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生产”是人类文明存在的必要条件。无论什么样的人类文明形态，其存在与发展都离不开人本身的生产，这既体现为自然生命的新旧更替，也体现为代际的更迭和社会形态的变更。所以，正如人类社会不能离开物质生产活动那样，它也不能离开人的自我生产活动。关于“人的生产”的马克思主义经典研究，目前国内学界主要集中在对恩格斯所描述的“人自身的生产”和“生活资料的生产”^[1]1的诠释上，其中包括对“人的生产”这一概念的辨析^[2,3,4]、在恩格斯已有理论上的扩展诠释与相关批判^[5,6]，以及超出恩格斯原有框架的历史唯物主义再诠释^[7]等。而国外学界的做法则是将“人的生产”放在纯粹分析的或批判理论的视角加以研究。纯粹分析的研究表现为质疑恩格斯的解读，批判理论的研究则以女性主义和生命政治等后现代学说为主。纵观国内外学界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生产”研究可以概括为如下三种类型：一是对“人的生产”这一经典概念的定义边界的争论；二是对“人的生产”理论的影响地位及其合理性的探讨；三是对“人的生产”理论进行再诠释。这些研究很大程度上丰富了经典马克思主义中“人的生产”的研究维度，并且为我们理解、反思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或反思平衡。但目前这些理论有两个缺陷：一是大部分集中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一文本上，对其他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关注相对较少；二是不能很好地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上科学解释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会出现严重的人口危机——这也是绝大多数世界文明在实然层面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应当立足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首先论证“人的生产”是与社会生产有着密切联系的历史活动，并给出在资本主义历史阶段中“人的生产”的图景。其次，有必要阐述“人的生产”受到资本主义历史环境影响的经典证据，并对其进行适当诠释。最后，鉴于马克思主义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是建立在以李嘉图、斯密的古典经济学的长期增长模型上的，加之人口问题也属于长期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因此本研究将继续沿用马克思主义对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态度，以现代宏观经济学中的新古典主义超长期增长模型(索洛模型)为研究切入点，结合关于长期资本增长和经济共同体收入与支出的相关知识，完成关于资本主义社会随着时间发展人口必然减少的说明。

在以往的研究中，相关学者对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费尔巴哈篇的兴趣，主要集中在批判以青年黑格尔派为代表的德国唯心主义和关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证及相关意识的形态批判上。但该文本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首次提出了“人的生产”这一概念，即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第一次出现“人的生产”这一概念便可以追溯到该文本上。

首先，马克思将“人的生产”放在了人类历史中进行探讨，这是具有独特性的原创理论。马克思在分析一切历史的三个前提关系的时候，就将第三个前提关系放在了人的生产上：“一开始就进入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关系是：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这种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后来，当需要的增长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而人口的增多又产生了新的需要的时候，这种家庭便成为从属的关系了(德国除外)。”^[8]532由此可见，既然家庭是社会的前一个环节和最小单元，也是一切复杂社会关系的最小有机组成，那么研究文明存在的历史前提就必须考察家庭。而这种对家庭的考察，就自然而然进入到“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类活动中，即“人的生产”。马克思用这段朴素简短的文字向我们证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人的生产”并不是一种孤立的繁殖行为，而是与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的历史行为。这个意义上的“人的生产”必然产生一种社会性关系，作为后来的家庭存在，也作为后来人类社会生产与历史展开的前提存在，这赋予了“人的生产”一种基础性的地位。

有些研究者可能会有疑惑，例如亨利希·库诺式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可能会说人的生产是一种自然活动^[9]。这种质疑确实会带来一种挑战：如果承认“人的生产”是一项单纯的自然活动，那么即使马克思说明了它是全部历史的前提，也不能证明目前的“人的生产”受到历史的影响，因为一个单纯的自然活动只遵循经典逻辑，它很难进入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法逻辑之中。但需要强调的是，这种疑问并没有严格理解马克思的本意，马克思确实将“人的生产”的双重属性在一开始就指明了。第一是将人类的一切生产方式包含在人类的生活方式的说明：“这种生产方式不应当只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加以考察。更确切地说，它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命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8]520既然“人的生产”属于一切生产的一部分，也是关于“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的重要环节，那么也要受到人类生活方式的影响。这就决定了“人的生产”与一般的社会生产具有不可否认的相互作用。第二是马克思针对与“人的生产”相近概念的“生命的生产”所提出的特别说明：“这样，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生产自己的生命，还是通过生育而生产他人的生命，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8]532从马克思的原文中可以看出，象征着“人的生产”的“生命的生产”，一方面是通过劳动来进行生产资料和必要生活资源的累积，从而延续自己的生命；另一方面则是通过“人的生产”来诞生新的生命。这两者既表现出了自然属性，也表现出了社会属性。那是因为人类作为高级的社会动物，其文明根植于动物性的本能，但同时也建立在交往的社会活动上。至此，可以说明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人的生产”便不再是一种单纯的自然活动。

