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七会议上，中国共产党确立了武装暴动的方针，并提出改造党组织的相应策略。在执行暴动过程中，党的组织架构不适应新任务的缺陷日益暴露，中央下决心进行整顿，按列宁主义政党模式厉行改造。因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及地方情境的限制，在组织转型的实践中引发了一些矛盾和问题，党又不断调整策略，纠正偏差，探索契合中国地方实际的组织路线。目前学界的相关研究，有的从制度上考察基层组织、民主集中制等相关政策、措施的制定
一、大革命失败后党组织情形与“重新造党”的提出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规模急剧扩张。从1921年建党到1925年1月，人数尚不足1000人，而到了1927年4月，党员人数在两年多的时间内迅速激增到约5.8万人。[1]391926年下半年，北伐军相继攻克湘鄂赣三省后，三地组织发展极快。湖南省1925年11月有党员702人，到1927年5月，一年半的时间内增至2万人，党员人数居全国之冠；湖北省1926年5月有党员428人，到1927年5月，全省65县有党组织活动，党员有1.7万余人；江西省1926年11月有党员500余人，到1927年5月，党员达5100余人。[1]451，454，562从党员结构来看，创建初期的中国共产党以青年知识分子、工人为主体，党员主要分布于学校和路矿部门。大革命时期尤其是北伐战争开始后，学生在积极入党的同时，工、农逐渐成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群体。[2] 1927年4月，中国共产党党员成分中，工人占50.8%，农民占18.7%，知识分子占19.1%，军人、商人及其他人士占11.4%。[1]11而在农民运动激烈的湘鄂赣地区，农民党员比例应高于此数。在党组织由一个知识分子小团体转变为一个群众性政党时，指导机关结构却没有相应变动，指导干部几乎全为知识分子，且不少出身于富裕家庭。以1927年5月的区执行委员会为例，湖南15人中，只有2人是产业工人出身；江西11人全为知识分子；湖北21人中，只有1人是工人出身。[1]378-379，454-455，506-508此外，县级干部也是以知识分子居多。这一干部结构成为八七会议后党内反“机会主义”的主要根源。
大革命失败使得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结构、政治思想、组织效能等方面的问题凸显出来。大革命时期确实有不少出于利益考量的机会主义者加入中国共产党，像湖北的党的发展就是“暴发户”式的，“北伐军到后，一时以招募式的如潮水般的发展的，许多动摇的分子都因政治力量的影响而混入党内”[3]355。同时，这一时期党的组织建设和党员训练未跟上组织扩张的步伐，导致党组织关系松散。不仅各地与中央疏于联系，中央对各地情形难以掌握，而且地方上各级组织之间的联系也不紧密。如1926年10月徐特立就提到，湖北“党务仍然涣散”，“区委甚冷静，诸事不甚接头”。[4]18此外，党部不明了支部的意义，设立与否基本上是听其自然，农村中几乎无支部可言。这些问题使得党组织在国民党“清党”后几近瓦解。短短数月，全国大批党员被杀、被捕或脱党、叛党，“已经发展到六万多党员的党只剩下了一万多党员”[5]。党组织基础较好的湖南在马日事变后，“各级党部旧有组织的负责人，不是被反动派残杀，就是逃亡流离失所，大部分接不到头”，“同志星散离开党的组织为数要超大半数以上”；一直到八七会议前，湖南省委收集的党员人数不足事变前的三成，“就是这六千同志的数目也不很确实，大半不能参加支部的组织来起作用，不过有一个通信处和姓名罢了”。[6]30-31在南昌暴动失败后，江西的党组织也完全溃散且久不能恢复，“各地党部消灭，同志变节的也不少，尤其是怯懦、畏缩，几成了全体党员的倾向”[7]128。江西工作环境最好的赣西，省委几乎没有任何指导，“对于赣西各县实际情形，全不了解。甚至某县有组织，某县无组织，某县的负责人为谁”[7]106，都不清楚。这对于准备发动武装暴动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进行组织改造格外迫切。
