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开局之年, 国史学界以党的二十大报告及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为指引, 有力推动了国史研究与书写。本文立足于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 梳理2023年国史研究在理论阐释与学科建设、政治建设与对外关系、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以及文化史、思想史与人物研究等方面的重要成果与经验, 以期为加强党史国史研究和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建设提供一定参考。
一、理论阐释与学科建设
深入阐释党的二十大报告和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是2023年党史国史研究的重要任务和基本内容。曲青山用百年波澜壮阔的党史论证了“十个坚持”是在长期探索、实践、奋斗、创造中积累下来的, 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立足新的历史方位、观照未来历史发展作出的全方位总结。[1]柳作林等认为, “两个确立” “两个维护”为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保证、科学的思想引领、磅礴的奋进伟力, 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2]为从学理层面深入理解党的二十大的理念精神与研究路径, 《中共党史研究》《党的文献》等期刊专门组稿展开探讨, 茅文婷分析二十大精神之“新”与党史之“故”的关系, 阐述了新时代党史研究发挥“资鉴”作用的重要意义, 强调要找准现实需要与党史问题的结合点。[3]陈红娟认为, 概念与话语能够成为深化党史研究的新维度, 应当在大历史观、大党史观的视角下更加注重党代会中中华民族复兴话语、革命话语、现代化话语三条话语链条的融合共进研究。[4]徐永军从坚定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的角度, 指出研究者应当深化对老一辈革命家文艺理论、文艺品格风范的研究, 为理论创新提供源头活水, 为实践发展提供宝贵经验, 为人才培养提供精神和价值引领。[5]学界兼顾宏观与微观、历史与现实, 在解读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为党史国史研究提供最新理论指导。
2023年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开局之年, 学界围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概念、路径、方法等问题, 对新中国史展开了多维度、多层次的论述。第一, 部分学者从横向世界现代化历史的角度, 分析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方位。刘文明比较了西方与中国在各自文明进程中形成的不同文明观及现代性观念, 探讨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基础、理论内涵和世界意义。[6]郑有贵在历史与现实、国内与国际的辩证分析中解读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内涵, 并从道路创造、问题导向、动力构建、治理保障四个方面总结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的独特经验。[7]第二, 部分学者从纵向历史发展角度梳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进程。武力从经济史视角分析新中国成立后从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转向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 实现了经济转型与和平崛起, 经济建设和实现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仍是当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方面。[8]第三, 还有学者从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理论角度来辩证比较中国式现代化与其他现代化模式的异同。郗戈、舒雅婷分析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 指出只有中国式现代化能够实现全面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9]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逻辑也是2023年国史研究领域阐释的重点内容。张太原从现代化和民主法制两个视角切入, 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和全过程人民民主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取得的最具创造性的实践成果和理论成果, 也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核心内容。[10] 《历史研究》编辑部分析了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及核心要义, 重点阐述了“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 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 为推动理论和制度创新打开了广阔空间。