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的，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开辟广阔前景”[1]。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根本指引，结合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具体实际重新省思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航程，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步科学回答了“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具有根基性和决定性意义的战略问题。通过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的探索与实践，改革开放战略有效破解了科学社会主义现实性在中国证成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形成了以社会主义本质的中国式澄清、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式开辟、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的中国式确立为主要逻辑的守正创新方法论，初步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原则、道路方向、制度框架与文化意蕴，对中国式现代化作出了开创性、奠基性贡献。当前，科学把握改革开放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的守正创新，深入总结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宝贵经验和思想方法，是新时代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目标的应有之义。
一、社会主义本质的中国式澄清：认识论维度的思想原则及其守正创新
中国开启改革开放面临着诸多历史难题，而冲破僵化的思想束缚是首当其冲的难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2]，扬弃以抽象的思维原则理解和建设社会主义，重新基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把握我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具体关系状态，是改革开放所破解的首道思想迷障。改革开放在启航过程中实事求是地把握了社会制度的底色与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动态与定态、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起点和落点之间的辩证关系，将社会主义的共性与个性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规定与具体落实中，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伟大实践。
1 社会制度的底色与特色：“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
坚持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底色。制度底色反映的是社会形态的基本属性及其演进的一般规律。从客观经济事实出发，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涵育下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才能扬弃资本主义对抗性的生产关系，进而实现“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4]。因此，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是生产力自觉解放与发展的内在要求，“丢掉了这一点，就丢掉了社会主义的根本，就谈不上是搞社会主义，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5]。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邓小平对现代化性质的把握上，“我们脑子里的四化是社会主义的四化。他们只讲四化，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这样，关系就大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让步”[3]204。中国历史与中国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也必然要在遵循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前提下深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立足中国本土实际与时代特征的创造性实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科学著作是我们行动的指针，但是不可能给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各种问题提供现成答案”[6]，制度底色的本质规定只有同特色实践与时俱进地结合，才能不偏离正确方向。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科学认识到，不破除对社会主义教条式理解，就不可能实行改革开放，更不可能大力发展生产力。要贯彻和实现社会主义的制度底色和本质要求，必须立足中国实际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展开本土化、时代化的具体实践。从1980年“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7]152的社会主义再认识，到1992年“南方谈话”对社会主义本质掷地有声的总结概括，中国共产党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认识的不断深化，综合了对社会主义制度、生产力发展与人民幸福三者关系的深刻思考。
2 发展阶段的动态与定态：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辩证认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动态与定态及其相互关系，是科学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基本要求。科学社会主义是理论学说、制度形态、运动实践的辩证统一，在不同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中呈现出差异性特点，体现了社会主义发展的结构性和层次性特征。正是基于理论经典及其后续实践的启示，邓小平依据中国现实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概念，并将其视为中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必须经历的一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发展状态。
社会主义社会要经历从不发达到发达状态的动态演进过程。“各国的发展阶段不同，消灭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7]73改革开放从唯物史观的观点出发，将社会主义本质视为发展的过程来描述，并强调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是社会主义阶段定位与目标制定的重要遵循而不能超越这个认识。倘若不顾社会主义发展所处时空的特殊性，任意将马克思社会主义阶段理论教条搬运到指导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往往会贻误正确决策的制定与落实。
