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鲜明特征, 超越了旧唯物主义“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把握对象、现实、感性的“主要缺点”^[1]503。理论创新是基于主体实践活动的创新, 同时引领实践的推进开拓。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立足我国新时代新征程的发展实际而提出的全新概念与发展战略。只有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我国具体现实相结合的视角把握新质生产力, 才能深入理解推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必然性所在。

基于“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 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2]。可以说, 新质生产力这一全新理论的提出, 是我党与人民发挥主体能动性在知识论层面对我国生产力时代性变化的科学总结。同时, 这正是对马克思所强调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时代践行。

马克思通过对政治经济学中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这一“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的阐释, 即“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3]25, 明确了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运动原则。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即“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历史过程”^[3]26, 是与人类历史现实进程的次序相一致的。正如马克思所举例论证的“在资本存在之前, 银行存在之前, 雇佣劳动等等存在之前, 货币能够存在, 而且在历史上存在过。因此, 从这一方面看来, 可以说, 比较简单的范畴可以表现一个比较不发展的整体的处于支配地位的关系或者一个比较发展的整体的从属关系, 这些关系在整体向着以一个比较具体的范畴表现出来的方面发展之前, 在历史上已经存在”^[3]26。恩格斯则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 更为明确地提出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思想, 即“逻辑的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 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方式, 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 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 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4]。

新质生产力作为全新理论的提出, 是基于新时代新征程我国现代化建设需要不同于传统生产力的新质生产力的历史要求, 甚而已经逐步产生了具有时代新特征的生产力的历史事实,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2]。因而, 新质生产力这一全新范畴的提出是总结历史经验、把握现实境况的逻辑要求, 是对马克思恩格斯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方法论的时代践行; 同时作为通过范畴理解与把握历史现实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方法论的体现, 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即以全新理论形式认识当前我国生产力已然发生时代之变的必然。以新质生产力推进与拓展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践行了“过程与目标相一致”的发展原则。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 “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1]533, 一个社会发展采取怎样的生产能力主要在于其实现特定发展目标需要如何发展的生产力, 在于特定时期特定性质的生产力是否已完全发挥其推动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从人类社会的演进来看, 生产力的变革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内在引擎, 决定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走向, 这也正是人类社会以生产工具、生产方式为核心特征命名特定时代的根本原因所在。可以说, 从人类生产力的演变来看, 人类社会目前历经了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与信息时代。而将这一人类社会发展历程聚焦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持续开拓,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前已经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 而这一发展目标的升级跃升, 势必要求社会生产力更迭优化至与之相适应的程度。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 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 这个前提是: 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 必须能够生活”, “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材料, 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531对“满足人们生活需要”这一历史前提的中国化表达即“小康”。“小康”作为一个富有中国传统文化意蕴的概念, 同时蕴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邓小平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实现第二次结合的过程中, 立足我国现代化建设高度阐释了“小康社会”的具体内涵。“小康社会, 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5]54, 就是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要立足基本国情, “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6]194的现代化, 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说, 是“人均达到一千美元”^[6]194; 而更为通俗来看, 则是“达到一个小康社会, 日子可以过”^[7]732, 能够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可以说, “小康”要求快速发展, 要求生产力迅猛提升。而历经总体小康、全面小康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我国成功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表明邓小平所说的‘中国式的现代化’在实践上的成功、在理论上的成型、在文化上的自信、在制度上的成熟”^[8], 实现了推动难以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要的落后生产的巨大跃升, 要求以推动生产力快速发展为核心任务的传统经济增长方式与生产力发展路径的再次跃升。一方面,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追求, 又提出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现实要求。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三者互为映照与支撑, 理论凝铸于现实, 体现历史性的实际与现时代的实际甚而是发展趋势, 全新理论作为战略部署的出现是历史演进与现实要求的结果。具体来看, 可以说一个国家实现什么样的决策部署是由其历史基础、具体实际与追求目标所决定的。党的二十大报告基于新时代我国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奠基, 明确提出了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9]4, 指明了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9]4, 推动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和自觉行动, 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2]。而这一共识与自觉行动的推进、主旋律的齐奏其“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在于“发展新质生产力”^[2]。因而, 以发展新质生产力助力强国目标的实现不仅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体现更是我国历史现实与未来追求所决定的必然选择。

