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执政党建设问题是社会主义国家整个政治构架的核心问题，关系着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前途命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新的历史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执政和改革开放条件下党的建设问题进行了成功探索，形成了邓小平执政党建设理论，为执政党建设指明了方向。重温邓小平执政党建设理论，分析其产生的时代背景，把握其丰富内涵，总结其创新贡献，对于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要意义。
一、邓小平执政党建设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
任何一种新的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总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围绕着新的时代课题而产生、发展起来的。邓小平执政党建设理论正是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握时代大势，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把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对执政党建设问题进行深入探索而形成的重要理论成果。
第一，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对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出更高要求。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军事等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东欧剧变，世界力量重新分配组合，世界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世界新技术革命迅速兴起，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经济繁荣，都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在这种情况下，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各国都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把握住时代发展大势就能走在时代前列。与此同时，局部地区仍有矛盾冲突，大国间摩擦与利益链争夺仍接连不断，尤其是苏联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纷纷丢掉政权后，社会主义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成为了美西方敌对势力首要攻击的对象，面临着“西化”“分化”“和平演变”等战略挑战。基于上述国际形势，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主动把握机遇、迎接挑战，聚焦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出了执政党建设的任务、方针和一系列重要思想，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第二，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对执政党建设提出新要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党的建设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种历史性的变革，既为我们党的发展注入了新活力，也使党的建设遇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迫切需要我们党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不断提高党的战斗力。一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求党的建设的目标和方针必须做相应的转变，以适应和服务于党的中心任务。二是从封闭半封闭和实行计划经济转变到全面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党的自身建设的各个方面必须做相应的调整，并探索一条从严治党的新路子。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敏锐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学说和毛泽东建党思想，开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新时期执政党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指明了前进方向。
第三，国内外无产阶级执政党建设的经验教训，为新时期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
从我们党自身状况看，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由于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出现了严重失误，片面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进程，党的建设也受到损害，特别是发生了“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的严重错误，使我们国家、民族蒙受了巨大灾难，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遭到严重破坏。从国际范围看，20世纪80年代东欧剧变，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在执政多年后丧失了执政地位并导致自身解体，促人深思和警醒。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深刻总结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建设的经验，特别是我们党自身建设的经验，果断纠正了过去的错误，同时又坚决维护和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和实践上取得的积极成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进行了艰辛探索并取得重要成果。
二、邓小平执政党建设理论的主要内容
邓小平执政党建设理论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条件下党的建设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容，各个内容之间相辅相成，有着深刻的内在逻辑关系。其内容以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为逻辑起点，围绕新时期执政党建设目标全面展开，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保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由党的性质决定的，是经过长期斗争考验形成的。邓小平指出：“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自觉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1]341-342现代化建设，人民的团结，社会的安定，民主的发展，国家的统一，都要靠党的领导。党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领导地位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对党内外任何企图削弱、摆脱、取消、反对党的领导的倾向，必须进行批评、教育以至必要的斗争。
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关于怎样改善党的领导，邓小平提出了如下几方面的思想：一是明确什么是党的领导，党应当怎样领导。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上的领导，保证正确的政治方向，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但也不能忽视党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二是改革、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改善和加强党对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的领导，调动起方方面面的积极性形成合力。三是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把党关于国家重大事务的主张经由法定程序变为国家意志；党的所有组织和党员的活动都不能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党员遵守宪法和法律就是遵从人民的意志、服从党的领导。
第二，明确执政党建设目标，把党建设成为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核心。
党的十三大、十四大都坚持了这一正确党建目标。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总结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执政党建设的新鲜经验，提出了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总目标和要求。党的十五大报告对这个总目标和要求作出了更加全面的概括，即“要把党建设成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3]。实现新时期执政党建设的目标，就要毫不动摇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就要紧紧围绕党的政治路线来推进党的建设。
第三，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围绕基本路线加强党的建设。