从实际发展水平出发，改革开放理论提出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方位判断，深化和拓展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理论。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8]，相比于马克思设想的脱胎于发达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具有先天的“不够格”，因而需要经历一个“前期阶段”。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来看，“认识和判断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既要考虑生产关系，更要遵循‘经济上的成熟程度’”[9]。一国社会形态固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从较低阶段直接跃迁至高级阶段，但社会生产力的客观发展阶段不能选择亦无法跨越，而我国不够发达的生产力是决定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原因。
3 改革发展的起点与落点：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本质协同
改革发展的起点与落点的互动设定，体现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目标与任务的协同性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中国式现代化成败的关键一招。”[10]在改革开放初期，针对当时复杂思想形势，邓小平以掷地有声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3]255释疑社会主义本质，其中包含的深意表明，社会主义的根本追求应是富裕，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使生产力发展起来，这给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指明了大方向。改革开放将发展生产力与共同富裕总目标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着力的起点与落点，强调坚持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在目标和任务上的辩证统一，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深刻认识。
社会主义的直接任务是推动生产力更好更快的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直面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落后现实，提出“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3]63，这一根本任务的明确基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生产关系与生产力问题的科学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生产力不发达的现实情况必然决定了生产关系的不成熟特征，这就要求生产关系不断通过改革进行自我调整与完善，以解放对生产力的束缚。这不仅包括从基本经济制度上对所有制结构与分配结构进行调整，以及经济运行体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调整，还包括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根本落脚点在实现共同富裕。“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3]111随着经济制度改革的深入，鼓吹以私有制代替公有制主体地位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论调出现。正如邓小平所言：“现在有人担心中国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这个担心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3]111为坚定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的信心，邓小平在1990年再次强调，“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3]364，对共同富裕总目标的追求更在党的十四大被写入党章。可见，谈社会主义发展问题时不仅要追求社会生产力量的积累与提升，更要追求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下推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那种不择手段发展生产力的方式不能够也不应该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选择。
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式开辟：方法论维度的战略原则及其守正创新
中国选择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建设什么样的现代化文明，是改革开放守正创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需要解决的直接现实问题。中国共产党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观构想同具体路径统一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响亮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3]3的伟大号召，开辟了中国式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以系统思维、底线思维和辩证思维妥善权衡和处理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力度、速度与程度，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有效驳斥了现代化“外来论”“趋同论”的错误观点。
1 确立开放型现代化：“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与“世界是开放的世界”的辩证互动
开放型现代化是基于对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发展需要辩证省思所确立的。面对世界经济力量格局的转变，中国共产党及时总结相对封闭环境下建设社会主义使我国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的重要教训，明确“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3]78的紧迫性认知，并审时度势地把握住开放发展的历史形势和世界机遇，提出以开放促改革的科学决断，努力构建适应全球经济交往的对外开放格局。
这种顺应历史发展规律的开放，突出体现在构建全方位开放格局上。邓小平多次谈到我国现代化建设面临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建设资金不足，技术落后，缺乏组织现代化大生产的经营管理知识和经验”[11]，这也是“长期制约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突出困难”[12]。因此，在推进对外开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将开放落脚于生产力发展的全过程，既强调通过对外开放带来经济发展增长点，又强调以国内经济基本盘的攻坚克难作为坚实制度保障，提出以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实现开放发展新阶段的蓄能加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推进通过打通区域间、国际经济开放的突破口，初步尝试建立起国内国际经济良性发展的双向循环。一方面，形成部门间、城乡间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经济技术联系，营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良好的经济环境与社会环境。另一方面，探索建设同对外开放、对外贸易相适应的多层次国内经济市场，以更好更快利用外资与引进先进技术。这一系列秉持全方位开放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实施取得了长足进展，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等辽阔的开放地带，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我国现代化经济发展走上了充满生机活力、兼顾效率和效益的良性循环轨道。
2 坚持稳定型现代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稳定压倒一切”的底线谋划
