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固党的文化主体性、引领和激发中华文化主体性, 是履行新时代文化使命的重要命题。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了巩固文化主体性的重要命题。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中领导文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 特别是在新时代明确提出创造面向未来的新文化, 充分彰显了“党的文化主体性和历史使命感”^[1]38。学界目前关于文化主体性问题的探讨, 集中于关于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探讨。在此基础上, 如何认识中国共产党文化主体性的内涵与性质? 我们需要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实践中寻找答案。

学界关于文化主体性概念的探讨仍在进行, 但认识在总体上较为一致。文化主体性可以被认为是主体在文化性质的对象性活动中体现的主体的本质规定性, 是文化传承发展的自觉性、能动性、自主性的统一。^①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 文化主体性是在与另一种文化的比较中反思到自身的自我意识。^[2]从文化主体的角度看, 文化主体性表现为文化主体对某种文化的对象性活动, 即对某种文化进行能动地、自觉地、有目的地继承、创新、发展等。^[3]因此, 掌握文化主体性的核心在于理解文化主体、客体的关系, 掌握文化主体的对象性活动。而党的文化主体性需要从两方面理解其性质。

其一, 从百年党史中理解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场域中的对象性活动。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主体性是在对象化活动中存在的。而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主体性, 也是在历史上的文化互动中形成发展的。“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 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 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4]663-664中国共产党文化主体性的生成, 首先表现为对双重文化客体的批判性实践: 一方面指向封建文化, 解构封建统治的文化基础; 另一方面抵抗殖民文化, 破除“西方中心论”的文化入侵。这种双重批判并非简单的否定性运动, 而是通过破与立的辩证统一, 在解构传统宗法伦理的同时建构革命伦理, 在否定殖民的现代文化的过程中确立社会主义的现代文化。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后, 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部分, 文化建设成为党的文化实践的主要形式。这种对象性活动即是党在文化建设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传承发展。党的文化主体性体现于其中蕴含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的文化侧面。

其二, 在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关系中把握党的文化主体性。文化主体性彰显了其主体的文化自觉和历史主动。党的文化主体性是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关键。中国共产党从初创时期对苏维埃经验的简单模仿, 到延安时期形成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过程, 本质上是通过文化主体性的确立实现政治成熟的历史性跨越。而在民族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 党的文化主体性是民族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关键。党的文化主体性既作为否定性力量解构传统文化的封建性要素, 又作为肯定性力量保存精神基因。这种独特的转型路径消解了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 使得民族文化既摆脱了“全盘西化”的自我殖民化风险, 又避免了“文化保守主义”的历史倒退倾向。

在中华文明的层面, 党的文化主体性是文明从蒙尘走向复兴的关键。文明复兴的本质不是对文明古典形态的简单复归, 而是通过主体性建构实现文明形态的创新性发展。随着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华文明遭遇西方文明严重冲击。近代中国多种政治力量救亡图存的抗争, 开启了中华文明的现代化进程。而救亡的出发点也不可避免地使文化主体性落入西方主导的“冲击—反应”模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 以“两个结合”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发展, 使中华文化主体性进入自觉、能动发展的阶段。其根本在于, 党的文化主体性在此过程中构建了新型文明范式——既扬弃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工具理性膨胀, 又超越传统文明形态的历史局限性, 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党的文化主体性由此通过“第二个结合”实现对传统文明的现代激活。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主体性引领了中华文化的现代蜕变和中华文明的复兴进程。

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主体性是党在文化实践中展现的自身性质。新时代党的文化使命是中国共产党文化主体性发展的重要体现。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新文化, 既是对建设文化强国的指引, 也是对党在历史上的文化实践的集中概括。以此为线索, 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党的文化主体性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

