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 海外学界中共党史研究取得新进展。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迈出重要步伐, 为海外学界研究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提供了新的时代背景。同时,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也为海外学界探讨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提供了契机。2023年迎来了毛泽东诞辰130周年纪念, 毛泽东思想和历史贡献再次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这一系列重大事件与实践, 不仅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的延续性和创造性, 也引发了海外学界对其历史经验和现实意义的深入思考。

坚持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重要历史经验之一,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 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创新发展史。通过多视角、多学科的研究, 这些成果丰富了对中国共产党理论发展, 也为全球视野下的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启发。

理论创新贯穿党的百年奋斗历史实践, 党的百年奋斗历史实践表明, 中国共产党是创新型政党。早在建党初期乃至建党以前, 中国共产党人就对理论创新形成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方德万的专著《从朋友到同志1920—1927年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对中国共产党早期发展的理论实践进行了深入探讨。书中系统分析了中国共产党早期成员如何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确立政治目标、构建组织架构, 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创新引领下推进革命事业的历程, 该书于2023年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再版^[1]。印度尼赫鲁大学教授邵葆丽《中国的五四运动: 新的叙述与视角》^[2]通过跨学科视角, 全面剖析了五四运动在中国现代史中的重要地位及其深远影响, 追溯了五四运动的起源及其与中国现代文学、思想和文化传统的关联, 重点分析了这一运动如何推动了中国思想、文化和社会实践的深刻变革。该书围绕民族主义的兴起、晚清公民与革命道德的互动、鲁迅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时间悖论的反思、五四精神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以及“新女性”的诞生等议题展开深入讨论, 并进一步探讨了文学、电影与艺术创作中的理论与实践创新。同时, 以五四运动为切入点, 展现了理论创新作为推动思想解放和社会变革的重要动力。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不断发展, 中国共产党对理论创新的意义和价值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乌克兰学者谢尔吉·鲁登科文章《中国马克思主义中的哲学与人类学问题: 核心思想与概念》^[3]基于对中国现代哲学思想的详细研究, 系统分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框架内哲学与人类学话语的特点。文章以毛泽东、李济深、李大钊和瞿秋白等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为基础, 围绕人性本质与存在意义这两大核心问题展开探讨。研究指出, 中国现代思想家通过人性的社会与自然二元性, 聚焦于社会关系在塑造人类活动中的基础作用, 强调人类社会性的重要性。同时, 文章揭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不仅继承了马克思的理论, 也参考了康德的哲学观点, 进一步阐明了这些思想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价值和创新性贡献。

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首席研究员柳德米拉·伊万诺夫娜·康德拉绍娃的研究《划时代的中国革命三部曲》^[4]基于“三重革命”框架, 重点探讨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转折点与理论发展脉络, 总结了各个阶段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中的重要经验。康德拉绍娃指出, 在当前复杂的内外部环境下, 落实新战略面临诸多挑战, 但这一路径体现了中国日益增长的社会主义特质和融合发展趋势。