其次，为了更好地说明“人的生产”的社会属性，即它与社会生产的相互作用，马克思还举例说明了人的生产活动会受到其本身的物质生活影响，说明人口的增长会带来社会需求的增长，从而推动社会的生产进步。例如，马克思在探讨意识和本能的关系中提及了人口增加和生产效率增加的正相关因素^[8]534，以及在探讨作为交往方式的战争与征服中提及了人口增加和社会需求的正相关因素^[8]577。这些案例说明，“人的生产”与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发展密不可分。而在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历史环境中，马克思已经发现了大工业将会彻底重塑一切自然关系(自然也就包括了本身作为自然关系的“人的生产”)，并将深刻影响社会关系的变迁：“它把自然形成的性质一概消灭掉(只要在劳动的范围内有可能做到这一点) ，它还把所有自然形成的关系变成货币的关系”^[8]566。至此，可以发现“人的生产”将不可避免地受到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影响。

综上，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人的生产”确实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篇中就已经被明确提出了。虽然马克思没有完整地论证细节问题，但这种在历史中解读“人的生产”的独特双重属性(既是自然属性也是社会属性)，它也因此不是一种单纯的自然活动，而是与社会生产密切相关的历史活动。马克思的这种理论确实具有很强的原创性和生命力。而关于它在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进一步解读，则是在《资本论》这部成熟时期马克思的著作中展开的。

正如上文所述，对于马克思关于“人的生产”的进一步解读离不开《资本论》及其手稿。《资本论》及其手稿完整揭示了当时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运行规律，并准确把握了资本主义社会陷入生产过剩危机的必然性。马克思在揭示资本运作规律的过程中，将受到资本主义影响的“人的生产”图景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主要体现在一组特殊的矛盾上：在资本主义历史背景下，“人的生产”特别是无产阶级“人的生产”，既是无产阶级生存和发展的前提要素，也是资产阶级赖以维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要素。这种辩证矛盾将使得无产阶级“人的生产”既受到资本主义历史环境的影响，也反过来影响资本主义历史的进程。这也从侧面揭示了“人的生产”是一种历史活动，因为它不仅受到历史环境的影响，而且也反过来影响历史的发展。接下来有必要转向无产阶级“人的生产”在这组关键矛盾中的不同表现，然后讨论资本主义社会中它是如何具体受到影响并反过来影响资本主义社会的。

首先，“人的生产”是无产阶级本身生存和发展的表现。这其中的关键原因在于，劳动能力的最终承担主体是人类的生命，即一代又一代活着的人。马克思因此在探讨劳动力的购买时这样评价：“劳动能力存在于主体本身的生命力中，并且只是作为主体本身的生命活动而表现出来。”^[10]514马克思的这种诠释是非常正确的，因为任何商品的价值最终都来源于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依靠商品交换维持生命和繁衍，是生产能力在人类身上彰显自身的存在。这里需要额外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即使在发达工业社会中机器化的程度大大提升，但是一切机器劳动的最终价值创造依然无法离开人类的劳动：人类要么通过劳动创造机器，要么自身的劳动形式以机器为中介展开。故无论具体的劳动形式是否有机器参与、如何变化，都不会影响人类主体的劳动能力在人类生命中展现自身。而“人的生产”则作为无产阶级运用无差别劳动能力的表现，展示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过程。

其次，“人的生产”也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资本主义想要发展就必须要获得源源不断的生产能力，因此劳动力人口的代际更替是必然的。但资本主义绝不会给无产阶级充分发展自身的机会，它只会要求无产阶级进行“人的生产”，而不过问人的发展。马克思曾这样揭露资本主义生产的邪恶方式：它依赖无产阶级“人的生产”，但这种“人的生产”只能是资本主义生产机制下的生产，“因为它把工人阶级当做靠工资过活的阶级再生产出来，让他们的通常的工资不仅够用来维持自己，而且还够用来进行繁殖”^[11]670-671。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离不开无产阶级“人的生产”，在阻止无产阶级自由发展、提升自身认知的前提下，资本主义对无产阶级“人的生产”持许可态度。无产阶级源源不断将自身通过“人的生产”延续下来，也间接维持了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