[11] 《近代史研究》开辟“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笔谈栏目, 如夏春涛从革命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三个方面论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与特征。[12]金民卿从中华文明的突出创新性特质与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品格的内在关联切入, 认为前者为后者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根基, 后者是对前者的丰富发展。[13]这些研究深化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推进“第二个结合”的理论认识, 也使得国史研究更具有鲜明的现实性。
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设立后, 国史研究领域逐步加强理论自觉与学科特色。为进一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致国史学会成立30周年贺信精神, 加快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科自主知识体系, 推进国史学科“三大体系”建设, 学者展开了系列论述。王炳林认为, 建构三大体系是传承中国史学传统、向世界展示中国形象、推动新中国史研究发展的迫切需要, 三大体系相互促进、协同发展, 才能推动新中国史研究取得新成就, 在资政育人方面发挥更大作用。[14]杨凤城认为, 要在充分把握和领会中共中央有关历史决议的内容及精神、充分把握和领会习近平总书记有关论述的核心要义基础上建构国史知识体系, 在明了国史主题主线的基础上纵横交织建构国史知识结构, 关注历史分期等国史基本问题, 在中观层次勘定国史的重要概念范畴, 并从学术、大众、国际传播等不同角度建构国史话语体系。[15]李捷认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正确对待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新中国的历史, 正确评价历史人物,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充分发挥历史研究对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作用,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16]
多学科方法交叉融合和海内外研究方法互鉴是新中国史研究蓬勃发展的新动力。董国强认为, 在“新史学”观念影响和社会科学研究理论、方法渗透的背景下, 史学研究者依然要注意用好自身档案和文献研究的看家本领, 并从具体选题出发积极借鉴运用有助于解决问题的学科理论与方法。[17] 《党史研究与教学》2023年第2期讨论了“历史政治学”的学科属性等基础问题, 积极寻求党史国史研究的学术创新路径, 贺东航[18]、姚中秋[19]、汪仕凯[20]、赖静萍[21]等在这一主题下阐发了各自的独到见解。在具体研究中, 李军全认为习近平讲话为中共纪念史研究提出新的视角和方法, 即采用“大历史观”、注重“民众故事”和利用“集体记忆”。[22]王怀乐深入挖掘大公报1950—1965年出版的《人民手册》的编纂背景、内容与价值, 分起步、奠基、转型、完善四个阶段介绍了其收录内容、编排方式、突出特点等信息, 并通过与新中国史史料编纂起步阶段的其他内容对比, 突出其独特史料价值。[23]
站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起点, 党史国史学界紧紧围绕理论阐释和学科建设等核心议题, 在聚焦于党和国家发展重大命题的同时, 不断思考如何提升整体学科建设的科学性。此外, 党史国史学界也关照“古今中外”, 既注重本国发展特色, 又注重中外对比; 既关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问题, 又注重回应现实需要。
二、政治建设与对外关系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道路探索、制度创新深深影响到当前中国的政治建设。学界从历史上对民主法制、组织架构、地方实践、对外关系等问题的处理中提炼研究主题并汲取历史智慧, 为在“两个大局”中抓好政治建设这一根本性建设提供新的可资借鉴的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一系列民主法治建设的探索, 学界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制度展开多维度研究。徐行详细介绍了人民监察委员会的成立过程、机构设置、工作原则和工作方法, 分析了其在配合民主建政、恢复生产、开展“三反”运动等方面取得的成效。[24]除整体性制度建设外, 学界也特别关注地方和具体领域制度的制定与实施, 注重从微观视角、区域视角展开研究。张静、熊秋良从政治组织、社会组织、经济组织三个方面梳理四川水上社会秩序的重塑过程, 认为重建水上社会组织结构、建立相关群众组织、改革木船联营社及航管站内河运输业务等加强人民政权与水上人民联系的举措, 有效促进了水上社会的整合。[25]苗庆科、荆蕙兰从新中国成立初期, 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国营企业广泛开展管理民主化工作入手, 指出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与职工代表会、开展企业领导干部管理民主化思想教育等方式, 激发了工人的主人翁意识和劳动积极性, 提升了企业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效益, 促进了管理民主化工作在全国推广和“鞍钢宪法”等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典型经验的形成。