自成立以来, 中国共产党始终注重总结党建实践经验, 推动党建理论创新。

党的党建理论始终随时代变化和实践需求不断演进。在不断创新的党建理论的指导下, 中国共产党不仅实现了一次次自我革新, 还不断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取得新的突破。伍伟光在文章《合法性、中国共产党与儒家思想》^[5]中分析了儒家思想在中国的重要性, 指出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 能够为中国共产党现代治理提供文化支持。结合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对党建实践的总结与理论创新, 伍伟光的研究进一步彰显了传统文化在现代国家治理中的独特作用, 认为这种对儒家思想与中国共产党治理模式相结合的探索, 契合了党建理论随时代变化和实践需求不断演进的特质。荷兰莱顿大学现代中国研究的名誉教授弗兰克·皮克的文章《意识形态、组织权力与中国共产党统治的自然化》^[6]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方面的发展演变及其对政治建设的促进作用。他认为, 中国共产党通过重塑意识形态和组织结构, 不仅为社会治理奠定了基础, 还进一步推动了国家现代化和大国战略的实施。皮克总结认为,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复杂化与多元化, 中国共产党通过加强党组织建设、党纪监督和党性教育, 将单一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扩展为结合民族主义、发展主义与治理能力的综合体系。德国弗莱堡大学中国研究教授丹尼尔·里斯等人合著的《毛泽东之后的正义: 中国历史真相的政治》^[7]讨论了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逝世后如何正视历史教训, 处理党内和社会的历史问题, 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修复“文化大革命”及其他运动遗留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创伤所采取的措施。该书认为, 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的勇气重新定义历史事件, 平反冤假错案的政策不仅是修复党与社会关系的重要举措, 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敢于面对历史问题、吸取经验的能力, 同时在塑造改革开放初期的国家认同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这种正视历史、总结经验的做法, 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不断实现自我革新中坚持理论创新、与时俱进的优良传统。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讲师让·克里斯托弗·米特尔施泰特在《中国季刊》发表对宾夕法尼亚大学中美研究所所长戴杰等人《党领导一切: 论中国共产党作用的演变》一书的书评^[8]。评论指出, 该书提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如何自我调整以适应新环境的重要见解, 尤其是书中对党的理论和实践演变的梳理具有重要价值。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青年、热情关怀青年、充分信任青年, 对青年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9]青年群体历来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和组织建设的重要对象。在不同历史阶段, 中国共产党通过多层次、多形式的教育和动员, 将青年群体视为维系执政合法性与体制稳定的关键力量。2023年, 海外学界格外关注这一研究主题展开了深入研究, 聚焦于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传播、价值观塑造和体制更新中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学者贾瑞雪等人合著的文章《思想动员人民: 中国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10]分析了黄埔军校学员和《新青年》杂志传播的时间与地域差异, 研究发现思想接触显著提高了个人加入共产党的可能性, 并增强了其政治忠诚度。研究还指出, 社会网络在补充思想接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创新中有效结合意识形态传播与社会网络的动员机制。瑞典隆德大学东亚与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史雯《中国青年与中国共产党: 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培养下一代》^[11]探讨了新时代中国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最新进展。文章梳理了青年群体的价值观变化、相关政策及最新发展动态, 指出中国共产党将青年视为党生存与国家未来的核心力量, 同时也关注青年中出现的新价值观与理想对党影响的潜在风险。文章从教育实践与政治战略的双重视角, 揭示了青年群体在中共未来规划中的重要地位及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作用。法国巴黎政治学院助理教授热罗姆·杜瓦永的研究《重振共产主义: 后毛时代中国的青年组织与精英更新》^[12]探讨了中国青年选择长期投身党政体制的动因, 以及这一现象对党政体制凝聚力与存续能力的核心意义。杜瓦永采用田野调查和统计分析方法, 重点分析了中国共青团在干部招募与政治职业化中的作用, 探讨了青年在共青团的经历如何逐步增强其政治认同, 并最终进入官员群体, 通过关注青年组织的政治培养功能, 揭示了中国党政体制维持长期执政的重要路径。

海外学者也关注到中国共产党在经济理论上的重要突破, 认为经济理论的创新不仅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也为世界经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德国学者罗伯特·哈辛克的研究《毛泽东与邓小平时期的经济发展与经济政策》^[13]通过梳理毛泽东与邓小平主政时期的经济发展与政策, 探讨了这些历史阶段对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深远影响。哈辛克认为, 毛泽东时期的经济政策以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化为核心, 为国家奠定了经济基础, 但也伴随着政策试验的挫折; 邓小平时期则通过改革开放政策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和现代化, 强调市场机制与国际合作的重要性。该文以历史为背景, 分析了两位领导人时期的经济政策及其成效, 为理解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源提供了重要参考, 并阐明了历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紧密联系。比利时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的文章《中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独具意义的政治议程》分析了中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关键议程及其背后的政治动态, 认为中国共产党通过理论创新和政策实践的动态调整探索意识形态与经济现实的有机结合。同时谈到, 在国际局势不确定性增加、国内经济压力上升的情况下, 中国共产党在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时, 实施灵活的经济政策。理论创新不仅为当前的政策调整提供了理论依据, 还通过实践检验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在复杂局势下的适应性和科学性, 为未来的发展路径奠定了理论基础。^[14]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建设美丽中国,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挪威奥斯陆大学学者贝内迪克特·布尔和玛丽埃尔·阿吉拉尔斯特恩的专著《中国共产党关于发展与环境的视角: 以环境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的探讨》^[15]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在发展与环境治理中的理论与实践, 特别是“生态文明”概念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定位及其法治化进程。文章认为, “生态文明”是中国宪法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已被明确列为立法重点领域之一, 尽管目前尚无专门法律, 但该理念已在多部国家环境法律和“一带一路”政策指南中有所体现。该文通过梳理党和国家对“生态文明”的意识形态视角及学术讨论, 分析了这一概念在实践中的挑战和创新。

