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1]18讲信修睦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实践中积淀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蕴含着人与人、人与社会、邦国之间的交往智慧。这一治理理念及其蕴含的价值观同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具有高度契合性，它们在结合过程中相互成就。因此，立足中国当代实际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理论命题。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讲信修睦思想
讲信修睦出自《礼记·礼运篇》中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2]89。这一思想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形成了守真诚、尚友善、求美好的治理理念和行为规范。守真诚提倡“讲信者，谈说忠信之行”的真诚人格，尚友善追求“修睦者，修习亲睦之事”的友善社会，求美好强调“天下为公、讲信修睦，是谓大同”的理想世界。
1 “讲信者，谈说忠信之行”的真诚人格
讲信是中华传统文化塑造个人品德的首位要求，体现了传统社会关于“真”的理想人格追求。“讲信者，谈说忠信之行。”[3]“信，诚也。人言则无不信者，故从人言。”[4]93传统文化中的“诚”与“信”是互训关系，“诚”是“信”的内在表达，“信”为“诚”的外在彰显，它们相辅相成，体现了传统社会“真”的品格追求。首先，“忠诚发乎于心”是“内诚于心”。“诚，信也，从言成声。”[4]93“诚”即人吐露信言、表达真心。“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5]1632传统文化认为人的发展离不开“道”，世间万物都在“道”中生发。天道是诚，那人要顺乎于天道，顺乎于自然，就必须有真诚的内心追求。其次，“信效著乎外”是“外信于人”。《老子》载：“信言不美，美言不信。”[6]信与诚相通，内涵真诚、直率之意。“信”作为传统社会人与人交往的基本要求，体现了古代先贤对为人处世之道的价值追求。《论语·为政》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7]28即人必须讲信，信是人保持本真的首要要求。没有信之人，怎么能谓之人。好比大车没有輗，小车没有軏，怎么能走呢？“信”是为人处世的关键，即为人与人交往的基本范畴。最后，“诚、信互训”得其“真”。“诚”是道德主体的内在修为，“信”是内诚的外化。尽管两者各有侧重，却都指向诚实守信的价值准则，都以“真”为价值内核，都与“伪”异行相悖。《庄子·渔父》有言：“真者，精诚之至也。”[8]诚信被视为人本心的真实反映，要达到“真”的理想人格，必须依托“精诚”的内心基础。此为先“诚”后“信”，即为“真”，是由内至外的递进关系，即为人格的修行之道。
2 “修睦者，修习亲睦之事”的友善社会
修睦是中华传统文化处理社会关系的重要方式，体现了传统中国对“善”的理想社会风尚。《说文解字》有言：“睦，目顺也”[4]134，即交往双方互相看对方顺眼，使彼此相安，后又延展出敦睦、和谐之意。《尚书·尧典》曰：“九族既睦，平章百姓”[5]119；《颜氏家训·兄弟》中说“兄弟不睦，则子侄不爱”[9]，这里的“睦”均指人与人之间和顺与融洽的关系，体现了古代先贤对友善、和睦的人际关系的向往与追求。以“修”这一实践要求营造“善”的社会风尚，是传统社会提倡的为人处世之道。这种“修”既强调君子的内在修养，也重视其外在修为。一方面，修睦即修身，是与人交往克制私欲的重要方式。中国传统文化提倡亲仁善邻，即亲近仁者。因此，要与人为善首先要进行修身。《大学》有言：“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2]369，修身的过程也是认识自我、发展自我的过程，要达到“明明德”的境界，必须对个人欲望的克制、对情感的调节、对思想的净化，以及对道德规范的内化，实现与人交往时“周而不比”“和而不同”“尊贤而容众”。另一方面，修睦即修为，是个人将内在的修养转化为外在的行为，以实际行动践行礼之教化。《论语》载“礼之用，和为贵”[7]10，传统礼乐制度的作用之一就在于调和人际关系，使社会和谐。用礼约束规范人的行为，根本目的在于实现友善和睦的社会。儒家倡导“温、良、恭、俭、让”的道德修为，要求交往过程中要语言要温和、善良，在行为上恭敬、节俭，并懂得礼让。孔子还提出“四非”原则，即“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7]174，在视觉、听觉、言语和行动上都要遵守礼节，外在行为上表现得更加得体、更有修为，为营造“善”的社会风尚提供了重要支撑。
3 “天下为公、讲信修睦，是谓大同”的理想世界
讲信修睦是中华文明在“尚和合、求大同”价值追求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伦理建构。“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作为大同世界鲜明的社会现象，是古之先贤倡导讲信修睦要达到的终极目标。《礼记·礼运》载：“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2]89平民推崇“信己守物”“上下和睦”的社会风尚，致使图谋不轨、背信弃义等不良风气消失，盗窃、作乱的行为不再出现，家家户户都夜不闭户，此之谓大同。讲信修睦在传统君民关系中同样盛行。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7]178民信指的百姓对君王信任，此为“信也者，民信之”。“徙木立信”更是说明了“致政，其民服信以听”[10]690，君王有诚信，才能使百姓听从。“身仁行义，服忠用信，则王”[10]124，同样提倡明君以仁爱为根本，关爱百姓，诚实守信。管子指出，“内行其法度，外行其理义”[10]858，方能达到“民爱之，邻国亲之，天下信之”的大同境界。传统文化关于大同世界的美好构想，既是社会内部成员的诚信、和睦相处，也要以胸怀天下之志，提倡“敦亲睦邻，和谐四方”的天下大同理念。《管子·枢言》载“诚信者，天下之结也”[10]225，讲诚信的人，各国人民都愿意与其结交。《左传》有言：“信，国之宝也。”[5]1821信用作为国之财富，是实现天下大同的基础。“国虽大，好战必亡”[11]，意思是即使国力强大，如果一味追求战争和冲突，也会导致国家的灭亡。《论语·季氏第十六》有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7]245-246如果远方的邦国不服从，则不以兵强天下，而是通过文明教化和礼俗播华而吸引他们，从而达成“邻国亲之，与国信之，有患则邻国忧之，有难则邻国救之”[10]858的理想境界。
二、讲信修睦思想同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具有高度契合性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1]17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它们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有机结合、相互成就，共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讲信修睦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与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具有超越时空对话的可能性。