生产力“即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10], “是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11]43, 生产力只能是人类共同的生产能力。生产力这一对象性存在的主体是人, 现实的而非抽象的人, 社会性的人而非原子式个人, 这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超越性与科学性所在。生产力作为人发挥自身力量的社会性结果, “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 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11]43。而新质生产力“其本质是先进生产力”^[2], 作为人民群众发挥自身力量进行生产活动的结果, “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2]。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明的, 人的需求即自然本能性需求与社会文化性需求是人发挥与实现自身力量的内在引擎。可以说推进新质生产力是需求侧对供给侧提出的时代要求, 是基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满足后, 实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现实要求。

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根本超越性在于其关注的是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 在于唯物史观是群众史观, ^[12]即超越传统世界观的阶级性而强调劳动人民的主体性作用。之所以说人民群众创造历史, 在于人民群众自身力量的现实发挥创造历史, 即以特定生产力创造具体历史。生产力的承继性决定了“后来的每一代人都得到前一代人已经取得的生产力并当做原料来为自己新的生产服务, 由于这一简单的事实, 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 就形成人类的历史”^[11]43。而人们如何创造自身历史, 则在于马克思所指明的“原初的历史的关系的四个因素、四个方面”^[1]533。首先是生存需要催发生产劳动, “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 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 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 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531。其次是社会性需求的生产, 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而成为“人”在于“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13], 对于人来说, “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求”^[1]531即社会性需求。再次, 人的自然属性所要求的物质资料生产劳动与社会属性所要求的文明需要, 决定了人作为社会的个人开始形成人与人的关系, 这种关系起初以家庭的形式呈现。最后, 这三个要素或者环节又都基于人的生命的生产即自然关系与社会关系的生产。社会关系“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1]532, 而人类历史即“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 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 ”^[1]532-533。质言之, 马克思从人类社会演进高度指明了生产力与人的发展需要之间的关系, 生产力是由人的、社会的发展需要所催发的社会性力量, 始终只能是人类的生产力即社会的生产力, 同时“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1]533。

基于此, 可以说,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与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相契合。一方面, 新质生产力的出场同社会主要矛盾需求侧的变化历程具有主客统一性, 是需求侧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对象性要求。改革开放初期, 邓小平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5]377, 习近平总书记历史性提出了“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2]。道理, 道之理也, 规律也; 硬道理即必须遵循的规律, 是忽视甚而能导致满盘皆输的规律。我国现代化建设始终遵循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并在不同阶段实事求是地明确具体的生产力发展要求。改革开放初期, “发展”这一硬道理, 一是基于我国历经十年动荡后经济水平远远滞后于世界而提出的核心任务, 即改革开放要“抓住时机, 发展自己, 关键是发展经济……低速度就等于停步, 甚至等于后退”^[7]1343; 二是基于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当时改革开放过程中“发展、稳定、协调”三者关系而指明要抓住的主要矛盾, 即“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 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 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5]377。与供给侧生产力快速推进、强调发展这一硬道理相对应的需求侧状态, 是当时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这一社会主要矛盾。落后的社会生产要求高速推进的生产力样态, 生产力的快速推进则要求必须遵循“发展第一”的建设规律。而随着这一规律遵循带给我国的经济成就即我国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增长奇迹, 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曾经供给一侧落后社会生产状态的颠覆性变化, 同步极大程度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并在二者合力中, 彻底改变了我国的社会发展面貌。在此基础上, 我党在及时全面把握我国发展规律与强国目标二者关系中、在坚守人民至上的价值准则下, 党的十九大明确作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全新判断, 即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无论是供给侧平衡充分的发展目标, 还是需求侧生活需要所追求的美好程度, 皆提出了高质量的发展要求, 要以平衡量与质的新质生产力样态实现新一轮社会主要矛盾的化解。但要明确的是,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历程、以高速发展追赶时代的进程不是突击式完成的, 而是科学谋划、稳步推进的扎实进程。而与这一逐步推进的历史进程相一致, 理论层面“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纲领战略也相应随之调整, 历经“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14], “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15]到与时俱进地提出了“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2], 可以说, 新质生产力的历史生成与提出具有坚实的现实基础、清晰的发展脉络与明确的时代要求。一方面, 新质生产力的推进决定着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何以实现与以何实现。新质生产力首先决定了美好生活需要何以实现。生产力决定需求的满足限度, 只有与主体需求相匹配的生产力样态才能推动社会稳定高速发展, 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相适应的生产力必须是能够推动高质量发展从而满足人民更为多元、更高层次生活需要的先进生产力, 因而只有发展“新质”生产力才能满足人民生活需求的“美好”程度。新质生产力作为先进生产力其本质上还是生产力, 是质发生了跃升的生产力, 仍是人的对象性实践活动的外化成果。“新质”则在于催发动因与承载这一动因的实践活动的时代化, 即由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所要求的, 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主体力量外化的必然结果。在此基础上, 必须坚定推进新质生产力以保障着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逐步实现。具体来看, 新质生产力必须着眼于“人民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16]的需要, 以社会主义属性摒弃资本逻辑统摄的发展模式, 坚定人民至上的价值旨归, 这是新质生产力的先进本质所在; 以科学优化劳动者、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的基本要素构成, 通过培育新型劳动者、合理利用信息化智能化中介工具、充分挖掘数据能源等新资源并通过三者的优化组合提高全要素生产效率; 以科技创新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并通过产业创新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 以发展方式创新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营造绿色健康宜居的社会生活环境; 最后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强化以发展新质生产力满足人民多样化多层面生活需要的制度保障。质言之, 以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从而缓解社会主要矛盾已具有明确的内涵要义、战略规划与策略举措, 彰显着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决心信心。