干部结构问题在1927年春夏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机会主义”的批判中开始被重视。根据列宁政党组织的经验和原则，共产党要保证无产阶级的领导和基础。1927年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任务》的决议中指示，党的领导机构“应努力使工人在其中占多数”[8]。党的五大接受了这一指示，并体现在《组织问题议决案》中：中国共产党“应该变成波尔札维克的党”[9]207，要实现党的集体指导和执行政治纪律，重要的先决条件是“吸引工人到所有党部的指导机关来”[9]208。但当时党并未将干部结构视为必须调整的任务。1927年4月以后，由于共产国际不满陈独秀等人对国民党右派的过度退让，决定发动土地革命回击国民党，并在7月14日号召“中国共产党员同中央的机会主义作斗争”，指示采取措施“从政治上纯洁党的领导成分”，“必须使工农组织的领袖”“在党中央也有决定性的影响”，“他们与党员群众有紧密联系，就能帮助克服党的现领导的机会主义”。[10]这样，共产国际将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完全归咎于中共的干部结构，中共知识分子化的干部结构便与“机会主义”联系起来，并影响了此后党内反机会主义的措施及相关的组织决策。
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下，中共中央在批判右倾的“取消群众运动的方针”、坚定执行工农暴动的政策时，也逐渐陷入迟疑暴动、军事行动即为“机会主义”的“左”倾情绪中，党组织的改造也随之激进化。中央在1927年9月15日的政治报告中提出，党内“现在机会主义的余波尚非常之多，我们应以很大的力量来与之奋斗”[9]505，并出现了排斥知识分子的倾向，“我们党内的智识分子，在目前整个革命潮流中或者完全消极，或者公开叛变，放出消灭C.P.的理论，这自然是革命发展的结果，也是与机会主义有关系的，我们相信革命潮流继续发展下去，还有许多智识分子都有这个危险，现在我们党只有坚决的严厉的执行党的纪律，一下决心重新造党”[9]506。虽然蔡和森等领导人提醒“不要笼统的反对知识分子，不要笼统的反对一切过去的负责工作同志”[9]523，但不少知识分子在“机会主义”的罪名下被清洗出高层[11]64，并影响了各地方党部改造组织的方向。
对于各省省委而言，除了通过策动暴动来规避“机会主义”的指责外，就是体现在党组织结构的变化上。在湘鄂赣三省初期暴动中，各地党组织确实暴露了不少弱点，如怀疑暴动政策，希望借助政治或社会力量和平发展等。湖南“长沙县委书记怕暴动得太厉害扰乱了乡村，得罪了自己乡里的人”[12]224；江西鄱阳县委组织鼎新镇农民进行暴动，遭到土劣报复，继而农民“集数千人坚决主张焚毁房屋，杀县长及缴枪”，但本地党员“均恐糜烂地方，极力阻止农民暴动”。[7]57还有的地方组织被豪绅侵入，这种情况以湖北为典型。湖北省“公安县之四十一个同志中，竟有三十九人为土豪劣绅及土豪劣绅利害一致的成份”，应城县党员“多为盐膏峒主，在城内秘密开会，反对本党的策略及行动”。[4]274同时也出现了组织混乱的情况，如湖北省在暴动中“各区同志均各行其是，完全不执行省委决定的策略，甚且与此策略背道而驰”[4]273。因此，各省省委在审查暴动失败的责任时都归之于党组织的“机会主义”倾向，纷纷开始注意本省的组织改造问题。
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提出要“毁党造党”，“要把这个没有发育完成的党，根本打毁一下，从新改造，造成能斗争的无产阶级的政党”[12]227。1927年10月24日，在长江局指导下改组的湖南新省委继续执行全省总暴动政策，提出“必须要不断地领导中国的工农群众实行激烈的阶级斗争”，从而铲除“过去的党中机会主义的一切恶习”，各级党部要在一月内完成改组，并着重强调吸引工农干部。[12]242处于党团冲突中、被团省委指责为“机会主义”的江西省委则更为激进。[11]68-691927年10月9日，江西省委遭到破坏，由陈潭秋继任书记的新省委为避免共青团的指责和引起中央对江西工作的重视，积极策划、推进暴动政策，并清算机关中的“机会主义”分子。江西省委在11月30日发布通告号召“推翻豪绅资产阶级新军阀政权”，要求“彻底的以党的群众来改选各级党的机关，洗清一切机会主义的分子”。[7]81相对于江西省委，同样处于党团冲突中的湖北省委在长江局书记罗亦农的影响下则相对客观谨慎。湖北省委在10月25日通告各级党部讨论“机会主义”错误时就作了非常详细的讨论提纲[4]81-86，并在党团争执武汉暴动问题时，鉴于主观力量的薄弱取消了暴动计划。10月30日，湖北省委提出继续做暴动的准备工作，组织工农运动并改造工人和农村党部，“洗刷党内过去腐化、投机、消极及土豪劣绅的分子，并须于洗刷后制造新名册，报告上级党部”，“全省各级党部从支部到省委全部改组。武汉三镇各级党部定十日内完全改组，外县于一月内(十一月)各级党部完全改组”，改组完毕后即召集全省代表大会。[4]97
