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 在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的建设中, 学界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共党史的重要论述, 深入拓展中共党史的理论与方法, 深入探讨中共党史的新视角与创新之道, 深入总结中共党史的研究经验与历史经验, 在中共党史学科研究理论与研究方法上都取得显著进展与重要创新。本文撷取2023年度中共党史学界出版刊发的著作、文献和报刊文章等, 据此映照学界的学术关切与进展, 并依照中共党史不同研究视阈的理论、方法与创新之处进行梳理, 将本年度中共党史学界研究的基本状况进行述评如下。
一、党的创新理论与中共党史研究的创新之道
曲青山撰文指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做好新时代党史和文献工作具有特殊重要性,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科学历史观和思想方法对党史文献工作意义重大。[1]任贵祥撰文认为,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共党史人物的重要论述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 为开展党史人物研究提供了根本方法。[2]王娟娟、吴汉全认为,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集中体现在中共党史基本观点研究、中共党史基本规律研究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三重维度, 要确保中共党史研究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不断开拓新时代中共党史研究的新局面[3]。陈金龙撰文剖析认识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的方法问题, 提到历史积累、历史自觉、历史自信、历史主动是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 基于历史积累生成历史自觉, 基于历史积累、历史自觉生成历史自信, 历史自信转化为历史主动, 既影响历史发展进程, 又进一步强化历史自信[4]。夏清、魏韶良认为,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共党史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重要指导, 应以强烈的历史自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系统地搜集和整理材料, 继承发扬“古今中外法”, 运用大历史观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的辉煌成就与经验教训; 必须认识到中共党史研究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科学总结历史经验, 正确评价党的历史, 发挥中共党史研究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5]。
从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的角度, 学界探讨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中共党史研究的指导作用。高长武认为, 应从中共党史的角度切入, 深入研究其中的重大问题, 从多个维度、多个层次作出“经史合参、史论结合”的分析和解读。[6]陈红娟提出, 要从概念与话语的角度深化中共党代会研究, 多维度透析党代会文本概念的语义指涉, 理清历次党代会文本中同一话语的衍化方向, 整体审视党代会文本中话语链的耦合联动。[7]茅文婷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为发挥党史“资鉴”作用指明方向, 可以据此开展新时代十年变革史研究、深化理论创新史研究、中国式现代化历史研究等等。[8]李蕉认为,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党的二十大报告的重要理论创新, 应当关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现代化叙事的兴起, 反思已有研究存在的研究议题偏离、研究方法偏差等问题, 在新时代构建具有历史厚度和政治锐度的现代化叙事。[9]瞿骏认为,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命题意义深远, 为“四史”和中华文明史研究开启了更深入的诠释空间和更深刻的理解维度。[10]陈隽认为,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的新提法给学界提出了全新的研究课题, 即将“五史”作为一个整体展开研究, 以唯物主义史观为研究基点, 以大历史观的宽广视角, 以多学科多元化的方法分析理论与实践。[11]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学界回顾和研究了毛泽东对中共党史学理论与方法的贡献。蒋建农认为, 毛泽东是中共党史研究的开创者和中共党史研究理论的奠基者, 毛泽东关于历史、党史的阐述和相关理论方法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12], 包括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把独立自主与世界眼光有机结合、全面的联系的发展的辩证的历史观、阶级分析法与调查研究。罗建华认为, 《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内容包括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的科学视角与研究立场、以唯物史观为指引, 综合运用历史学研究法、政治学研究法、比较研究法、长时段研究法和综合研究法等的多维方法[13]。黄令坦认为, 毛泽东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认识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和特点、重塑中国历史叙事、丰富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创立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提出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学说、深化阶级斗争理论, 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都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毛泽东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14]。