[26]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民主法制实践对新时代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具有借鉴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的道路探索、制度创新为当前社会治理积累了宝贵经验。肖建平从1979年中央理论工作务虚会切入, 关注改革开放初期思想是非、理论是非、政策是非的拨乱反正问题, 指出会议对解决理论偏狭、政策偏差、工作偏激等问题发挥了积极作用, 强调要持续关注意识形态战线收与放、严与松的张力, 保持思想理论界与党政决策层、务虚与务实的良性互动。[27]李嘉树对凤阳小岗村样板地位确立过程进行了系统梳理, 指出小岗村包干到户顺利实施并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受益于中共凤阳县委的组织保护、中央及省委的政策放宽等。[28]王静文、刘维芳从1992—2005年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制定与实施入手, 分析了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取得的成效, 指出相关法律应当不断修订完善以适应社会发展和妇女权益保障的现实情况。[29]徐沐熙梳理了改革开放“逢十”周年纪念的发展历程, 完善了学界对改革开放周年纪念历史变迁与演进逻辑的研究, 探讨其作为政治象征与政治仪式的功能。[30]学界加强改革开放以来重要问题的分析, 为当前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一定借鉴。
党的领导、党的组织在基层治理方面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从中央到地方、从整体到局部的管理体制、领导机制受到学界广泛关注。沈大伟、李威利梳理了党的派出机关的创设与党工委制形成的历史过程, 认为党工委制在领导功能上具有集中性的制度优势, 在机关工委、大口党委、地区性工委、功能区工委四种具体形态中存在三重契合性, 即契合权力关系的待调适性、基层社会的非均衡性、改革探索的不确定性。[31]田圆以南京为研究对象, 分析新中国城市管理体制建设过程中行动者对制度结构的影响, 认为街道办事处作为区级政府的派出机构, 是垂直行政体制与自下而上社会组织的连接点, 成就了“二级政府与街居制”这一制度创新成果。[32]王芳以上海地区为例, 使用官方档案、党内刊物、工作笔记等分析了地方请示报告制度的建立与运行情况, 动态呈现了请示报告制度加强党的集中领导的过程, 以及该制度演变发展的复杂性。[33]谢倩以湘潭县为例分析地方整党实践, 其既遵循中共中央整党总政策又结合本地区实际问题动态调整, 提高了党员思想觉悟, 实现了地方党员思想统一, 推动了地方经济发展, 有助于中国共产党在地方基层的形象构建。[34]新时代基层党建工作形成了诸多新思路、新案例, 《上海党史与党建》推出了基层党建的系列研究, 如探析“五个新城”的基层党建工作、[35]研究金山区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的经验等, [36]为当前的基层治理提供借鉴。
部分学者聚焦于政治建设中的人, 关注工人、干部、青年等群体, 分析不同历史主体在党史国史中发挥的政治作用。熊秋良深入探究城市建党过程中工人党员的发展过程, 强调面对城市接管和建设的艰巨任务, 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要依靠工人阶级, 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 体现了无产阶级领导权与加强城市建设的现实考量。[37]黄波粼认为, 土改工作队虽存续时间不长但扮演角色十分重要, 他从派驻土改工作队的动因和土改工作队的人员结构、领导体制、组织规训、工作内容、功能、内部生态七个方面分析学界研究现状及不足, 并从时间、空间、多学科、宏观研究、丰富史料利用等角度对未来研究进行展望。[38]林升宝、张恽对上海青年服务队进行深入考察, 认为青年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自觉追求, 适应了党和国家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要求, 实现了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高度统一。[39]以人的视角切入能够看到新中国史中鲜活的个体及其发挥的历史主动精神, 增进对于党史国史的深入理解。
对外关系是政治工作的重要部分, 有关对外关系的研究也是党史国史学界关注的重点领域。一方面, 本年度学界继续挖掘史料, 丰富新中国史与对外关系史研究的材料。陈弢认为, 东欧档案的开放, 拓展了中国外交史研究的视野, 学者应当注意对史料的批判性分析, 运用国际史和跨国史视野进行综合史料解读。[40]段彬评介了印度国家档案馆和尼赫鲁纪念馆暨图书馆中关于对华关系的档案资料, 认为这些档案对深入研究中印双边政治外交关系、亚洲冷战格局和南亚区域地缘政治博弈对中印关系及中印与其他大国互动关系的影响、中印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史等问题具有重要作用。[41]闫立光介绍了《中苏文化关系档案文献汇编(1949—1960年) 》的史料价值, 认为该汇编较为全面地反映了1949—1960年中苏两国人文领域合作交往的历史, 是推动中苏文化关系史研究的重要资料支撑, 弥补了中苏文化关系史研究文献资料方面的不足, 但其依然存在缺乏地方层面档案文献、部分校对有错误的缺陷。[42]
