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纷繁复杂的政治活动去考察影响历史进程的内在结构机理, 是当前学界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思路。城市工矿企业民主改革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党领导构建符合人民民主专政良好城市社会秩序的群众性政治运动, 它在新中国历史演进中蕴含着一个建构常态化制度的过程。不过, 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 自改革开放以来, 城市工矿企业民主改革研究多侧重于历史过程的描述, 形成单一的历史经验主义为主导的诠释框架, 忽略了社会活动之间的因果关系与逻辑关联, 难以呈现历史的原貌。鉴于此, 本研究透过解放区城市接管和改造的历史活动, 揭示城市工矿企业民主改革掀起的内在关系, 以期激活该领域深入研究的活力。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阶段后,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形势发展势如破竹, 一大批大中城市相继获得解放。然而, 由于中国共产党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在农村进行的长达20多年的革命斗争, 对人口集中、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城市工作变得十分陌生。怎样管理城市、巩固革命成果, 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崭新的课题, 更是中国共产党必须经历的一次重大考验。早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阶段开始初期, 中共中央估计到我军将解放若干城市, 为即将到来的城市接管工作相继发布了五个文件, 即1948年1月18日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2月25日的《关于注意总结城市工作经验的指示》、2月27日的《关于工商业政策》、3月1日的《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和4月8日的《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等。这些文件系统全面地论述了党的城市工作的方针、政策、措施, 其中包括正确对待旧机构、官僚资本、民族工商业、农民进城、工资工时、民主改革、粮食燃料、长期打算、注意节约等政策性问题, 从根本上保证了各解放区城市接管和社会改造工作顺利进行。

随着新解放区的不断扩大, 接管城市的工作被提上了重要工作议程, 华北、西北、华东等各局把注意力放到了接收工作上。1948年5月, 中共中央对各解放区在执行中共中央一系列接管城市的政策中强调, 应将工业生产问题放在领导工作的重要位置。中共中央指出, 在有工业生产条件的地方, 党如果不注意恢复及发展工业, 党的领导人员如果缺乏又不学习工业方面的知识, 就会犯错误^[1]95。对中共中央的这一要求, 个别解放区并未认真执行。如平津战役后城市接管初期, 接收企业的人员只准备接收, 不准备经营。在接收之后再派人去经营时, 刚接收人员往往存有“五日京兆”之心, 无心经营, 造成了生产物资的浪费, 企业生产损失很大。这种做法并不符合中央的要求, 改进势在必行。为此, 中共中央要求“接收初期派去接收企业的负责人, 即应尽可能选择那些可以托付他们经营的人们, 嘱咐他们不但要接好, 使生产不受损失”^[1]301。为保障企业生产不受损失, 防止接收人员把企业物资当作战利品没收、分配、消耗掉, 中共中央还规定, “如果把企业物资(纱布、被服及其他制造品) 当作战利品消耗掉, 则政府势必要向企业付价, 企业才能继续开工, 否则企业即将停工, 无力继续生产”^[1]301。可见, 党把工业生产放到领导城市工作的重要位置, 抓住了稳定巩固解放城市战果的关键所在, 也从思想上为各解放区开展城市工作做了准备。

为迎接新中国成立而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 标志着全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 做好接管和改造城市的工作成为全党的中心任务。一是中共中央确立了以城市工作为重心领导全党工作的统一观点。中共中央认为, 在完成好乡村工作的同时, 城市中的大工业、国营企业(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资本主义、城乡关系等, 都是党的城市工作中的新问题。对这些新问题, 中共中央要求改进过去城市工作“单打一”的做法, 要想到、照顾到种种城市工作中的新问题。二是对已接管的城市需要解决好两个问题。一个是私人企业的复工问题。中共中央指出, 在了解情况、搞清问题的基础上, 协助私人资本家解决复工和生产上的困难; 另一个问题是接收后的企业应该交给合适的机关部门去经营管理以便投入到正常生产中。为进一步解决好接收城市的管理问题, 二中全会后中央把努力学习城市管理作为了一项重要工作提了出来^[2]。