1 同马克思主义的诚信思想相融通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作为具体的现实的人，他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特定的社会关系。讲信修睦思想倡导的诚信、和谐的人际关系，正是构建良好社会关系的基础。只有在诚信、和谐的人际关系中，人们才能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实现共同发展。社会主义建构的制度体系追求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互助、合作关系，这与讲信修睦倡导的价值追求具有高度契合性。马克思十分重视人与人之间的诚信伦理问题，并从社会形态研究的高度对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及其组织方式进行了深入研究。一方面，他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研究了资本主义信用制度，指出其历史进步性——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而资本主义信用体系加剧并引发了社会经济的矛盾与危机，强化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诸多因素，加速了资本主义向新的社会制度转型。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信用制度不应沦为少数人对社会财富进行剥削的工具，而应把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的发展作为其最终目标。另一方面，马克思高度重视信用在伦理道德层面的功能。信用并非单纯的现象，信用关系也不是简单的经济交易或借贷行为，更多的是经济层面和道德层面的结合，是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必须遵守的道德准则。因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诚信”的虚伪进行了批评，并强调社会主义的政党和政权必须具有真正的诚信，应当建立在维护人民利益的基础上。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诚信被视为最重要的道德品质之一，是为人处世的原则，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的根本遵循。唯有诚实守信、言行一致，才能建立起稳定、和谐的人际关系，进而促进社会的繁荣发展，这与马克思主义的诚信思想相融通。
2 同马克思主义的外交理念相会通
在处理国家之间的交往关系问题上，马克思通过批判资产阶级国家和政党的外交方式的资本逐利性，逐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和国家交往理论，明确了工人阶级政党在执政与非执政的情况下应遵循的理论原则、战略策略、方针路线以及目标任务，强调外交是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自然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外交理念摆脱了传统外交局限于政党、地区、民族和国家利益的狭隘框框，从社会进步和世界全部人民利益的角度来考虑和决策，认为世界和平交往对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有益，应当加强国家交流，促进国际和平。这一理念在维护合法利益的同时，还致力于构建和平、平等、合作、进步的新世界。马克思主义提倡国家间交往应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公认的外交理念，为各国建立互信合作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而讲信修睦思想强调诚信是国与国之间交往的基石，应在诚信的基础上建立和谐友好的邻邦关系。在传统邻邦关系中，讲信修睦思想倡导国与国之间和睦相处，主张和而不同，通过和谐的方式解决分歧，实现共同发展。在合作时，追求平等互利的关系，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和不平等条约。讲信修睦思想以讲求诚信，主张以和为贵，建立起国家之间相互信任、和睦相处的关系为核心理念，而马克思主义外交思想以主张所有的民族国家都要和平共处，维护世界和平、追求公正平等为理论基础，两者在具体理念上相会通。
3 同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愿景相贯通
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国家才能繁荣昌盛。讲信修睦思想强调的是社会的高度和谐状态，这与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愿景追求相贯通。共产主义愿景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对资本主义旧世界批判的基础上指明的未来社会发展方向，它主张通过消除阶级差异实现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促进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来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社会不再因经济利益而划分为不同的社会集团，阶级压迫和剥削不复存在。而讲信修睦是中华文化中的一种社会追求，注重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和睦相处，以及社会关系的和谐。讲信修睦思想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讲求信用与和睦相处来促进社会和谐，增强人们的道德观念和社会责任感，从而达到社会的稳定；共产主义愿景则以消除阶级，注重人的全面发展，提倡每个人都能得到全面的发展机会，以人民幸福、社会稳定为奋斗目标。共产主义社会愿景为讲信修睦思想的实践提供了方向和目标，两者在理想目标上相贯通。
三、讲信修睦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思想总是在孕育它的社会存在基础上产生并与之相适应。尽管讲信修睦思想主张真诚待人、睦邻友好，但囿于它所处传统社会封建制度的藩篱、交往范围的约束、生产条件的限制，导致这一思想在取信目标、修睦范围、远景实现仍存在时代局限性。在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用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激活传统讲信修睦思想的优秀文化基因，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地实现了对这一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1 取信目标的转化：由忠于君王到取信人民