另一方面, 在档案搜集与汇编的基础上, 学界也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外交关系、党际关系等展开多维度研究。燕美依托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首批驻外人员回忆录和纪念文集等资料, 梳理了首批驻外大使队伍的组建与培训历程, 分析了将军出任大使应对新中国复杂外交形势的时代背景, 指出其为新中国外交体系建立健全奠定了基础, 对提升国际影响力及深化中国同建交国家间友好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能力与政治智慧。[43]张皓按照时间线索梳理了1950—1952年英国政府对西藏和平解放的谈判及对“十七条协议”签订实施的态度, 总结英国政府决策的动机有维持其在西藏的势力、出于对华关系的全局考虑、退出南亚次大陆的现实等, 弥补了学术界在中国西藏政策活动领域研究英国态度与措施的不足。[44]张楠、杨琨考察了1950—1953年冷战背景下新中国面对美国对华毒品指控的应对措施, 有效捍卫了国际声誉与形象, 回击了美国的舆论攻击, 为抗美援朝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45]
除了加强制度与政策等方面的梳理, 学界也对民间交往、民众观念等展开了研究。张放通过对改革开放初期中美教育领域交流开展过程的梳理, 强调中美教育交流对中国教育事业的推动作用及对美国教育体系的影响, 中美交流常态化改变了民众对美国的传统认知, 作者指出应当寻求开放心态和平等关系间的平衡, 构建更加可持续的中美关系。[46]孙扬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讨论了冷战时期中国人日本观的变化过程, 将其分为战后初期、邦交正常化之前、战略性友好时期和冷战结束前后四个阶段, 分析了每个阶段的特点及记忆与情感、政治与外交、媒体与知识界三大因素的影响, 指出中日友好任重道远, 需要双方共同努力, 尤其是日本方面需要正视历史问题, 才能化解两国之间的历史恩怨, 真正实现和平共处。[47]周进回顾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历程, 总结了深化政策沟通、加强设施联通、提升贸易畅通、扩大资金融通、促进民心相通等主要成果, 提炼了坚持胸怀天下、统筹推进、人民至上、市场导向、问题导向、着眼长远六点经验, 未来应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不断深化国际合作,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48]
2023年学界有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政治建设与对外关系研究, 既立足国内又放眼世界, 既关注国家也兼顾社会, 形成内外结合、上下互动的研究局面。进一步从组织史视角出发, 剖析组织发展脉络, 在“人与制度”的交互中探求如何加强自身建设, 在“观念与现实”的激荡中思考如何化解分歧增加共识, 是未来新中国史研究与政治建设研究可以继续深挖的方向。
三、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 始终是学术界高度关注的问题。经济领域与社会领域相互交错, 牵动着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 彰显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的情怀。2023年, 学界既注重各行业的具体发展研究, 也注重经济社会关系的分析, 强调历史与现实的联动。
农业是立国之本, 强国之基, 农业问题始终是党史国史学界研究的重点。一是有关农业政策与实践的研究。苏泽龙以20世纪50年代中国农业革命实践为切口, 他认为互助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组织起来”为农业革命实践提供了制度优势, 这一农业革命实践不仅促进了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提高了粮食产量、增加了农民收入, 还对加强农村组织建设、提高农民群众思想觉悟、推动农村现代化建设起到积极作用。[49]刘东庆从1958—1964年国家对场社合并政策的调整入手, 分析国营农场与周边高级社、人民公社合并过程中, 存在生产秩序混乱、利益冲突加剧问题, 经过国家三次政策调整, 最终保留了部分场社合并形式, 并及时调整场社利益关系, 为中国农业现代化和乡村社会治理积累了经验。[50]二是有关农业技术的研究, 农业技术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降低成本增加收益的重要方式, 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艰难的探索与实践。杨越以1949—1952年黑龙江地区新式农具推广工作的个案透视新式农具推广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农业生产恢复和发展的意义, 认为黑龙江地区通过组织技术队伍等关键部署推动农业生产秩序恢复, 促进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 激发农民爱国热忱与生产热情。[51]刘艳红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中提炼与时俱进的发展理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优势以及数字经济规模与结构优势三个关键因素, 为新时代新征程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与数字乡村发展提供参考。[52]