在城市接管后的社会治理方面, 中国共产党对在旧政权基础上新建的人民政府机关、财经机关, 包括企业机构, 首先从整治国民党官僚主义效率低下的作风着手, 其次精简庞大的机关和闲杂人员。不同于国民党政府, 中央政府对精简下来的人员, 即主要以军政公教为主的人员, 不是踢开不管, 而是采取“包下来”的政策, 也就是说, 接管城市对国民党政权留下的旧人员采取“包下来”的政策, 而此时全国军政公教人员达到785万人^[3], 这给中共中央财政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但中共中央认为, 采取“包下来”的政策, 在政治上是十分必要的, 虽然会给财政带来很大困难, 但也是可以解决的。不过新政府对“包下来”政策的实施不是对旧人员原封不动, 保持原职原薪不变, 而是要做适当的政治上的甄别的, “‘凡有一技之长而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者, 人民政府当予分别录用。’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从来也没有说过可以把有‘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的人们包下来。现在审查旧人员(还有新知识分子), 就是要将那些混入军事系统和政府系统(包括公营工矿) 中的有‘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的人们清理出来, 分别加以惩办或淘汰。同时对于那些并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的人们(这些人占大多数), 则因为清出了那些有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的人们, 而使他们显得历史清白或虽有问题但不严重, 利于团结和改造。这后一类人又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历史清白没有问题的; 第二部分是有些问题, 但不严重, 只要坦白承认错误, 可以继续工作的(其中有些人须调动工作岗位)。(二) 所谓有严重的反动行为, 包括恶霸, 匪首, 惯匪, 特务, 欺压过许多人的行政官吏(这些人多属国民党及三青团的重要分子), 反动的军官以及反动会道门的头子等”^[4]156-157。这就为“包下来”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政治依据。

同时, 中共中央要求向“包下来”的旧人员说明人民和政府的困难, 不得不适当降低待遇, 同政府机关所有工作人员一起, “饭均着吃, 房子挤着住”, 克勤克俭, 努力工作, 共同度过这段艰苦的时光^[5]58。对于裁减下来的人员, 人民政府为他们举办训练班进行改造学习; 为保证旧人员及其家属的生活, 在训练期间, 中央政府以减低后的薪资打六折至七折发给参训人员^[6]68; 学习期满后经严格考核量才录用, 或有步骤地给他们以谋生之路。显然, 中共中央对旧人员采取的是稳定基层社会大局的管理办法, 这些有利于社会安定和经济恢复的特殊政策, 迅速赢得了社会民众对新政权的广泛信任, 但安置和救济失业人员的工作同样也是巩固和稳定新政权城市基层社会的重大政治问题。

以北京为例, 新政权建立后, 北京市公共电车数量的增加, 严重影响了全市近四万人力车工人的生意, 造成了他们日益加重的生活困境。为解决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 1949年12月底北京市委向中央报告制定解决人力车工人生活困难的暂行办法: 一是动员一部分人力车工人参加纠察队, 同时根据华北农场的容量, 动员五百人转产做农业工人; 二是增加车站间的站点数, 提价长距离的公共电汽车票价, 把短距离的站点交由三轮车夫和洋车夫来经营; 三是从南京调来的公共汽车当年冬季暂不营业; 四是为凡冬季生活有困难的从业者, 经工会证明均可申请救济; 五是由市政府负责与东北和察哈尔联系, 疏散一批愿意转业到那里的务工者^[6]273。1950年1月底, 中共中央同意了这一暂行办法, 并建议工会帮助人力车工人解决从事农业或其他生产, 或在城市附近办劳动合作生产等专业生产的问题。

此外, 1950年上海“二六”大轰炸, 造成大部分纺织厂停工, 工人失业。为救济上海失业工人, 1950年4月12日, 上海市总工会号召在业工人捐赠一天工资; 16日上海市总工会致函中华全国总工会, 呼吁动员全国工人予以积极援助, 上海市总工会还通过参加第三届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工人代表向社会各界人士呼吁发动社会救济运动。由此, 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救济上海失业工人的热潮^[6]522。

面对严重的失业问题, 中共中央根据各地方接管城市的不同情况, 采取了多种失业救济措施。其中, 为阻止私营工矿企业资方对临时工未到三个月即解雇的做法, 1949年10月底, 中共中央和中华全国总工会本着既便于工人就业又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基本精神, 制定了私营企业雇用临时工暂行办法, 规定私营企业雇用临时工期满三个月后继续雇用时应升为长工, 不仅解决了失业人员的生计问题, 也保护了资方劳动力不流失^[6]113。这样, 失业人员有了基本的生计保障, 资方也留住了原有的劳动力, 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也就减少了。社会秩序的稳定, 增强了民众对新政权的信任感, 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得到了提升, 这其中具有的政治意义尤其重要。