2022年, 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中国式现代化成为海外学界研究的热点议题。^[16]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的首要原则, 2023年关于中国共产党推进现代化的研究依然是海外学界的关注热点, 涵盖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演进与实践创新等多方面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 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 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 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17]这一重要论述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性,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丰富了现代化理论, 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多可能性。英国剑桥大学政治与国际研究系高级研究员马丁·雅克在文章《西方化不是现代化的唯一标准》中批判了西方国家长期以来认为只有一种现代性, 那就是西方现代性的观点, 认为这种观点忽视了历史和文化。每个社会都被简化为在本质上与西方相同的社会。马丁·雅克进一步提出, 现代化必须被视为一种动态的、不断发展的现象, 认为中国的现代化重心已经从学习和借鉴西方稳步转向本土创新。^[18]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中国研究教授托尔比约恩·洛登^[19]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以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为核心的西方现代化模式, 更多体现了国家主导型经济和威权政治结构的特点。中国强调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同步推进, 而非西方模式中的政治自由化优先。中国式现代化依赖于党和政府的集中领导, 通过有效的政策执行能力实现长期规划的目标, 如扶贫、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发展。洛登强调, 在现代化过程中保持中国传统文化与价值观的核心地位, 包括对家庭、社会秩序和国家统一的重视。