粮食统购统销、物资调运与流通问题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管理经济的重要内容, 学界从不同角度深化相关研究。张海荣以冀北一个村庄为个案解读集体化时期基层社会的粮食管理, 依托当事人备忘的粮账记录、《一个村支书的工作笔记》中的相关内容及口述史材料, “解剖麻雀般”深入洞察基层社会粮食管理概貌及动态实践, 反映了国家粮政末端的运行实况。[53]陈佳回顾抗美援朝运动战阶段志愿军军粮供应的发展过程, 指出初期军粮主要由东北地区供应准备, 后勤供应一段时间内跟不上作战需要; 进而到多地筹措增加供应渠道, 适应作战环境的困难; 再到运动战阶段后期逐步建立起统筹规范、分工明确的志愿军军粮供应系统。军粮供应的发展适应了大兵团跨国作战和现代战争的需要, 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发展现代化后勤具有借鉴意义。[54]张学兵将视野聚焦于计划经济时期农村代购代销店, 分析其产生与两次大发展的历程, 关注人员选用、经营范围、资金运转、费用报酬方面的运作形态, 解读实践中的积极作用与消极影响, 深化了对计划经济时期商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行政管制下的基层经济诉求、农村特殊的社会文化和管理资源约束等重要问题的认识。[55]訾夏威分析新中国成立初期杭州城市蔬菜供应不足的情况及原因, 梳理了党和政府采取的扩大与保障菜田面积、推广生产新技术、丰富供应种类、推动郊区农业合作化运动等应对措施。[56]有关粮食统购统销、物资调运与流通的研究, 有助于深化对计划经济时期国家的经济管理能力和运行逻辑的认识。
部分学者关注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 分析新中国成立初期和改革开放以来税制、信贷等经济调控手段和体制机制变革。郭志东从1953年初新中国工商业的税制转型中提炼规律, 阐释税制调整需要面对经济结构、企业经营方式和商品流转环节的变化, 与政治、经济状况密切关联, 并指出税收与税制在国家转型过程中存在的“自我否定”悖论。[57]林超超梳理了1958年至1962年的信贷、财政及其调整过程, 指出1958年垂直领导的上级总行将信贷管理权限逐渐下放给各地银行, 为工农业大跃进提供了大幅增长的资金支持, 但很多地方出现市场供应紧张、黑市活跃等问题, 直至1961年初信贷管理权限上收总行, 多措并举于1962年底完成历史欠账的清理。[58]王丹莉分析了“三五”时期区域发展格局下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 认为随着三线建设的推进, 工业建设重点转向国防军事工业和重工业, 加强财政资源对西南、西北地区建设成具有完备工业体系战略后方倾斜的历史过程, 为中国工业发展奠定新的区域格局。[59]刘晓泉、刘方玮考察1978—1993年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 认为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突破传统财权“放乱收死”循环路径, 实现由统向分、利变为税、包干走向分税, 蕴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顺势而为的思想, 体现了以财政责任为前提划分财权的原则及现代化、规范化、制度化、透明化的发展趋势。[60]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和国家发展战略相辅相成, 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财政管理体制和财政关系的研究, 能够为当下财政经济制度改革提供一定历史借鉴。
工业建设是新中国成立后的重要工作内容, 工业建设成就与组织方式亦是2023年学界研究的重点内容。林盼关注上海和洛阳有关156项工程建设的互动过程, 认为上海发挥其优势动员大批管理干部、技术人员和普通劳动者前往内陆城市, 通过“四步走”措施和对工资等问题的解决, 使洛阳初步成为一座工业新城, 体现我国“全国一盘棋”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61]刘合波以816工程为例探讨环境史视野下的三线建设, 以地处西南三线建设重点项目816工程选址与建设初期的环境要素考量、环境的整体史叙事、资料的获取与利用为主要研究对象, 指出应立足整体、把握地方、多维分析深化三线建设的环境史研究。[62]王思霓等对国有企业提升产业链韧性的路径进行分析, 提炼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优越性是基础、国有企业改革理论与实践的交互促进是动力、家国情怀是精神内核的规律性认识, 为当今新一轮国企改革和优秀民营企业发展提供历史借鉴。[63]徐子杰、孙泽学以20世纪六七十年代广东省的“地下工厂”为例, 分析这一时期对“地下工厂”的治理收效于一时但始终禁而未绝甚至有更加活跃之势, 原因在于“地下工厂”能弥补短缺经济下部分社会需求、对特定社会人群具有较强吸引力、能获得生产原料和业务合作对象等。[64]不同视角下的工业建设研究, 对当下工业组织模式均具有借鉴意义。
除了对于经济各领域的生产力和生产技术的研究外, 学界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济关系也形成了丰富的研究。社会主义改造中公营与私营关系及其相互转化的研究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的能力。王毅聚焦于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后国家对公私合营企业私股推行定息及定息息率统一过程, 指出定息办法的推行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转折点, 同时揭示了公私双方对定息蕴含的政治、经济含义的不同考量。[65]宫陈抓住张元济这一关键人物梳理商务印书馆公私合营的过程, 弥补了现有研究多从宏观着眼、史料较为单一同质、忽视私方主体性及因应变化的不足, 再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企业转型过程的复杂性, 提炼出“文化生意”与“出版政治”之间存在的张力, 以及中国共产党在公私合营工作中的政治考量。[66]新中国成立后公私经济关系的调整与发展, 为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基础。