王炳林的《毛泽东的党史观》一书聚焦于毛泽东的治史思想, 选取毛泽东在不同历史时期, 众多著作和多个场合中关于中共党史的重要论述, 这些精辟论述内容包括中共党史的研究对象, 研究党史的意义、理论和具体方法, 党的历史分期, 对党的重要人物和会议的评价等。《毛泽东的党史观》全书七章, 近30万字, 通过系统梳理毛泽东党史论述, 揭示了毛泽东思想中蕴涵的深刻历史智慧以及毛泽东提出和运用的研究党史的科学方法, 勾勒了毛泽东党史观体系, 为创新中共党史研究的方法提供基本思路。[15]
二、中共党史党建学视域的中共党史学理论研究
自设立“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后, 中共党史学界讨论了中共党史的学科共识与现状、学科定位、内涵意蕴、学理建构理路和人才培养等诸多方面。
李捷撰文从中共党史党建学视野探讨大历史观和正确党史观, 文章提到, 新时代中共党史党建学如何树立大历史观和正确党史观, 是事关学科根本方向的问题, 也是事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文章阐释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指出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主要包括社会基本结构分析法、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社会形态分析法、社会动力分析法、阶级分析法、人民主体论、社会运动合力论与世界历史论, 以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为新时代中共党史党建学的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理论和方法支撑; 文章认为大历史观就是要确立科学的时空观, 明确历史长周期、历史方位、历史节点等概念, 并提出要用历史长周期的观点研究问题, 依据历史方位研究问题, 把握重要历史节点研究问题, 把握好历史、现实、未来的内在联系; 同时提出正确党史观就是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高度统一、把握党的历史主题主线主流本质、科学解决历史分期等问题。文章认为, 在新时代推动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创新发展中, 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牢固树立大历史观和正确党史观的重要论述作为“主心骨”和“定盘星”, 才能把对百年党史的规律性认识提升至新水平与新高度。[19]
学界从构建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角度研究习近平关于中共党史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欧阳淞撰文阐述中共党史党建学知识体系的内涵, 探讨中国自主的中共党史党建学知识体系就是一个以中国共产党为研究对象, 以党史党建为学术理论研究主题,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以中国实践为研究主体, 以经验知识、理论知识为基本类型, 以有序组合、内部紧密联系为主要特征, 以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重要支撑的党史党建知识的有机整体[20]。王先俊、汪兵探讨了建构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原则和样态, 认为逻辑基础在于独立自主地总结中国经验, 原则在于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和坚持问题导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持正确党史观, 而体系包括基础理论、自有概念、方法论等。[21]宋学勤认为,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论述, 为中共党史党建学研究的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在新时代要准确把握中共党史党建学的发展定位, 不断增强自主性、系统性、专业性, 形成具有中国特色、更具解释力、更有活力的重点学科。[22]
学界探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方法。杨凤城认为国史知识体系的建构需要实事求是, 充分尊重新中国70多年建基立业、艰辛探索、阔步前行的历史进程, 既彰显历史进步和成就, 又不掩饰或回避历史失误和教训。文章认为,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史的重要论述对于建构国史知识体系有重要意义, 应当重视中共中央关于国史的重要文献和结论。此外, 知识体系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 以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为主线, 以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为经, 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国防、外交为纬, 应纵横交织建构国史知识结构, 并以此确定学科基本问题、概念范畴体系。[23]左玉河认为经过长期努力, 国史知识体系建构取得了突出成绩, 已基本建构起中国自主的国史知识体系和以历史学为归属的学科体系, 但距离完全意义上的“中国自主”仍有较大差距, 存在学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理论解释力薄弱、缺乏标识性学科概念等问题, 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其中, 国史研究的原创能力有待提高, 故建构国史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是补齐学术短板, 提升国史研究的原创能力, 而提升国史研究原创能力的根本途径在于抓住问题导向、史料解读、范式更新这三个关键环节。