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接管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是中国共产党将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核心环节。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城市接管工作进行了总体布局，并就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风气等具体工作进行了部署，为顺利接管全国的各大城市提供了基本原则与具体方式上的指导。目前学界关于接管城市的研究已有不少，大多聚焦于中国共产党城市接管的相关政策以及对个别城市接管的政策总结，而对接管工作的具体阶段以及各个阶段具体特点的研究相对较少。纵观中国共产党接管城市的历史，大约有三个阶段的变化：第一阶段是从抗战后期到九月会议之前；第二阶段是从九月会议到七届二中全会；第三阶段是从七届二中全会到新中国成立。本文拟以相关文件资料为基础，结合解放战争进程的具体历史场景，对中国共产党城市接管工作的阶段变化进行总结，从而加深对中国共产党工作重心转移以及筹备建设新中国等问题的理解，以期拓宽对相关问题的研究。
一、军事占领为主，准备重回城市
抗日战争后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局势向好，为中国发起反攻和夺回被日军占领的城市及其交通要道奠定了重要基础。1943年到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的战争局势发生了重要转折，1945年雅尔塔会议召开，苏联于欧战结束之后进行对日作战。由于德国与意大利法西斯的惨败，日本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随着1945年8月两枚原子弹在日本本土的落地，加之苏联向我国东北的出兵，加速了日本战败投降的进程。这一系列局势的变化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转入反攻奠定了有利基础，也为中国共产党作出夺取城市的战略决策创造了条件。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与东方战场的形势逐步明朗，中国共产党开始进行军事部署，坚决把日军赶出中国，并迅速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1944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就强调要重视城市工作[1]945；6月5日，毛泽东对城市地位再次进行强调，尤其是占领所有的大中小城市与交通要道等工作[2]。1945年1月，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会议上，毛泽东提道：“我们要打击日本侵略者，并且还要准备攻入城市，收复失地(略)将来从城市赶跑敌人。”[3]9同年5月，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对日伪发起了大规模攻势，并成功收复了大量城镇，实现了部分解放区之间的联系，进一步为实现从乡村转移回城市创造了条件，6月14日，《解放日报》社论发表称目前局势需要从乡村工作朝城市工作转变[4]。可见，城市在军事策略中的地位显著提高。
中国共产党强调占领城市，将沦陷区和解放区的工作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并表示要在各个方面投入实际行动，以做好从乡村回到城市的准备。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指出：“由游击战转变为正规战，由乡村转到城市，我们要有这个准备，事先要有清醒的头脑，以减少转变中的意见分歧。现在要用很大的力量转到城市，准备到城市做工作，准备夺取大城市，掌握铁路、工厂、银行。”[5]毛泽东从中国共产党能否长期生存的战略高度阐释了夺取城市的重要意义。他提到：“城市工作要提到与根据地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3]225具体工作的开展既要派干部，还要转变思想。他要求干部必须迅速学会做城市的经济工作。[1]10911946年3月，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和分局表示：“为着建立各收复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中的工作基础，应抓紧目前时机(国民党立脚未稳，人民情绪等)，派一批适宜的干部到各大城市去建立工作。”[6]179这一批干部需要打入学生群众和重要的一些产业工人群体中去，积极开展统战工作，聚集力量。彭真也提出了要从乡村转移到城市中去，称抗日战争已经进入了反攻阶段：“要求我们准备从乡村转入城市，将沦陷区的工作提到和解放区的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上来，准备夺取与掌管大城市及交通要道，并且以城市为中心建立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秩序。”[7]77
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相关文件的指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在这一时期收复了大量城市。1944年，在对日局部作战中收复县城20多座[8]632；1945年春夏对日作战收复县城61座；1945年8月之前，冀鲁豫军区共收复县城19座，攻克据点240处，解放人口250余万[9]795。整个晋察冀军区，从1945年1月到7月，共作战2700多次，拔除据点、碉堡790多处，收复县城15座，解放人口500多万，扩大解放区面积13.5万平方公里。[9]7951945年8月到9月，对日全面反攻收复县以上城市150座，到全面内战爆发之时，解放县城464座。到1946年1月，解放区已经拥有了1.49亿人口，506座城市。[8]691不难看出，收复城市的数量骤然增多。