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相辅相成, 学界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与研究也不断走向深化。王星晨以1949—1955年天津地区为例, 分析中共天津市委、市政府通过指定房屋修缮政策、调整租赁关系、发放修房贷款以及发动市民力量等方法有效改善了天津市住房情况, 指出天津创造性地提出了互助修房与储蓄修房的方法, 保障了市民生命财产安全, 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 树立了新生人民政权的良好形象, 对推动城市建设具有重要意义。[67]郭玮综合考察新中国成立后, 防汛体系的建立及其展现的治理理念与民众反响, 强调新中国成立后, 政府高度重视防汛工作,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注重协调区域关系, 强调生产生活秩序的快速恢复, 对防洪减灾、维护流域内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及当地工农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68]李彦昌回顾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四大卫生工作方针的形成过程, 反映了从军队卫生向人民卫生、从分散向统一的全国卫生管理体制的转变, 体现了尊重医药卫生专业自身规律、实践经验与坚持中央统一领导相结合的原则。[69]吴超梳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 中国在社会建设领域取得的成就、积累的经验及进行的创新探索, 对指导未来社会建设工作具有重要价值。[70]
学界有关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研究, 既从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经济调控手段等大视角中梳理脉络, 也在区域视角、微观视角中透视制度落地、见人见效的“神经末梢”; 既关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转变, 也看到其中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延续性。
四、文化史、思想史与人物研究
2023年党史国史学界对文化史、思想史及历史人物的研究方兴未艾, 文化思想的研究丰富了对历史人物与历史时代的立体化认识, 历史人物的研究又增强了文化思想研究的生动性。
学校教育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领域, 学界继续对学校教育体制及改革展开了深入研究。陈磊分析1949—1965年新中国高等教育的最初模式及基本特点, 从教育理念、办学体制、管理制度等方面强调老解放区高等教育发展过程对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塑造作用及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制度的重要意义。[71]韩晋芳通过梳理科研院所转制改革的演进路径与整体脉络, 揭示科技体制与经济体制间的互动关系, 强调科技改制对科研院所、社会观念、关键共性技术研究及整个中国社会的重要影响, 为新时代科研院所完善科技创新体系提供启示。[72]胡荣荣认为, 香港国安法为香港爱国主义教育带来显著变化, 推动实现了香港教育、媒体等领域的拨乱反正, 清除了反中乱港势力, 有效增强了香港同胞的国家观念和爱国精神, 营造了浓厚的爱国主义氛围, 推进与“一国两制”相适应的教育体系发展。[73]
文化教育的时代化、大众化、群体化,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文化的呈现方式, 学界对社会层面的文化教育也形成了诸多新研究。孟强伟、贾沛韬以1949—1966年的福建农村扫盲运动为背景探究速成识字法、文化诉苦等若干具体措施深入乡村的过程, 深化了学界对中国共产党建构政治认同、塑造社会主义新人过程的认识。[74]关昕分析了“一五”计划时期文物展览会的内容模式、效果及经验, 指出这一时期文物展览会在内容上融合了文物展示、知识科普、政策推广等内容, 这种结合基建工作加强文物展示宣传的方式是促进文物保护与国家基本建设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 也是构建国家认同与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方式。[75]梁腾从20世纪80年代“振兴中华”读书活动入手, 认为该读书活动促进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增强了广大职工对现代化目标引领与价值引领的认识, 对提高职工队伍思想道德素质与科学文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76]欧阳雪梅、冀新婷关注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背景下, 建设网络文明构建网上美好精神家园的实践路径, 强调在网络空间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积极健康网络文化的重要意义。[77]