新中国成立前后, 中国式现代化经历了重要的历史演进, 这一时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成为海外学者关注的重点。新中国成立前, 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和农村社会改造, 为现代化奠定了社会基础。土地改革不仅消除了封建土地制度, 还推动了农村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革, 为工业化积累了资源。新中国成立后, 以“一五计划”为标志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全面展开, 国家以集中领导推动经济结构转型, 初步建立起现代化的工业体系。同时, 城乡二元体制和计划经济的实施体现了现代化的制度特色。这一阶段不仅对中国未来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也成为海外学者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特别是其在制度建设和社会改造中体现的独特路径及其对全球现代化理论的启示意义。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教授林建范《农民动员、“土地问题”与城市化进程中的空间平等主义: 中国的谱系评估与新研究议程》^[20]探讨了中国城市化与共产党治理模式之间的张力, 重点分析农民动员与土地所有权再分配逻辑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性。林建范梳理了大规模农民动员的条件及其对土地所有权再分配的推动作用, 进一步引入历史地理视角, 为研究中国城市化提供了新的方向。林建范提出, 理解当代农民动员的逻辑需要将其与20世纪40年代末的农民动员进行对比, 分析其差异与继承关系。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康笑菲的专著《迷魅革命: 1942—1953年中国共产党宣传中的鬼魂、萨满与性别政治》^[21]主要探讨了革命与宗教和性别关系的交织。康笑菲通过分析民间信仰与革命叙事的结合, 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与政治策略, 为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独特的文化和宗教视角。书中所揭示的“革命话语的地方化”与“文化改造的政治化”特点, 与中国式现代化中强调的民族性与自主性相契合。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历史系和亚洲研究系教授李怀印专著《被束缚的“主人翁”: 中国的工厂工人(1949—2019)》^[22]揭示了工厂工人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2019年的经济改革时期如何经历身份与社会地位的变化。李怀印探讨了工人在国家计划经济中的核心地位, 以及随着市场化改革, 工厂工人逐渐失去保护和特权的过程。书中分析了工人阶级在毛泽东时代的“主人”地位如何被改革开放后资本化生产关系逐渐侵蚀, 反映了全球化和私有化对劳动者权益的深远影响。通过丰富的档案和个人叙述, 作者揭示了中国工人阶级从被视为社会主义理想的核心, 到在现代经济中被边缘化的全过程。这部书对研究中国劳工史和社会经济转型具有重要意义。墨尔本大学历史与哲学学院的荣休教授安东篱《如何制作中山装: 1949—1976年中国的服饰文化》^[23]通过对中山装与相关服饰文化的研究, 探讨了服饰在毛泽东时期中国社会政治转型和文化变迁中的重要作用, 从一个独特视角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特征。这一研究展现了现代化过程中物质文化与政治治理的互动: 中山装不仅反映了国家对平等与节俭的追求, 也通过对传统服饰的革新与简化, 体现了对社会规范与价值观念的重塑。同时, 书中还揭示了国家通过服饰管理实现经济、技术和社会变革的实践, 例如标准化生产与物资分配机制的完善, 为工业化和现代化奠定了基础。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历史系教授陆杭超著《上海太极》^[24]通过分析1949年后上海市民在政治文化变迁中的适应方式, 为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路径提供了重要视角。书中以“太极”这一隐喻, 揭示了个人与国家权力之间的互动动态, 展现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不同社会阶层如何调整生活方式, 以适应新政权的治理逻辑。无论是资产阶级在革命后的经济转型, 知识分子在反智主义氛围中的文化适应, 还是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 均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深刻变化。该书通过探讨毛泽东时代的社会治理与日常生活, 揭示了现代化进程中政治与文化交织的独特特征。通过对绿化、园艺等现象的细致分析, 作者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国家宏观政策的产物, 也深刻影响了基层社会的物质文化与行为模式。这些案例表明, 中国式现代化在国家主导下形成了一种以政治认同为核心的社会重构模式, 既有政治动员的强制性, 也包含社会适应的灵活性。这种现代化模式为探索中国特色的国家发展路径提供了历史参考。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新亮点, 深深扎根于现代化历史进程。通过深化改革以克服生产力发展中的体制机制障碍, 不断提升治理效能,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并取得显著成效。香港学者在专著《中国跨省行动的难题: 从关系动态到国家策略》^[25]中探讨了中国的跨省社会运动为何能在高度集中的威权体制下发展, 以及国家如何应对这些挑战。文章分析了中国维权者如何利用社会关系网络和非正式资源打破行政区划的限制, 组织跨省行动。通过案例研究, 揭示了地方政府的碎片化管理和信息不对称为此类行动提供了空间。与此同时, 国家通过策略性压制、地方协调和利益分配, 逐步削弱跨省行动的可持续性, 体现了威权体制的灵活性与压制性并存的特征。文章提出, 这些行动既反映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动态性, 也揭示了威权治理中的权力边界和复杂性。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教授古德曼等人编的《中国地方治理手册: 结构、变体与创新》^[26]关注地方政府在面对复杂社会和经济问题时的创新实践, 例如在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和环境治理领域的探索, 尤其是近年来地方政府在政策实验和社会动员中的创新方法, 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提供了经验。该书详细研究了中国地方政府的层级结构、权力分布及其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 通过分析中国政府层级和行政区划的特点, 阐述了地方治理在维持国家稳定、推动政策执行中的核心作用; 探讨了地方治理面临的主要挑战, 如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平衡、财政体制改革以及社会压力的管理。同时, 书中展望了中国地方治理在全球化和技术变革背景下可能的发展路径。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古大牛文章《中国银行业中的纪律检查与党权力的转型》^[27]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在银行体系中的网络如何通过党建活动在经济治理中发挥新的作用。文章重点分析了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国共产党如何通过党建活动和纪律检查强化对银行业的权力与治理。文章指出,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银行业被纳入中国共产党的全面监管体系, 包括修改公司章程、建立职业激励机制等。这些措施不仅加强了党在银行体系中的权威, 还将银行直接参与到反贫困等国家战略中, 开创了政治性银行治理的先例。这一系列举措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框架下对国家治理模式的深刻调整。

