文艺园地里占有自己的位置”。^[18]这实际上是在强调中华文化和文化发展的人民性与民族性。1997年党的十五大首次将“继承历史文化优秀传统”写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纲领。2007年党的十七大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斗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19]这些都充分表明了党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2022年5月27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39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在推进中华优秀传统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过程中，“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传承弘扬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源头活水。”^[20]同年6月8日他在四川考察时的讲话中又强调：“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我们要敬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思维。”^[21]2023年6月30日习近平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6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又从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政治高度，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守好这个魂脉和根脉，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理论创新也是为了更好坚守这个魂脉和根脉。”^[22]实践表明，在党的百余年奋斗历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风骨神韵、革命文化的刚健激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繁荣兴盛，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和伟大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得到了充分彰显。“溯历史的源头才能理解现实的世界，循文化的根基才能辨识当今的中国。”^[23]“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24]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无论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还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无不充盈着浓郁的中国味、深厚的中华情、浩然的民族魂，都创造了新的历史，都为丰富人类思想宝库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为什么人、靠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也是把握一种思想理论根本立场和价值取向的立足点。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我们党立党兴党强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为民造福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人民”二字铭刻在心、重于千钧、高于一切，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25]，人民至上是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鲜明底色。人民性作为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整个过程，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价值追求。也就是说，坚持人民至上，犹如一根红线贯穿于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之中，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理论形态的价值支点和实践落点。

从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和本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4]1031、人民就是“上帝”的观^[4]1102和毛泽东思想三个活的灵魂之一的群众路线，到邓小平理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和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和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党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及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和方针政策，都要以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高衡量标准，到科学发展观强调的以人为本，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再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强调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坚持人民至上和为民造福，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党的奋斗目标以及秉持的“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无私情怀，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理论形态都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始终坚守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映照出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底色。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民需要，则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衡量社会发展的标尺、定义时代进步的标识。这些重大理论成果都实现了人民群众作为历史主体、实践主体、价值主体的有机统一，体现了党的历史观和价值观的贯通、认识论和实践论的贯通，是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和创新发展。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民是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是共和国的坚实根基，是强党兴国的根本所在。人民至上，微言大义；悠悠万事，唯此乃大。民生无小事，亿万人民的小事，就是共产党人的大事。这是百年苦难辉煌的历史回响，也是百年大党一以贯之的大小辩证法。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理论形态不仅都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而且还积极地从人民群众的创造中汲取理论创新智慧。正如习近平强调：“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3]19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理论形态，都是在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的理论，并使之成为了指导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2023年6月30日，习近平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6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则更为明确地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成果，都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无论是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还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无不源自人民的智慧、人民的探索、人民的创造。”^[22]这些重要论述无疑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深厚而鲜明的价值底色。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在帝国主义列强的疯狂入侵和肆意欺凌下，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人民必须要完成“两大”历史任务：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中国共产党就是为了完成这“两大”历史任务而登上中国社会政治舞台上的。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对党的百年奋斗历程的实质作出了科学概括和揭示，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6]从这个意义上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革与发展的实践主题，也是党百余年来奋斗的全部理论和实践活动的主题；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逻辑主题，也是新时代最鲜明的主题和最强音。思想之意义，在于应历史之变、解实践之问、时代之问。百余年来党始终紧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一实践主题，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中，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谱写了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并绘出了世纪中国壮美的历史画卷。换言之，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始终占据实践制高点，不断地科学回答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之问”。

从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理论形态来看，毛泽东思想科学回答和解决了中国的革命实践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并指引着中国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中华民族从此“站起来”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社会条件，庄严宣告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进而为完成第二个历史任务开辟了社会主义道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庄严宣告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则是在接续探索和解决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重大课题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并指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什么是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课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在其指引下取得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并庄严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则科学地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在其指引下续写了“两大奇迹”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庄严宣告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今天，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党团结带领人民又迈步走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开启了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大幕，只要我们踔厉奋发、笃行不怠、勇毅前行，就必将会创造出令世人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开辟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加壮阔的美好前景。