至此可以发现，承载着劳动能力的人类主体生命，是无产阶级生存和资本主义发展这组矛盾的共同根基。在资本主义社会下，无产阶级人口占绝大多数，因此“人的生产”主要是无产阶级“人的生产”——它是人类主体生命的代际延续，是无产阶级生存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共同前提。因此，无产阶级“人的生产”必将受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影响，也会反过来影响资本主义社会本身。

直接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和无产阶级“人的生产”相互影响的因素，在于长期工资规律。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可能会为了人口的增长在某一时期提高工资福利，但是长期来看，它一定要压低工资，这和维持无产阶级的劳动力数量供过于求和阻止无产阶级的自身全面发展密切相关。马克思还指出：“不仅出生和死亡的数量，而且家庭人口的绝对量都同工资的水平，即各类工人所支配的生活资料量成反比。”^[11]741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个规律。此外，马克思也察觉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将有意在短时间内通过制造相对过剩的劳动人口来进一步压低工资。^[11]725-729这些对于将劳动力视为商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说，就是要通过制造局部、片面的供过于求，在扩大再生产的同时对工资进行持续的压制。而这种赤裸的剥削，长期看来一定会有引发无产阶级生育意愿下降的风险，“人的生产”因此受到影响。

根本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和无产阶级“人的生产”互相影响的因素，可以从前文的直接因素中推导而出。这体现为资本主义社会下单个资本家的理性与资本主义社会整体生产方式的矛盾。单个资本家为了追逐利益将贯彻工资原则，但这种个体的获利是建立在整个社会“人的生产”受到影响的潜在风险之上，这与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必须要保持无产阶级的“人的生产”形成了矛盾。资本家个体希望看到的低工资、高利率需要局部人口过剩来维持，它促进“人的生产”，但同时又会导致无产阶级生存情况恶化、生育意愿下降，从而抑制“人的生产”，反过来干扰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正常运作。这种根本性矛盾充分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影响无产阶级“人的生产”时，又会被后者影响，从而陷入无休止尽的调节之中。

综上，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描述的资本主义社会下的“人的生产”图景是十分清晰的：“人的生产”的主要承担阶级是无产阶级，它既是无产阶级确保自身存在和发展壮大的因素，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运作的因素。这种二重性反映了“人的生产”的独特辩证地位，它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互影响，又受到后者的不断调节。这表现为工资规律和人口的关系，在本质上则是体现出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特有的矛盾性。由此可得，成熟时期的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运作规律的剖析已经证明了“人的生产”的历史性，它本身来源于生物的自然活动，但在人类社会中绝不是简单的随机自然活动，而是一种与社会生产关系密切相关、相互影响的历史活动。

上文已经证明了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人的生产”是与社会生产有着密切联系的历史活动，并且初步描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人的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相互作用图景。这可以在理论上说明，在资本主义下，“人的生产”受到隐藏在社会生产背后的资本逻辑的支配。接下来，为了进一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生产”受到资本逻辑支配的证据，有必要把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和一些具体学者的研究结合起来进行分析。

第一个证据来源于资本统治劳动的事实对“人的生产”的压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无产阶级的生存和繁衍的全部需要资源不是直接通过自身的劳动力转化而来，而是严重依赖于商品交换。无产阶级作为劳动力，其能得到的价值只是“维持劳动力占有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11]199 ——它在此时表现为工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直接反映为劳动力的市场价值。受到资本逻辑的影响，劳动力与其他商品一样被经济规律左右，受供求关系和劳资关系约束。这样一来，无产阶级赖以生存和繁衍的无差别人类劳动力不再掌握在自身手中，无产阶级也不能通过自身的直接劳动来在日益复杂的资本主义发达工业社会独立完成“人的生产”，其最终只能服从于资本逻辑的支配。但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积累的本性，决不允许劳动剥削程度的任何降低或劳动价格的任何提高有可能严重地危及资本关系的不断再生产和它的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11]716这会使得无产阶级的劳动价值被无限压低，其自身的无差别人类劳动被恶意贬损，具体表现在资本家总会想方设法地压低工资和延长工时，甚至出现“工人必须把全部时间都用来工作”^[10]26的情况。至此可以发现，无产阶级的劳动自由、劳动价值和劳动时间都受到资本逻辑的无情支配，这便使得无产阶级“人的生产”受到压制。