全部社会活动总是受制于个体主体的伦理价值约束。传统讲信修睦思想认识到取信人民对安邦定国的重要性，提出“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12]，取信目标始终指向保证王侯将相的江山永固，根本目的是忠于君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讲信修睦思想中的取信对象发生了转化，从维护封建统治转变为维护人民利益。一方面，体现为政治立场的人民转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党员干部要“着力解决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以为民谋利、为民尽责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13]。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讲信修睦的内涵被赋予了新的政治意义，即对党忠诚、对人民忠诚，重视人民群众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和力量。讲信修睦思想是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借鉴历史经验而来，对百姓讲信用、与群众修和睦，强调要树立正确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官民关系，这既是对讲信修睦思想的继承与发扬，也是对当代党员干部加强自身建设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提出了新要求。另一方面，体现为价值目标的人民转化。在现代社会，取信剥离了礼乐安民的时代外壳，不再教化百姓忠于君王，而是作为形成良好道德风尚的价值基础。当代中国人民追求的取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诚信的实现方式，是新时代人民群众对自身存在方式和发展方式的自由自觉的选择。这一选择不只停留在道德理念的伦理层面，还表现为在实现民族复兴的道路上，全体中华儿女进步和发展方式一致性和相容性的统一，是构建社会主义社会诚信体系的重要根基。
2 修睦维度的转变：由邦国之间到国家之间
中国传统的讲信修睦，核心在于强调诚信与和睦。在诚信基础上的修睦，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的理论规范，也是邦国之间交往的重要准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与人交往在于言而有信，国与国相处讲究诚信为本。”[14]在经济全球化发展大势中，从古代邻近邦国间的互动交往已经发展到了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之间的交往互动。讲信修睦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逐渐被应用于国家关系之中，不仅体现了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也彰显了中国在全球化时代对于和平、和谐共处的价值追求。一方面，从传统邦国之间的睦邻关系到近代国家之间的合作共赢。这一转变标志着国家之间的互动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早期的邦国外交，是以权力和利益为基础的双边或多边联盟，每个国家都试图通过巩固自身的领土完整和经济优势来获得外部的支持和保护。然而，修睦思想的国际化促使人们逐渐认识到，只有合作与交流才能促进共同繁荣，因此，一种更加包容、互惠互利的国际关系模式应运而生。如今，国家之间讲信修睦思想强调的是各国之间的平等对话和相互尊重，以及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共识与解决方案，而不仅仅局限于各自的小圈子内。这种新的维度为国际关系带来了更多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同时也要求国家展现出更高水平的道德和伦理标准，以确保国际秩序的公正与和平。另一方面，主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张各国以和为贵、和平共处，走和平发展之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脉相承，都根植于亲仁善邻、讲信修睦、协和万邦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新形势下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好的传承、弘扬、升华。”[15]新中国成立初期，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与运用使得中国同绝大多数周边国家通过谈判方式妥善解决了许多领土主权争端问题。冷战结束以来，中国不断发展壮大，面对国际社会不时泛起的“中国威胁论”和“国强必霸论”，中国明确提出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进一步显示出中国外交对讲信修睦思想的认可与践行，在与周边国家和睦相处的原则下，共筑本地区稳定、和谐的国际关系。统筹发展与安全，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议，倡导要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旨在通过对话与合作，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确保全球范围内的安全与稳定。与周边国家外交时，中国始终秉持着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强调睦邻友好、互利共赢的重要性。中国坚持通过对话沟通解决分歧，通过合作提升共同福祉，拒绝采取任何可能破坏稳定的行为，旨在构建相互尊重、平等互信、互利共赢的国际关系，为实现区域乃至全球的和平与安全贡献力量。
3 美好愿景的发展：由天下大同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社会追求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相通。”[16]7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中国古代社会讲信修睦思想中天下大同美好愿景的传承和发展。一方面，这是从纯粹理想到具体现实的发展。天下大同是一个停留在观念层面的社会理想，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就人类未来发展提出的中国方略。从天下大同的宏伟愿景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代理念，这一转变既是对讲信修睦思想的继承的发展，也是对未来世界秩序构建的深刻反思。天下大同代表了一个理想化的社会状态，它提倡在古代各个邦国、族群之间消除隔阂，实现和平与繁荣的共同目标。这一理念强调的是一个没有战争和苦难的世界，每个人都能在平等和尊重中生活。然而，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传统的地域界限被打破，国际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应运而生，其不再局限于某个区域内的和谐共处，而是扩展到了全球范围内的合作共赢。这一理念号召各国政府和人民携手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恐怖主义、贫困等全球性问题。通过有效的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推动建设一个更加公正、包容和可持续的世界。另一方面，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同中亚五国建交30周年视频峰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三十年来，我们顺应潮流、讲信修睦”，“中国同中亚五国相继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深化政治互信、互利合作，走出了一条睦邻友好、合作共赢的新路，成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17]当今世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日益成为一个联系紧密、相互依存的全球利益共同体。