中国共产党文化主体性的历史生成, 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通过理论批判实现范式重构的辩证过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 早期共产主义者通过对各种社会思潮的批判性对话, 完成了从理论选择到主体建构的认识论飞跃。在问题与主义论争中,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确定了以根本性社会革命改造中国社会的主体性因素; 在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论战中,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确定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主体性因素; 在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中,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确定了通过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主体性因素。三次重要论战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思想基础。可以说,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形成文化主体性的重要标志。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的。在这一历史进程中, 中国共产党的政党主体性发展、成熟, 最终凝结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党在历史上的文化实践, 体现于党的主体性通过理论与同时代的其他理论与思潮的互动。党的文化主体性因素在“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基本框架下, 在不同时代的文化实践中发展创新, 成为当代中国共产党文化主体性的构成要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人建构起坚定的政党主体性。在《新民主主义论》中, 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文化主体性, 亦即文化革命的使命, 就是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过程, 也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主体性因素的积淀过程。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激荡中, 早期共产主义者通过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潮的批判性对话, 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192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实践, 成为检验革命理论的重要场域。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中“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尽管在1927年因蒋介石背叛革命而中断, 但其间形成的土地革命、统一战线等经验为新民主主义理论奠定了基础。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回顾近代革命历程时指出: “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 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 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 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 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 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5]14711927至1937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具体实践, 特别是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开辟, 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 中国共产党需要独立领导武装斗争, 但也有能力和条件走出与俄国革命不同的道路。

1929年毛泽东在古田会议提出“思想建党、政治建军”, 标志着党的文化主体性建设进入新阶段。“大革命”失败后, 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形式逐渐由领导中心城市工人运动转变为农村土地革命。革命方式的转变引起党员阶级成分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党员并非源自城市产业工人, 而是来自广大农民, 甚至是旧军阀人员。红军内部产生“流寇主义”、极端民主化等多种错误思想。这一状况下, 无产阶级政党如何领导农民阶级实现革命目标成为党的自我定位的难题。此时, 共产国际的答案是否定大量吸收农民入党甚至领导农民战争的举措, 认为只有保证党员的无产阶级成分才能保证政党的无产阶级属性。而毛泽东在斗争实践中摸索出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理念, 明确提出以“思想”作为政党属性的标志, 从而创造了共产党领导农民战争完成民主革命的路线。在理论层面, “思想建党”前所未有地提升了党的文化自觉, 建立起党的主体性与文化主体性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

最终,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确定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主体性。中国共产党确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 就确定了政治革命、经济革命的革命形式, 以及文化革命的对象: 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文化、封建主义的半封建文化、官僚资本主义的半殖民地文化。因此, 毛泽东确定了新中国要树立的文化主体性, 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一文化主体性是在近代中国革命对象问题的探索中得出的, 是由政治经济革命形态所决定的, 也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的主体性。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所标识的近代中国革命是中华文明从蒙尘走向复兴的历史转折。经历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化实践,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成为中国共产党文化实践的基本框架, 民族性、科学性、人民性成为中国共产党基础性的文化主体性。

“现代科学文化”是党的文化主体性在科学性维度上的历史性突破。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 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在“全盘苏化”的思想指导下, 结合具体实际, 却形成了独特的社会主义改造形态。这决定了新中国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革命文化因素。

在与苏联经验的互动中, 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项重要特点, 是社会主义改造与工业化的并举。近代中国曾经历了“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的争论。“以农立国”的观点认为农业国可以“独立稳定”。在这场论战中, 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以工立国”的方案。1923年10月恽代英在《中国可以不工业化乎?》即提出, “凡为殖民地者, 永只得以原料供给其所谓母国而不能自己供给; 永只得消售其所谓母国之成品而不得自己制造”“结果既以母国之人经济上处处占取优势, 而殖民地之土人必至劳苦而不能自给” “此非吾之工业有以与外国相抗衡, 盖惟有万劫而不复”。^[6]129-130可见, 中国共产党对工业化的认识蕴含着对依附性陷阱的深刻洞见, 体现出鲜明的民族文化主体性。新中国成立初期, 苏联传授的工业化经验中, 农业集体化是工业化的必要环节。因此“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一化三改”的方针, 即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工业化。但不同于苏联的是, 中国的“一化三改”是同时进行的。这种路径创新不仅打破了“生产力决定论”的机械认知, 更在文化层面确立起工业化作为文明转型枢纽的主体意识。