1927年11月9日至10日，在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指导下，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下简称“十一月扩大会议”)决议重整被打散的党组织。会议通过的《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议决案》指出，“最近的革命的斗争中，组织问题更加占了第一等重要的地位，中国共产党组织之布尔塞维克化，以及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的组织之革命化，都是当前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决议案还系统强调了党组织的弱点和改造的任务，包括干部成分、支部、党内民主等问题。[9]634-638但是会议对“机会主义遗毒”的清算也将党组织改造中的“左”倾思想推向高潮。受罗明纳兹的影响，会议认为党内“机会主义遗毒”存在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党的指导干部是非无产阶级成分”；根据这种分析，会议“命令各级党部立即用最坚决的方法，使指导干部工人化”。[9]633甚至在12月1日发出的通告中对各级机关干部的工农人数和比例做出了规定，工农分子约占1/2。[9]725-726干部工农化便从中央和省委高层开始向各地方党部深入，也从此前的提倡性举措变成各级党部必须完成的首要组织任务。自此，以成分改造为核心、肃清“机会主义”为目的的组织改造在各地展开。
二、重构组织基础
拥有一支强健的组织力量，是武装暴动政策执行的关键。因而针对新政策引起的党内分化，各省初步进行了党内“洗党”，并利用秋收暴动吸收积极斗争的工农入党。湖南省委在1927年9、10两月的组织工作计划中称，“同志中投机的，逃避斗争的，怠工的，对党不忠实的，革命观念根本动摇的，无论其在党中的地位历史如何，一概毫不姑息的严格的洗刷出去”[12]121，“很可惊的数量的积极前进的新的革命战士，较之太平时候高谈主义的好的多了，都是我们很好的革命分子。只要不反对我们的土地政策者，即日开始尽量吸收这些革命分子入党。尤其是工农分子，应毫不游移的来者不拒”[12]122。当然“洗党”并非一蹴而就，湖北沔阳县的党组织“从前约有四百人，重新登记后，仅余九十人，最可靠者不过三十人”[4]218-219。武装暴动的过程本身亦是一个净化党组织的过程，地方党组织有的在暴动中自行瓦解，有的锻炼出不少能够实际斗争的党员并不断强大。秋收暴动中，湖北“号称有二三千人的县份，如黄冈等处，反动势力一到竟自完全解体，公安、应城等县虽未解体，然亦不能行动”[4]275。但湖南“醴陵在暴动后，即已发展农民党员至七百余人，常德在一月内亦曾发展党员两百余人”[12]298。
“十一月扩大会议”后，各省在中央的指示下进一步强化组织改造工作，改造重心转向了提拔工农干部，但在中央反“机会主义”的压力下走向“左”倾。湖南和江西指导机关的改组从省委开始。湖南省委在八七会议后根据中央指示找了三个工农分子，十月紧急会议改组的省委中农委9人，其中农民有6人，而工委9人全部为工人。[12]450湖南原定于1928年1月底召集全省代表大会，因“灰日暴动”的失败及省委的破坏没有进行。江西省委于1927年11月在长江局的命令下增加了两个工农委员，并于12月根据中央要求将二人列入常委。江西组织部在12月的工作计划中规定“各级应有五分之二工农同志当选为委员”[7]149，甚至更为激进地指示赣南特委“县委×工农分子应过半数，知识分子仅可派做技术工作”[7]144。湖北省在12月14日召开了扩大会议，选举省委13人，其中工人5人，农民3人[4]421；会上对长江局“机会主义”的批评加剧了新省委的“左”倾情绪。新省委在1928年1月再次要求重新登记党员，并自下而上改组各级党部，“党员名册，一周内须造好”，“区、市、县委委员的成分，至少须有三分之二的工人同志与贫农同志。尽可能的挑选工农同志做区、市、县委的书记”，这一比例比中央的要求有所加码。[3]71-72
到党的六大前后，湘鄂赣三省的党组织经过暴动和重新登记得到了初步的净化和发展，党员结构转变为以农民为主体。湖南省在1927年底“有过半数的党部完全由下级支部改组起来了”，到1928年2月党员发展到14000人，其中新党员有6000人以上。[6]49, 57湖北省在1927年秋收暴动后的一年中，72个县作过杀土劣的斗争，约20个县进行了群众暴动，到1928年10月党组织从秋收暴动前的1200人增加到了6000人，农民占90%。[3]6961928年4月，江西省党组织由南昌起义后的1000余人“恢复到‘八·一’以前的数量，党员成分比‘八·一’以前改善，十分之七八是农民”，“各级党部的负责同志，多系工农同志，负责县委特委亦有二分之一的工农同志参加”。[7]225-226