2023年, 海外学界对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研究呈现出显著的多样化趋势, 不仅在宏观层面分析其全球外交战略的布局与实施, 还深入探讨了具体区域与国家之间的互动与合作。

2023年, 海外学界对中国共产党面向全球的外交方略展开了深入探讨, 相关研究聚焦于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演变以及全球治理中的战略布局。这些研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揭示了历史上中国共产党如何通过多边合作、“一带一路”倡议和创新外交战略, 不断促进国际合作与发展, 并为理解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调整外交方略提供了丰富视角。

首先, 中国发展推动全球经济迈向深度合作受到广泛关注。巴基斯坦学者玛丽亚姆·塔希尔文章《中国的崛起及其对国际秩序的影响: 2018—2020年中国外交政策分析》^[28]探讨了2018—2020年中国的外交政策及其对国际秩序的影响, 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及其相关外交努力对国际关系的塑造作用。文章采用定性研究方法, 通过官方文件与讲话的内容分析, 研究了中国在追求全球舞台更重要角色过程中所体现的动机、目标及所面临的挑战。同样, 夏威夷大学教授弗雷德·斯蒂格等人主编的《全球化: 过去、现在、未来》^[29]中专门用一个章节, 重点探讨了以中国为中心的铁路主导地缘经济廊道在欧亚大陆的延伸与影响, 聚焦于“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 中国如何通过铁路廊道构建跨欧亚的经济联系。这一地缘经济路径在全球化过程中起到了连接区域、促进资源流动和产业链整合的重要作用。土耳其学者布卢特的研究《1949—1994年中国传统对外援助的动因与资源》^[30]从历史角度探讨了1994年以前的中国的对外援助情况以及历史演变。前CNN记者、南加州大学学者齐迈可《驻华使命: 中国的美国记者口述史》^[31]通过对过去数十年在中国工作的美国记者的采访与记录, 构建了一部以口述历史为基础的研究著作。书中以具体历史事件为线索, 例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变革、国际交往中的重要时刻等议题。齐迈可汇集了多代记者的第一手叙述, 系统性地呈现了外媒在报道中国过程中形成的观察与分析。该书不仅为中美关系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也通过多样化的视角展现了媒体与国际认知之间的互动。

其次, 在全球治理与规则构建中, 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 体现了对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平衡有效的责任担当。俄罗斯外交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伊万·尤里耶维奇·祖恩科的文章《反殖民主义作为中国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32]研究了反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如何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形成和实施。作者认为, 尽管反殖民主义的表达在当代中国外交中不如20世纪中叶频繁, 但其核心理念未变, 即中国作为曾经的半殖民地国家, 始终致力于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携手合作。文章还特别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和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 认为它们体现了中国积极推动全球合作、倡导包容发展的努力。此外, 剑桥出版社出版的专著《中国与世贸组织: 二十年的评估》^[33]通过多学科视角, 系统分析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年来的影响及意义。海外学者还关注到, 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传播与组织建设中的全球化实践为其全球外交方略注入了新的活力, 展示了在国际传播中推动合作共赢的重要策略。荷兰莱顿大学教授弗兰克·皮克的研究成果《中国共产党的全球存在: 对外工作》^[34]详细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在全球范围内的对外工作, 特别关注其在海外的党务建设和统一战线工作。

最后, 中国的地缘政治战略与边疆治理进一步丰富了其全球外交方略的内涵。美国田纳西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晓的专著《地缘政治时代的诞生: 全球前沿与现代中国的形成》^[35]探讨了中国在现代地缘政治兴起中的角色和表现, 特别关注中国边疆地区的发展如何影响其国家构建和国际战略。这一研究表明, 中国的地缘政治实践不仅关乎国内稳定, 也对国际战略起到深远的推动作用。