新中国成立前夕, 中国共产党经过建立一系列接管城市的政策制度, 确保了党的城市工作的开展, 并把保护工业生产的正常进行确立为恢复和发展城市经济工作的根本任务。到了1951年初, 全国各地对城市工作的接管基本都保障了社会经济的稳定与恢复, 但在管理和建设城市方面, 特别在工厂管理方面, 不少地方以管理农村和管理军队的办法来管理城市、管理工厂, 严重影响了工厂企业的发展。如西南地区有规模的厂矿共有192个, 而真正有生产门路的只有重庆的两三个工厂。不能制定正确的城市工矿企业管理和改造的办法, 那么恢复工业生产、稳定金融物价、完成税收任务、救济失业工人和知识分子、改造旧人员的时事学习运动、恢复学校教育、组织工人学生、各界代表会议的召开、开展统一战线、建立新社会秩序等等城市工作都无法顺利进行^[7]12-13。正因如此, 中央把工厂生产发展好的问题作为城市管理和建设的中心问题来抓。那么如何对工矿企业进行管理与改造成为中国共产党迫切要解决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对企业的民主化管理, 产生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公营企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不断探索实践的企业民主化管理的形式和制度, 为建立新中国企业的民主化管理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但是, 新中国的工矿企业主要是从旧政权接管过来的, 并不同于对革命根据地公营企业的管理。面对这一新问题, 中国共产党在成功实践的基础上, 因时而为对接管的城市工矿企业进行渐进性的改造和管理。

1948年初, 华东野战军陆续占领了山东淄博、博山、张店、周村等地区, 但在入城后怎样开展工商业工作方面经验不足, 影响了当地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此, 中共中央华东局召集了市民座谈会和大中商人会议听取意见, 运用根据地公营企业民主化管理的做法来解决出现的问题。首先设法解决因工作经验不足造成商人生产生活困难的问题, 归还他们应有的房屋、机器, 私人工厂退还原厂主恢复生产; 对股份制企业以代管经营的办法来经营股份制企业, 确保私人股份的占比。这些做法, 改善了企业的生产环境, 协助企业搞好生产, 使城市的工商业逐渐繁荣起来。对公营的大煤矿, 华东局通过工人、职员、派出的干部、经理、工会代表等共同组成的管理委员会, 采用工厂经营管理的方式进行企业生产经营的管理。这个政策得到了中央的充分肯定和转发参考, 但对工厂管理委员会的组织, 中央认为, 任何企业的生产管理, 厂长和经理是总负责, 他们通过有知识有经验的工程师、技师及广大工人进行日常生产与管理。因此, 新建立起来的以经理、工人代表为主要成员的管理委员会应该包括那些直接参加企业管理的工程师、技师和部分职员的参与, 这个管理委员会实行厂长负责制, 即成立厂长负责制下的工厂管理委员会^[1]88。中共中央的要求, 一方面充分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对城市企业民主化管理的实施新策略, 另一方面表明了党正在为即将到来的革命胜利探索一种适合城市企业经营管理的新方法。

1948年8月1日, 中国共产党在哈尔滨召开的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国职工运动当前任务的决议》 (以下简称“《决议》”), 对城市工矿企业的管理作出了明确规定。《决议》指出, 国营、公营企业必须切实改善经营和管理工作, 才能达到原料足、成本低、质量好、数量多、销路广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决议》要求城市工矿企业贯彻企业化原则和实行管理民主化。如何实行管理民主化呢? 《决议》规定, 要在各企业各工厂中建立统一领导的工厂或企业管理委员会, 由经理或厂长、工程师、生产中的其他负责人, 以及通过工会在工人职员大会上选出的工人代表组成。工厂或企业管理委员会在上级国家企业机关领导下为工厂或企业中的统一领导机关, 由经理或厂长任主席, 讨论并决定有关工厂或企业管理和生产中的各种问题。《决议》对城市工矿企业管理的规定, 使解放区城市工矿企业的管理有了根本遵循和统一原则。企业集中领导下的民主形式和民主方法的确立, 铲除了旧工厂企业的官僚主义作风, 保障了企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民主方法, 使职工的责任感、劳动积极性与纪律自觉性得到了提高, 促使职工和技术人员自觉提升管理能力, 为开展劳动竞赛和劳动英雄运动准备了条件^[8]468-469。