各省的成分改造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在反“机会主义”的急迫情绪下，部分党组织出现了盲目的扩张。湖南平江县的部分党员说“大烧、大杀、大劫的三大政策是布尔塞维克的精神”[13]186，党员在暴动后骤增至7万多人，平东吸收党员甚至沿用会党的仪式，如斩香吃血酒等[13]37。这也说明组织建设需要一个反复洗刷和训练的过程。二是受限于工农党员思想水平，干部工农化的举措在上层指导机关中存在形式主义。如“湖南省委常委则有每隔几天又另换一新的工人同志之现象”[14]205；湖南南华安地区在1928年3月重建特委，特委负责人中工农同志占2/3，“但不起作用”[15]209。三是面对上级以工农干部比例为判断“机会主义”标准的压力，下层改组中出现了“左”倾和排斥知识分子的错误倾向。如醴陵区委“已是一律工农份子，至少亦有三分之二以上”[16]96；湖北沔阳县曾出有定期刊物“赤色恐怖”，“内容还不过该县知识分子毛病太多。如领袖欲、独断、分派、排挤、地方观念是其最著者”[17]85。指导机关中知识分子占多数的党，即被机械地认为是“机会主义”的党。
无论是出于苏俄革命经验的影响还是对政党阶级属性的担忧，党中央将各地出现的烧杀及盲动归因于农民意识，担心农民党员的迅速发展和城市工作的缓慢“有动摇无产阶级指导的危险性”[14]204。由于党员理论水平较低，党内确实出现了一些错误观点，如湘南有“农民领导革命”“不要无产阶级”[15]112的声音。党的六大上，共产国际执委会组织部代表瓦西利也夫指出中共农民党员过多，“党内这样现象不是应当有的”，“以后党的工作应当转变过来，使着党以后的发展是向着工业无产阶级一方面的，使着无产阶级分子成为党的基础”。[18]194在这一指示下，中央在党的六大后继续采用成分改造的方式纠正党的“农民意识”，提出“指导机关工人化”并重点发展工人党员，将实现党的“无产阶级化”作为主要目标。1928年10月17日，党的六大决议颁布的《中央通告》指出，“党的前途应当是从新创造无产阶级的基础”[14]668，“以最大力量建立产业支部，在一般的城市和乡村中，把党的基础建立在手工业工人、苦力和贫农的成分上”[14]669，并针对干部工农化的形式主义规定，“工农同志参加指导机关必须实际的工作(到会、发表意见、接头、出席、巡视、写决议或信等)，绝对打破挂名的恶习”[14]676。关于反知识分子的倾向，周恩来在党的六大上提出对知识分子党员进行思想改造，“对知识分子应用无产阶级的方法去使知识分子无产阶级化”[14]347。但党的六大对成分的重视并没有完全扭转这一倾向。
党的六大后，湖南和江西省委的改组都向工人倾斜，湖南省委书记宁迪卿、湖北省委书记夏文法都是工人出身。江西省则在同年12月的省代表大会上选举领导万安暴动、较有威望的张世熙为书记，但省委增加了工人干部。各省委干部的成分变动如表 1所示。
表 1 湘鄂赣三省中共省委干部成分表(1928—1929年)
| 时间 | 1928年5月 | 1928年6月 | 1928年10月 | 1929年2月 | 1929年10月 | |
| 湖南省委干部成分 | 工人 | 4 | 5 | 2 | 1 | 2 |
| 农民 | 1 | |||||
| 知识分子 | 5 | 4 | 4 | 5 | ||
| 不详 | 2 | |||||
| 时间 | 1928年5月 | 1928年8月 | 1928年12月 | 1929年9月 | 1929年12月 | |
| 湖北省委干部成分 | 工人 | 1 | 3 | |||
| 农民 | 1 | |||||
| 知识分子 | 4 | 10 | 8 | 7 | 3 | |
| 不详 | 4 | |||||
| 时间 | 1928年5月 | 1928年12月 | 1929年4月 | 1929年10月 | ||
| 江西省委干部成分 | 工人 | 1 | 3 | 3 | 1 | |
| 农民 | 1 | 2 | 1 | 1 | ||
| 知识分子 | 6 | 13 | 8 | 4 | ||
| 不详 | 2 | |||||
资料来源：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组织史资料(1920.冬—1949)[M].内部发行，1993:82-83；中国共产党湖北省组织史资料(1920.秋—1987.11)[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65-68；中国共产党江西省组织史资料(第1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126。
针对地方党组织要不要旧线索的疑问，党中央采取整顿和创造并重的方式，将发展产业工人党员作为中心工作。事实上，除武汉以外，湘鄂赣三省新式产业极少，大多为传统行业。不仅仅是农村党组织有宗族性、村落性的情况，脱胎于农业社会的工人同样倚赖于行会、帮会等关系。如“常德工人中有一个坏的观念，就是信仰旧的行会首领，而旧的行会首领大都是不革命的分子”[15]94；景德镇工人“多由本乡本土带来，不是家族子侄，便是亲戚朋友”，“在一班的生活中老板亦参加生产”[20]，因而发展工人党员极为困难。1929年底，湖南省党员有5975人，其中92%以上集中于湘鄂赣边界苏区[21]39，中心城市的工作很少建立。湖北的城市工作同样难以开展，1929年10月武汉的党员仅有62人[22]183。如省委书记叶守信在报告武汉工作时所说：“一年来，我们政治影响没有。”