从文化层面看, 工业化实践催生的“四个现代化”理论体系, 构成了党的科学文化观跃升的关键节点。在“一化三改”期间, 1954年9月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即首次提出“四个现代化”: “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 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穷, 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7]132在此基础上, 毛泽东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命题。毛泽东提出: “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8]207 “现代科学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形成的文化主体性因素, 实现了工业化实践与文化建设的辩证统一, 为改革开放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埋下思想伏笔, 构成中国共产党文化主体性的重要文化基因。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党的文化主体性在人民性上的发展。1956年苏共二十大引发的理论地震, 为中国共产党建构文化主体性提供了历史契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空前思想危机, 暴露苏共社会主义无矛盾论观点的危害。针对苏共这一理论困境, 中国共产党通过系统论述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理论, 不仅破解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引发的意识形态困局, 更在东西方文明碰撞中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治国理政理论探索的新征程。

1956年, 中国共产党前后通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一论”) 与《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二论”), 对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共产党的主体性建构做出开创性构想。文章指出: “只要还存在着主观和客观的矛盾, 还存在着先进和落后的矛盾, 还存在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中也就还将存在, 还将经过各种各样的形式表现出来。人们是在社会中生活着的, 也就会在各种不同的情况和不同的程度上, 反映各社会中的矛盾。”^[9]232 “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 第一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 “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而且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获得解决, 从而在新的条件下得到新的团结”。^[10]563

而对于我国, 毛泽东在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互动中形成了其“两类矛盾”的论断。这使得毛泽东在1957年进而分析了国内的“两类矛盾”, 形成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正处》)。毛泽东指出: “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限, 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 发展我们的经济, 发展我们的文化。”^[8]216矛盾分析理论是1956年毛泽东“以苏为鉴”理念在思想方法上的集中体现, 是中苏文化互动中脱颖而出的理论结晶。《正处》是毛泽东以矛盾分析理论解释社会主义政治建设问题的成果。1956年《论十大关系》则是毛泽东以矛盾分析理论解释经济建设的成果。两份文献共同的主旨精神, 都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便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外各种形式的互动中形成的主体性因素。其在文化问题上的表现, 就是“双百”方针。

“双百”方针是“调动一切因素”理念在文化问题的集中体现。1956年4月28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即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毛泽东指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 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 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8]541957年1月毛泽东在“一月会议”上也谈道: “这个方针, 我看还是对的, 是合乎辩证法的。从对立统一的观点出发, 我们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 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 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 跟孔子、老子、蒋介石的东西见面, 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 单打一, 见不得世面, 唱不得对台戏。”^[8]192-193而在《正处》中, 毛泽东更提出: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 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 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 强制推行一种风格, 一种学派, 禁止另一种风格, 另一种学派, 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 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 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 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 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 提倡自由讨论, 不要轻率地作结论。我们认为, 采取这种态度可以帮助科学和艺术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8]229-230 “双百”方针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文化主体性建构突破了苏联模式的话语霸权, 形成起基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的文化治理智慧。

“精神文明”是党的文化主体性在民族性上的时代性发展。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 不仅为中国的现代化注入生机活力, 更在文明演进层面推动着深刻变革。中国共产党树立起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主体性因素, 以“精神文明”建设为支点, 实现了文化主体性的创造性发展。贯穿这一进程的逻辑, 即对内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观念桎梏、对外应对文明的碰撞融合。

