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历史重大节点和转折关头制定和通过了三个“历史决议”，即1945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2021年《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分别简称为第一个“历史决议”、第二个“历史决议”、第三个“历史决议”)。三个“历史决议”既对党的历史进行了深入的总结，也不同程度地涉及到对党的统一战线历史经验进行科学总结，三者较为完整地呈现了党对统一战线认识不断深化的历史发展过程。系统梳理三个“历史决议”关于统一战线的分析及结论，厘清其中原则立场方法，有利于我们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实现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高质量发展。

第一个“历史决议”形成于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它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特别对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党的历史及其经验教训作了深刻总结，其中涉及到对前期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失误的系统性批判与矫正。

从1927年革命失败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的十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成就，但也出现了严重的“左”倾错误。其中从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这个时期内所犯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上的‘左’倾错误，最为严重”^[1]955，给党和中国革命造成严重损失。与此同时，其在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方面形成了“严重的关门主义”^[1]974。第一个“历史决议”对此进行了全面分析和严肃批判。

关于“关门主义”产生的原因。决议指出，造成“关门主义”的直接原因，是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以及由此发展而成的历次“左”倾路线。“左”倾情绪在八七会议上已经开端。“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1]957以此为开端，党在那个时期先后出现了三次“左”倾路线，分别是：1927年11月党中央的扩大会议形成的“左”倾的盲动主义路线；从1930年5月开始统治中央的领导机关的“立三路线”；始于六届四中全会以陈绍禹秦邦宪为首的比“立三路线”更“左”的路线。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给中国革命和统一战线造成了严重的损失。造成“关门主义”的根本原因，是“左”倾路线的组织者们未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1]952为工作指针，在革命经验不足以及对中国革命特点缺乏科学认识的基础上又主观地犯下了教条主义错误。

关于“关门主义”的主要表现。决议指出，党的六大在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方面“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1]958。这一缺点经过第三次“左”倾路线发展成为严重的关门主义，具体表现为：其一，低估农民反封建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决定作用。其二，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以至上层小资产阶级。其三，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尤其强调反对富农等。其四，“九一八”之后，仍错误“把同国民党反动统治有矛盾而在当时积极活动起来的中间派别断定为所谓‘最危险的敌人’”^[1]973，“继续主张打倒一切”^[1]965。其五，对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抗日问题上的变化反应迟钝，忽视或否认“中间阶层和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地方集团已经发生了成为抗日同盟者的变化”^[1]974。

关于“关门主义”的危害。“关门主义”低估和怀疑农民的革命性，将中间派别定为最危险敌人，消灭富农经济，实行一切剥削者均无参政权的政权政策，强调以共产主义为内容的国民教育政策，对知识分子的过“左”政策等，使彼时革命任务被歪曲，在革命力量方面造成了自身的孤立，进而对自身的团结以及对已经形成的统一战线都产生了严重危害。“关门主义”造成的严重的孤立和落后状况，使红军运动遭受挫折，使中国革命处在了危险之中。

第一，加强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科学制定政策和策略。对于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关系，决议强调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是天然同盟者，指出“对于农民斗争的领导是中国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基本任务”^[1]972；对于自由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决议强调要区别看待，指出“自由资产阶级仍然和买办资产阶级有区别，要求民主尤其是要求反帝国主义的阶层还是很广泛的，因此必须正确地对待和尽可能地联合或中立各种不同的中间阶级”^[1]972；对于中农富农，决议强调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同时坚决地团结中农，保护富裕中农，给富农以经济的出路，也给一般地主以生活的出路”^[1]972的政策。

第二，要善于找寻同盟者。决议引用斯大林的论述阐明了这一观点，强调“利用敌人阵营里的每一缝隙，善于给自己找寻同盟者”^[1]978，并且指出“毛泽东同志对于中国革命运动的指导，正是一个最好的模范”^[1]978。决议对毛泽东的正确策略原则给予了部分总结：“不同的敌人对革命的不同利害关系，是决定不同策略的重要根据。所以毛泽东同志始终主张‘利用反革命内部的每一冲突，从积极方面扩大他们内部的裂痕’，‘反对孤立政策，承认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这些‘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原则的运用，在他所领导的历次反‘围剿’战争中，尤其在遵义会议后的长征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得到了光辉的发展。”^[1]979为进一步说明坚持正确策略指导、争取同盟者的问题，决议又列举了在白区工作的刘少奇关于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和争取暂时的同盟者的正确观点。