稳定型现代化的方法论强调在世易时移中坚持原则与灵活策略的统一。不变的原则性体现在对党的领导地位与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坚持上，落实在现代化实践中就是对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的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纲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的任务中心，我们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与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从政治根本和思想根本上为中国式现代化举旗定向，避免因暂时的风波与质疑动摇对中心工作的贯彻坚持。变的方面则体现为围绕中心任务的灵活战略和策略安排，主要体现在坚持党的领导能力建设与改革开放水平提升的互动支撑上。从加强党的领导能力建设出发，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提出建设“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3]39，将过硬的思想水平、领导水平与执政水平视为化解各类不确定风险的关键，保证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沿着既定规划稳步发展。可以说，改革开放以勇于变革、敢于创新的态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和初步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并在理论高度上指明了解决现代化建设深层次问题的方向，为武装全党及全国各族人民思想提供了强大理论武器。
3 推动全面型现代化：“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与“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系统推进
全面型现代化是基于对社会主义文明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统一体的全面认识而确立的。作为文明要素的资本，是推动人类历史阶段性发展的重要驱动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开辟与发展需要吸收包括资本主义现代化文明在内的人类历史发展的有益文明成果。改革开放的高明之处在于，将资本置于文明要素维度深化省思，正确区分了不同阶段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地位，准确把握了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资本要素及其作用，提出了以“两手抓”服务经济中心工作。面对改革开放的根本经济任务，“我们重视扩大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贸往来、人员交流，学习他们的先进经营形式、管理方法，目的是加强和发展社会主义”[13]，坚持“一切为我所用”“不争论”的方法论，确立了积极利用资本要素服务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方针。
全面型发展论还突出强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同发展是关键。我国改革开放强调“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14]250，突出“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观。中国共产党准确把握当时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将人民对物质与精神生活等现实需要的不断提升，摆到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位置，提出“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本要求。“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提出，以全面的文明建设强调了人的现代化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根本地位与决定意义，超越了过去对资本主义文明规约的现代化认知，将人民共同利益视为现代化最终目标追求，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文明化解资本主义自反性风险的有益补足。
三、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的中国式选择：实践论维度的发展原则及其守正创新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没有持续有效的成功经验可供借鉴，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只能是一个自主摸索和开拓创新的过程。正因如此，中国的改革开放着重将“走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作为国家发展的根本战略问题加以审视，将其视为久久为功的长期事业进行顶层设计和谋划，把中国式现代化置于总体历史发展的视野中统筹推进。基于“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3]355的战略方针，非均衡发展、渐进式发展与实验式发展构成了改革开放伟大实践推进的基本战略和策略。
1 非均衡发展：坚持战略全局性和策略协调性的统一
非均衡发展战略的确立源于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低水平、低效率的发展实际。改革开放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实践起点，将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作为发展落点，确立了二者协调发展的目标追求，妥善处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全局性目标与具体策略落实的关系。为有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改革开放提出了分阶段、有差别地实现共同富裕理论。这一理论的突出特性在于，以承认发展客观差别为前提提出“先富带共富”，既能契合当时人民群众对勤劳致富的美好向往，又可以充分调动人民群众投入生产活动的积极性。改革开放不仅将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共同富裕等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视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实践追求，而且将人民当下最关切的利益诉求与社会主义建设长远目标紧密结合进行探索。可以说，改革开放正确认识和把握了人民的切实利益与国家根本利益、眼前的现实利益与长远的发展利益之间的关系。
非均衡发展理念有效协调了区域发展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我国区域间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东西部地区、城乡间发展差异大，各地区特殊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不能用一概而论的计划政策加以指导。改革开放确立了“以点带面”的发展策略，使对外开放成果能在更广泛的范围传播与推广中惠及全国各区域，特别是抓住了国际产业转型的有利时机，集中了资源优势，快速形成了经济增长极，通过发展沿海区域的外向型经济带动了周边和更大范围的经济发展。正是源于“先富”大政策下“以点带面”的非均衡经济发展策略，中国共产党通过政策倾斜与重点支持鼓励东部先行，发挥出沿海区位优势的示范效应和扩散效应，避免了因过于保守而错失发展机遇。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强调的共享性和可持续性，确保了改革不会因冒进而引发社会动荡，从而实现了局部改革和整体推进的有机结合。
2 渐进式发展：坚持路线连续性和改革重点性的统一