拨乱反正的时代觉醒, 重新确立了精神文明的战略地位。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继承和发展了中共八大所提出的社会主要矛盾观点, 形成了以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为核心的发展的历史观, 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重新树立起对自身主体性的历史唯物主义认知。在重建政党主体性的基础上, 文件深刻指出: “社会主义必须有高度的精神文明。要坚决扫除长期间存在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登峰造极的那种轻视教育科学文化和歧视知识分子的完全错误的观念, 努力提高教育科学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明确肯定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一样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 没有文化和知识分子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11]57不仅矫正了“文革”期间轻视知识文化的偏差, 更将文化建设提升到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高度。党的十二大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进行全面论述, 更明确提出共产党的思想建设, 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支柱, 鲜明指出了党的文化主体性对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作用。

对外开放的文明对话, 催生了文明新形态的自觉意识。当国门向世界敞开, 中国共产党在多元文明激荡中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文化定力与创新智慧。1986年3月, 邓小平指出: “我们现在搞两个文明建设, 一是物质文明, 一是精神文明。实行开放政策必然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 影响我们的人民。要说有风险, 这是最大的风险。”^[12]156党的十三大报告将“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努力建设精神文明”确立为具有长远意义的六条指导方针之一, 进而指出: “按照‘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要求, 提高整个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 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巨大的促进, 同时也对它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要努力形成有利于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理论指导、舆论力量、价值观念、文化条件和社会环境”^[13]14。面对西方思潮, 既警惕“历史终结论”的文化傲慢, 又超越“文明冲突论”的思维窠臼, 为人类文明发展探索了新的可能性。

40多年改革开放的文化实践证明, “精神文明”建构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时代转折中的文化自觉。从真理标准大讨论破除思想禁锢, 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时代新人; 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重塑知识价值, 到“文化自信”滋养民族精神, 每一次理论突破都在中华文明基因中注入时代活力,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深沉持久的精神力量。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我们党总是结合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 与时俱进地提出自己的文化纲领、文化目标、文化政策, 引领文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1]37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这一文化主体性框架, 不仅是对“全盘西化论”与“文化保守主义”的突破, 更概括了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经、中国具体实际为纬, 重塑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开创性实践。就民族性而言, 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实现了文化领导权与文化传统的辩证统一。在科学性层面, 党的文化实践展现出鲜明的理性自觉。人民性作为根本价值取向, 使党的文化建构始终扎根于社会土壤, 成为引领中华民族、中华文明文化主体性的核心力量。这种三维建构的文化主体性, 在新时代获得创新发展。党在历史上的文化实践产生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要素。在“两个结合”伟大实践中, 新时代党的文化主体性发展创新, 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形成奠定最根本的文化基础。

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 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 始终把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新文化作为自己的使命, 不断书写中国文化建设新篇章。^[1]3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中国共产党文化主体性不断发展, 突出体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其中, 习近平文化思想凝聚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文化实践的历史经验和主体性因素, 是中国共产党担负新时代文化使命的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加速吸收世界各国优秀文化成果, 在文化交互中取得了教育、科技、文艺等多方面文化建设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在交流互鉴中不断发展:吸收以促进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主要内容的人类文明成果, 形成了和谐世界、和谐社会建设理论; 吸收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爱护地球为主要内容的人类文明成果, 形成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 吸收借鉴以科技、教育、价值观为主要内容的人类文明成果, 形成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吸收世界文明成果的基础上, 实现了新的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契合了全球化时代开放包容的精神。但随着逆全球化趋势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走向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 在非传统安全威胁不断增长的时期破坏国际合作的制度框架。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是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中国共产党对全球化理念的继承和发展。

中国在世界舞台的交往日益密切, 全球经济社会交流不断加深的趋势下, 必然形成对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迫切需求。新时代, 中国共产党继承民族文化、精神文明等传统, 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命题, 前所未有地提高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共产党文化主体性中的地位。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 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14]46中国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加大文化遗产保护力度, 加快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传播好中国声音, 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影响力明显提升, 从而进一步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

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历史证明, 文化建设为国家发展提供精神动力, 精神文明如果不能跟上政治、经济建设的发展水平就会造成意识形态的风险。因此, 在中外文化元素交流互鉴逐步加深的趋势下, 中国共产党更需要加深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

