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作出了开创性、系统性的理论贡献, 极大促进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 为全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可以转化为强大现实力量的思想武器与科学遵循。考察列宁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贡献, 有利于深刻认识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现实紧迫性, 增强用科学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定力与本领, 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不断引向深入。
一、昭示开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科学依据
列宁基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和认识论分别提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科学的意识形态”两大概念, 同时立足工人运动的历史与现状反复强调“没有革命的理论, 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1]311。列宁的这些理论洞见开辟了从中性化乃至肯定化的角度理解和阐释意识形态概念及其功能的认识路径, 奠定了开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前提, 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展史上居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位置。
1 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
作为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直接对立的概念,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从提出之日起就天然与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组织原则与奋斗目标密不可分。事实上, 列宁恰是在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一原创概念进行阐发的过程中, 深刻揭示了意识形态具有的鲜明阶级属性。
列宁认为, 能够介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两者之间的“第三种”意识形态是不存在的, 而且在阶级对立的社会当中也不可能有超越阶级或者非阶级的意识形态。[1]326-327其一, 在阶级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势必带有阶级属性。在列宁所处的帝国主义时代, 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的人类社会依旧分裂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敌对的阵营”[2]。阶级本身及其对立作为普遍、鲜活的社会存在, 从根本上决定了阶级社会中社会意识的生成和表现方式。据此而言, 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可避免地要反映现实社会中广泛而确切存在的阶级关系, 因此必然带有阶级性。其二, 意识形态斗争是阶级对立的体现。在列宁所处的时代,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对立普遍存在且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日益尖锐化, 意识形态斗争实际上是阶级对立激化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反映和投射, 因此任何对意识形态斗争的放松、迟疑、徘徊都等同于向资产阶级退后、妥协、让步, 即列宁所阐明的“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 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加强”[1]327。其三,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浩大声势根源于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梳理列宁在《怎么办?》中的论述不难发现, 承载资产阶级利益的各种思想体系相比于新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来说, 演进历史更为悠久而漫长、加工处理更为全面而复杂, 并且“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1]328。这一情况并不表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本身具有说服力, 而是反映了建立在剩余价值生产基础上的资产阶级阶级统治的长期性、复杂性与深入性。值得注意的是, 列宁在《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北方协会”的信》中进一步强调: 社会主义绝不等于“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 而应视作“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3], 这一重要论断既彰显了布尔什维克超越经济斗争的彻底革命性, 更对意识形态所具有的鲜明阶级性予以再次确证。
综合来看, 通过提出和阐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一标识性概念, 列宁揭示了意识形态的本质是反映特定阶级政治经济诉求的阶级意识。在这里, 列宁对意识形态概念本身的理解已经没有褒贬之分, 呈现描述性意味的中性化概念, 超越了仅仅将意识形态视作虚假意识的认识理路。从这个意义上说, 正是列宁对意识形态所具有的鲜明阶级性的深刻揭示, 为无产阶级政党开展意识形态建设廓清了思想认识, 确立了理论前提。
2 马克思主义与客观真理相符合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对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之间关系进行阐述时明确提出了科学的意识形态这一重要概念: “任何科学的意识形态(例如不同于宗教的意识形态) 都和客观真理、绝对自然相符合, 这是无条件的。”[4]96在列宁看来, 马克思主义正是反映和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的意识形态。
回溯列宁围绕科学的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系列阐述, 至少具有两个方面的理论意义。一方面, 提出科学的意识形态消除了意识形态与科学的二元对立。由于被赋予过“虚假意识”的定义, 意识形态概念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大多呈现出批判和否定的意蕴、是与科学相互矛盾和对立的, 这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了人们对于意识形态的概念理解。尽管普列汉诺夫曾经将马克思主义称之为“革命的代数学”[5], 初步阐发了消除意识形态与科学二元对立的思想, 但此时的理论呈现尚显模糊。当列宁立足真理观的科学阐发提出科学的意识形态, 长时间笼罩在意识形态概念之上、与科学相对立的理论阴霾才充分消散。基于此, 论证作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与客观真理相符合才成为可能。另一方面, 对科学的意识形态进行阐释的过程, 也是深刻阐明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论证过程。在列宁看来, 对于“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4]309作出了科学回答的马克思主义, 揭示了“一切思想和各种不同趋向”的根源在于“物质生产力的状况”[4]425, 因而排除了分析社会形态从产生、发展到衰落全过程时的武断态度和主观主义。根据列宁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拥有无限力量, 就在于理论的正确性、在于“它完备而严密”[6]67, 更在于马克思主义是从“革命经验和革命思想的总和”[6]298和“人类知识的总和”[6]296中生长出来的典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列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奉为“我们的整个世界观”和布尔什维克党全部纲领与策略的“原则基础”。[6]304值得一提的是, 列宁特别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绝非“死的教条”, 而是“活的行动指南”[6]160, 要防止“科学变为恶劣的教条”[4]96, 这也与科学的意识形态概念提出时所表达的意涵相一致。