对私人企业和工厂的管理, 《决议》规定, 在私人企业和工厂中实行管理的民主化, 是以工厂或企业管理委员会与工厂职工代表会议来进行管理的, 其中赋予了厂长或经理在管理中的最终决定权。但是, 如果职工代表认为厂长或经理的决定与国民生计或劳资两利的方针有抵触, 职工代表可以将不同意见提交政府机关与劳动局仲裁。这显然为工人阶级的利益做了最大的维护。新制度的实行是在与资本家达成一致的前提下采用的, 既保证了劳资双方共同提高生产, 也保证了劳资两利、公私兼顾, 使国家工商业政策和法令得到积极有效的执行^[8]468-469。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对城市工矿企业管理的规定, 使解放区城市工矿企业的管理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下, 企业内部的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 职工和技术人员成为企业管理的中坚力量, 逐步建立起党集中统一领导下的新国家工矿企业民主化管理的制度。

为进一步统一做好接收企业的民主化管理, 中共中央要求各解放区首先根据接收企业的经济属性, 保持原有企业的组织机构和生产系统, “原职、原薪、原制度”^[1]52不变的完整地接收下来并监督它们的生产。这种不同于对待旧政权的办法, 确保了企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根据这一方针, 人民解放军每解放一座城市, 就由军事管理委员会派出代表, 按照企业原有系统, 原封不动地接收过来。而对企业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 除反动破坏分子外, 都以原职原薪留用。对接收企业的管理和改造工作, 是在企业生产正常进行的前提下进行的。由于各解放区接收的工矿企业工作进行得有条不紊, 使新解放的城市一般两三个月就可以完成接收工作。这一套符合企业生产规律的接管方针和接收方法, 有效避免了新旧交替中可能发生的损失和混乱, 保证了接收工作的顺利进行和企业内部的稳定, 促进了生产的尽快恢复, 也使大批来自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的干部, 逐步学习和掌握了过去不熟悉的组织和管理工业生产的本领^[5]52-53。但在全国即将解放时, “城市工作应该依靠谁?”的问题影响着接收企业民主化管理工作的深入推进。事实上,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已经明确提出了城市工作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9]1428的指导思想。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工作长期不在城市, 国民党在工人中散布的影响, 严重破坏了中国共产党和工人的关系, 尤其使党的干部对工人和城市的工作生疏了。为此, 各解放区根据中央关于全党“在城市工作中依靠工人”的指示, 集中从三个方面加强对城市工人工作的领导, 使工人成为完全可靠的力量。一是在保障工人生活方面, 人民政府规定应给工人以可能与必要的优待, 尤其在物资匮乏时, 除保障军队生活外, 首先要保障工人生活。二是关于教育工人问题, 各解放区根据中央要求对接管城市着手进行几个月或半年时间的职工政治教育, 方式多以上大课和夜校为主的短期训练, 教育内容以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阶级立场、阶级斗争学说、唯物史观等为重点, 帮助工人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 加强对工人的阶级教育, 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职工政治教育提高了工人先进分子的觉悟, 在工人中发展中国共产党和工会的组织, 促进了党和工人的相互了解, 使工人群众成为最可靠的力量, 确保了新政府工业的恢复生产与城市的建设。三是关于工会组织问题, 各接管城市的党委通过工会把工人组织起来并成立城市工人代表会议, 讨论解决工人生活中的困难、工厂企业的生产问题, 以及城市建设问题, 使工人代表参与到新政府的各项事务中, 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 向城市人民代表大会的成立迈出了第一步。在此基础上, 各工会纷纷组织成立学生代表会议、街道市民代表会议, 并与城市工人代表会议共同成立城市人民代表会议, 形成了新的人民政权的主要组织制度和民主形式。总之, 各解放区对接管城市工人的工作采取多种办法, 获得了城市工人的支持和信任, 过去接管城市干部轻视工人的观念得到了转变, 中国共产党和工人原有的深厚的阶级情谊关系得到了恢复, 极大提高了工人努力生产的积极性。中国共产党依靠工人, 工人依靠中国共产党, 党和工人群众紧密依靠结合起来^[2]。

