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恩格斯晚年放弃暴力革命，转向和平过渡，成为民主社会主义者的说法由来已久。对于这种说法，我国学术界多持否定态度，大多数学者坚持恩格斯晚年没有放弃暴力革命，没有成为民主社会主义者。但有些学者的阐释却并非严谨准确，比如在肯定恩格斯晚年没有放弃暴力革命的同时，又认为暴力革命和合法斗争一样只是一种手段和策略，从而将暴力革命置于与和平过渡等同的地位，这样就抹杀了暴力革命的普遍性和原则性意义。这种解释并不彻底，仍然会给某些人歪曲马克思主义留下空子，而且也不符合恩格斯的原意。因此，本文将系统梳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无产阶级革命策略上的思想演进过程，完整呈现恩格斯晚年策略思想的内容和实质，并重点阐释恩格斯早年与晚年革命策略思想的辩证关系，以便澄清这一问题并对一些学者的观点进行完善和补充。
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它是伯恩施坦主义和列宁主义斗争的焦点，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两条路线的反映，既涉及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在理论上的重大原则分歧，也深刻影响了社会党和共产党在实践中的根本道路选择。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们意欲通过把恩格斯塑造成民主社会主义者来寻求自己在理论上修正马克思主义和实践上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统性，试图证明他们才是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思想和事业的合法继承者。列宁则针锋相对地揭露出，所谓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歪曲了恩格斯晚年思想的原貌，实际上已经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堕落为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列宁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继承者。
一、马克思恩格斯在无产阶级革命策略上的思想演进
马克思恩格斯这种观点的形成和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密切相关。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十分野蛮，资产阶级用尽可能压低工资、延长劳动时间的方法榨取利润，对工人阶级的残酷剥削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恩格斯曾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对当时无产阶级的悲惨遭遇作了生动描绘：“社会把成百的无产者置于这样一种境地，使他们不可避免地遭到过早的、非自然的死亡，遭到如同被刀剑或枪弹所杀害一样的横死”，恩格斯称之为“社会谋杀”[3]408-409。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这非但没有改善工人的生活处境，反而“使工人的整个生活地位越来越没有保障”[2]40，一极是资产阶级财富的积累，另一极却是无产阶级“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4]744。当时的阶级矛盾极其尖锐，工人运动风起云涌，整个社会像是处在革命的前夜。而且，19世纪40年代的欧洲，尽管生产力有了相当的发展，但政治上还处于专制制度统治，资本主义民主制尚未建立，并不具备合法斗争的条件。因此，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恩格斯认为：“英国面临着一场按一切迹象看来只有用暴力才能解决的危机。”[3]371
马克思恩格斯这种观点的形成也和当时工人运动的实践经验密切相关。在英国，工人阶级掀起了争取普选权的宪章运动，揭开了和资产阶级争夺政治权力的序幕，标志着英国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但宪章运动的失败也让年轻的恩格斯意识到单纯的情愿式的合法斗争不可行，他在1842年发表的《国内危机》中指出：“‘合法革命’把一切都搞糟了……然而无产者从这些事件中还是有所收获的，那就是他们意识到用和平方式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暴力变革现有的反常关系，根本推翻门阀贵族和工业贵族，才能改善无产者的物质状况。”[5]在对英国无产阶级进行了21个月的深入考察之后，恩格斯更加明确地指出：“当你看到有产阶级这样疯狂的时候，当你看到他们被眼前的利益迷惑得连时代的最明显的标志都看不出的时候，你就不得不放弃和平解决英国社会问题的任何希望。唯一可能的出路就是暴力革命。”[6]
在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马克思开始重新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史，发现资本主义表现出较强的适应性，正在走向普遍繁荣。他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指出：“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2]176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明确提出了“两个绝不会”的著名论断，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2]592，从而将这一思想进一步深化，上升到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高度。随着理论认识上的深化，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认识也在逐渐变化。