第三，要巩固与同盟者的团结。决议深入分析了中国城市小资产阶级的优点和弱点，强调对城市小资产阶级要采取适当的政策。“应该在坚决地广泛地联合他们的基础上，一方面给以宽大的待遇，在不妨碍对敌斗争和共同的社会生活的条件下，容许其自由主义的思想和作风的存在；另一方面则给以适当的教育。”^[1]992唯有如此，方能不断地巩固同盟关系。

第一个“历史决议”对党成立以来24年历史进行总结，系统分析和批判了党在历史上的错误路线，既弄清了思想，又团结了同志。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在经历此次总结和系统性矫正之后逐渐走向成熟，对中国革命后续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一是“关门主义”思想被克服。通过总结，全党对“关门主义”的表现和危害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对统一战线重要性的理解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二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在全党形成高度认同，有力推动了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力量越来越强大。三是为中国共产党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向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政策策略的顺利转变，提供了科学方法论，奠定了思想基础。四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事业的发展和统一战线基本政策和策略原则的形成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个“历史决议”形成于改革开放新时期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历史转折之中。该决议对党的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和人物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统一了人们思想，其间对统一战线历史经验也给予了科学总结。

第二个“历史决议”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成功，缘于政策的正确性。抗日战争时期，因为中国共产党“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政策”^[2]78，政策和策略运用得当，统一战线有力促进了抗日战争的进展，直到取得最后胜利。解放战争时期，“在全国各解放区人民的全力支持下，在国民党统治区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和各阶层人民斗争的有力配合下，在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积极合作下”^[2]79-80，党领导全国人民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之所以能够保持政策正确并且实现快速发展，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不断反思和总结，为统一战线实行正确政策和策略积累了丰富经验。二是毛泽东同志在全党领导核心地位的确立，坚持了正确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三是毛泽东思想在革命进程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并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第二个“历史决议”指出：“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2]82这个结论，同样适用于统一战线。如果没有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为统一战线提供科学指导，中国统一战线很难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

第二个“历史决议”高度肯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统一战线取得的重要成就，同时也严肃审视了历史上的工作失误，指出由于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不多，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发生主观主义偏差，于是就出现了“文化大革命”前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以及“文化大革命”等路线方针政策的错误。在此基础上，决议又从四个阶段具体分析了建国32年统一战线政策与实践。一是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统一战线在实现西藏和平解放，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促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当然其中也出现了工作偏差，比如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于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2]94。二是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毛泽东提出“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2]97，周恩来提出“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2]98等等，直接指导和推动了统战工作的发展。其中也有政策和工作上的失误，比如：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1962年以后，由于“左”倾错误继续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得到发展，导致“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2]103。三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统一战线遭到严重冲击，很多党外人士与党内同志一道遭到错误对待，但难能可贵的是“遭到过打击和折磨的知识分子、劳动模范、爱国民主人士、爱国华侨以及各民族各阶层的干部和群众，绝大多数都没有动摇热爱祖国和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2]117，在大家的共同斗争下，“文化大革命”最终得以结束。这期间，不能忽视毛泽东、周恩来等党的领导人对著名党外人士的保护。这说明，即使是在最艰难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与党外代表人士也是肝胆相照的。四是历史的伟大转折时期。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继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又结束了两年的工作徘徊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统一战线开始全面拨乱反正。总的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32年里，统一战线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但其中所遭遇的挫折也是严重的。历史经验表明，只有坚持党的领导，准确分析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坚持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同时高度警惕并避免“左”倾思想，统一战线就能得到持续健康发展并发挥好法宝作用；反之，党的统一战线就会遭到严重损失。

第二个“历史决议”较为集中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总结了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是法宝、“农民是无产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军”^[2]134、“无产阶级领导的统一战线要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并且在特殊条件下把一部分大资产阶级也包括在内，以求最大限度地孤立最主要的敌人”^[2]133-134等重要思想，强调重视统一战线的法宝作用，统一战线要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抓住主要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中，决议特别提到了毛泽东关于“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强调人民内部要在政治上实行“团结—批评—团结”，在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一系列正确方针。^[2]135

在关于政策和策略理论方面，具体列举了毛泽东很多关于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的思想，比如：“要掌握斗争的主要方向，不要四面出击；对敌人要区别对待、分化瓦解，实行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实现自己对同盟者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率领被领导者向着共同的敌人作坚决斗争并取得胜利；二是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利益，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给以政治教育，等等。”^[2]139概括来讲，就是要坚持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坚持正确的策略方针，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掌握斗争的主要方向，照顾同盟者利益。