[24]宋月红撰文讨论了新中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认为新中国史研究的史料从文献档案和实物向多重证据法交叉融合发展, 丰富了史料基础。文章还谈到, “新中国史理论”是关于新中国建设和发展的体系化思想认识, 应在学科理论的视角提升学科意识。文章提出, 新中国史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领域应为推动构建新中国史研究的“三大体系”建设。[25]王爱云提出, 推进国史研究的知识创新需要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对国史进行再认识, 运用新的理论对国史进行新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史的重要论述, 既为我们深化对国史的认识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 也提出了进一步开展国史研究、创新国史知识的新要求。[26]
围绕习近平总书记致国史学会成立30周年的贺信, 学界开展深化新中国史研究的方法讨论。朱佳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中国史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不仅在研究机构、学术队伍建设方面给予指导支持, 而且对新中国史研究的指导思想、人物研究、历史评价等问题进行理论方法指导。[27]杨胜群认为,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自信的重要论述具有方法论价值, 要深入研究和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与历史必然性, 深入总结和研究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与历史经验, 深入总结和研究前人创造积累的思想、理论、制度与文化遗产, 加强和深化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进步史的史学传承。[28]辛向阳认为, 研究国史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 必须遵循具体历史的、客观全面的、联系发展的观点, 必须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必须以史料为基础, 把握真实的历史。[29]宋月红认为, 新时代新征程上, 国史研究工作者必将在贺信精神的鼓舞和推动下,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 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 加快构建新中国史研究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不断开创新中国史研究、宣传和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修史、资政、育人、护国, 激励人们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 更好凝聚团结奋斗的精神力量。[30]他还撰文提到, 推动国史研究繁荣发展, 应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研究, 深入开展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和实践发展研究, 深入推进新中国通史研究编纂, 拓宽世界眼光和国际视野[31]。
三、深入推进中共党史学史研究
学界回顾与研究党史学家的党史学理论与方法。陆艺佳、雷家军认为, 胡乔木是中共党史研究的奠基者、领导者和组织者, 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党史研究, 坚持党史研究的政治使命, 践行党史研究的人才培养职责[32]。雷家军、周楠谈到, 胡绳关于党史治学的理论积淀和学术成果提出了诸多具有引领价值和借鉴意义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思路, 在推动中共党史学科人才队伍成长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对中共党史建设具有重大意义。[33]李捷认为, 张静如对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建设的贡献主要表现为建构中共党史学理论、拓宽中共党史学研究视野, 学界需要深化与拓展党史党建学科的研究视野, 优化党史党建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手段, 更好地提升和加强对以中国共产党为主体的多角度、全视域、多学科的整体研究、综合研究、全方位研究水平[34]。王炳林从“率直为人, 奖掖后学”“因材施教, 开拓创新”两个方面阐述张静如的为师品格和治学之道, 指出张静如先生的为师之道和治学精神是推动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35]。在金之夏的访谈中, 金冲及总结中共党史研究心得, 强调真实永远是历史研究的生命, 科学性是党史研究必须遵循的标准。[36]在王桂环、夏晓庆的访谈中, 王炳林指出党史研究要坚持潜心问道与关注社会相统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调查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环节, 党史研究要有问题意识, 坚持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原则出发, 要坚持整体性原则。[37]