总之, 2023年海外学界围绕中国共产党面向全球的外交方略展开了全面研究, 涵盖经济合作、多边治理、思想传播等多个层面。这些研究不仅揭示了中国在全球化和国际合作中的实践与成效, 还从理论上解析了中国外交政策的核心理念与战略调整, 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推动构建公平、包容、共赢国际秩序的努力。这些成果为理解中国在新时代国际体系中的角色与贡献提供了重要参考。

在具体国家与地区的外交实践研究中, 海外学者2023年的研究主要涉及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和苏联等国家的外交探索。在中美关系方面, 伦敦经济学院国际历史助理教授伊丽莎白·奥布莱恩·英格森的研究《中国制造: 当美中利益交汇改变全球贸易》^[36]从经济角度, 揭示了冷战时期曾为敌对双方的中美两国如何找到共同利益, 形成特有的相互依存关系。作者使用大量中英文档案, 包括以往少有人涉猎的企业文件, 梳理了中国决策者、美国外交官、美籍华人贸易商以及波音、西屋、彭尼等美国大型企业高管在推动这一转型过程中的行动与影响。作者还重点考察了20世纪70年代两项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变革——中美关系的缓和与美国的去工业化, 并通过重新审视双边贸易起步时期的复杂历程, 揭示了中美在外交、劳工、商业及政治领域发生的结构性转变。这些转变奠定了当今全球化经济的基础, 为理解中美关系与全球经济发展的互动机制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参考。美国学者陈鼎《中国的列宁主义国家与美中战略关系》^[37]从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政府的外交特点及其与美国的战略关系切入, 梳理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对美政策演变, 展示了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如何调整战略目标。在中苏(俄) 关系方面, 专著《后毛时代中国的苏联学: 对外关系、政治与民族问题(1980—1999) 》^[38]分析了中国学者在1980—1999年对苏联的研究, 特别关注苏联解体对中国政治、外交和民族政策的影响。作者利用大量更新的中文资料, 重新评估了后毛泽东时期中国苏联学的关键问题, 分析了中国对苏联的看法如何受到中苏(及后来的中俄) 关系波动、中国国内政治气候以及莫斯科政治发展的影响和塑造。

近年来, 海外学界对中共党史的重要人物研究呈现多元化和深化的趋势。随着国际学术界对中共历史研究兴趣的持续增长, 学者逐渐从单一的政治视角转向更广泛的社会、文化与经济维度, 探索中国共产党重要人物在党内决策、地方治理以及国际交往中的具体实践与历史贡献。

2022年, 海外学界在毛泽东研究领域成绩斐然, 围绕毛泽东的思想实践、党内建设及其国际影响等议题展开深入探讨。2023年恰逢毛泽东诞辰130周年, 这一重要纪念日进一步激发了全球范围内对毛泽东及其在中国革命与建设中的历史作用的深入反思与讨论。

宾夕法尼亚大学学者Wayne Bodle撰写的《类比的盛宴: 毛泽东与华盛顿、越南与福吉谷——类比还是分析?》一文, 探讨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领导与华盛顿在美国独立战争中的领导之间的相似之处。他分析了毛泽东如何将自己与敌人斗争的革命经验与华盛顿为独立而战的努力进行比较, 强调了思想力量和民众支持在胜利中的关键作用。^[39]该研究充分利用了抗日战争时期美国《时代》周刊驻中国记者白修德的回忆录和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著作等文献。该研究与学界和历史研究形成了对话, 这种文献的选取为探讨毛泽东思想与西方革命传统之间的关联性提供了启发, 同时彰显了该研究在理论分析与历史比较中的学术价值。