知识生产与思想教育背后的信息传播路径与宣传机制, 是学界拓展创新的研究领域。曹佐燕以国内国外、中国共产党宣传观念与基层视角两相对照, 分析抗美援朝宣传策略的演变及其如何塑造民众国际主义观念, 宣传使民众对抗美援朝的认知从道义责任变为攸关切身利益的行动。[78]吴文珑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国际传播和国际评价纳入考察视野, 完善了学界研究的时间范围与国际报道覆盖范围, 总结了全会召开期间与闭幕之初国际社会对工作重点转移决定、改革开放决策、有关毛泽东的评价、人事调整变动等议题的关注及对中国发展前景的预判, 强调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中国国际影响力提升具有重要意义。[79]金苗关注近年来地方政府海外社交网络国际传播矩阵的构建, 指出地方政府应打破传统的以量制胜的新媒体建设思维, 深入理解海外社交网络的运作机制, 通过集群式网络“矩阵”视界开展国际传播, 扩大海外影响。[80]在宣传机制方面, 图书出版、新闻组织是重要一环。周蔚华、张艳彬回顾党和政府为改变图书出版事业混乱局面进行的体制建设, 这些举措使全国图书出版工作从无组织走向有组织、从无计划走向有计划、从无序走向有序, 为新中国出版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对当代中国图书出版管理体制产生深远影响。[81]吴艳玲梳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新闻宣传行政机关的建立演变过程及各中央局、分局、省级新闻行政机关的建设过程, 总结了新闻宣传工作中的党政关系与组织体系建设经验。[82]
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研究在近年来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2023年学界继续深耕思想史及思想理论研究, 并形成理论层面新的反思。吴起民围绕中共思想史的本相、镜像与实证研究规范展开论述, 倡导建立一种以严密史料、严整史实、严谨逻辑、严正价值为核心要素的思想史实证研究理念, 并在学术史、议题设置、史料批判、理论方法、叙述语言等环节形成明确的操作规程。[83] 《中共党史研究》2023年第2期专门就思想史研究展开讨论, 如周展安提出“同时代史意识”概念, 指中共思想在多个人群、派别、倾向所共同交汇的场域中获得审视自身的契机, 凸显其思想能量与知识品格, 从而在更高层次上完成会通性工作, 并阐述了中共思想史与一般思想史沟通的五种路向。[84]刘亚娟认为, 中共思想史具有理论高度的真理性表达和以宣教传播为目标的通俗性解释构成的复式结构, 中共思想本身就存在的“向下”结构决定了中共思想史的“社会史”结构, 在中共思想史的基础上整合社会史, 将社会史与思想史的关系从外部交往转入内部结构性整合, 才能实现中共思想史对社会史方法的有效吸收。[85]郭双林认为, 思想有多个层次和自身独特的结构, 需要厘清思想与现实、外来思想与本土思想、中共思想与时代思潮、中共思想内部的层次与结构、思想的实践性问题五种关系, 勾勒出一幅立体思想的剖面, 并将其置于时间的延长线上, 使其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动”起来。[86]这些理论与方法的讨论, 为推动、深化和创新中共思想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
2023年党史国史人物研究不断深化, 尤其是2023年是毛泽东诞辰130周年, 有关毛泽东的研究更为丰富。不少学者围绕毛泽东对新中国国家体制与制度建设的贡献展开研究, 阐述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基本政治经济制度等问题的构想,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制度根基,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根本保障。[87]李捷、陈美芳从中国式现代化脉络中归纳出毛泽东为中国式现代化成功奠定实践基础、物质基础、理论基础、制度基础, 初步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显著特色等开创性贡献。[88]高翔将毛泽东看作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光辉典范, 系统论述毛泽东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等方面的历史贡献。[89]不少学者继续总结毛泽东的工作方法, 为今日提供历史借鉴。朱芃杰总结1961年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情况明, 决心大, 方法对”工作要求, 为调查研究指明方向, 在纠正浮夸风、平均主义错误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90]胡和平从毛泽东宣传工作的方法入手, 认为毛泽东将掌握思想领导放在掌握一切领导的首位, 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本本”要同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 要求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 提出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 对当前宣传工作具有借鉴意义。[91]曲青山分析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 指出其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武器, 启示后人应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 在“两个结合”中开创辩证法的新时代。[92]