19世纪60到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持续繁荣稳定，并呈现出由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的趋势，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能力进一步增强。与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资产阶级民主制也得到了发展，一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利用合法斗争不断壮大自身力量，而进行武装起义的巴黎公社却遭到残酷镇压，使法国无产阶级元气大伤，也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了长期低潮。在深刻总结巴黎公社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以往单纯强调暴力革命的策略进行了反思，指出：“如果说我们有责任支持一切真正的人民运动，那么，我们同样有责任不让我们无产阶级政党的刚刚形成的核心作无谓的牺牲，不让无产阶级在徒劳无益的地方性的起义中被灭绝。”[7]471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对合法斗争的策略给予高度重视。1871年7月，马克思在同《世界报》记者谈话时指出：“在英国，显示自己政治力量的途径对英国工人阶级是敞开的。在和平的宣传鼓动能更快更可靠地达到这一目的的地方，举行起义就是发疯。”[8]611
1878年初，恩格斯在《1877年的欧洲工人》一文中称赞了德国工人阶级利用普选制参加议会选举的做法，认为“这种选举从1867年起就使德国工人党有机会统计自己的力量，向世界显示它的组织得很好而且不断壮大的队伍”[9]163。巴枯宁主义者反对工人阶级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在他们眼里，参加选举就是背叛无产阶级的利益。除了直接的暴力革命以外，他们不容许任何其他的行动方法”[9]167。但是，凡是奉行这种“无政府主义”策略的工人政党在实践中都遭遇了惨败，“他们的组织被遗忘了，他们的报刊一个个地消失了”[9]168。他们使工人阶级丧失了参与实际斗争的舞台，使工人运动完全陷于停顿。而参与政治活动、利用合法斗争的党派则日益壮大，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不能固守单一的暴力革命的策略，而必须采取更合理的有效的斗争方式，以“符合形势需要的任何政治行动谋求自己的解放。”[9]173恩格斯还着重分析了法国的工人运动，指出法国无产阶级具有暴力革命的光荣传统，一直是欧洲革命的先锋，但“每遭受一次失败以后，随之而来的总是沉重的政治上的反动，既猖狂又长久”[9]177，这种状况不利于工人阶级的组织联合和长远发展。因此，“在公社被镇压之后，对失去战斗力好多年的工人阶级来说，眼前要事只有一件，那就是避免让这样的长期高压统治再次出现，从而避免不得不再去做下面这样的事，即并不是为了本身的直接解放，而仅仅是为了争得一个能让他们为最终的解放斗争进行准备的环境去战斗”[9]177-178。
由此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策略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而发展的，是根据资本主义时代条件的变化和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深入而不断调整的。这种发展和调整不仅不是对之前的原理或原则的违背，而恰恰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对之前思想认识的深化和升华。
二、完整理解恩格斯晚年的革命策略思想
19世纪70至90年代，资本主义进入到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发展时期，经济、政治、军事、社会和阶级斗争状况等方面都出现了新变化。经济上，以电力和内燃机的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人类迈进了“电气时代”，资本主义呈现出新的繁荣；政治上，资本主义民主制日趋完善，以普选权为基础的代议制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确立；军事上，武器的改进、城市驻军数量的增长和铁路的修建大大加强了资产阶级的武装力量；社会上，资产阶级实施了广泛的改良，通过完善社会立法，改善了工人阶级的生产和生活环境；阶级斗争状况上，资产阶级的统治手腕愈加成熟，学会运用一系列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的手段对付工人阶级。在马克思逝世后，作为“整个文明世界中最卓越的学者和现代无产阶级的导师”[10]的恩格斯独自承担起了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任，他在敏锐洞察资本主义时代条件变化的基础上，结合德国社会民主党斗争实践的成就和经验，对以往的革命策略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反思，与时俱进地制定了新的斗争策略。
1．由少数人的突然袭击到多数人的长期准备