中欧亚洲研究所学者克里斯蒂娜基隆斯卡与理查德·图尔查尼的专著《当代中国: 一个新超级大国?》中用一个章节《毛泽东: 为什么这位革命领袖“永垂不朽”?》^[40]分析了毛泽东作为革命领袖的复杂形象。文章强调, 无论如何评价毛泽东, 他都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塑造起到了关键作用, 可以说, 如果没有毛泽东, 中国的历史进程将截然不同。文章通过一系列问题展开分析: 毛泽东如何成为带领中国走向“新中国”的革命领袖? 中国共产党在面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时, 为何仍选择保留毛泽东的思想遗产, 并将其作为重要的政治象征? 通过这些问题, 文章探讨了毛泽东的历史遗产在当代中国政治与社会中的延续, 揭示了他在历史与现实中的复杂影响力。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者郑伟霆^[41]的专著《和平与战争之间的中国: 毛泽东、蒋介石与美国人(1945—1947)》深入探讨了1945—1947年影响中国内战进程的和平谈判和国际协商。该书重点关注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持久和平所作的努力, 揭示了此前未被充分研究的谈判要素, 如模糊条约、打包协议和短期解决方案。郑伟霆通过详细分析毛泽东在和平谈判中的立场和策略, 展现他如何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平衡政治与军事目标; 探讨了毛泽东在关键历史节点上的决策过程, 特别是在和平与战争之间的抉择, 丰富了对毛泽东领导风格和政治智慧的认识。

2023年, 海外学者对毛泽东研究的史料批判进一步深化, 揭示了西方学界在使用相关史料时存在的局限性和偏差。英国利兹大学东亚历史副教授亚当·卡斯卡特的研究《有缺陷的映像: 罗伯特·罗与毛泽东及1955—1956年上海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42], 批判了西方学界研究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常用史料——罗伯特·罗回忆录《逃离红色中国》。卡斯卡特发现, 罗伯特·罗回忆录虽叙述了毛泽东与上海资本家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互动, 但在时间、事件背景和具体细节上存在严重偏差。文章进一步批评罗的叙述深受冷战背景和政治倾向的影响, 指出他的回忆录被塑造成西方冷战宣传工具, 侧重突出中共的负面形象, 而非客观还原历史事实。毛泽东在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初期的政策实践, 是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起点的重要主题, 卡斯卡特的文章通过史料批判, 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推动西方学界对类似回忆录进行更严谨的史料验证和反思。

除了毛泽东, 海外学界对其他中共党史重要人物的研究也呈现出多维度、多领域的特征。相关研究既延续了传统的党史人物研究路径, 又体现了当代学术的新视角与方法。这些研究不仅聚焦于历史人物的生平与思想, 也试图通过其独特的经历和理论贡献揭示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发展的复杂面向。

荷兰历史学家弗朗西斯卡·德·哈恩的专著《全球共产主义女性活动家研究: 帕尔格雷夫手册》中的章节《邓颖超(1904—1992): 中国共产党内的女性主义领导者》^[43]聚焦于中国共产党卓越的女性领导者邓颖超, 通过梳理她在20世纪初中国历史背景下从青年学生领袖逐渐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历程, 展现了她一生致力于女性主义事业的轨迹。文章特别关注邓颖超在1949年之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中, 作为女性工作领域顶级战略家的作用, 分析了她如何在男性主导的党政体制中运用“隐蔽政治”策略推动女性议题。文章以邓颖超的个人著作、记录其参与政策制定的官方文件、战友回忆录以及关于她生平的传记和纪录片为基础, 对其在中国共产党革命和国家建设中的女性主义贡献进行了深入探讨。通过展现邓颖超的生平与思想, 文章突出了她在推动女性工作中的独特策略及其在中国女性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美国历史学家斯蒂芬·麦金农的专著《陈翰笙: 中国最后的浪漫主义革命家》^[44]通过对陈翰笙先生本人、他的家人和同事的独家专访, 以及对相关资料文件、著作和档案的详尽考察, 细致构建了陈翰笙的生平事迹与革命经历。陈翰笙早年留学美国, 深受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 回国后积极投身中国革命事业, 包括协助中共领导人与国际社会建立联系, 并在抗战时期致力于推动国际宣传, 成为争取国际支持的重要人物。麦金农结合大量档案与回忆录资料, 全面解析了陈翰笙在中国革命中的复杂身份:他既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又是一位怀有浪漫情怀的知识分子。书中深入揭示了他在革命理想与现实政治之间的权衡与抉择, 生动反映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困境及其为民族独立与社会变革做出的独特贡献。