马克思的矛盾论是唯物辩证的矛盾理论。是否承认矛盾是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根本区别所在, 形而上学秉承着“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 除此以外, 都是鬼话”^[17]的认知逻辑, “把事物看做静止而没有生命的、各自独立、彼此并列或先后相继的”^[18]126, 完全将矛盾摒弃于对世界的认知之外。而是否承认矛盾的客观现实性则是马克思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根本区别, 相较于黑格尔在其辩证法体系中将思维过程界定为“现实事物的创造主, 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19]22而言, 马克思辩证法的实践原型则在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现实关系。总而言之, 矛盾“客观地存在于事物和过程本身中”^[18]127, 运动是事物的存在形式, 而“运动本身就是矛盾”^[18]127, 事物的发展包括人类社会的演进绝不是机械的线性运动, 而是充满矛盾的历史演变进程。正是基于此, 毛泽东遵循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发展原则, 在《矛盾论》中精辟地提出了矛盾法则的系列原理, 即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论、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论、内部矛盾与外部矛盾论, 实现了马克思辩证法与中国革命实践的有机结合。而从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论、主次矛盾论与矛盾的主次论、内因与外因关系论的视角出发, 以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是我国新时代新征程的特殊矛盾与首要任务, 是解决我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与世界现代化同向共进的重要举措。

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决定了事事有且有不一样的矛盾, 时时有且有不一致的矛盾, 必须立足具体的“事”与特定的“时”加以剖析。马克思唯物史观强调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 将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投置于世界现代化的共时性境况与我国现代化的历时性进程来看, 以何方式把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张力, 即以何方式实现自身发展也是我国整个演进历程中都必然要思索的问题。西方国家现代化在古希腊理性主义与希伯来精神的双重支撑下而生发, 而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 古希腊理性精神与现代科技的契合使得强调技术理性逐渐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占据主导性精神地位, 整个西方社会笼罩在工具理性压制人本理性的社会运转准则之中。与西方现代化这一内在文化精神相应的即西方现代化对资本主义道路的现实选择, 资本的本质在于增殖, 在于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追求。西方现代化的主导性文化精神与现实道路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只可能遵循资本逻辑的发展原则, 只可能生长出一味追求经济迅猛增长的发展模式。相较于以资本为主义的社会, 马克思明确从人类历史生成的高度强调了人的重要性即“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295, 人类历史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构建“人类社会”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通过对资本主义本质的揭露, “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 以科学的理论为最终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理想社会指明了方向”^[20]。而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以经济形态展现的马克思所指明的历史阶段之一, 作为共产主义性质的特殊社会形态, 社会主义社会则只会存在以人为中心的特有发展样式。正是基于此, 在我国现代化后发面貌以走并联式现代化道路取得伟大成就而焕然一新后, 我国现代化以奇迹般的经济成就与经验智慧成功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现代化, 其根本追求在于实现人的现代化, 体现在其建设逻辑上即始终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原则与旨归, “突出表现在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作为现代化的底层逻辑, 进而衍生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道路”^[21]。质言之, 高质量的发展要求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有要求, 是基于需求侧人民生活美好程度而生发的发展要求; 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我国在新时代新征程“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22]的时代要求, 是社会主义的中国立足当前形势判断与坚守人民至上的价值要求所选择的特有道路。必须坚定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最大政治, 明确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任务、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 从而锚定重点、阔步前进。