根据马克思“两个绝不会”的思想，恩格斯重新审视了资本主义的时代变化，他回顾了1848年欧洲革命的历史，认为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7]540，指出当时革命失败后，庸俗民主派寄望于革命再次立即爆发，使人民能够很快一举打败敌人，但历史证明这只是一种空想，因为“革命不能故意地、随心所欲地制造，革命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完全不以单个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3]685。恩格斯清醒地认识到：革命已经结束，“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2]176。从而将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牢牢建立在唯物史观的科学基础之上。
2．充分利用普选权，在合法斗争中积蓄力量
在恩格斯看来，利用普选权能给工人阶级带来非常多的好处：在竞选宣传中广泛接触之前疏远我们的群众；在议会讲坛上发表自己的观点，维护自己的行动；通过选票数目计算自己力量的增长，提供敌我力量对比的精确情报等等，而资产阶级政府却对此毫无办法。正是由于工人阶级如此充分而有成效地利用了普选权，“结果弄得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7]545。
无产阶级利用普选权进行合法斗争意义重大。尽管无产阶级的人数、组织性、觉悟程度和胜利信心都与日俱增，但只要还不能“以一次重大的打击取得胜利”[7]541，就不能贸然走上街头，否则“只会招致无益的牺牲，使运动倒退几十年”[11]。资产阶级并不害怕无产阶级的武装起义，恰恰相反，“为了能镇压我们，它最希望的就是起义”[7]559。因为最令他们恐惧的正是由于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持续增长而导致的不利于资产阶级的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恩格斯指出：“只有一种手段才能把德国社会主义战斗力量的不断增长过程暂时遏止住，甚至使它在一个时期内倒退：那就是使它同军队发生大规模冲突，像1871年在巴黎那样流血。”[7]551-552因此，资产阶级为了诱导无产阶级与其决战，甚至会采取指责无产阶级怯懦的激将法，目的就是把无产阶级“引到枪鸣剑啸的地方去”[7]549，以便找到借口镇压无产阶级。
恩格斯识破了资产阶级的诡计，他在1890年给保·拉法格的信中写道：“我们有责任使革命不致夭折……我们目前应该宣布进行合法斗争，而不要去理睬别人对我们的种种挑衅。”[12]他教导无产阶级绝不要做“无准备的攻击”[7]550，而应当“尽可能以和平的和合法的方式进行活动，避免可以引起冲突的任何借口”[1]582。无产阶级政党进行合法斗争的目的在于争取工农群众、积蓄革命力量，“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现行统治制度的控制能力”[7]551。否则，一旦中了资产阶级的圈套，贸然举行武装起义，就会使这支日益增强的部队在前哨战中被消灭，那么到了决战时就会力量不足，“决定性的战斗就会推迟、拖延并且会造成更大的牺牲”[7]552。
3．始终强调决战，不放弃革命权
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利用普选权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党内产生了一批醉心于议会斗争的“议会迷”，出现了放弃暴力革命和“绝对守法”的错误倾向。1890年，恩格斯在致威廉·李卜克内西的信中对这种错误倾向进行了严厉批评：“在当前，我们应当尽可能以和平的和合法的方式进行活动，避免可以引起冲突的任何借口。但是，毫无疑问，你那样愤慨地反对任何形式的和任何情况下的暴力，我认为是不恰当的。第一，因为反正没有一个敌人会相信你的话(要知道他们不会愚蠢到这种程度)；第二，因为根据你的理论，我和马克思也成了无政府主义者了。”[1]582恩格斯始终认为合法斗争是有条件的，并不是“绝对守法”，如果统治阶级率先使用暴力，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就谈不上合法性和守法了，他在1895年致理查·费舍的信中再三强调：“我不能容忍你们立誓忠于绝对守法，任何情况下都守法，甚至在那些已被其制定者违犯的法律面前也要守法。”[1]686宣扬所谓的“绝对守法”，就是“把暂时的策略变成永久的策略，把具有相对意义的策略变成具有绝对意义的策略”[1]687。
恩格斯在谈到利用普选权进行合法斗争的策略时，始终将其视为无产阶级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一种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他时刻都在强调要准备迎接“决战”，这个“决战”就是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对于那种认为无产阶级只要通过议会斗争、在议会中获得多数席位就能自动取得政权的错误观点，恩格斯明确声明：“我没有说过‘社会党将取得多数，然后就将取得政权’。相反，我强调过，十有八九的前景是，统治者早在这个时候到来以前，就会使用暴力来对付我们了；而这将使我们从议会斗争的舞台转到革命的舞台。”[7]443
在谈到无产阶级的革命权时，恩格斯深刻指出：“须知革命权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是所有现代国家无一例外都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唯一权利。”[7]550-551统治阶级绝不会自愿放弃手中的政权，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在关键时刻，他们一定会用暴力对无产阶级进行残酷镇压，历次革命的经验都证实了这一点，特别是法国无产阶级的六月起义和巴黎公社革命表明：“一旦无产阶级敢于作为一个具有自身利益和要求的单独阶级来同它相对抗，它会以何等疯狂的残暴手段来进行报复。”[8]102因此，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做好用革命暴力对付反革命暴力的准备，始终坚持革命权，时刻准备决战。恩格斯深刻指出：“无产阶级不通过暴力革命就不可能夺取自己的政治统治，即通往新社会的唯一大门。”[1]578