改革开放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渐进式发展方针。邓小平强调：“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3]375，我们的改革开放明确了以有步骤的渐进式发展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连续性，避免经济高速发展中的“大起大落”。党中央基于我国底子薄、基础差、起点低的现实状况，科学设计了同我国发展速度和水平相适应的台阶式目标，明确了近期、中期、长期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目标，制定了现实可靠的现代化“三步走”战略规划，凸显了中国现代化有步骤的战略连续性。而且这种战略连续性坚持了“先易后难”的工作方针，由经济运行机制创新深入经济发展体制改革，不断提升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效率和经济改革抵御风险的能力。从党的十二大提出市场机制与计划经济体制对接，到党的十三大市场提出经济体制转型及相伴的管理制度升级、技术变革与人才培养，这一系列渐进接续的改革步骤都系统增强了经济发展的内在韧性。
渐进式发展以具象化目标明确了经济现代化在中国的现代化中的战略地位，为有序开展战略实施提供了清晰路线。社会经济综合实力与经济合理结构是判断国家现代化的主要标志[15]，改革开放“三步走”战略构想正是从国家经济现代化角度出发，清晰定位我国现代化发展的人民性。改革开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将人民生活状况的改善与切身利益满足置于国家现代化的长远发展思考，并将人民群众需要的不平衡矛盾转化为人民看得懂的发展客观指标，提出从1981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二十世纪末再增长一倍等具体方针。正是基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改革开放在贯彻路线连续性原则的同时，明确了改革的着力点，即摆脱过去片面的发展观，改变“发展经济必然牺牲群众眼前利益”的传统观念，更加注重发展成果的共享，突出将人民整体生活水平提高作为现代化程度的重要衡量标准。可以说，渐进式发展战略既让人民清楚感受到中国经济现代化在“国富民强”方面的巨大优势，更激发出人民群众自觉投身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建设的内生动力。
3 实验式发展：坚持经验示范性和举措推广性的统一
任何一项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都必然要经历周密而系统的实验调查、取得成熟经验以及全面推广的过程，可以说社会实际实验是考察政策方案可靠性与有效性的重要环节。党中央在政策制定与策略实施中坚持贯彻实验式原则，鼓励改革试点示范区的先行探索，在初步试点经验总结阶段高度重视对地方人民群众首创经验的总结。特别在农村改革过程中，强调“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14]316，在“放手一点、搞活一点”思想指导下，中央改变了过去对地方的指令性经济计划，支持农村土地所有制的改革试点，以凤阳县农民大包干的实际成效为例，充分发挥地方在改革试点经验总结上的积极性与创造性。
现实政治生活中，许多政策问题的解决难以脱离原有政策的基础展开全局的转变，因而从国家层面到地方层面的改革推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系统过程。基于对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国情的科学分析，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期，党中央就提出因地制宜推广试点经验，在经验推广过程、推广步骤与推广重点中强调求实事求是，改革推广绝对不能用“一个典型的经验硬性指导农村所有地区和不同行业的各项工作”[16]。因此，在地方经济振兴推动中，中央强调改革推广要考虑到不同地区、不同产业的特殊性，不能生搬硬套、强迫命令，这为精准把握改革开放进程中各地区、各环节经济工作的主要目标、制定切实可行的经验推广策略提供了科学理论支撑。
四、改革开放守正创新的思想经验对新时代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启示
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突破了苏联模式带来的思想束缚，实事求是地立足世情国情党情变化，有选择地借鉴世界现代化的成熟经验，不断挖掘和激发蕴藏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神力量，成功走出了一条独立自主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总结改革开放守正创新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方法，不断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科学性的认识，对我们今天更好地领悟和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1 更加注重党对改革的全面领导，守正全面深化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根本保证，又是党不断胜利前进的内在要求。改革无论怎么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绝对不能动摇。只有毫不动摇地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才能避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迷失方向、丢掉灵魂，才能有效维护国家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长期健康发展。全面深化改革越是深入，越是要深化对党的领导核心作用的认识，越是要牢牢坚持党对新时代改革开放的全面领导。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始终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推进，关键在于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坚定走在时代前列”[17]。新时代坚持党对改革开放的全面领导，必须“保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1]，以高度的政治原则性确保改革拓深的思想统一与行动统一。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就需要不断改善和提升党抓改革、促发展的综合能力。要不断增强党在领导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的工作能力、组织能力与建设能力，以高度的历史主动精神深化拓展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
坚定不移地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最鲜明的底色。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应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与当代实践，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总结好中国经验，将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明确新时代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如何全面深化改革等重大问题，实现精神上的独立。邓小平强调：“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3]138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坚持守正创新，首要在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全面深化改革推进期间形成的全部理论与实践都围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根本主题，由此形成的独立自主改革定力和自立自强的改革主动性，既是践行初心使命得出的宝贵历史结论，又成为共产党人经受任何改革考验的精神支柱。因此，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要全方位夯实独立自主、自立自强的决心与信心。特别是在“两个大局”加速演进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必须把准“两个结合”方向，始终坚持改革根植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的守正创新，以更宽广的视野与深邃的目光洞悉改革发展的历史沿革、总体脉络与未来走向，贯彻落实新时代独立自主、自立自强的全面深化改革理论体系与实践方略。