这前后相接，如同文章的上、中、下篇。如果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篇大文章，毛泽东思想写出了这篇大文章的上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写出了这篇大文章的中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写出了这篇大文章的下篇。列宁曾指出：“理论符合现实是理论的唯一标准。”^[27]实践已有力验证，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实践永无止境，理论创新也永无止境。这篇大文章还要继续写好写下去，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紧紧立足新的实践，在实践基础上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创造，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影响深远，在于其以深刻的学理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真理性、以完备的体系论证其理论的科学性，它不是教条，它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正如恩格斯深刻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28]在恩格斯看来，马克思主义提供的绝不是教条式的答案和一劳永逸的既定方案，而是进行科学研究和获得正确认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恩格斯还指出：“每个国家运用马克思主义，都必须穿起本民族的服装。”^[29]这个观点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的适应性和本土化的重要性，旨在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结合，即马克思主义理论需要与各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发挥其最大的指导作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基本经验和最根本途径。

马克思曾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30]，这深刻阐明了理论需要、理论实现与一个国家发展的内在关联。强调的是，理论必须与实际需求相结合，才能有效地指导和推动实践的发展。2023年5月习近平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4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现实需要的程度，理论作用发挥的效度取决于理论见诸实践的深度。”^[31]党在百余年的理论创新探索中，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其中，“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基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在规律的必然要求；“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则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基因”，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联系的深刻揭示。二者都遵从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个“根本”，有力诠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在机理。也就是说，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理论形态，在逻辑建构上是一致的，都是坚持“两个结合”的理论产物。

一切划时代的理论，都是满足时代需要的产物。马克思指出：“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32]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命题。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16]534他号召全党“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的革命实际行动结合起来。”^[4]801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提出两大任务：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16]534这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另一方面，“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个任务”。^[16]533这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与民族的形式结合起来，为党的理论创新注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这“两大任务”实际上不仅包含着“两个结合”的思想雏形，而且揭示了“两个结合”的内在关系。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总结说：“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 ^[4]795正是基于此，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时，党依然坚持这条正确的路径。1956年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指出：“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33]也正是基于此，毛泽东思想又得到丰富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党在不断总结国内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极端重要性。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明确指出，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9]3。这就进一步坚持和发展了“第二次结合”的思想。随后，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又明确指出：“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10]270进入新世纪后，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则进一步强调：“要敢于和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的实际和时代条件结合起来，坚决走充满生机活力的新路”^[34]，继续把“第二次结合”的思想推向前进。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需要指出的是，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不仅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且十分注重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虽然没有使用“两个结合”的重要表述，但实际上“第二个结合”的思想已蕴含在“第一个结合”之中。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的讲演中强调：“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16]708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曾强烈批判了“言必称希腊”式的数典忘祖现象，强调学习“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4]8011943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则阐述得十分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17]318-319实际上这些论述已蕴含着“两个结合”的思想内涵，是“两个结合”的先行探索。这两条路径紧密相连，相互贯通，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明了方向，开辟了道路。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样十分重视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传承，认为“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9]358，并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党的执政理念之中，如继承和超越了中国古代“小康”思想，将其界定为“中国式的现代化”，提出了“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既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10]270。这表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都是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益营养而结出的重大理论硕果，都是坚持“两个结合”的理论结晶。江泽民、胡锦涛同样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依据中华文明中的“德治文化”“和合文化”“民本思想”，赋予了时代的新内涵，提出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等新理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统筹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原创性贡献，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了世界性贡献”^[35]。一方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立足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和新的实践，着眼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作出了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得出了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形成了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以崭新的思想内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科学社会主义的时代价值。另方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思想内容、使命追求、开放品格等方面具有高度的契合性，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了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了起来，不断赋予了马克思主义鲜明的中国特色，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新境界。可见，“两个结合”是“一个结合”“第二次结合”思想的丰富发展和凝练升华。从习近平在庆祝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的正式提出，到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和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两次强调和精辟阐述，再到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系统阐释，“两个结合”思想日益丰富。它宛如一根红线贯穿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中，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鲜明的逻辑基点。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来看，“两个结合”内蕴着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实践进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理论形态都是坚定自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都是坚持“两个结合”、勇于推进理论创新的典范。历史与实践表明，只有与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了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变成一种有生命的存在，才能在中国“管用”“好用”“行”。离开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马克思主义顶多是“在中国”，而不可能变成“中国的”。对此，习近平曾从深刻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经验的战略高度，精辟阐述了“两个结合”之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意义。他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能够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关键就在于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24]也就是说，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24]“两个结合”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质，科学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创新发展的内在机理，极大深化了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规律性认识。当前中国正在经历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我们要坚定站立在浸润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华大地上，手握科学真理，脚踏人间正道，沐浴文明荣光，更好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继续推进“两个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呈现出更多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