总之，从这三个方面完整地理解恩格斯晚年的革命策略思想，就不难看出恩格斯的总体思想是：适应当时资本主义相对平稳发展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暂时处于低潮的客观形势，充分利用普选权等合法斗争方式，深入到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中，宣传、教育、启发群众，提高他们的组织性和觉悟程度，不断积蓄和壮大无产阶级的力量，为在革命的客观形势成熟之时通过暴力夺取政权做长期的准备。
三、正确认识恩格斯早年与晚年革命策略思想的辩证关系
对于恩格斯早年与晚年革命策略思想的关系，有人提出“早年恩格斯与晚年恩格斯对立论”或“马恩对立论”，认为恩格斯晚年转向合法斗争，抛弃了马克思的暴力革命论，导致了恩格斯早年和晚年思想的对立。事实上，马克思并非否定合法斗争，而是“十分重视在政治停滞和资产阶级所容许的合法性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利用合法斗争手段”[13]，他在为法国工人党起草的党纲的导言中就强调“必须使用无产阶级所拥有的一切手段”[8]568，包括借助于普选权来实现奋斗目标；恩格斯也不反对暴力革命，他反对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青年派”不顾客观实际，在时机不成熟时盲目起义，甘做资产阶级炮灰的那种暴力，他曾指出：“合法性在如此出色地为我们效劳，如果这种状况延续下去，而我们却要破坏合法性，那我们就是傻瓜。”[7]430恩格斯正是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不断变化的时代条件为依据，才与时俱进地提出了利用合法斗争积蓄力量以备决战的斗争策略，这不仅不是对马克思暴力革命论的背叛，也不是与其早年思想的对立，恰恰是他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策略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实际上，如果在已经变化的形势下停滞不前，仍然死板僵化地抱守过去的某一种旧观点旧策略不放，那才是对马克思主义最大的背离。
还有观点认为恩格斯晚年变成了民主社会主义者，主张工人阶级通过合法斗争取得政权，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不可否认，恩格斯的确做过这种设想，1891年6月，他在《189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指出：“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有可能和平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7]414但必须指出的是：首先，恩格斯只认为在少数议会民主制很发达、人民享有充分权利的国家有实现和平过渡的可能，但大多数国家的议会仅仅是政府装点门面的工具，并不掌握实际权力，是不可能进行和平过渡的。其次，恩格斯强调，即使在这些议会民主制发达的国家，和平过渡也仅仅是一种“设想”，这种设想要想变为现实依然困难重重，要具备诸多的主客观条件，还有待于今后实践的检验。再次，恩格斯明确指出，和平过渡在当时的德国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德国，政府几乎有无上的权力，帝国国会及其他一切代议机关毫无实权”[7]414。在这种情况下，幻想走“和平”道路是荒谬的，他旗帜鲜明地批评了德国党内“现代的社会正在长入社会主义”[7]413的思想，指出社会主义必须“像虾挣破自己的旧壳那样必须从它的旧社会制度中破壳而出，并且必须用暴力来炸毁这个旧壳”[7]414，认为宣传这种和平过渡的策略危害极大，“长此以往只能把党引入迷途”“使党在决定性的时刻突然不知所措”[7]414。最后，恩格斯深刻揭示了和平过渡这种策略的机会主义本质：“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这种做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诚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而且‘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7]414-415由此可见，所谓的“恩格斯晚年转向了民主社会主义”是对恩格斯本人及其思想的极大误解和歪曲。
实际上，围绕《导言》来歪曲恩格斯的做法由来已久，早在恩格斯生前就有所展开。恩格斯在1895年4月1日致卡尔·考茨基的信中就曾表示过他的强烈不满，原因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前进报》事先对他只字未提就擅自对《导言》进行“修饰整理”，别有用意地删改并发表，篡改恩格斯的观点，把他描绘成了“一个温顺平和、无论如何都要守法的人”[1]699。对此，恩格斯十分气愤：“我特别希望《导言》现在能全文发表在《新时代》上，以消除这个可耻印象。”[1]699但他未能如愿，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当时所处的特殊环境和党内的机会主义倾向，《新时代》仍然对《导言》进行了文字上的删改，现在去翻阅马恩文集，《导言》中关于《新时代》如何对其进行删改的注释比比皆是[7]547-553。