2 更加注重改革的全面性，坚持以系统观念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统筹各类经验资源和各方面利益格局，以点带面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改革格局，是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要总结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更加注重改革的全面性，以全局观念和系统思维统筹各方面、各领域、各环节的改革，通过充分发挥改革体系的集成功能，最大程度上发挥出社会主义制度的综合保障优势，确保改革是在党和国家领导下有规划、有步骤地推进，以提升改革效能为目标续写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这篇大文章。
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实现了改革战略谋划从“着眼于事”的局部视野向“着眼于全局”的综合视野跃升，形成了适合我国现代化发展实际、符合时代潮流的改革方法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更加注重系统集成[1]”置于首位提出，更印证了系统改革方法论的科学性。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在全面，难在深化。面对国内外纷繁复杂的形势，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对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我们不仅需要有直面问题的勇气，更要有推动深层变革的系统谋划。“零敲碎打调整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18]改革攻坚的主客观、内外部条件的变化，都要求我们切实推动各项改革举措向着相互促进、协同配合、相得益彰的方向发展。
面向未来的改革目标形势，任何一个领域、一个层面的改革推进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唯有坚持系统观念，更加注重强大合力带来的集成效能，才能牢牢掌握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的主动权，进而做到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与整体性推进。从改革总体思路看，注重系统集成要求推动改革各体制机制、组织架构、理论观念的整体发力，既要处理好经济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发展与安全等重大关系，又要做到改革与政治、经济、法治、文化等现代化建设协调统一，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从改革方法论看，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意味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讲方式讲方法的，集成不是各改革要素、各领域具体改革举措的简单相加，而是要求以全局思维来把握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因此，加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工作的整体谋划与系统布局关键要处理好事关全局的核心任务，“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任务和面临的重大问题为提领”[19]，锚定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推出一系列改革举措。特别要切实克服对改革新情况新问题一知半解、断章取义的线性思维，防止因政策取向的分歧带来各行其是、相互掣肘的消极状况。
3 更加注重统筹发展与安全，坚持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
新征程上的改革开放既是高水平的开放，也是高水平安全基础上的开放。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更加统筹发展与安全，坚持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
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要聚焦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20]，没有坚实的物质基础和适宜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就会乏力。因此，只有牢牢扭住激活生产力的改革目标，全方位释放改革内蕴的发展活力，才能影响其他领域改革协同推进，更好地实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之间的动态平衡。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改革过程中日益显露的利益固化藩篱和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直面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硬骨头”，提出将高质量发展视作经济改革的主要着力点，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体系的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以经济提质增效带动社会整体活力的迸发。可见，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指向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制度建设全方位激发和增强高质量发展的潜力和活力。当前，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聚焦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的战略部署，以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根本抓手，着力打造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机制，通过理念、制度与生产力要素的更新迭代，在确保解放与发展高质量生产力的同时，极大激活社会广泛参与的改革热情。
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要维护高水平安全。“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1]，改革的目的是发展，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是安全。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要科学统筹新安全格局维护与新发展格局建设之间的关系。新安全格局的建立旨在为新发展格局提供坚实的安全保障，新安全并非追求单一的绝对安全，而是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寻求相对安全，强调自适应与自调节的能力，以动态平衡应对潜在风险。这就要求我们超越单一领域的视角，综合考量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维度因素，既要重点关注领域的内生性问题，又要回应其他关联性领域中带有风险的次生危害。同时，新发展格局的实施亦需在安全的框架内推进，确保发展成果的可持续性和普惠性。要超越狭隘斗争构建共同发展新格局，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新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在国际交往中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国际合作和多边机制，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以人类共有的价值理念推进安全和发展的合作共赢。总之，要切实把握好发展与安全的内在联系，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深刻认识全面深化改革的阶段性新特点新任务，提高改革的前瞻性、发展的安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