[22]186江西省的组织规模则由于苏区的扩展得到了发展。到1929年6月，江西省党员有9000余人，其中工人占5%，佃农、雇农、农村手工业者、半自耕农共占68%，自耕农占10%，其他占17%。[19]235-237农村党员数量虽然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兴败有所变动，但质量上有了较大进步。湘鄂赣边界各县党组织经过整顿，“在工作上的表现与组织的关系，确有很大改造与进步。他们都在支部组织之下领导群众斗争，他们在不断的斗争中，学得许多可宝贵的征取群众工作的经验”[21]32。农村“无产”党员比例增高固然保证了无产阶级的纯洁性，但塑造党员的阶级意识和革命性还需要思想训练和长期斗争的考验。
“指导干部工人化”的举措则在地方工作中遭到了抵制。1928年5月以后，湖南省委几经改组都是以工人为书记，中央巡视员贺昌为实际领袖，因指挥不力，曾引起时任中央巡视员的潘心元的不满。[13]206-207各省的干部结构表现为上层知识分子多，工农干部集中于下层。鄂东北“愈上级愈多学生分子”，“特委委员全数学生份子，只有交通、勤务四人是农民份子”[23]99-100；“湖南各地组织有两种极相反的现象，即支部、区委的干部几全是工农同志，而县委、特委以至省委工农份子甚少，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21]45。下层工农干部由于文化程度低常常招致党员群众的反对，其中有部分传统意识的影响，知识分子在农村社会中具有一定的权威性，更重要的是因为工作难以开展。江西省“不仅感着工农干部分子之缺乏，而且还感着智识干部分子缺乏之恐慌了。各地秘书之缺乏，苏维埃政府写布告都没人”[7]261；湖北宜昌北乡“感知识分子恐慌，无人作报告”[22]41，鄂东的下层工农干部“连通告都不认识，不能接受上级指导”[22]48。因而，各地出现了要上级派知识分子干部的请求。江西信江特委请求省委派“一批知识分子前来负责”[19]154，九江“各区要县委求很好知识分子去担任宣传和秘书工作，这是客观需要”[24]57。当然在工作中也训练出了一批工农干部，但抱有坚定革命信念、富有献身精神的知识分子干部仍是核心。
毛泽东在井冈山“八月失败”后，根据中央指示进行了党组织的成分改造工作，但关于党员训练进一步作出了系统决议，“过去各地党之所以没有力量，就是因为党员没有训练，甚至入党式都没有过。现在每个党员都须加以党的基本理论的训练”，由宣传部指定训练教材，办训练班、会议、认字运动等。[14]638不久毛泽东意识到边界党组织中几乎全是农民成分，由此提出“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14]756。很明显毛泽东在组织基础改造上与中央表达了不同的意见，将判断政党阶级属性的标准定为无产阶级思想而非成分。虽然毛泽东的意见后来遭到多次排挤，但这一建党经验推广于各根据地，为党组织改造指明了方向，并影响了此后中央的组织决策。
三、建设和改进支部
秋收暴动失败后，各省加大了对支部的重视。湖南省委在1927年11月规定支部组织办法，“必须依照工厂、作坊、矿山、农村、兵营、衙署、学校、公司等性质组织之，其不属于上列之同志，可组织街道支部。但街道支部有同一职业二人以上者，得另组织小组”；另外对支部工作作了初步的指示，“支部应当是一个群众的范围内一切斗争的核心，所以一切问题，均应在支部决定切合实际的计划”。[12]372-373湖北省委则更具体地规定了支部会议的周期及上级机关的职责，“各支部或小组要定期举行会议(至少每周一次)，两周不能召集会议一次者，立即解散。各支部或小组开会时，上级机关须派人参加，如半月内上级机关不派人参加各支部或小组会议，即以不称职论”[3]73。
党的六大前后，各地在形式上都建立了支部，部分支部能做到开会并执行任务。如长沙县委在1927年10月的报告指出，各区有62个支部，“各区支同志均能开会，遵照党的命令工作”[16]176；1928年7月，武汉有25个支部，已获取情况的支部大多能做到按时开会，张贴标语，参加行动，发展组织等[3]419-425。在农村中建设支部对党而言是一个全新的考验。农村支部覆盖的区域较大，湖南省委规定“一工厂一支部，一乡苏维埃一支部。三人即可组织支部，五人以上即须分小组”[15]114。这一时期农村的斗争以暗杀和游击战争为主，而且在1928年1月中央总暴动命令的压力下，支部领导群众被理解为武装动员，这一点从湖北省委对支部工作的指示中可以看出。
党的六大转变了政策方向，将争取群众和准备武装暴动作为工作总路线。[14]390通过日常斗争夺取群众便成为支部工作的核心内容，为此党中央特别指出要建立支部生活，“支部生活是无产阶级党的基础”，“支部生活不仅做到按期到会纳费，还要做到自动的讨论政治、讨论工作分配工作，自我批评，每个同志成为群众的组织员和宣传员，上级党部只是指导者和帮助者，不是命令者”。[14]674党中央希望通过支部深入群众，考察当地社会的矛盾，制定斗争计划，使支部成为独立组织、领导群众斗争的机关。而支部会议的作用在于通过讨论找出将党的政策与当地实际结合的方法，将党的组织体制植入地方社会，同时在会议中完成对党员的教育，增强个体党员的组织性。