主次矛盾论与矛盾的主次论表明了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决定性要素。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了, 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而从经济学视角着眼,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更侧重于对商品使用价值中质的需要, 必须通过供给侧改革而实现质的平衡充分提升, 平衡表明要在最大限度满足全体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充分则强调要最大限度达到美好的人民生活需要。而与此相应的供给侧改革则在于以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这是我党把握平衡充分发展这一矛盾主要方面所指明的根本举措。具体来看,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供给侧实现了从“落后社会生产”到“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转变, 标志我国经济发展目标从以生存性的小康目标转变为发展性的强国目标、发展逻辑实现了从“先富—后富”到共同富裕的致富逻辑转化、发展动力由成本规模导向向创新驱动转变, 经济发展目标、发展逻辑与发展动力的跃变共同提出了新的战略要求与目标, 即经济建设必须完成从依靠资源要素投入推动经济高速增长到以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跃升。从强国目标来看,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构建目标是对应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总体布局提出的发展性与享受性要求, 必须以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为根基推动总体布局逐步优化; 从共同富裕的发展逻辑来看,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价值逻辑在于以人民为中心, 实现共同富裕, 不仅要以科技创新为抓手推动社会生产指数式发展, 促进经济继续增长, 为共同富裕奠定物质基础, 同时要以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产业的平衡升级增强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与共享性; 从创新作为经济建设第一动力来看, 在长期发挥我国市场规模优势的同时, 必须认识到以数量与规模为方向, 遵循成本节约导向的基本方式在当前难以发出更大推动力, 新一轮的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必须发挥好创新的导向性作用, 以科技创新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

内因与外因关系论强调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本依据, 外因通过内因发挥作用, 以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现代化不断拓展的同时保持世界视野在新征程的战略要求。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超越性, 首先在于实践性, 即其超越了古希腊的神学世界观和文艺复兴时代的精神世界观, 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剖析了世界历史的必然形成, 具体展开为工业革命以来随着生产和交往的扩大深化、世界的孤立状态逐渐为互相联系所取代; 其次在于人民性, 马克思在肯定世界历史的现实性同时肯定了世界历史的人民性, 正如马克思所强调“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295, 现实的人是世界历史的创造者,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从直接性上看是对‘世界’的关怀, 但是, 本质上却是对‘人’的关怀”^[23], 对人类社会以何种面貌呈现的关怀。因而, 我国现代化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 从合规律性来看, 其理应积极融入世界现代化进程、“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24]; 从合目的性来说, 其不仅要坚守人民至上的价值旨归, 更须自觉关注人类命运展现世界胸怀。然而, 这一应然状态虽受限于世界环境, 但根本上是以内在发展实力为底层支撑。全球化作为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时代表达, 并不是这一状态的形成就意味着我国同步形成了自身的世界视野, 展现了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责任担当。不可否认的是外在环境的影响作用所在, 尤其是近代伊始列强以战争掠夺的残暴方式打开我国国门, 推动着我国真正开始“睁眼看世界”。但是作为后发现代化的我国在现代化水平尚滞后于世界现代化潮流之时, 只能在着眼于改革开放的同时, 明确我国“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方面, 还不可能做得很多, 贡献还很小”^[6]112而向内发力, 即秉持现代化建设“要适合中国情况, 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6]163。正是历经四个现代化、中国式的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与积累, 中国式现代化应运而生。中国式现代化承载了我国现代化建设伟大成就, 蕴含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智慧, 作为世界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合规律性上来看, 开拓了世界现代化的全新路径, 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全新选择, 在人类文明的新旧交替之际提供了全新样式的文明形态; 从合目的性来看, 其本质是人的现代化, 在坚守人民至上价值准则和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同时, 更着眼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质言之, 世界历史的拓展与融合为我国现代化持续提供了机遇与挑战, 但不论是后发滞后状态的颠覆性改变, 还是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地位重建都是立足实际, 探索自身经验规律的成果。也就是说, 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 不论是为了实现强国目标还是为世界现代化贡献力量智慧, 皆在以高质量发展作为根本战略支撑。以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是直面我国的“阿喀琉斯之踵”^[25]的根本要求, 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根本举措, 是保障我国持续为世界贡献稳定力量的内在支撑, 是突围向上、承担世界责任的根本出路。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础性问题, 马克思唯物史观明确强调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人类历史推进的根本动力。19世纪40年代初开始, 马克思在超越前人将实践观点引入对人类社会的考察之后, 明确指出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性作用。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 “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 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 新的交往形式又会成为桎梏, 然后又为另一种交往形式所代替。”^[1]575-576虽然马克思这时还在使用交往形式指代生产关系, 但也清晰表明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关系, 而且这一理论表述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得以完善。具体来看,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机制在于, 生产力作为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 作为人类的共同活动, 其通过劳动者运用劳动资料主要是生产工具做功于劳动对象的过程限定并决定了其生产方式与组织形式; 而生产关系作为“个人在劳动资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方面的相互关系”^[1]521的呈现, 其则是通过生产资料所有关系, 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以及产品的分配关系影响劳动者劳动能力的发挥。可以说,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并不是简单的决定与被决定关系, 二者关系随着人类社会发展而呈现着“失衡—守衡”的矛盾运动, 必须基于特定时空具体判断二者关系的主要矛盾所在, 并通过调整缓解主要矛盾而达到新的平衡, 推动社会稳定发展。