在全力夺取城市的同时，中国共产党还意识到现阶段敌我力量变化的迅速，城市工作经验的不足与自身在城市中力量的弱小，因此强调全党全军需要不断总结经验和学习掌握管理城市的方法。彭真在《关于敌占区的城市工作》中就指出：“夺取城市与掌管城市，从乡村转变到城市，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新的课题。”[7]77新的课题意味着新的挑战。城市和乡村特点不一，需要采取的应对方式也有所差异。具体来说，城市内部的管理流动性很大、社会各方面的情况极其复杂、人口也集中、地主与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势力集中。同时，各个城市的政治、经济、群众、敌我关系情况也变化多端，在主观上制定一个统一的方案不太现实。[7]77-78显然，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的工作经验是欠缺的，只能在工作中不断总结，不断学习与掌握管理城市的方法。
1947年11月，晋察冀野战军占领了石家庄，使得晋察冀和晋察鲁豫两个解放区连成一片，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有了打下城市的基础和能力。朱德在晋察冀野战军干部会上对此高度评价：“打下石家庄的意义很大。过去人家说我们打不下大城市(略)我们自己却更有了打大城市的信心。以后可以打下第二个、第三个以及许多像石家庄这样的城市。”[10]尽管此次胜利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学会了打城市”，但同时也暴露了问题。鉴于此，中国共产党就收复石家庄城市的工作经验进行了总结，并以此作为中国共产党未来收复与接管城市的经验参考。[11]1601948年2月25日，中共中央特别强调石家庄城市工作的经验需引起全党全军的高度注意，此后占领城市的管理办法应该遵照与参考石家庄的基本方针。[11]1834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并就新解放城市的工作政策再次进行说明。[11]259这一电报是毛泽东起草的，其内容不光是对洛阳的总结，基本也适用一切新解放的城市，因此被发往各区，成为其他各地接管城市的行动指南。
在中共中央一系列城市工作指示与政策的指导下，全国各个城市的接管工作都取得了显著成绩，但由于处于抗日战争后期与全面内战的爆发之际，军事因素占据了重要地位，这一时期城市接管的工作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其一，军事任务为主。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精力集中于战争，夺取与占领城市是这一时期的核心目标，即便开展城市工作如动员群众等，主要还是为军事胜利服务。其二，正是由于取得军事胜利为这一时期党中央的核心目标，使得中共中央对于城市接管工作并没有投入足够的精力，还未形成系统完善的城市接管政策，对城市接管工作的指导多是从如石家庄、洛阳等刚解放的个别城市中获得的，缺乏深厚的实践基础。其三，注重解决接管城市中出现的错误。由于这一时期军事任务占据主导地位，绝大多数军队刚刚入城，其工作观念与方式还未来得及转变，农村工作观念深厚，导致在进入城市工作后出现了诸多问题，中共中央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并在纠正错误中逐步调整。
总的来说，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在内战的军事压力下以占领城市为主要任务，并在这一过程中制定了城市工作的各项政策，但是政策本身并未完全成熟，还需要进一步深化与完善。
二、思路逐步成熟，投入具体实践
随着战争的不断深入，加之哈尔滨、石家庄、济南等大城市的解放，以及解放区范围的扩大与收复城市数量的增多，侧重强调军事占领已不能满足日益复杂的城市工作，城市各个方面工作的重要性也日益突出。从九月会议到七届二中全会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城市工作思路逐步成熟，更加聚焦在经济恢复、干部培养、房产分配等具体问题的解决上。这一阶段相比于上一阶段而言，中国共产党对城市工作已有了具体实践，思路更为成熟，解决的问题更为具体。
军事进程不断推进，人民解放军占领的区域越来越大，其中包含着大小不一的城市和县乡。在这些新的区域建立政权，干部队伍的建设十分关键。鉴于此，1948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针对新解放区的干部问题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称“每一个新开辟县，至少需要县级及区级干部七十五人左右(在老解放区，平均每县脱离生产的干部，包括村级干部在内，约有二百至三百人，最大的县有多至四百人者)。五百个县，则需干部三万七千五百人左右。此外还需准备七千左右的干部在大城市工作。以上所需中央局、区党委、地委、县委、区委等五级及大城市的各项干部，共约五万三千人左右”[11]598。不难看出，在解放的城市，干部不足是棘手问题，因此就需要放手大量使用和训练那些可以改造的干部。1948年12月15日，中央针对接收大城市问题复电陈云，称东北局要尽快将接收沈阳和长春的干部人员组成两个班子，用于南下接收大城市。[11]701在接收沈阳后，中共总结认为接管城市除了在接管方法上要正确之外，充足和称职的干部也是重要因素。[11]706随着解放与接收城市的日益增多，干部的数量与质量对城市接管的重要性也更加明显。
除了干部问题，很多与城市管理相关的具体问题也开始出现，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如城市公共房产的处理问题。此前接管其他城市时，接管的机关和部队中出现了很多不合理现象：比如随意占领和争夺公共的房产与家具，或一个小单位却占极大量财产，更有随意破坏糟蹋公共财物且不负责的现象；有的干部自作主张在城市的公共房屋中建立属于自己的私人领地，随意搬走家具，擅自送人等。上述情况导致国家与人民的财产受到破坏，极大地阻碍了城市工作的正常开展，引起了党内干部的生活腐化，影响党内团结，且在人民群众中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11]736鉴于此，中国共产党就城市的公共房产问题的解决做了系列规定，主要就入城之后的管理办法、原则以及纪律问题一一说明。[11]736-740这一决定的出台也为之后接管其他城市处理房产问题给出了参照与借鉴。