在党的整个事业中，党的政治路线关系全局、指导全局、决定全局，也决定着党的建设的前途。党的十三大根据邓小平的一系列论述，明确概括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4]
围绕党的基本路线加强党的建设，关键是要使全党牢固树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使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自觉地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邓小平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1]250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发展是改革的目的，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发展和改革是稳定的基础，稳定是发展和改革的前提，三者不可分割、内在联系，共同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围绕党的基本路线加强党的建设，就必须正确处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的关系。邓小平指出，“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的”[2]248，一再要求在实际工作中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紧密结合起来。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的政治保证；改革开放是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它赋予四项基本原则以新的时代内容。只有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辩证统一，才能使经济上的繁荣活跃和政治上的安定团结互为条件、互相促进，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前进。邓小平强调，“搞现代化建设，搞改革、开放，存在‘左’和右的干扰问题”[2]248，“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2]375。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坚决排除干扰，保证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执行。
第四，恢复发展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邓小平指出：“思想路线不是小问题，这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正确的政治路线能不能贯彻实行，关键是思想路线对不对头。”[1]191邓小平高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旗帜，同教条主义、个人崇拜、思想僵化等各种“左”的错误倾向和思想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恢复和发展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指出，“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1]143这样既充分肯定了实事求是在党的思想路线中的核心地位，又针对党内长期以来存在的“左”的积习突出了解放思想的重要性，并且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有机统一起来，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精髓。
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就要以新的思想观点继承、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指出：“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2]369对待马克思主义，既要坚持，又要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
第五，提出“四化”方针，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干部队伍建设是组织路线的核心内容，是实现党的政治路线的关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发生转移，干部队伍的状况难以适应新形势和新任务的需要。针对这种状况，邓小平和陈云等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实现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指导方针，对于新时期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具有战略指导意义。干部队伍的“四化”方针是辩证统一的，彼此相互联系、缺一不可，当然首要的是革命化。
把培养和选拔优秀年轻干部这个重大战略任务完成好，实现新老干部的合作与交替，是保持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层活力、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措施。邓小平明确指出，“解决组织路线问题，最大的问题，也是最难、最迫切的问题，是选好接班人。”[1]192要解放思想，打破框框，更新观念，破除论资排辈、求全责备等落后思想和习惯做法，放开选人视野，广开进贤之路，一定要真正把优秀的中青年干部提拔上来，大胆使用、多压担子，使年轻干部尽快成熟起来。老同志要眼光放得远一些，积极发挥骨干作用，对年轻干部搞好传、帮、带，选好接班人，带好接班人。
改革干部人事制度，为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创造条件。邓小平带头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探索有步骤地和稳妥地实行干部离休、退休制度，实现新老干部正常交替，保持干部队伍生机活力。他指出：“关键是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包括选举产生、委任和聘用的)职务的任期，以及离休、退休，要按照不同情况，作出适当的、明确的规定。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能是无限期的。”[1]331-332要建立岗位责任制，因事设岗、因岗选人，各司其职、各尽其责，严格考核干部，实现干部管理科学化、规范化。邓小平还反复强调，全党都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大力培养、发现和破格使用优秀人才，使拔尖人才能够脱颖而出，造就一支宏大的人才大军。
第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密切党群关系。
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执政党的党风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指出：“在目前的历史转变时期，问题堆积如山，工作百端待举，加强党的领导，端正党的作风，具有决定的意义。”[1]178同时，要结合新的实际加强党风建设，恢复和发展党的优良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
加强新时期的党风建设，必须坚决开展反腐败斗争。邓小平强调，“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2]313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惩治腐败，打击犯罪，决不能手软，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他还指出，党风和腐败问题，“我们主要通过两个手段来解决，一个是教育，一个是法律”[2]148。要加强对全体党员和干部进行崇高理想的教育、党纪国法的教育、艰苦奋斗和奉献精神的教育、爱国主义和民族自尊自信自强的教育，坚决抵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必须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无论是什么人都不能在法律、纪律面前高人一等。只有真正做到了这些，才能从制度上保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富有成效地进行。
党风建设的实质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问题，人民群众的拥护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在执政条件下，一些党员干部容易贪图享受，产生官僚主义、滋长腐败现象，严重削弱党群关系，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针对这些问题，邓小平指出，“必须搞好党风，特别是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同志以身作则”[1]177。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在廉政勤政上作表率，要求别人做的，自己首先做到；禁止别人做的，自己坚决不做。主要领导干部不仅要管好自己，而且要带好领导班子，并对本地区本单位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全面负责。领导干部还必须管好自己的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人民群众是我们反对腐败最强大的社会基础和力量源泉，中国共产党依靠自身的力量和人民的支持，一定能够克服腐败现象。
第七，坚持制度治党，探索执政党建设新路子。
邓小平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1]333加强党的建设，必须坚持制度治党，健全和完善党的各方面制度，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他指出，“我们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1]175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的重要内容和前提，是充分发扬民主。要切实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发扬民主作风，完善民主决策机制，充分发挥全党积极性，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要求加强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保证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必须坚持“四个服从”，坚决维护中央权威，保证中央的政令畅通，增强党的团结和统一。