与此同时, 为推进中共中央关于依靠工人阶级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的工作方针, 新华社于1949年3月17日发表《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的社论强调, 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 首先必须依靠工人阶级。这是因为中国工人阶级集中在城市, 虽然数量少, 但有严密的组织纪律性、坚强的战斗力, 只要忠诚地依靠他们, 发挥他们的力量, 就具备了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的主观条件。对没收的官僚资本企业, 只要在经营上不犯农业社会主义及无纪律无计划的错误, 就不要分散和破坏它们, 使它们充分发挥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的作用。此外, 实行保护私人资本经营的现代工商业政策, 引导他们走向有益于国计民生的方向, 在国家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轨道内, 允许它们存在和发展。对城市分散的个体的手工业者应给予他们适当的扶持, 通过生产、消费、信用以至供销合作等方式, 逐步地把他们组织起来, 对城市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大有作用^[8]491-493。新华社的社论, 促使各中央局着重批判了党内较为普遍存在的忽视工人的思想, 教育了党员干部, 明确了依靠工人阶级的党的指导思想, 加强了党委对城市工作的领导。为深入把这个指导思想贯彻到各项工作各个部门中去, 各中央局纷纷组织召开城市工作会议, 重点研究和解决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问题、工厂管理问题、工会工作问题、城市建政问题、城市建党等问题^[4]133。

加强工会组织把工人组织起来也是党要求全国各解放区接收城市贯彻“依靠工人阶级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方针的组织做法。1949年8月, 毛泽东在全国工会工作会议上指出, 当前党的工会工作存在组织上的关门主义倾向和方法上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倾向, 党的工会组织却不能很好地把全国二千万的职工大军组织起来。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不能主动团结工人, 包括除破坏分子及资本家外的一切职工, 即那些政治上落后却有改造可能的人或原国民党工会的工作人员都没有把他们组织到工会中来。为了使党的工会组织在工厂中成为大多数工人信任的组织, 应该对落后的或犯错误的人采取团结和教育的方针, 从团结的愿望出发, 经过批评或斗争达到团结的目的而开展工会工作, 组织发展壮大工会机构。为此, 毛泽东提出“争取中间派, 落后分子也要尽可能争取过来”^[1]326-327的工会工作方针。这从理论上丰富了党的“城市工作必须依靠工人”的思想, 从策略上扩大了团结和依靠的力量, 促进了各解放区接收城市正确执行“依靠工人阶级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的工作方针。

这一时期中央对接管城市工矿企业的民主化管理主要是为了解放区的工业能够健全发展, 而在“实行管理民主化”^[6]385的过程中, 加强了入城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到新中国成立时, 随着城市接管工作以及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各项工作的推进, 城市工矿企业民主化管理和改造的工作由地方转向了全国, 从经济问题的解决转向了实现工人当家作主的政治问题——中共中央关于在城市工矿企业开展民主改革的工作被提了出来。

1949年3月, 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强调, 中国经济还处在落后状态, 现代性的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很小, 这是党制定经济政策最根本的依据, “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9]1430-1433。进入新中国经济恢复时期, 党确立的各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的经济制度原则, 是要整合全社会资源和力量, 使国营经济和公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决定性作用, 提高现代性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占比, 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改变中国经济落后的状态, 建立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工业^[5]14。然而, 新中国的国营工矿企业、行业多是从国民党政府手中接收过来的, 肩负着依靠工人群众进行民主改革的任务, 只有通过根本改造旧的、腐朽的经营管理机构, 才能废除那些不合理的、以压迫工人或行业工人为目的的管理制度。同时还必须清除暗藏在工矿企业和行业中的反革命分子与历来压迫工人、为工人所痛恨的封建把头, 团结和改造旧的技术人员, 使他们能够自觉地为人民服务^[10]。换言之, 国营工矿企业和行业的民主改革就成为扫清国营经济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的强劲力量。