建立支部生活并非易事。党的六大后，各地党组织在中央的要求下把日常斗争作为主要工作，这又加强了暴动失败后党内出现的和平发展趋向，而且基层党部不理解暴动和日常斗争的意义，更无法判断暴动和日常斗争的区别。如1928年3月湘南暴动失败后，当地党员认为“红军不来时他们是无组织的必要的”[16]185。一些党员也担心开会会增加暴露身份的危险，如九江码头工人支部要求退出组织，“其理由以目下暴动未到，用不到开会，因开会亦开不出什么道理来，请求目下不要开会，如果开会，则全体退出，同时声明他们绝不离开党，只要暴动到时，随时可以来”[24]45-46。为此，中央和各省委不断强调加紧群众的日常斗争。江西省委规定：“现有的每个支部，无论工厂、农村、兵营、学校均须考察所在地群众迫切的要求，提出鼓动斗争的口号，发动群众日常斗争，哪怕是三个铜板，或者芝麻大的问题，都要动员全支同志尽力去干，同时，群众自发的一切大小斗争，亦必须打入进入领导。”[19]42各地党组织进而对发动日常斗争的方法进行具体的指导。1929年5月，江西省委指示信江特委，“根据群众在某个时期的迫切的需要，提出适当的口号，作广泛的鼓动，群众自然会起来斗争。例如军阀战争的拉夫，群众是最不满意的，去年农村秋收的歉收，大多数群众，缺乏粮食，借贷无门，是群众即刻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就可抓住实际，提出‘反对拉夫’、‘禁止米谷出口’、‘禁止米谷涨价’、‘拿出豪绅地主的粮食来救荒’等口号去鼓动群众，则群众因为他们恰好有这个需要，必能接受我们的口号，在我们领导之下来斗争”[19]151。湖北黄梅县委还向基层党员下发了怎么发动日常斗争的小册子。[26]106
为扭转支部不开会的情况，各省制定了相关的规定和措施。一是巡视和报告相结合。中央在党的六大后将巡视工作制度化，各省也制定了巡视支部的办法。1929年6月，鄂中区决议“取消不必要的区委与线索员”，“支部应属于县委会管理，都应划分巡视区域，经常下乡巡视，如工作扩大难以下乡巡视时，得添设巡视员。巡视员的任务，应以考察、批评、指导、督促、帮助支部工作为中心”。[17]99工作报告一直是党重要的日常工作，党的六大后各级党部都加强了对支部报告的重视，有的县委以支部工作日记来督促工作。如湖北阳新县委在1929年12月起要求支书做工作日记，“县委会每十天或半月检阅各同志的日记，在日记当中考察同志的工作，指导同志的工作，纠正同志的错误，如同志没有日记则认为没有工作，此种办法行后颇有效果”[26]200。二是建立模范支部。根据中央在产业支部中建立模范支部的指示，各地利用模范支部带动农村的支部工作。如湖北汉川县划定马口、七吴家支部为一模范支部，“这模范支部的同志人数比较多，质量也比较好”[22]119；江西德安县“已通知各区将全区较好的支部建立模范支部，区委亦同样的不间断派人去参加支部一切会议，给实际工作的方法及理论的详解”[19]241。三是对会议具体程序及内容进行调整，尤其强调会议内容要联系当地实际以及与党员利益相关的问题。江西省委就规定“会议时应要简单，每次至多只讨论一、两个主要问题，并且必须以所在地实际问题为中心，即某个政治问题也要和当地的事实相联系，会议要改变纠正过去参加人或支书包办会议的注入式，应当先使每个同志尽力发言，无论是报告工作或讨论问题”[19]46-47。
从1929年各地的工作报告来看，湘鄂赣三省的支部整体得到了初步改进，尤其是苏区。湖南省的党组织主要集中于平江、浏阳等地，浏阳县委经常派巡视员到各区出席支部会议，“一般同志比以前要进步了解一些，如各区大多数都能如期勤开支部会议”[16]31。鄂东各县是湖北党组织较为先进的地方，阳新县在1928年“乡村支部完全能够开会，讨论问题，为全省所未有者”[3]625；到1929年9月，鄂东“在红色区域地方，百分之九十九可以开会的”[23]59。鄂西监利、石首、江陵、沔阳等县部分地区，“支部能够发动群众，领导群众斗争，放哨、侦探等工作，支部委员会亦能起作用”[17]247。江西省的一些城市支部也有了进步，“景德镇的党的工作较好，工人的斗争，自五月起到现在仍继续不断的发展”，“同志都能开会、缴费、讨论工作等等，为江西工作最好的地方”。[24]46吉安有10个支部，“支部五分之四能按期开会”，“在斗争上也开始踊跃”，如码头支部向水果行的斗争，丝业支部做了统一工本的运动等。[24]83当然，各地支部仍存在徒具形式或被地方宗族因素渗入的情况，这是一个政党在斗争中反复总结经验并不断完善组织的必经过程。