面对新时代新挑战, 中国共产党通过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动创新理论不断发展完善。在革命文化上, 2014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福建古田召开, 强调“政治建军”; 2024年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在延安召开, 学习延安精神。其后,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伟大斗争”。这是对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斗争精神的继承发展。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 就集中体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一系列新理念、新论断, 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两个大局”文化交互下的新发展。

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构成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文化主体性的主要因素, 都是在党的百年历史中探索形成的, 包含了革命、建设、改革的重要经验, 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主体性因素传承至当代的文化形式, 也必然成为中国共产党文化主体性在未来发展的基点。

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实践中形成了丰富的主体性因素, 形成了新时代的文化主体性。在党的百年历程中, 诸多文化主体性因素形成、发展的过程显示出共同的理论特性。这些特性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文化实践的理念, 也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文化主体性发展的理论进路。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 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

党的百年历史中, 文化互动无不与党的主要任务: 革命、建设、改革相关。为了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中国共产党确定了“三座大山”的革命目标, 进而形成“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形态; 为了彻底摆脱人民再次被桎梏的风险, 新中国进行了以工业化为目标的社会主义革命, 形成“现代科学文化”的文化因素; 为了避免中国工业化重蹈苏联覆辙, 提高人民在工业化中的积极性, 形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 又有纪律又有自由, 又有统一意志, 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社会局面, 形成了“双百方针”的文化元素; 改革开放后, 为了增强人民参与改革创新的精神动力, 形成了“精神文明”的文化因素。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中, 为了实现人民的利益, 中国共产党在文化交流与交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才确定了每个时代的文化主体性。因此, 文化主体性的历史演变始终沿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主线。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文化主体性发展的基本原则。

“两个大局”, 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是中国共产党对新时代国内外局势的重大判断, 也是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发生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宏观背景之下, 且是后者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推动力量;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变也不能离开中国的复兴, 且对后者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两个大局”同步交织、相互激荡, 必将引起前所未有的文化交融。在各国文化涌入中国的时代, 中国共产党需要的是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同时, 中国深入参与国际社会、与他国文化交互的同时, 必将更加树立中华文化的主体性。中国共产党需要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马克思主义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指南。依据时代课题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是中国共产党主体性发展的根本表现。因此, 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主体性始终服务于并体现着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民主革命时期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到社会主义革命中的“现代科学文化”; 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双百”方针, 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精神文明”, 无不是各个阶段党的创新理论的文化篇。

因此, 新时代党的文化主体性, 突出表现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文明交流互鉴中, 积淀的文化主体性因素的集中概括。是走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征程上, 党的文化主体性发展的核心依据。

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 体现了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基本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 揭示了我们党推动理论创新和文化繁荣的必由之路, 标志着党的理论创造性、文化主体性、精神独立性实现了新的升华。^[1]9

在中国共产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中, “两个结合”标志着文明觉醒跃升至新高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15]5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党和国家的事业之所以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坚持了‘两个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 也是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 ‘第二个结合’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 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15]7

在文化资源的交互中, “两个结合”是党的文化主体性的形成途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党的文化主体性的决定性因素。从根本上决定了党在“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和文化自信的“根本依托”。“两个结合”在文化互动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发展, 是推动党的文化主体性发展的根本动力, 也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文化实践的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文化主体性的百年演进, 呈现出一条清晰的历史脉络与理论逻辑。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确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纲领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构建“现代科学文化”体系; 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形成“双百方针”的文化治理智慧到改革开放新时期确立“精神文明”战略, 再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以“两个结合”深化文化主体性建构, 始终贯穿着对人民立场的坚守、对文明规律的探索, 也显示了中国共产党文化主体性发展的诸多理论特性。

党的文化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面对“两个大局”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新时代新征程, 以“两个结合”推动党的文化主体性持续发展、坚定党的文化主体性支撑文化自信, 必将推动中华文化在守正创新中实现新的跨越, 为民族复兴增强精神力量、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开启崭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