实际上，即便不对恩格斯的话语做删改，而仅仅是摘引，也可以通过断章取义达到歪曲恩格斯思想的效果。例如，1895年3月30日，《前进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目前革命应怎样进行》的社论，这篇社论未经恩格斯同意就从《导言》中断章取义地摘引了几处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对此，恩格斯在1895年4月3日致保尔·拉法格的信中指出：“李卜克内西刚刚和我开了一个很妙的玩笑。他从我给马克思关于1848—1850年的法国的几篇文章写的导言中，摘引了所有能为他的、无论如何是和平的和反对使用暴力的策略进行辩护的东西……但我谈的这个策略仅仅是针对今天的德国，而且还有重要的附带条件。对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来说，这个策略就不能整个采用。就是对德国，明天它也可能就不适用了……可惜李卜克内西看到的只是白或黑，色调的差别对他来说是不存在的。”[1]700
通过删改恩格斯的革命话语或摘取文本的只言片语来断章取义，以篡改和歪曲晚年恩格斯的真实思想，是国内外某些人意欲把晚年恩格斯塑造成民主社会主义者的一贯手法。从整体思想上看，《导言》决不能证明晚年恩格斯变成了主张走和平议会道路的民主社会主义者，相反，恰恰证明了恩格斯是一个既坚持暴力革命原则又重视合法斗争手段的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恩格斯去世后，和平议会道路和暴力革命道路的不同命运也验证了晚年恩格斯和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根本区别。由于不涉及对私有制的根本性变革，一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即使通过议会斗争执政，也只能局限于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的渐进改良，并未显示出走向社会主义的迹象。而俄国的十月革命和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坚持暴力革命原则，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最终实现了对所有制的根本改造，尤其是布尔什维克党充分利用沙皇专制下的有限民主，坚持合法斗争与不合法斗争相结合的策略，既建立秘密的革命家组织，不放弃革命权，又深入到议会、工会、合作社等合法群众组织中，进行长期的耐心的工作来宣传、教育和组织群众，不断积蓄力量，最后在革命时机成熟之际，发动武装起义一举夺取政权，最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这无疑是对恩格斯晚年革命策略思想科学性的有力验证。[14]
必须指出，恩格斯晚年策略思想不仅不是对其早年策略思想的否定，而恰恰是对它的充实、完善和发展。恩格斯早年重视和强调暴力革命是基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规律和基本原则，这一原则至今仍然是正确的，但这一原则是抽象的，它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2]5；而恩格斯晚年提出的利用合法斗争积蓄力量的策略正是在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对于暴力革命原则的灵活运用，使这一抽象的原则具体化，变得充实和丰满起来。这很类似于“两个必然”和“两个绝不会”的辩证关系，“两个必然”指明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趋势，但它是抽象的原理和一般的规律；而“两个绝不会”则是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进行了深入全面的考察之后，在《资本论》取得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出的更完善更成熟的论断，是“两个必然”这一抽象原理和一般规律的具体化，它没有否定“两个必然”，反而使“两个必然”更加充实和丰满，变得有血有肉。就像“两个绝不会”充实了“两个必然”，《资本论》丰富了《共产党宣言》，恩格斯晚年策略思想也充实、完善、升华了其早年策略思想，它们不是对立的，而是辩证统一的。
恩格斯早年与晚年革命策略思想的辩证关系也很类似于党的一大确立的最高纲领和党的二大提出的最低纲领之间的关系。一大的重要意义在于确立了中国共产党以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废除私有制的最高纲领，旗帜鲜明地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从而与第二国际改良主义划清了原则界限。党的二大则在正确分析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从而对一大的纲领进行了充实和完善。就像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并不相互矛盾，党的一大和党的二大并不相互否定一样，恩格斯早年与晚年革命策略思想也是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年鲜明地提出和捍卫暴力革命原则，对于划清马克思主义与一切非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界限具有重要意义，而恩格斯晚年革命策略思想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其早年革命策略思想的丰富和发展，非但没有否定其早年革命策略思想，反而使其变得愈加成熟和完善，是对原来认识的深化和升华。
四、暴力革命仍然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一般规律