四、重建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的重要原则，但在大革命时期没有得到真正践行。正如八七会议上党对自身的反思：“中央所以陷于机会主义如此之深，而能绝不受警戒的去执行这些机会主义的政策，其原因之一，便是党内情形的不好，中央以前受不着群众的监督，不向群众报告，不提出党的政策交一般党员讨论。党里面完全是宗法社会制度，一切问题只有党的上层领袖决定，而‘首领’的意见不但总应当认为是必须服从的，而且总以为无条件的每次都是对的。”[9]437-438因此，党中央为打破过去家长式的个人领导，重申了集体指导和党内“民权”的重要性。
八七会议通过的组织问题议决案提出，各级党部委员会中“分出三人至八人之常务委员会——为指导机关”，“应执行各该党部委员会之一切职权”，并通过党的纪律保证指导机关的威权，“党部机关之一切决议及决定、调遣等等，应当绝对的服从，一切党员，不论其地位如何都应如此”；同时也指出“集权制度不应当变成消灭党内的民权主义”。[9]449-450这里所说的“民权”主要是对党的机会主义错误进行讨论，通过党员群众讨论和选举的方式达到改造指导机关的目的。这一点在“十一月扩大会议”上有更直接的传达：“现在很严重的秘密时期固然不能实现完完全全的党内民主主义(党部机关自下而上全属选举，重要问题由全党党员讨论等等)，但是就是在这种严重条件之下，引进党的下层群众，使他们参加党的一切工作与政策的决定，仍旧是非常重要的，应当比以前更加百倍的努力去实行。”[9]638但民主施行到什么程度？这在党中央的文件里没有明确指示。
各省在八七会议后根据中央指示设置了常委，但“十一月扩大会议”指出各省委组织犯了“不集体化”的毛病，“如工农部不经过党的组织系统而直接派人往各工会各县担任党的工作，军事部因有其离开组织部一贯的组织系统，致使各地党部时有工党、农党、军党之称”，“务使这种各省党的各部分裂的活动完全打消，并建立党的民主集权制，一切工作都集体化于省委委员会及其常委中”。[9]636同时，“十一月扩大会议”对党内政治纪律进行了严厉整顿，惩办方式虽未尽妥当，但为实现集中制和党内统一提供了保证，增强了下级党组织对中央政策的贯彻力和执行度。
在中央将推行民主作为改造党组织的途径时，各省在建立集体指导的同时也喊出了“民主化”的口号，却在指示中忽略了民主化的限度和范围。湖南省在1927年10月召开紧急会议，选举了由王一飞、任卓宣和何资琛组成的常委，设置了宣传部和组织局，规定其只属于辅助机关，另外工农、军、妇女等部改设委员会讨论工作计划，军队的党组织事务由组织局接管。湖南省组织局在1927年11月的通告中宣布工作原则之一是“民主化”，“必须使党实行‘德莫克拉西化’。尤其是党的各级指导机关要是群众的集体，从斗争中产生出来，而符合党的民主集中制度”[12]299。可见，湖南省委提到了“集中”，但没有明确说明上下级之间的关系。而湖北和江西省委的正式文件中则只见“民主”。1927年10月，湖北省委关于党务工作提出“普遍的施行民主化，各级党部对于党的一切政策，应当讨论，表示意见，各级党部组织采用选举的形式”[4]99；江西省委要求“实行党内的德模克拉西，使每个党员都有讨论党的策略与了解党的策略的机会”[7]132。“十一月扩大会议”后，为了集权于常委，湖北省将原来的组织部、宣传部等部门改为科，作为纯粹的技术机关，另设职工、农民、士兵等委员会。江西省将各工作部门改组为科，组织、宣传、军事、交通等科由秘书处领导。[27]
至1928年初，湘鄂赣三省的省级机关建立起了集体工作，下级机关则由于人才的缺乏、组织不健全，阻碍了党内讨论和集体指导的形成。如湘西特委“本身经过的改组太多，组织始终没有形成，完全成为个人式的英雄式的指导。通告的发出，有时书记个人高兴便写一份付印，并不经过甚么讨论”[15]92。当然，从提出“民主化”到真正做到讨论，党员也需要一个学习和转变的过程。当中央和省级机关默认党内已有“集中”而大力宣扬民主时，下级指导机关和工农党员未必真正理解这一原则的变化。“白色恐怖”时期无法保证党内完全选举，部分干部是由上级指定的，像江西省委和县委多是指定的，支部干事会的选举也不普遍[7]190-191，这是由特殊形势和工作需要所致。但一些党员要求完全自由选举，物质上完全平等，甚至反对上级指导机关的决议和指示，这严重破坏了党的组织纪律，影响了指导机关的威权。
如何保证决议的民主性？除了集体讨论以外，中央还提出指导机关要“注意启发并接收下级同志的意见”[14]677。在秘密工作的环境下，各级会议的召开都受到限制，上级巡视和下级报告是上级吸取下级意见的重要形式。以所见1929年上半年江西省文件为例，中央和省委向各地派出巡视员6人，省委向中央的工作报告有6份，省委委员冯任以个人名义向中央致意见书1封，赣西特委向省委的报告有2份，德安县委向省委的报告有1份。[19]1-296针对政治讨论不足的情况，1928年11月中央指示“发展党内政治的讨论，提高政治水平线路”，“各级党部都要尽可能的讨论一切党的政治问题，引导每个同志都尽量发表对于政治问题的意见”。[14]720在党员普遍思想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党内讨论兼具了教育训练的作用。