第二个证据来源于资本积累方式对“人的生产”的抑制。资本积累分为绝对剩余价值积累和相对剩余价值积累这两种方式。这两种方式各具特点，“前者需要更多的工人，后者则要尽可能地缩短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把尽可能多的工人变为不必要”^[12]。虽然似乎二者在对于无产阶级“人的生产”的影响上初看是矛盾关系，但是后者恰恰是以前者为前提发挥作用的。资本家正是需要创造大量的绝对剩余价值来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顺带创造庞大的无产阶级产业后备军人口，才能在市场规律中打压劳动力的价值并没有后顾之忧地提高工作日的时长。纵观历史来看，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积累通常是交替出现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近代和现代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人口增长率的先升后降。这表明在衰退和萧条发生后，回升中为了恢复经济发挥作用的绝对剩余价值积累，最终将为繁荣中的相对剩余价值积累让出道路，而在绝对剩余价值积累阶段形成的大量劳动人口，将随着经济周期的运动在相对剩余价值积累阶段变为“不必要”的劳动力——正是资本剩余价值积累方式的固有二重性，导致了无产阶级“人的生产”在历史中必然会被一次又一次地抑制。而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发达工业社会，剩余价值的积累也更加排斥劳动的主体，甚至出现“将主体性的劳动过程直接转换为客观的物质生产过程”^[13]。这会导致对“人的生产”的抑制力度越来越大，以至于晚期资本主义中“适应于和平生存的新生活标准还以未来人口的减少为前提”^[14]。

第三个证据来源于资本主义环境对个体关于“人的生产”的认知影响。这一影响也有一些二重性。首先体现在个体对于“人的生产”的看法发生变化，并将“人的生产”彻底纳入到经济学视野中，“人的生产”在此语境下将几乎完全转变为经济活动，遭到利己的、原子化的效用原则的无情评价，生育不再是自由自觉的行为，而是与个人财富、个人发展、家庭财富等具体经济学指标相关的行为。有学者总结了如下关于“人的生产”的经济学研究视野，例如成本与效用比较学说、孩子数量质量替代学说、生育率供给与需求学说、收入影响生育率学说、代际财富流学说等。^[15]由于这些影响，个体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理性抉择使得“人的生产”也变得越来越“理性化”，这也就诠释了个体会因为种种经济上的竞争优势而推迟乃至放弃生育。其次则体现在个体疲于应对各种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带来的压力，在对于现实的不满中将推迟或取消“人的生产”视为一种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如国外有学者就指出，发达国家出生率的降低可以被视为一种女性劳动者的“无声罢工”^[16]。从以上两点可得，资本主义环境对个体关于“人的生产”的认知影响虽然表现方式不同，但结局殊途同归。一方面，个体被经济理性规训，努力适应资本主义的社会环境，在一种非常理性的竞争策略中以经济学的视角评估“人的生产”，并最终采取了推迟乃至终止“人的生产”的行为；另一方面，个体疲于应对资本主义环境中的生存压力，其认知受到负面冲击后，诉诸后现代式的无声反抗，采取消极的态度应对“人的生产”，最终导致了人口出生率进一步下降。

综上，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生产”受到资本逻辑支配的证据十分清晰。无论是在资本支配劳动、资本剩余价值积累还是资本主义环境对个人的认知影响方面，“人的生产”都不再是一种可以被个体正常控制的活动。资本支配劳动使得“人的生产”被异化到非人的各种要素上；资本剩余价值积累的方式使得“人的生产”会周期性地受到影响，过剩的人口无可避免地服务于不正当的利益；资本主义环境对个体的认知影响更是让“人的生产”面临前所未有危机，使得人口出生率下降成为难以避免的事实。

至此，本研究已经从经典文本出发证明了“人的生产”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是一项历史活动，受到各种历史因素的密切影响，并且给出了种种“人的生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受到冲击的诠释性证据。但目前这些理论还未达到一种马克思主义式的科学高度。正如马克思的成熟著作《资本论》及其手稿是完整建立在对于古典经济学的理解和批判上的，如果想要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框架下给出“人的生产”遭受抑制的证明，就必须回到今天资本主义长期增长的“圣经”之中，即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超长期增长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加以理解和批判。本研究在此选用教科书中常见的索洛模型为基础来完成这项工作。

首先，在技术外生型的索洛模型中，考虑人口增长与技术进步，生产函数最终将与三个主要变元有关：资本投入、劳动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而最终的人均资本积累则是人均总生产量减去资本的折旧率、人口出生率与技术进步的速率。^[17]184-185在稳态下，最终人均产出的增长率等于技术进步的速率。^[17]186至此，可以发现个体的人均资本持有量竟然在稳态下只与技术进步有关。考虑到人均资本持有量可以被理解为个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质量衡量的标准，那么这也就意味个体生活质量在超长期的标准下只与技术进步有关，和“人的生产”并没有直接关联(即使象征着工人规模的劳动力依然是一个变元，但对于最终个体的生活质量标准不起作用)。因此，理性的经济人作为原子化个体，并不会将“人的生产”纳入长期幸福的效用之中，这更好地从科学角度解释了本文第三节中提到的第三个证据。