有学者认为，恩格斯晚年虽然没有放弃暴力革命，但放弃了暴力革命是一般规律的思想，认为暴力革命与和平过渡都不具有原则意义[15]；还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把暴力革命当作一般规律和基本原则，它仅仅是和合法斗争一样的手段和策略[16]。这两种说法都是不妥的，前者承认恩格斯早年曾认为暴力革命是一般规律，但是晚年放弃了这个观点；后者认为恩格斯从来就没有把暴力革命当作一般规律。总之，这两种观点的共同之处在于否定暴力革命的普遍性原则性意义，将暴力革命与和平过渡置于同等地位。他们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在于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结束后，马克思在阿姆斯特丹群众大会上的演说中的一段话：“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如果我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也必须承认，在大陆上的大多数国家中，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为了最终地建立劳动的统治，总有一天正是必须采取暴力。”[17]179
但从这段话中并不能解读出马克思认为暴力革命与和平过渡都是可能的手段，更不能解读出马克思认为它们地位相同。马克思只是从考虑各国国情的角度出发，不否认和平方式在当时的极少数几个国家存在可能性，但仅仅是一种可能性，而且这种可能性本身也会随着这几个国家情况的变化而变化，甚至消失殆尽。相反，马克思着重强调的是，和平方式在大多数国家绝无可能，总有一天必须采取暴力。历史也表明，美国、英国和瑞士至今没有实现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而俄国、中国等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没有不通过暴力革命的。马克思的这段话概括来说就是：在极少数国家，和平方式只是具备可能性；但在绝大多数国家，暴力革命具有必然性。前半段，马克思用的词汇是“不否认”“也许”“可能”，后半段则是“必须”“应当”“总有一天”，而且马克思的重点是放在后半段的。前者是在极狭窄的应用领域的可能性，后者是极广阔的应用领域的必然性，怎么能把它们混为一谈，都说成是可能性，还是地位相等的可能性。
相反，马克思在纪念第一国际成立七周年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赢得自身解放的权利。”[8]619马克思之所以不否认在少数国家存在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一是因为当时所处的客观环境，巴黎公社遭到镇压，第一国际被迫解散，过多地提暴力革命的必要性会招来反动势力的迫害，比如在德国“会立刻造成对报纸进行审判的借口”[17]784；二是在当时确实存在这种可能性，哪怕是极小的可能性(用恩格斯的话说就是“十有八九”[7]443还会转化成暴力)，哪怕是随时都在变化的可能性(就像马克思在给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奇回信时四易其稿，承认当时的俄国在一定条件下有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尽管这种可能性后来随着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农村公社遭到严重破坏而丧失殆尽)，这只能证明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分析问题的严谨和缜密，丝毫不能证明马克思否认了暴力革命的普遍性，将暴力革命与和平过渡作为两种地位相同的斗争方式来看待。
有人引用恩格斯的这段话来论证暴力与和平方式都不具有普遍性：“对于我这个革命者来说，一切达到目的的手段都是可以使用的，不论是最强硬的，还是看起来最温和的。”[1]579但这段话是恩格斯在阐释统一战线的语境下使用的，即无产阶级政党在不改变自己性质的前提下可以而且应当利用其他政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不管这种利用是强硬的方式还是温和的方式，这里并不涉及暴力革命与合法斗争的问题，否则，恩格斯就不会说“把道德问题抛开不说”[1]579。类似的还有：“如果旧的东西足够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旧的东西抗拒这种必然性，那就通过暴力来代替。”[7]269“如果没有必须加以反对的反动的暴力，也就谈不上什么革命的暴力。”[18]490前一句话是恩格斯在分析黑格尔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时的一句诙谐的调侃，问题在于，有哪个旧事物会如此“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后一句话是恩格斯在批驳汉斯·弥勒的荒谬观点“暴力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革命的，从来都不是反动的”[18]490的语境下说的，是对这头蠢驴的嘲讽，就好像他认为世界只有白天没有黑夜，恩格斯反问他：要是没有黑夜，哪来的白天？同样的，要是没有反革命的暴力，哪来的革命的暴力？恩格斯的本意不是说：如果反革命不用暴力，那我们也可以不用革命暴力。恰恰相反，恩格斯是强调：正是由于有反革命的暴力存在，所以才要有革命的暴力，必须用革命的暴力对付反革命的暴力。