坚持和完善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邓小平指出，“各级党委要真正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1]341这是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党的领导活动中的体现，对于发挥集体智慧，提高决策水平和办事效率，增强领导班子团结，保证有效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着重要意义。一个领导班子要坚强有力，关键是要形成集体领导。重大问题要充分酝酿，一定要由集体讨论和决定。在坚持集体领导的同时，必须实行个人分工负责制。集体决定了的事情，要分头去办，各负其责，决不能相互推诿，失职者要追究责任。
完善党规党法。邓小平一贯重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他深刻指出：“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1]147要严格按党章办事，按党的制度和规定办事，坚决克服党内生活中的好人主义和领导上的软弱涣散状态。要建立健全党内监督制度，对各级干部的职权范围和政治、生活待遇，都要制定各种条例。只有不断健全和完善党规党法，才能实现党内生活制度化规范化，保证这种制度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在这一重要思想的指导下，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党的十二大修订通过了新党章，这一系列党内法规的出台为新时期执政党建设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
三、邓小平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创新发展及当代价值
邓小平执政党建设理论内涵丰富、逻辑严密，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在实践中开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对于我们在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形成了执政党建设比较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为新时代构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史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都提出过执政党建设的某些原则设想或思想观点，但未成体系也未充分展开。毛泽东对执政党建设进行了艰苦探索，虽有良好开端，但因种种原因未能从总体上全面系统地解决“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以及如何建设党”这一历史性课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分析世界时代特征和国际形势新变化，立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任务，围绕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进行积极探索，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执政党建设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史上，第一次系统地初步回答了“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以及如何建设党”的问题，把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这一科学理论体系深刻阐明了新时期执政党建设的根本动因、根本目标、基本思路，强调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制度上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为新时代确定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构建内容全涵盖、对象全覆盖、责任全链条、制度全贯通的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奠定了重要基础。
第二，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时代精神和创新性的基本观点，为新时代执政党建设思想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邓小平关于新时期执政党建设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创新性。这一理论密切联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展开，适应了执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以及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要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这一理论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哲学基础，以改革精神加强党的建设，不断研究解决党的建设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探索出一条不靠政治运动加强党的建设的新路子；这一理论既坚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基本原则，又结合新的实际把这些原则灵活运用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实践，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时代精神和创新性的基本观点，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如在党的领导问题上，提出党的领导地位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在党的建设目标上，提出要把党建设成为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在党的政治建设上，提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在党的思想建设上，提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党的组织建设上，提出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在党的作风建设上，提出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在党的制度建设上，提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完善党规党法；等等。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继承邓小平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适应世情国情党情发展变化的执政党建设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使这一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焕发出新的光芒、彰显出新的力量。
第三，坚持用唯物辩证法科学认识和正确处理党的建设中的关系，为新时代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方法指引。
唯物辩证法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科学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新时期党的建设面临各种困难、问题和干扰，邓小平坚持辩证思维，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重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紧紧围绕新时期党的建设的主题，用联系和发展的观点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科学地、全面地认识和处理党的建设中的各种复杂关系，始终把握党的建设的正确方向。如在党的领导问题上，既旗帜鲜明地坚持党的领导，又提出为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把坚持与改善党的领导统一起来；在党的指导思想问题上，既强调老祖宗不能丢，同时又要讲新话，把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在党的思想路线问题上，既坚持实事求是，又强调必须解放思想，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统一起来；在思想建设与制度建设的关系上，既重视思想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又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充实和丰富了党的建设的内涵；在党风廉政建设问题上，既指出不反对腐败，党有失败的危险，又坚信共产党能够消灭丑恶的东西，体现了强烈忧患意识与必胜信念的高度统一。这些重要思想是把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运用于新时期执政党建设实践的理论成果和经验总结，对于在新时代运用治理的理念、系统的观念、辩证的思维管党治党建设党，深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依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