随着接管城市的数量越来越多，需要被管理的大工业、大工商业、银行等机构也越来越多，产业工人问题与新解放城市职工的工资问题也受到关注。1948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向中央局、分局表示，产业干部，职工干部以及懂得工商业技术的干部对于城市工作非常重要，“我党必须从一切解放区的产业工人和职员中，立即训练、培养和提拔大批的干部，以便能够派遣他们和老干部一起去接管新解放的大城市及大的工商业，并参加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11]741。中共中央要求各个中央局、分局要监督各个城市的党委以及工会党组加强和改善产业中工会与党的工作，以从中挑选优秀进步，忠诚可靠且懂技术的产业工人，为他们开办学校进行短期培训，征调他们前往解放区参与城市管理工作。次年1月10日，中共中央着手处理城市职工工资问题，随即发布《中共中央关于新解放城市职工工资薪水问题的指示》，规定“凡留任原职的职工和公教人员，只有暂时一律照旧支薪，即按解放前最近三个月内每月所得实际工资的平均数领薪”[13]31。这一规定是在没有召开全国性会议的背景下出台的，但有效解决了城市职工工薪的问题，维护了新接管城市的社会稳定。
总的来说，中共中央在这一阶段成功指导了沈阳、北平、天津等城市的接管工作，并逐步从城市军事占领问题过渡到城市接管的具体问题，如干部、房产和职工工薪等。在接管平津的过程中，中共中央发布了一系列文件与指示，如针对干部问题的《中共中央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同意组成专门班子接收大城市给陈云的复电》；解决公共房产问题的《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公共房产问题的决定》；针对入城后纪律的《中共中央关于广为宣传对平津等城市的约法八章的指示》；关于新解放城市职工工资的《中共中央关于新解放城市职工工资薪水问题的指示》，以及涉及新解放城市对外关系问题的《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等。
这一阶段的城市工作主要有以下两个特点：其一，逐步从军事占领的阶段过渡到管理城市的具体问题，更加注重对城市中具体问题的指导，如城市公共房产、劳资关系、产业工人等，并就这些问题的处理作出了指示。其二，重视干部队伍建设，组织动员工作和教育改造活动，这为下一阶段的顺利接管奠定了良好的经验和人员基础。
三、描绘发展蓝图，迎接全面胜利
辽沈、淮海、平津诸战役，消灭了国民党军的主力，解放了东北全境、华北绝大部分和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取得了对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从1946年7月至1949年1月，国民党军损失的兵力总计达495万余人，总兵力下降到204万人，其中能用于作战的部队仅146万人，且分布在西起新疆东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和漫长的战线上，已丧失了在战略上实施有效防御的能力。[14]经过两年半长时期的作战，解放区的面积不断扩大，人民解放军的数量也在增多，人民解放军已经从长期的劣势转变为优势。随着全国战争形势的推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统一战线迅速扩大，大批民主人士和人民团体纷纷来到解放区。显而易见，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只是时间问题。
胜利前夕，党中央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以乡村为工作重点的时期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15]任弼时也要求全党在思想上认识到从以乡村为重心转到以城市为重心的关键意义，强调没有城市或不能把城市搞好，中国共产党是不可能获得最后胜利的。[13]179任弼时还对“所谓以城市为重心”作了进一步的阐释：要依靠工人阶级，加快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包括轻工业、重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等，还需要组织贸易往来；城市中的一切其他工作如市政建设、民众运动、财政金融、文化教育、党的建设等都应服从于工业的发展，助推城市的发展。[13]179刘少奇也提到一切要以城市工作为重心来考虑问题，要有城乡一体的观点。[16]中国共产党将工作的重心从农村逐步转移到城市，这需要在政治、经济等具体工作上将这一目标落到实处，规划好城市的发展方向。
“把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是七届二中全会所强调的重点，也是接下来各个城市规划发展的重要方向。如何才能把城市工作做好，让城市起到领导乡村的重要作用，一个重要的中心环节就是迅速恢复和发展城市的生产，把消费的城市变为生产的城市。半殖民地半封建下中国的各个城市，尤其是统治阶级聚集的各个城市，大都具有消费性质，这些城市的存在和繁荣是经过政治与经济的各种剥削而获得的。它们一方面受到帝国主义的剥削，高价进口机器设备；另一方面低价搜刮农村产品又高价出售工业品来剥削农民，导致城市与农村处于敌对状态。鉴于上述情况，就需要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生产发展；合理调整工人的工资和增加福利，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和工业品销售价格，以提高工人农民生产积极性，改善农村与城市的敌对关系、城市的经济地位和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当然，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的过程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需要注意团结可以团结的一切力量，不能让自身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之中；还需要正确看待私营工商业等，要引导其发挥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规避其消极作用，另外，还需要在供销上制定计划，而不能由于没有计划性导致生产与消费脱节，给了投机商人以操纵剥削的可乘之机。[17]可见，在即将取得胜利之际，中国共产党对城市的转型已经有了明确的设想。