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必须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民主、正义、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各国之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坚决抵制零和博弈思想和反全球化思潮，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积极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进一步加强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互鉴，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在相互尊重中共同发展，在求同存异中实现合作共赢，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讲信修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适应了新时代的需求和国际形势的变幻，把这一思想放在了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维度，为实现人类社会发展的美好愿景提供了思想引领。
四、传承发展中华传统讲信修睦思想的时代意蕴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华文化传承发展涉及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指出要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尤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16]5。讲信修睦思想蕴含着讲信用、修和睦等丰富的伦理道德和社会价值观，对于道德建设、社会治理以及大国外交，具有丰厚的时代价值。
第一，传承发展讲信修睦思想，能够深入挖掘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文化基因。在人际交往中，讲信修睦主张以诚相待、以信立身。这种人际互动原则是个人道德情操养成的重要基础。“讲信”即诚信为本，指的是注重诚信，言出必行、守诺如山。《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明确指出：“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是一项长期而紧迫、艰巨而复杂的任务，要适应新时代新要求，推动全民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一个新高度。”[18]讲信修睦思想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伦理规范，是加强公民道德的价值观念，更是立身行道必须坚守的道德准则。传承讲信修睦思想能够帮助人们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做到诚信待人、和睦相处，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网络，有效提升公民社会责任感，正确对待和处理人与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正确认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个人需要与国家需要之间的关系。
第二，传承发展讲信修睦思想，形成了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文化资源。讲信修睦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深刻影响了历史上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更是当代构建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文化资源。它强调人与人之间应当互相信任、相互尊重，要求个人言行一致、诚实守信，更要求政府、企业等各个社会主体都能秉持诚信原则，履行自己的职责和义务，共同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和良好秩序，追求和睦共处的理想状态，营造一个温馨、和谐、友善的社会环境。这种思想贯穿于日常生活之中，从个人到家庭再到国家，都提倡以诚信为本，以和谐为基，通过传承发展讲信修睦来促进社会的整体进步。新时代背景下，这一文化资源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成为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指南，引导人们在现代社会中践行“讲诚信、践友善”的理念。因此，讲信修睦不仅是一种道德规范，更是引领社会风尚、凝聚人心力量的强大动力，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宝贵的文化资源。
第三，传承发展讲信修睦思想，是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的文化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牢固树立同舟共济、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意识。”[19]人与人之间诚信以待，不欺人、不失信于人，日久天长，会自然地形成一种信任机制。这种信任机制会促使人们互信互赖，抱成一个团，拧成一股绳，劲往一处使，形成合力，这就是人与人之间同舟共济、荣辱与共的形成，国与国之间亦然。在中国传统道德体系中，讲信修睦一直被视为一种最重要的外交遵循。国际舞台上，各国之间由于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差异，往往存在各种猜疑和误解。通过传承发展讲信修睦思想，各国可以加强沟通，坦诚相待，遵守国际承诺和规则，从而增进相互理解和信任，达到积极化解矛盾、减少冲突，寻求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途径。
尽管讲信修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来源不同，但其中蕴含的讲信用、修和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具有高度契合性。两者在彼此结合的过程中，一方面要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讲信修睦新的时代内涵；另一方面也把中国传统讲信思想更深层次地注入了马克思主义，从而让讲信修睦思想成为现代的，让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成为中国的，让现代中国道德建设、社会治理和大国外交都有了更为深厚的文化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