从历史经验来看，以往的一切剥削阶级取代另一个剥削阶级的斗争没有通过和平过渡完成的。有人以英国和日本的君主立宪制为例，试图证明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妥协方式实现了和平过渡，但问题在于这一过程中不仅依然存在暴力，而且暴力还起着决定性作用。从1640年到1689年，英国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爆发内战、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克伦威尔死后查理二世复辟、最后通过宫廷政变才最终确立了资产阶级统治。英国封建贵族不是理智地自愿退出历史舞台的，他们的妥协是资产阶级在战场上取得胜利的前提下，在资产阶级掌握革命暴力的威慑下达成的。日本的明治维新也是如此，尊王攘夷运动因受到幕府军队和西方列强的联合暴力镇压而失败，此后经过数年的倒幕斗争，伴随着一系列战争才推翻了封建幕府统治。同时必须指出，这两个国家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的妥协式革命，并不是什么值得效仿和称赞的光辉范例，正是由于这种妥协，他们的民主革命不彻底，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必将为其今后社会的发展留下阻碍，这并不是先进的特征，反而是一种缺陷、畸形和遗憾。纵观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绝大多数都是通过暴力完成的，即使少数几个国家最终采取了妥协的形式，但无一例外，也都是以暴力为基础的。
一个剥削阶级取代另一个剥削阶级的革命尚且如此，更何况推翻一切剥削阶级的无产阶级革命呢？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规律和基本原则。这条规律或原则所蕴含的道理很简单：自原始社会解体以来的人类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统治阶级不会自愿地主动地放弃自己的统治，只有用革命的暴力反抗反革命的暴力，才能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建立本阶级的政权。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19]人类历史上历次革命的经验都证实了这一点，无论是封建地主阶级推翻奴隶主阶级的革命，还是资产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革命，当然也包括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因此，无产阶级革命要想取得胜利，必须坚持暴力革命原则，这是一条为无数经验教训证明了的铁律。
当然，在革命力量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不排除也有和平取得政权的可能，但这往往要以暴力革命的胜利成果作为前提和基础。列宁曾指出：“没有实力作后盾，‘要求’是可笑的”[20]，中国革命的经验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历史上，中国共产党人就曾因为没有建立起自己独立领导的武装力量而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屠杀。此后，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牢牢掌握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才不断发展壮大。在蒋介石悍然发动内战，向党和人民再次举起屠刀之时，我们党已不再是赤手空拳、任人宰割了，而是有了一支英勇的人民解放军，仅用三年多的时间，就彻底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新中国。也正是在强大的革命力量面前，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改造才得以和平进行。如果我们不坚持革命权，自身没有力量，就既不可能推翻官僚资产阶级的罪恶统治，也不可能威慑民族资产阶级接受和平改造，这深刻印证了恩格斯不放弃革命权思想的真理性。同时，我们并不否认，将来一旦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一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有可能会在强大的无产阶级国际力量的包围下被迫放弃政权，接受和平改造，但这种特殊性并不违背暴力革命的一般规律，反而以此为前提和基础。暴力革命与和平过渡既不是完全对立的，也不是地位等同的。其中，暴力革命起着根本性和决定性作用，和平过渡只有在暴力革命的基础上才有可能。
当然，肯定暴力革命的一般规律性绝不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加分析地使用暴力。无产阶级革命需要具备相应的主客观条件，在客观形势还不成熟的情况下，盲目举行武装起义只会危害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和延缓革命的胜利。在这种“二十年等于一天”的时期，应当利用普选权等一切斗争方式，深入到议会、工会、合作社等一切合法组织，宣传、教育、启发群众，提高他们的组织和觉悟程度，不断积蓄和壮大无产阶级的力量，使之能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决战”之日到来时承担起伟大的历史使命。恩格斯多次强调准备“决战”的思想，就是说，仅靠议会斗争不能最终解决问题，“决战”只能靠暴力革命。总之，恩格斯充分肯定了合法斗争在政治消沉时代发展先进阶级的意识和力量的重要意义，但并不奢望通过这种斗争方式就能取得政权，更没有因此动摇和否定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一般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