第二个“历史决议”在中国历史发生伟大转折的关键时刻，实现了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科学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统一了全党思想，维护了党的团结。其在对党的历史和统一战线历史经验进行科学总结的基础上，指出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性质为“爱国统一战线”，并且明确了“一定要毫不动摇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2]156的总方针。统一战线发展迎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与此同时，第二个“历史决议”完成了由早先提出的“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3]向“爱国统一战线”的转变，这也表明中国话语在统一战线领域实现了由革命性话语向建设性话语的重要转变。

第三个“历史决议”形成于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历史时刻，全面总结了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其中对统一战线的历史经验也作出了深刻的总结。

第三个“历史决议”系统总结了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继续强调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其间不乏对党的统一战线事业发展的阐述和总结。

一是总结了党坚持和完善政党制度以及全面发展协商民主的实践经验和重要成就。决议指出“党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完善民主党派中央对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情况实施专项监督、直接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等制度，加强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制度建设，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形成中国特色协商民主体系”^[4]。

二是总结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重要实践经验。其中“坚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主线，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治疆方略”^[4]等是新时代以来，党在民族工作领域的重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三是总结和阐明了新时代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强调“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4]。

四是进一步阐明了党关于非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方面的政策，强调“两个毫不动摇”，突出强调“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4]，将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此领域的最新论述在此总结，形成历史经验的决议。

五是系统总结了党在治港治澳及对台工作等方面的成功经验。治港治澳，强调必须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坚持依法治港治澳，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落实中央对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对台工作，强调核心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始终牢牢掌握祖国完全统一的时和势。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出台一系列惠及广大台胞的政策，加强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

六是总结和阐明了新时代党的统战工作总体要求，强调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汇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4]。

第三个“历史决议”对新时代以来统战工作实践和理论发展的总结虽然是分散于不同部分进行的，但却是较为全面的，是简明扼要的。它较为系统地回顾和总结了新时代以来党在统一战线领域的新理论、新观点、新要求、新实践等。

第三个“历史决议”强调：“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奋斗，在进取中突破，于挫折中奋起，从总结中提高，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4]这宝贵的历史经验就是决议当中高度概括的“十个坚持”。它们深刻揭示了党和人民事业不断成功的根本保证，揭示了党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力量源泉，揭示了党始终掌握历史主动的根本原因，揭示了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根本途径。

“坚持统一战线”在“十个坚持”中的逻辑关系，可以理解为：“坚持统一战线”与其他经验须臾不可分离，它们是系统完整、相互贯通的有机整体，因而既须要把“坚持统一战线”看成“十个坚持”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要坚持用“十个坚持”来指导统一战线。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才能保证始终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坚持人民至上，指导着统一战线的根本价值取向；坚持理论创新，统一战线工作才能始终保持生机活力和战斗力；坚持独立自主，统一战线才能获得安全健康稳定发展；坚持中国道路，统一战线才能发挥法宝作用，彰显中国特色；坚持胸怀天下，统一战线需要有更广阔的视野、更宽广的胸怀、更宏大的格局，如此统一战线才能展现恢宏气象；坚持开拓创新，统一战线工作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坚持敢于斗争，统一战线绝不是搞无原则的一团和气，统一战线既要凝聚人心和力量，又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持自我革命，统一战线好似一个同心圆结构，中国共产党就是那圆心，圆心越是健康纯洁，越是力量强大，这个同心圆结构就越是牢靠稳固。

在“坚持统一战线”这条经验当中，第三个“历史决议”专门对统一战线进行了精炼总结。一是明确指出统一战线是“党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也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4]；二是指出新时代统一战线要坚持“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4]；三是强调统一战线的主要任务和职责是“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4]；四是对统一战线寄予厚望，指出：“只要我们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就一定能够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4]

第三个“历史决议”既高度肯定了统一战线在党的百年历史的重要作用和贡献，强调了统一战线的法宝作用；又深刻总结了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坚持统一战线”的重要历史经验。这表明，统一战线在党的百年历史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书写了重要一页；同时也预示，统一战线在未来必将大有可为，必将继续浓墨重彩书写历史崭新一页。