除毛泽东研究外, 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习仲勋等重要历史人物研究也取得了长足发展。宋学勤、刘羽欣回顾1949—1957年间周恩来积极探索促进社会公平的举措, 认为他统筹平衡人民收入, 缩小地区差距, 并注重教育、医疗、文化资源的合理分配, 力求实现各领域的社会公平, 为新中国巩固执政基础、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作出重要贡献, 为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提供经验启示。[93]卫灵指出, 刘少奇对民主集中制有着深刻的理解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刘少奇将民主集中制从党的建设层面扩展到国家政权建设层面, 深刻阐述了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 强调要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94]汪效驷、耿东旭指出, 朱德同志始终高度重视侨务工作, 将其视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朱德在新中国成立后明确提出侨务工作要全心全意为华侨服务, 保护华侨的正当权益, 推动华侨参与新中国建设, 为新中国侨务工作作出突出贡献。[95]2023年是习仲勋诞辰110周年。欧阳淞回顾了习仲勋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和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 强调习仲勋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 积极推动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 其革命精神和崇高品格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怀念。[96]杨勇、孙智美从中国式城市治理现代化视角出发分析习仲勋城市治理思想, 指出习仲勋强调认清城市属性, 将消费城市转变为生产城市, 注重民生改善, 并通过发展生产、维护秩序、发动群众等策略推动城市治理取得显著成效, 为新时代城市治理提供宝贵经验。[97]
邓小平、陈云、江泽民等重要历史人物研究也进一步深化。李飞龙关注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处理城乡关系的思考实践, 邓小平针对当地城乡交流受阻、经济发展滞后的问题, 提出坚持城乡并重、城市领导农村, 采取了组织商品下乡、土特产进城等一系列措施推动城乡交流和发展, 对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城乡互助作出重要贡献, 为今天正确处理城乡工农关系提供宝贵经验。[98]梁营以陈云党的建设相关论述中的代表性论断为研究对象, 为做好新时代党建工作提供启发。[99]王莹梳理江泽民在广东改革开放中的作用, 指出江泽民早期参与经济特区创建, 为特区成功奠定基础, 在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继续支持广东改革开放, 并推动分税制改革, 促进中央和地方关系健康发展。[100]
此外, 党史学者人物的研究也取得了新的进展。2023年是张静如诞辰90周年, 李捷回顾张静如对中共党史党建学学科建设的重大贡献, 认为张静如奠定学科建设基础, 主张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 强调拓展当代视野、国际视野和多学科视角, 其学术思想和治学之道对中共党史党建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105]王炳林回顾张静如的为师品格和治学之道, 回忆张静如关爱鼓励青年学生的往事, 探讨张先生在治学方面的特点及话语风格, 为中共党史党建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提供借鉴。[106]郑德荣等党史学家的学科口述历史, 不仅展现东北师范大学中共党史学科艰辛开拓和建设发展的轨迹, 更可窥见中共党史从公共政治理论课程到独立学科专业的转型发展之路。[107]
整体来看, 2023年国史学界在理论阐释和政治建设、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领域的研究不断深化与拓展, 进一步将中共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相结合, 在史料发掘、史实分析、方法创新、学科建设等方面均取得新的进展, 未来可以继续从以下三个方面深耕。一是在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框架下加强顶层设计, 不断提升党史国史研究的科学性, 又积极借鉴相关学科研究方法, 并保持党史国史研究的独特性。二是结合宏观与微观, 呈现党史国史研究的丰富面相, 既突出宏观理论与主题主线, 又深化个案研究与问题分析。三是贯通理论与现实, 继续深挖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一脉相承的理论资源, 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切实可行的历史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