而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二者平衡关系状态的维持与提升关键在于抓住这一矛盾关系的主要方面。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关系运转来说, “诚然, 生产力……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 “然而生产关系……, 在一定条件之下, 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26]325, 这一定的条件指“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 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26]325, 此时“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26]325-326。对我国而言, 生产力的属人性决定了发展趋势随着人类社会的演进而逐步提升, 我国现代化的快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创造根本在于始终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的宗旨。从传统生产力到新质生产力的转变要求“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2], “我们要勇于全面深化改革, 自觉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激发社会生产力发展活力……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符合规律地向前发展”^[27]。也就是说, 新型生产关系的塑造是保障我国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根本要求。

一是, 新型劳动者的出现, 要求在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的基础上, 完善收入分配体制。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科技的进步、社会分工逐步精细化, 物质财富的富裕与分工的精细状态催发出了更为专业化、知识化、高度社会化的新型劳动者, 高科技、创新性的生产技术开始新一轮的社会结构重塑, 其中, 新型劳动者作为能够充分利用现代技术, 适应现代高端先进设备, 具有知识快速迭代能力的新型人才型劳动力而更加被需要, 同时许多尚未完成转变或者无法完成转变的低技能劳动者, 其职业供给逐步收缩甚至被自动化所取代。因此, 为缓和这一分化现象, 必须进一步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 以教育的平衡助力人才培养模式的革新, 以科技和教育的结合助力新兴人才的培养, 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奠定人才支撑。同时, 相较于教育的长期性与不确定性, 着力发挥政府强有力的“有形之手”作用, 不断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注重再分配对初次分配的不足的弥补, 建立与共同富裕发展原则相匹配的收入分配制度。

二是, 数字化、智能化、自动化生产工具的广泛使用要求完善所有制形式。新时代以来, 在全球信息革命化、科技革命化的浪潮中, 我国生产工具也实现了数字化、智能化变革。正如马克思所指出, “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 不在于生产什么, 而在于怎样生产, 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 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 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19]210, 可以说, 数字化、智能化、信息化等生产工具作为“更能显示一个社会生产时代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的“机械性的劳动资料(其总和可称为生产的骨骼系统和肌肉系统) ”^[19]210, 以技术革命性突破推动我国生产力呈现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特征与趋势。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质生产工具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标志与强大助推力的时代出场, 例如大数据的获取与使用、网络平台的登陆甚至是各种软件的下载与订阅, 其自身的流动性、共享性甚至是公共性特质在生产力层面呼唤生产关系的相应变革。质言之, “共享共有意味着非排他性、互换与合作,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按需经济’的功能和价值”^[28], 这一特征要求我们在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同时, 进一步破除市场壁垒与地域保护, 加快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进而充分利用国内国际市场, 推动全新生产工具在最大程度上发挥其动力作用。

三是, 全新劳动对象的出场, 要求必须在大力推进科技创新的基础上完善创新体系建设。随着劳动主体的自我发展与生产工具的更迭换代, 劳动对象呈现数增和质优的演进趋势, 以前不能为主体改造的变为可以为主体所用, 以前可以从主体所用的进而在更精细层面上实现了深化利用。具体来看, 新质生产力的出现标志着劳动对象的时代变换, 传统生产力主要以自然物与粗加工材料的物质形态为劳动对象, 而新质生产力的劳动对象不仅包括以物质形态存在的新材料、新能源, 更包括以非物质形态形式存在的数据、算力、信息等。而且, 随着新质生产力的推进, 人类对新型劳动对象的探索势必朝着更高(外层空间)、更深(深海)、更远(极地)、虚拟(网络与数字空间) ^[29]的方向延伸。而未知要求创新, 只有不断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建设精益求精, 才能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充足动力, 才能“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30]。而这一劳动对象层面的变革要求充分的体制机制保障, 要进一步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在全社会营造尊重创新的良好氛围; 要深入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合理配置创新资源; 要大力构建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保障科技创新的成果转化率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