三个“历史决议”对统一战线历史经验的总结，尽管侧重的内容角度、关照的历史阶段、着墨的文字篇幅等各不相同，但其对统一战线重要性认识，对统一战线正确政策策略的判定，对统战工作相关原则的规定等，是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三个“历史决议”关于统一战线的历史经验总结蕴含着深厚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和价值逻辑。

第一，既以史为鉴又开创未来的历史逻辑。坚持以史为鉴与开创未来的辩证统一，是中国共产党选择在历史关键节点上做出“历史决议”的重要逻辑。总结历史并作出“决议”，是为了厘清历史事实，拨开思想迷雾，摒弃错误的，纠正偏差的，积累正确的，提炼向前的，进而抛下历史的包袱，更好地面向未来，轻装前行。前两个“历史决议”都对统一战线历史上出现过的偏差进行批判，以事说理，以理服人，既客观又细致，在批判错误策略的同时，又通过摆事实、做比较，总结统一战线正确政策和策略，在全党形成共识，为后续统战工作提供正确指导。第三个“历史决议”总结统一战线宝贵经验，目的是在继承统一战线正确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开辟新局面，实现新发展，创造新成就。

第二，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逻辑。三个“历史决议”对统一战线历史经验的总结和提炼，都遵循着一样的原则，即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其实现中国化时代化。

它们均强调统一战线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强调坚持正确政策和策略等等，这是一脉相承的。与此同时，第一个“历史决议”主要是在批判“关门主义”的基础上，阐明建立统一战线的必要性；第二个“历史决议”主要是在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总结了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的内容，突出统一战线的法宝地位，强调要运用好统一战线；第三个“历史决议”重点总结了党的百年历史尤其是新时代以来统一战线的历史经验，再次突出统一战线的法宝作用，强调要发展好统一战线；三者是与时俱进的。

第三，既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的实践逻辑。从历史经验教训中汲取智慧，统一思想意志行动，争取在新的历史实践中取得更大成绩，是中国共产党对历史不断进行总结并就重大历史问题作出决议的出发点。第一个“历史决议”重点批判了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的三次“左”倾路线及其具体做法，通过各个历史阶段上两种不同实践及结果的鲜明对比，很好地统一了思想和认识。此后，中国革命加快了走向胜利的步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第二个“历史决议”，先是“简略地回顾一下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2]74，然后重点围绕新中国成立32年历史的若干重大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其中总结了统一战线的相关正确经验，并明确提出了新时期的统一战线为爱国统一战线，这形成对新时期统一战线实践的根本指导。第三个“历史决议”对党的一百年历史进行全面总结，“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个重点”^[5]，总结了新时代十年统一战线的实践经验，并将“坚持统一战线”提升至党的百年历史经验的高度加以强调，为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三者对统一战线历史经验的总结，均源自对具体历史实践的分析，其结论也绝不仅仅满足停留于经验层面，“历史决议”的分析和结论最终要统一思想，指导实践。严格坚持历史分析和结论源于历史实践，始终坚持历史结论和经验指导服务新的实践，是三个“历史决议”共同遵循的实践逻辑。

第四，坚持目标指向一以贯之的价值逻辑。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不谋任何私利的政党。她在反思历史、总结经验、做出决议的过程中，无时无刻不在提醒全党要牢记初心和使命。第一个“历史决议”强调“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1]955；第二个“历史决议”强调“为把我们的国家逐步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2]164；第三个“历史决议”强调“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4]“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6]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中国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从来不是为了好看，而是为了壮大共同奋斗的力量。所以，第一个“历史决议”严肃地批判了“关门主义”；第二个“历史决议”明确提出“一定要毫不动摇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2]156；第三个“历史决议”进一步要求，要“始终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要努力“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4]。它们的价值追求和目标指向是完全一致的，都是为着实现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的。这是其一以贯之的价值逻辑。

党的统一战线事业伴随着党的整体事业发展不断前进、不断发展。三个“历史决议”关于统一战线历史经验总结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和价值逻辑，是内在融通、有机统一的，真实揭示了党的统一战线逐步走向成熟，并越来越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历史过程。统一战线作为我们党的政治优势、战略方针和强大法宝等，源于历史的淬炼、理性的凝结、经验的沉淀和立场的坚定。历数百余年征程和伟大成就，我们更加坚信，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统一战线一定能够在新的伟大时代里焕发出更新更旺的生命力，一定能够在新的伟大征程上取得更宏伟的发展，作出更伟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