东北地区是全国最先解放并率先在接管城市工矿企业中开展民主化管理工作的地区, 也是由企业管理走向企业民主改革的地区。他们的率先做法为全国各城市进行民主改革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用。在东北老区完成土地改革的工作后, 东北局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 逐步加强了城市和工矿企业的工作。全东北解放后, 东北局为正确执行七届二中全会关于把全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精神, 抽调大批党员干部到工矿企业担任经理、厂长, 以党的群众工作带动党员干部学习管理工厂企业。经过1949年的经济恢复和生产发展, 东北局改善了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 确立了党对城市国营企业领导的工作方针^[7]410。

事实上, 东北局接管的旧企业, 不仅已被战争破坏, 而且企业旧的管理制度严重阻碍军需民用经济的恢复和生产。为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 东北局制定了“依靠工人阶级, 进行民主改革, 实行新的经营管理制度, 恢复和发展生产”^[7]411的工作方针。首先, 东北局委派党员干部以厂长的名义接管旧企业, 使他们一边领导旧企业的改造工作, 一边学习管理企业, 熟悉经济业务, 尽快了解旧企业内部的情况, 初步掌握企业的行政工作。经过前期的准备, 党员干部有计划有步骤地召开工人会议和组织工人训练班, 对企业工人进行阶级教育和政治教育, 废除打骂、侮辱、搜腰包、把头等不合理的管理制度, 取缔企业原有的国民党、三青团、特务等反动组织; 同时, 关心和改善企业工人日常的物质文化生活和福利事业, 把工人队伍中有政治觉悟、有文化、有技术的积极分子, 提拔到党委、行政、工会等机关的领导岗位上。这些民主改革的措施, 使企业工人、技术人员、职工等真切感受到工人阶级主人翁的地位, 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依靠工人阶级, 他们自觉地组织起来保护工厂, 像爱护自己的财产一样爱护工厂, 以新的劳动态度积极投入到恢复生产中。这为东北接管城市工矿企业改造旧制度、建立新制度创造了有利条件。

东北局紧紧依靠工人阶级, 把他们纳入工矿企业管理中来, 根据生产计划的拟定, 实行保障生产计划完成的管理和经济核算制度: 通过企业资产的清理, 确保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不流失; 通过开展生产节约运动, 杜绝企业生产资料浪费的现象; 通过发动爱国主义竞赛、新纪录运动等工人生产竞赛活动, 提高工人劳动生产效率; 通过加强生产技术的管理, 建立生产操作规程和检修保安制度; 通过推行先进生产方法, 提高工业产品质量; 通过重视企业成本管理, 降低生产成本; 通过加强财务管理, 实行独立会计制度; 通过以按劳分配为原则, 实行八级工资制, 推行计划工资制与奖励制。这些办法, 是依靠工人阶级进行民主改革的具体措施, 是恢复和发展工业必不可少的步骤, 在企业生产管理的过程中, 逐步成为新的企业经营管理制度^[7]412。

上海作为新中国的工业中心国际大都市, 在国营工厂开展民主改革是搞好工业生产的政治前提。1951年4月以来, 上海国营工厂普遍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 使过去长期压在工人头上的封建恶霸反革命分子受到应有的惩罚。当时, 为了集中力量扫除主要障碍, 避免引起社会混乱, 中共中央曾有意识地把工人内部关系问题放到以后解决。随着抗美援朝与镇压反革命运动的不断深入, 加强工人团结成为贯彻民主改革、搞好工业生产的关键。为此, 中共上海市委决定在全市国营厂矿开展一次有组织的民主团结运动, 为大规模生产竞赛创造条件。不同于纯洁工人队伍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民主团结是中共上海市委为了调整工厂内部关系, 采取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方针, 把广大工人和职员团结成为一个统一的阶级队伍, 依靠他们办好国营企业, 搞好工业生产的政治运动。

怎样开展国营工厂的民主团结呢? 中共上海市委制定了明确的工作步骤: 第一步先从党内到党外、从干部到群众进行充分的政治思想动员, 着重划清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国营企业与官僚资本企业的界限, 分析本厂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 由工厂中的党、政、工、团的主要负责干部对过去企业管理工作中的主要缺点进行适当的和深刻的自我批评; 第二步采取“大会示范、小组坦白”的办法, 展开坦白、控诉、诉苦运动及群众性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第三步在运动展开、群众觉悟提高的基础上, 进行必要的和可能的制度改革。为保证民主团结运动按步骤开展, 中共上海市委要求各国营工矿企业建立党委组织人员全面的党委会, 集中掌握领导生产计划与民主团结的思想政策^[11]。通过民主团结, 国营工矿企业工人间的关系、工作作风、生产生活习惯有了良好的改变, 消除了地域、帮派间的隔阂, 尤其是历史上隔阂较深的工人与职员、工头间的关系得到了相互谅解, 广大工人群众更加团结, 企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