从党史期刊论文的角度, 学界回顾和研判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变化。吴志军从党史研究学术期刊及其编辑应秉承的核心价值理念出发, 撰文谈到学术期刊中的党史研究应精准把握重点、难点、热点问题, 回应时代, 回到政治, 由此形塑具有公共参与性质的学术生产与再生产。文章认为, 这一组稿原则既是党史研究学术期刊感知时代精神和时代议题的重要途径, 也是学术编辑实现身份转换和价值提升的必由之路。文章指出, 学术期刊及其编辑需要考虑的“时代”至少包括三个维度, 一是身处生活和社会世界的整体“时代”, 二是整个中国乃至世界的学术实践活动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时代”, 三是党史研究直至整个历史研究领域的“时代”, 三者“互为共同体”。今后应当继续强化学术编辑“回应时代”的工作伦理[38]。栗荣认为, 中共党史研究方式经历了多次转向, 如革命史研究方式、现代化研究方式、新革命史研究方式、概念史研究方式等, 为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体系提供了参照。[39]
学界从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领域推动中共党史学史研究。陈峰认为,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仍可以纳入党史研究的视野, 二者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若能积极吸收党史研究的新成果, 将有望实现关键性的突破, 党史研究若能共享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新进展, 也有助于增加一种学术史的关怀, 提升自身的学术厚度和理论深度。[40]朱喆、王钰涵撰文总结了李大钊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的重大贡献, 并集中总结了李大钊对唯物史观框架体系以及中国首个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框架体系构建的贡献, 认为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41]。张杰认为, 蔡和森对中共党史研究的开拓性贡献不仅体现在首次提出成立中国共产党, 运用唯物史观开展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性质等问题的研究, 而且体现在首次以“中国共产党史”为名, 探讨中共党史研究的领域、任务、议题等基本问题。蔡和森开创了以党的重要会议为主线的党史研究传统, 用历史分析、阶级分析和实事求是的方法研究中共党史, 客观分析中国近代社会生产力、无产阶级的产生与发展、党领导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42]。
学界对《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编撰理论和方法进行探讨。黄一兵认为这部著作在写作时注意充分吸收成熟的党史研究成果, 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 在编写体例、内容结构、阐述表达等多方面形成了突破和创新, 对历史主题进行了新的建构和贯通, 对历史本质进行了新的深化和阐释, 对历史分期进行了新的遵循和调整, 对党的精神史进行了新的叙事和融合[43]。樊锐撰文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编写体系的特点, 并将其总结为“三个突出”, 文章认为该著作突出反映了习近平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论述精神, 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和主流本质, 以及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发生的历史性变革[44]。胡耿基于《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作了文本分析, 并总结了其对中国共产党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权威表述。[45]除此之外, 学界对地方党史的编写和叙事理论与方法也有研究推进。陈志楣、王锦辉撰文阐释了地方党史三卷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 总结了其历史分期方法和主要内容。文章认为, 编写地方党史需正确处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关系、新时期与新时代的关系、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党史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关系[46]。此外, 宋俭、潘婷撰文总结了新时代以来中共党史文献史料编辑出版的进展情况, 新进展主要体现在中共领导人和重要党史人物著作的编辑出版、大型综合性档案文献史料编辑出版、专题性文献史料的编辑出版和口述史整理出版四个方面。文章认为目前中共党史的文献资料编辑出版情况仍难以适应中共党史研究的需要, 未来应当加强发展与完善党史文献资料的出版。[47]
学界还探讨了中共党史编撰与叙事的理论和方法。张连勇讨论了改革开放后胡乔木对中共党史书写的理论思考, 认为胡乔木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共党史的重大问题, 明确提出中共党史的书写应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为科学的政治建设服务。他还明确, 胡乔木主张运用科学态度、科学方法、科学论证来阐述党史的各种根本问题, 生动、丰富的党史书写应回归党史本身的研究, 以论代史的书写方式不能反映党史的全貌。[48]周良书提出写作方法关乎党史研究的主旨与要义, 要求研究者在价值取向上做到“鉴空衡平, 微言大义”; 在书写方式上, 要讲究谋篇布局, 使其富于起伏变化; 要予人启迪, 益人心智。[49]谢迪斌阐释了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书写的基本逻辑, 认为要从探寻改革开放发生的逻辑动力、建构改革开放变迁的逻辑过程、评价改革开放成效的逻辑结果三重逻辑出发书写此段历史。[50]吴志军从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视野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的外交史书写规范和叙事方法。