党的六大精神传达后，各地党组织开始切实开展政治讨论，同时注意纠正极端民主化现象。1929年6月江西省通告防止极端民主化的倾向：“吉安东固区宣布特委十一罪状，九江城区同志要求物质上一律平等企图排除外来的知识分子由他们自己赶来干，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现象，足以引起党内纠纷，削弱指导机关的威权，破坏党的严密组织及集中指导的原则。”[19]270在发展政治讨论的实践中，党也细化和调整了民主化的条件和范围。1929年6月，党的六届二中全会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提出“建立正确的党内民主化”，一是民主化根据主客观条件调整形式，“在目前党内无产阶级基础削弱党员的政治水平低微的条件下，加以客观白色恐怖极其严重，党内民主化的执行限度是应当有条件的”，“譬如政治问题要直接到支部中讨论[中去找讨论]，而许多事务问题，便须集中更灵敏地到指导机关去决定。一个问题的讨论，在集会不可能的环境中便可由书面或个别谈话来讨论”；二是民主集中制不是对立的，“是党内生活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化”；三是“党内的政治争论须有原则有范围的，不是漫无限制的自由论战，更不是离开实际离开策略的学院派的研究”。[18]278-279
可见，民主集中制的重建经历了一个建立集体指导机关、“扩大民主化到最高限度”到实行正确的民主的过程，在实践过程中这一原则被反复阐释，逐渐明确了民主的界限。尽管通讯不畅、人才缺乏、党员思想水平等因素影响了民主集中制的落实程度，但这一原则内涵的不断完善确立了指导机关的权威，在秘密条件下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效能和执行力。
五、结语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在组织章程和组织形式上都深受联共(布)模式的影响，不过大革命及初期暴动的失败使得党在武装斗争的情境下组织缺陷凸显——无产阶级基础没有建立，支部生活散漫，党内生活只有家长式的命令和机械式的服从，这被认为是“党的机会主义的组织上的根基”[14]666。因而在“重新造党”的口号下，中国共产党加快了党组织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进程，希望通过自下而上的斗争方式完成党员的“去旧造新”，提拔积极的工农干部，用阶级关系、同志关系取代宗族、朋友等传统关系，早期依靠传统地方关系网络的工作方式受到批判。但发展党员、支部建设以至于党内生活中处处体现了对传统关系网络的倚赖和传统观念的影响。用政治信仰凝聚起严密的组织，本就十分困难，受共产国际的影响，中央的部分指示脱离实际更加剧了意识形态渗入地方社会的困难性。绝对地强调党员和干部的成分比例导致工作无法开展、支部有名无实、极端民主化等都成为改造过程中的难题。这又促使党内反思成分改造的标准，出台措施规范支部，确立集中制下的民主，同时党中央在六大后加强了对思想训练的重视，从而逐步实现了从移植经验到本土化的转变。经过两年的组织改造工作，尽管仍存在一些问题，但中国共产党从大革命失败后的涣散状态中恢复并逐步发展，组织规模得到扩大，支部生活有所改善，指导机关权威得以加强，这为革命的成功奠定了革命性、正规化与高效能的组织基础。
① 相关研究有：易凤林.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对基层组织制度的探索[J].江西社会科学,2020(7)：132-142；陆巧玲.中国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对民主集中制的重建(1927—1937)[J].党史研究与教学,2021(6)：70-76。
② 王奇生.党员、党组织与乡村社会：广东的中共地下党(1927—1932年)[J].近代史研究,2002(5)：1-44，2；李月军.东北地区中共地下党(1927—1933年)组织生态分析[J].党的文献,2007(5)：59-62；徐进.党、革命动员和地域社会：论中共河北党组织(1928—1934)[J].史学月刊,2007(12)：70-77。
③ “各支部之同志应即执行之工作：(一)每个同志在暴动前，每日最低限度须散发或张贴党的宣传品二十份以上。(二)每个党员每日须在工人或农民、兵士群众中找两个人以上谈话，能开会演讲更好。(三)在暴动中每个同志的身上，须有一盒火柴及引火物；一把长刀或短刀(菜刀亦可)或长棍(木扁担亦可)；一条红色布领带，通告到后，就准备妥当。”参见：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8)[M].1984：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