海外学者还侧重于人物思想内涵及其影响的研究。通过挖掘人物思想与时代背景之间的互动, 这些研究不仅揭示了中共党史人物在理论层面的贡献, 还展现了其思想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延续性和当代价值。在这一领域中, 邓颖超与陈翰笙的相关研究成果尤为突出, 成为体现这一学术方向的重要代表。

乌克兰学者娜塔莉娅·亚尔莫利茨卡等人的文章《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该概念社会政治内涵的理论重构》^[45]以邓小平理论为研究对象, 探讨其对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深远影响。文章认为, 邓小平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主要设计师, 基于中国国情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重要调整, 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理论框架, 认为中国只有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才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发展为高度现代化的国家。研究采用历史逻辑方法和跨学科视角, 分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与社会政治内涵, 揭示其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的社会政治前提及其对现代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变革的深远影响。文章结论强调, 邓小平理论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科学体系, 将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 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领域内提供了系统的理论创新, 为社会主义政治与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持。

美国威奇托州立大学副教授卢秀芬^[46]文章《李大钊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演进》探讨了李大钊的哲学遗产及其对中国民族主义思想形成的影响, 旨在重新审视西方学界关于中国民族主义的“从文化主义到民族主义”的理论及其局限性。文章指出, 传统中国哲学, 尤其是道家世界观和儒家伦理, 对李大钊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立场具有重要塑造作用, 同时使其在思想上倾向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特质。通过研究李大钊的思想遗产, 文章揭示了现代中国民族主义产生的复杂背景与视角, 并强调理解中国民族主义的历史根源对于解析当代中国的行为及其未来发展至关重要。文章为这一历史性理解提供了新的贡献, 指出李大钊思想是传统中国哲学与现代国际主义思潮相结合的产物, 丰富了对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演进的认识。

这些研究不仅从个体角度深化了对中共党史重要人物的认识, 也通过分析他们的理论贡献和实践路径, 为理解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发展的多样性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支持。这些研究成果的交织与对话, 使得对中共党史人物的整体研究更加全面与深入。

2023年, 海外学界关于中国共产党党史的研究呈现出多元化和深入化的特点。研究内容集中于理论创新、中国式现代化、外交实践和重要人物研究等主要方面, 展现了跨学科、多视角的研究取向。海外学界2023年对中共党史研究主要有四个特点。第一, 研究内容展现出鲜明的多样性和动态演进的特征。2023年, 海外学界在聚焦于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和时代热点的同时, 不断深化对经典议题的探索, 展现出研究方向的扩展与深化趋势。这些研究既注重回应国际社会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关切, 也在历史与理论层面深入挖掘党史中的重要主题。通过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方式, 研究内容实现了热点议题与传统领域的有机融合, 为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更全面和立体的视角。第二, 研究方法和材料的运用更加创新。一些学者通过史料批判的方法, 深入分析经典文献的细节与偏差, 挑战传统史学叙事; 一些部分研究通过量化分析和大数据挖掘方法, 也为党史研究提供了更加多元的学术工具和视角。第三, 跨学科视角被进一步广泛应用。海外学者通过融合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方法, 为揭示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理论发展、实践逻辑和国际影响提供了更加立体的分析框架, 还推动了海外党史研究从单一领域向综合分析的转变。第四, 海外学界关于重要人物的研究不断深化。这些研究强调了个人与党组织之间的互动, 为理解中国共产党如何通过个体贡献实现集体目标提供了新视角。

尽管2023年海外学界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取得了重要进展, 但仍存在一些不足、偏见以及错误认识。部分海外学者的研究存在主题倾向性和研究问题聚焦偏差。部分研究在视角上过于依赖西方的学术框架和理论工具, 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独特性和复杂性缺乏深刻认识。一些学者在解读历史事件时带有意识形态偏见, 未能摆脱对中国共产党单一化、工具化的理解。此外, 一些学者热衷于围绕高层人事斗争、权力动态等“内部秘闻”展开讨论, 试图通过揭示政治内幕吸引关注, 却忽视了党史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这种研究倾向使学术成果偏向猎奇性而缺乏建设性, 难以提供对中国共产党历史和现实发展的深刻洞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