七届二中全会之后，人民解放军开始向南进军。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对城市的接管大部分都是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依托，接管城市所需的人力物力可以直接从农村获得，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城市与农村的结合。南下后，由于城市与农村相对中共而言都是新解放的，很多问题还不清楚具体该如何处理，加之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今后渡江先占领城市，再占乡村”[13]253。接管城市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进程中具有了更重要的地位。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指出，在南下后，应该注意到“全中国很快就要解放，城市都要归我们管理，所以不应打烂，不要破坏，这样建设就会快一些。今后占领一个城市，一定要先把城市的工商业好好保护起来，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18]。此外，中国共产党还表示，占领城市后，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以便和帝国主义、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步战胜这些敌人。不难看出，中国共产党按照既定的设想在一步步推进工作。
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除了处理好城市的基础设施和产业工人等问题外，加强城市政权建设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这也是迎接新中国成立后政治建设的应有之义。太原在解放后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召开了五次各界代表大会，解决了城市中存在的棘手问题。在这一成功案例的借鉴下，中共中央把城市各界代表会议作为城市政权建设的基础，相继颁发了《关于迅速召开各界代表会议和人民代表会议给各中央局、分局的指示》《关于三万人口以上城市均须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的指示》等文件，规定称“三万以上人口城市均须开各界代表会；中小城市至少每月一次，每次一天，至多两天。大城市每月或每两月一次，每次一天两天，至多三天；每次解决问题不要多，应集中在一两个问题上”[13]654。中共中央还表示，应该让三万人口以上的城市都需要在9月之前召开一次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并在报纸上公开发布开会的具体细节，以此让城市的党组团结各界人民，一起努力克服困难，恢复和发展生产，通过实际行动克服党内的官僚主义作风。[13]671-672在以上文件的指导之下，中共中央指导各中央局、分局在新解放的城市迅速召开城市各界代表会议，并在此基础上召开城市人民代表会议，由城市人民代表会议行使城市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选举市政府，共同与人民一道建设城市，恢复发展。
至此，相较于前两个阶段，中国共产党对于如何接管城市已经有了较为完整的经验，面对建立新中国的大趋势，如何将接管城市与建立新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中国共产党需要着重考虑的议题。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历史经验制定了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等多方面的基本政策，提出了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并对城市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的重要领导和核心作用进行了阐明。在接管城市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推进民主改革，注重联合统一战线，改造社会市政建设，肃清社会风气等。这一系列的措施将接管改造城市与建立新政权相结合，为新中国成立后城市的各项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四、结语
城市接管是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所进行的一项重要工作。能否完整地接管城市，不但关系到城市各项工作的具体落实、城市社会秩序的稳定，而且关系到党的工作重心能否胜利实现由乡村向城市的转变。在接管工作三个阶段的推进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因时而变，灵活调整，有效发挥了基础性的领导作用。首先在精准研判客观情况的基础上，确立了正确统一的城市工作方针，明确提出要“变消费的城市为生产的城市”，指导各个党组要围绕这一中心工作展开，党的各级组织和入城解放军一进城便抓住中心工作，使绝大多数城市的生产没有遭受较大损失，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经济基础。其次，明确指出了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加强统战工作。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注重在城市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和政权建设，充分调动了各界人民的积极性，壮大了革命力量，保证了城市接管工作的顺利开展。最后，中国共产党注重总结与推广成功经验，使得城市接管工作稳扎稳打，避免了盲目和混乱局面的出现。同时又在接管工作中加强自身建设，经受住了考验，为新政权的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总的来说，正确认识接管城市的工作历程，对当下全方位开展城市建设，凝聚城市人民群众的力量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