文章指出, 外交史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科学的治史理念为感知和评议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存在的不足以及改进的方向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思想理论资源。文章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的外交史书写规范, 认为党史基本著作的书写完全可以与历史学界的学术研究形成互馈共进的良性关系, 循此“再出发”, 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还存在很多可以继续深化的学术空间, 要继续推动外交史研究的学术发展。文章还着意彰显了以《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为代表的“胡绳学派”的治学思想对于促进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健康发展的作用和意义。[51]
四、探讨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视角与新方法
学界回顾和探讨中共纪念史研究方法。李军全通过回顾21世纪以来中共纪念史的相关研究, 反思了中共纪念史研究中注重呈现时间的政治性而欠缺时间的社会性的研究困境, 并以此认为中共纪念史的突破在于摆脱单一强调纪念日的政治性的理论预设, 重视书写纪念日中属于民众的社会时间, 以及两者之间的转化与融合状态, 努力构建一个中共纪念政治与社会传统和力量之间内在互动的理论框架。[52]此外, 李军全还讨论了习近平纪念讲话与中共纪念史研究进阶的关系, 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纪念日在党和国家建设中的独特价值, 在出席不同纪念活动时对历史事件、人物等提出了诸多新思想和新内涵。中共纪念史研究的兴盛对中共党史学术研究、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建设和当下纪念活动的开展都具有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他认为, 习近平纪念讲话为中共纪念史研究提供了一手文本史料, 也对摆脱理论限度和质疑批判等研究困境提供了基本遵循, 具有较强的理论指导和方法论意义。[53]
学界回顾和探讨新文化史视域的中共党史研究方法。冯淼撰文述评了新文化史方法下的中国革命史研究, 通过对革命中的阅读与学习、记忆与仪式、人与日常三个主题的代表性研究的梳理, 文章指出政治文化史的研究着力于革命集体行动背后的价值观、逻辑以及规则的生成, 因此, 探究20世纪中国革命的政治文化需深刻把握政治、社会与文化三者相辅相成的关系。[54]张智超、邓红撰写发表《新文化史视域下中共革命史研究的十大议题》, 从革命的话语、概念、身体、心态、形象、阅读、日常生活、象征物、节日、历史记忆等方面系统总结新文化史视野下的革命史研究成果, 认为在史料层面, 新文化史视域下的革命史研究更加关注基层社会和微观细节, 开拓了诸多新的史料园地, 使图像、民间传说、历史遗迹等皆变成了“身价倍增”的史料。文章指出, 新文化史强调运用田野调查、微观研究、社会记忆等可资借鉴的理论方法, 提供了揭示历史演变背后的意义、行为、动机、心态等的多重表征。同时, 文章也提到, 新文化史视域下的革命史研究相对忽视对革命史中可能存在的趋势的寻找, 否定对确定性价值的追求, 有相对主义的倾向。文章认为, 新文化史视域下革命史碎片化现象饱受诟病, 解读理路乏善可陈, 经典史著凤毛麟角, 因此应秉持开放的学术姿态, 通过多学科互涉丰富历史眼界, 摒弃文化概念的滥用, 走出文化决定论的误区。[55]
学界探讨中共思想史研究理论与方法。刘亚娟认为中共思想史学科自20世纪90年代初具雏形以来, 形成了以领导人思想为核心, 以党史分期为经、专题为纬的十字环形研究格局, 提出向内发掘中共思想史的社会史结构。[56]郭双林认为思想是立体的, 应当理清思想与现实的关系、外来思想与本土思想的关系、中共思想与时代思潮的关系、中共思想内部的层次与结构、思想的实践性等问题。[57]周展安从中共思想与其他思想的互动等五个角度, 阐明扩充中共思想史研究的路向, 呈现了中共思想与一般思想的历史关联, 揭示了二者之间沟通的可能。[58]刘辉从方法的角度撰文指出, 一般意义上的阶级理论和阶级分析作为一种历史研究方法, 因学术界一度讳言阶级斗争而走向式微, 在中共党史尤其是思想史中, 阶级分析的历史研究应加以推进和深化, 这具有鲜明的现实理论建设意义, 也是深化党史研究的内在要求。[59]于明静、瞿骏认为, 智识与情感的交织与互动是中共早期思想研究的一条持续性脉络, 在这一视角下, 要从学会在史料中寻找无形情感的载体等问题着手, 定位、讨论中共早期思想。[60]
在中共思想史研究方面, 吴起民撰文总结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研究的基本经验, 进一步提升中共思想史研究的理论视野。文章认为, 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研究面临着重要发展机遇, 要求系统总结吸收中共党史研究经验、逐步构建内生于中国共产党思想行为场景的科学研究体系。这首先需要在历史发生学意义上剖析研究对象的特质与一般, 从本体论层面呈现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的主体及其思想行为场景。在此基础上, 从认识论层面审视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研究时常陷入失真境况的缘由, 揭示这种虚造历史现场、脱离实践主体的知识生产所带来的虚假求真体验。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研究已经积累了丰富有效的经验, 具备了突破“镜像”、走向“本相”的能力, 而关键环节则是把已有的有效研究经验提炼转化为实证研究规范, 在学术史意识、议题设置导向、史料批判、历史场景搭建、历史叙事、价值关怀等方面形成系统化的实证研究理念与操作规程。[61]