除了加强组织国营工厂民主改革, 1952年7月, 中共上海市委有组织地掀起了私营工厂民主改革补课运动。当时的上海, 30人以上的私营工厂共有2684家, 职工277509人, 其中, 百人以上单位约占21.46 %, 职工约占67.86 % ^[12]。可见, 私营企业工人是新中国上海工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经过五反运动, 全国各工矿企业中的劳资关系得到稳定, 生产趋于正常。但在私营企业中, 工人阶级队伍还没有进行系统清理, 仍有反革命分子潜伏其中; 旧企业不合理的管理制度还没有进行改革, 职工之间长期存在的隔阂未根本消除, 清除干部队伍中不纯分子的工作仍在进行。因此, 中共上海市委认为, 在私营工厂中进行一次民主改革的补课工作是完全有必要的, 而且已经具备了充分有利的条件。根据私营工厂的特点, 中共上海市委制定了民主改革的基本工作计划, 即通过发动群众参与民主改革来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 清理私营工厂中残余的反革命分子和封建残余势力, 纯洁工人阶级的队伍, 加强职工团结, 改善干群关系, 整顿和健全基层组织, 改革不合理的管理制度。为顺利推进私营工厂民主改革补课运动, 中共上海市委坚持“缺什么补什么, 缺多少补多少”的原则, 在党委统一领导下, 集中工会、青年团、妇联、公安局、劳动局等各有关方面力量发动群众, 采取重点先行、带动附点的方法, 从百人以上工厂到30人以上工厂, 有步骤地开展民主改革补课。由此, 上海掀起了全市私营工厂的民主改革。上海掀起的全市私营工厂民主改革为企业增产节约运动, 逐步推进生产改革及实施群众性的监督生产工作打下了良好的政治基础, 也为私营企业开展建党、整党运动做了准备。

从以上东北局、上海为中心掀起的城市工矿企业民主改革所述可知, 一方面, 城市工矿企业内部旧的劳动关系, 要根本改变为劳动者之间或工厂管理机关与工人之间新的平等的关系。这种平等关系是正确处理城市工矿企业内部矛盾问题的基础。只有建立起平等关系, 才能在国营工矿企业中实行公私兼顾的方针,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工会代表工人群众和工厂管理机关进行协议或调解处理各种矛盾, 签订集体合同及其他协定, 以同志的、和解的、团结的办法处理国营工矿企业中的矛盾和关系^[13]92。另一方面, 只有掀起城市工矿企业的民主改革, 才能进一步实行生产改革, 才能真正巩固废除了的不合理的经营管理方法, 建立起合理的工资制度、生产责任制, 制定生产计划, 规定技术标准, 严格核算成本, 才能使工矿企业的经营逐步走上经济核算制。在此基础上通过增产节约运动继续改进企业经营管理办法, 调动工人阶级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综上历史考察可知, 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工矿企业民主改革的掀起并非只缘于某种因素, 其生成和演进具有多种社会缘由。城市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新道路胜利的最后站点, 也是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核心场域。为此, 中国共产党在接管城市的过程中, 把恢复和发展好工矿企业的生产确定为城市工作的中心问题。由于缺乏对城市的了解和管理, 中国共产党把管理农村和军队的办法用来管理城市工矿企业,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有序的恢复和发展。不过, 中国共产党以此为契机, 把切实推进保证工业恢复发展的企业民主化管理的制度和办法放到了城市工作的重要位置上, 使城市经济迅速好转起来, 在此基础上掀起变革城市工矿企业内部关系的民主改革运动。进一步来看, 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工矿企业民主改革是中国共产党在组织上、制度上、思想上实现了对城市工作领导的重要历史活动, 为党探寻了一条由接管、改造城市向建设、治理城市发展的新路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城市治理也由此发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