有读者可能会反驳这个将技术进步与“人的生产”分开的技术外生型解读，例如迈克尔·克莱默人口模型的支持者认为，如果有更多的人口，或许会有更多的科技人员。因此大量人口或许应该被认为是技术进步的先决条件。^[18]这种理解在克莱默模型发表时是正确的，因为任何技术进步在过去都离不开人的直接参与。但这种解读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日渐发达的今天似乎出现了破绽，随着人造专用智能机器在对应的专业领域取得越来越多的成就，有些专门性或纯粹应用性的技术进步可能需要更少，乃至不再依赖于有生命的人类科技人员。因此，在今天以技术外生型的索洛模型来理解“人的生产”确有合理性。

其次，依然沿用技术外生型的索洛模型，如果考虑没有技术进步或技术进步可以忽略不计的情况(这在现实世界的某一段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是有可能的)，那么会得出一个更不利于“人的生产”的结论：衡量稳态收入的有效投资率与储蓄和投资率呈现正相关，与人口增长率呈现负相关。^[17]177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理论在2015年的相关性分析中得到了证实。^[17]178如果说马克思在描述资本积累的过程中，无产阶级人口数量的增加对于绝对剩余价值的积累还是有好处的，对于相对剩余价值的积累还是前提性质的；那么目前在索洛模型中，无产阶级人口数量的增加确实可以让总资本存量适当上升，但是在技术进步缓慢的情况下，它反倒成了对人均资本存量的一种不利因素。考虑到人均资本存量这一抽象概念经常在实际经济学中被诠释为人均GDP，那么无产阶级人口数量的增加反而成为了资本主义国家宏观经济指标的负担，这无疑更好解释了“人的生产”为什么会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受到抑制。

有读者可能还会提出技术性质疑，说目前为止的分析都是生产层面的，如果没有庞大的无产阶级人口为消费买单，难道资本主义社会不会进入生产过剩的危机吗？这个质疑值得认真回应。首先，此处的消费可以被理解为支出的一个部分，如果我们将它理解为支出，那么这个问题或许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根据索洛模型，支出被拆解为“消费”和“投资”两个部分^[17]163，无产阶级“人的生产”受到抑制或许会导致消费总量减少，但是多余的存量资本完全可以进入投资渠道中，特别是当这些多余的资本表现为金融资本的时候，它的非实体性可以规避物质性的生产危机。其次，增加储蓄与投资对于资本本身的增长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通过索洛模型分析，投资占生产比例越高，稳态下人均资本数量反而越高。^[17]164-169因此单纯地以资本增殖的逻辑为出发点，有限的人口减少和消费减少并不是坏事。

综上，本研究从超长期有技术进步的索洛模型和技术进步可以忽略不计情况下的索洛模型分别探讨了在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增长理论中“人的生产”均不占据关键地位。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考虑技术进步的情况下，有效劳动将代替传统的劳动，使得技术代替人的生命，成为长期增长和人均资本存量增长动力，因此“人的生产”地位式微；其二，考虑技术进步可以忽略的情况下，高人口增长率是低人均GDP的可能诱因，因此“人的生产”受到抑制。这两方面共同作用将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口危机。

本研究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篇与《资本论》及其手稿出发，证明了“人的生产”是一项与社会生产有着密切联系的历史活动，并且展现了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图景。通过原著与二手文献交叉分析的方法寻找到了三个资本主义历史环境下无产阶级“人的生产”受到干扰的三个证据，它们分别是资本统治劳动对“人的生产”的压制、资本积累方式对“人的生产”的抑制和资本主义环境对个体关于“人的生产”的认知影响。其中关于资本积累方式对于“人的生产”的抑制更是可以与经济周期联系在一起。随着发达工业社会的劳动去主体化和技术异化逐渐加深，在每一次的经济周期中，绝对剩余价值积累向相对剩余价值积累转化并将越来越多的劳动力人口变为不必要。本研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原则，通过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超长期增长模型的理解和批判，不仅发现了在有技术进步的条件下“人的生产”对于长期经济增长不起决定性作用，而且发现了在短中期技术进步可以忽略的前提下，“人的生产”对于资本主义国家而言是一种经济指标的负担。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口危机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未来还有如下工作可以为相关研究提供方向：马克思主义的其他经典文本中关于“人的生产”的诠释；不同经济周期模型与两种剩余价值积累的关系研究；是否可以在内生型增长模型中得到类似的“人的生产”受到抑制的结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