学界从多学科视域探讨中共党史研究的创新路径。姚中秋提出以历史政治学的方法研究中共党史, 可以形成“党史政治学”, 即以中共党史研究为主干, 将政治学的理论意识贯穿始终, 运用相关理论拓展研究议题。文章对党史政治学的必要性、方向、方法等作了讨论。[62]贺东航从历史政治学这一角度分析了中共党史研究深化和拓展的可能性, 认为历史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和叙事方式必将开拓新的学术生长点[63]。李金铮讨论根据地政权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关系, 对中共抗战进行了生态环境角度的解释, 将中共党史与生态环境史相结合进行了研究。[64]陈开科在研究俄藏红色历史档案时, 提出红色历史档案对深化近代中国红色历史研究有重要的作用, 同时也是推动近代中国红色历史景观建设的学术基础。文章认为史学史的研究成果可以用以推进红色旅游景观的建设。[65]伍小涛认为作为社会存在的“身体”、规训的“身体”和力量的“身体”可以开拓中共党史研究的空间, 应当开拓以“身体”叙事为主要内容的身体范式。[66]黄道炫关于恽代英、喻世长的生活史研究, 充分利用日记等材料, 揭示了不同于以往人物研究的新面貌, 对于深化人物研究、拓展中共党史研究具有方法论创新价值。[67-68]李雷波作了关于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华中”区域概念的建构的研究, 揭示了历史地理学对中共党史研究的方法论价值。[69]这些研究具有方法论创新意义。
在当代中国史研究的研究视野与视角中, 王凛然认为正在兴起的历史政治学或可拓展当代中国史研究的视野。历史政治学揭示了政治史、国家史在当代史研究议程中的重要性, 给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研究带来了一定的跨学科启示, 其中一些非传统史学的新型分析工具也会丰富、深化当代中国史研究。[70]张国刚从中华文明发展的内生逻辑撰文探讨改革开放的历史渊源与文化根基, 将当代史中重大的改革与开放问题纳入中华文明与中国文化的理论视野。[71]萧冬连提出, 要从传统、制度及其适应性转化的角度, 贯通中国革命史与中共执政史研究。文章提出, 应跨越1949年的分水岭, 把中国近代史与中国当代史、中国革命史与中共执政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 考察其连续性和阶段性特征, 尤其是考察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国传统文化赓续、革命传统转化、城市管理、制度转型等方面。[72]董国强认为当代史研究是广义史学研究的一部分, 既具有史学研究的一般特点, 同时也有独特之处, 除了档案史料方面的限制, 还有研究理论与方法的特点。因此, 一方面要具备社会史视角和学科交叉融合意识, 注意借鉴吸纳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些理论概念和结构分析框架, 注重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同阶层和群体之间的多方互动; 另一方面要注意充分发挥史学研究著述的长处, 注重历时性的发展线索和一些重要人物的活动轨迹, 尽可能保持历史叙事的完整性和戏剧性。[73]何成云引入文化认同与情感视角, 以“日常生活世界”里的南京长江大桥为研究对象, 通过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历史梳理和对“崇高”的主体美学感受在大桥与建桥者中的呈现的研究, 探索了当代中国史研究的新方法。[74]
五、余论
2023年度, 学界对于中共党史研究理论与研究方法的探讨, 既是历史延续发展的结果, 又呈现出一些特点。一是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共党史、党的建设重要论述出发, 探讨新时代中共党史研究的守正创新之道。从中可见, 由于时代环境和政治社会条件的变化, 中共党史研究越发成为理解中国共产党和认识中国的一把金钥匙。这对拓展中共党史研究范围、提升研究的问题导向和创新研究视角与理论, 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因此, 要系统深入地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共党史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 拓宽视野、深化思考和提升质量。二是从中共党史学史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的角度, 总结党史研究的历史经验, 汲取党史学者的治学智慧, 摸索党史研究的规律性特点。三是从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视域探讨中共党史学二级学科的理论与方法,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这一视角产生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 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提升中共党史研究的科学化水准。四是中共党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内生性, 呈现出逐步自觉和发展的特点。学界能够从史料挖掘、视角转换、方法创新等方面, 发掘新议题、呈现新面貌。总的来看, 中共党史研究理论与研究方法的探讨, 正在成为学科自信的重要表征。
① 参见: 吴志军. 关于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建设的调研报告[J]. 中共党史研究, 2023(3): 117-135; 宋俭. 一级学科设立后中共党史学发展的几点思考[J]. 中共党史研究, 2023(1): 43-49; 王炳林. 中共党史党建学的核心议题和目标任务[J]. 中共党史研究, 2023(3): 136-142; 周子健. 论中共党史学科的奠基和形成[J]. 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2023(2): 135-146; 郭若平. 经验与知识: “中共党史党建学”的学科历史形成[J]. 教学与研究, 2023(4): 96-104; 谢章典, 陈金龙. 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话语体系建构的三重维度[J]. 教学与研究, 2023(11): 92-100; 耿化敏, 石玥. 新时代中共党史党建学新型研究平台建设——以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为例[J]. 党史研究与教学, 2023(1): 104-112; 丁俊萍. 中共党史党建学科融合发展的历史基础、现实逻辑与若干思考[J]. 党史研究与教学, 2023(3): 17-29; 速继明, 程锋. 新时代党史党建人才的本硕博贯通培养机制研究[J]. 教学与研究, 2023(6): 99-106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