概括来说, 列宁对科学的意识形态这一充分彰显肯定性意义概念的阐释, 在批判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过程中有力消除了意识形态与科学之间的对立, 占据了思想政治引领的真理制高点, 使得布尔什维克用具有高度科学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群众头脑更为理直气壮、更加自信坚定。此外,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到科学的意识形态的概念演进, 反映了列宁对意识形态问题的阐释原则从历史唯物主义转向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相结合, 这也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进一步展开奠定了科学而坚实的方法论基础。
3 革命运动须有革命理论作指导
列宁指出: “没有革命的理论, 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1]311这一重要论断言简意赅、精辟深邃、影响深远, 既阐明了革命理论指导之于革命运动开展的重要性, 也被俄国布尔什维克和全世界范围内众多社会主义事业的后继者奉为圭臬、引入实践。
列宁对于革命理论重要性的强调有其内在逻辑与具体指向, 需要从两方面加以认识和把握。一方面, 是列宁对工人运动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列宁指出, “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 列宁在这里所说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实际上就是指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 但他认为这样一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 因为工人运动的历史已经表明, “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 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1]317在工联主义者的纲领与策略里, 无产阶级与资本家的利益是可协调甚至相一致的, 双方在公平互惠的基础上订立既不损害资本家利益, 也能提升工人待遇的协议是完全可行的。基于这样的理念, 工联主义者认为无产阶级需要的是防卫而非抵抗, 力图使得广大无产阶级群众拒斥阶级斗争与暴力革命的学说与行动。工联主义的泛滥, 使得本来有进行社会革命的必要物质前提的英国最终只能在罢工的狭隘圈子里打转, 没能走上无产阶级革命、从根本上改变工人阶级命运的道路。另一方面, 是列宁对形形色色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错误思潮的坚决驳斥。在《怎么办?》这部批驳经济派错误思潮的著作中, 列宁强调革命理论重要性的直接动因正是为了回击经济派对马克思相关论述的断章取义。彼时, 作为经济派理论阵地的《工人事业》杂志将马克思所说的“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7]作为他们“自由地抛弃任何完整的和周密的理论”[1]311的重要论据, 表现出强烈的折中主义和无原则性。事实上, 马克思的本意是“决不拿原则做交易”[7]。列宁在科学揭示和坚定继承马克思本意的基础上, 进一步强调了在工人运动存在醉心于经济斗争的偏向和机会主义泛滥的情况下坚持革命理论指导的重要性。列宁认为, 对于“刚刚在确定自己的面貌”[1]311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来说, 同可能使得工人运动走上危险道路的错误思潮的清算远未结束, 如果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处于缺位, 工人运动势必出现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支配、被资产阶级操纵、向资产阶级退却的危险局面。
统而观之, 只有当无产阶级被革命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 才能够摆脱“自发”, 走向“自为”, 形成真正的革命运动, 切实转化为改造世界的磅礴力量。因此, 不管是面对社会思潮的纷繁复杂、泥沙俱下, 还是立足把准无产阶级运动的正确方向, 都离不开革命理论的科学指引, 这就需要将马克思主义从外部“灌输”给广大无产阶级群众。
二、阐明“灌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实现途径
列宁“灌输论”的重要贡献既在于科学回答了为什么要“灌输”和“灌输”什么, 更在于其从培育主体力量、建好坚强阵地、讲究工作方法等角度系统阐明了怎样“灌输”, 进而为布尔什维克提供了夺取“十月革命”伟大胜利、开启人类历史崭新纪元的强大思想武器与具体行动指南。
1 培育意识形态“灌输”的主体力量
列宁笔下的“职业革命家”以及作为其组织化形态的“职业革命家组织”就是向工人阶级“灌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实施者, 即“灌输”的主体力量。
列宁所说的“职业革命家”是指那些“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1]393。一方面, “职业革命家”善于通过“热烈的宣传”来争取并最终得到逐渐觉醒起来的广大群众的拥护与响应; 另一方面, 他们还有着一般人所不具备的“沸腾的毅力”, 这也能够助力获取“革命阶级的毅力的响应和支持”[1]388。在列宁看来, “职业革命家”是“走在自发运动的前面”并为其“指出道路”的一类人。[8]326毫不动摇的理想信念、扎实深厚的理论素养、忘我奉献的过硬作风、一往无前的奋进姿态使他们更能够挺立潮头、有预见性和针对性地解决全部“理论的、政治的、策略的和组织的问题”[8]326-327, 这些特质也让“职业革命家”及其构成的“能把俄国翻转过来”[1]406的“职业革命家组织”得以成为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灌输”的主体力量。
“灌输”的主体力量如何才能发挥作用?列宁认为, 为了有效地向工人阶级传播“政治知识”, 社会民主党人应当要派出工作力量“分赴各个方面”、努力“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1]363这一论断揭示了“灌输”主体的工作靶向包括但不限于工人阶级, 而是要着力推动全体群众、“一切阶级”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熏陶和影响。更进一步, 列宁提出: “我们应当既以理论家的身份, 又以宣传员的身份, 既以鼓动员的身份, 又以组织者的身份‘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1]366这一论断从多个维度阐发了“灌输”主体应当具备的工作能力。在“理论家”维度, 相较于研究“工厂生活特点”, “职业革命家”更应当着重加强的是对阶级社会中不同阶级“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特点的研究, 进而能够为坚持、发展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提供理论支撑。在“宣传员”维度, “职业革命家”应当能够透过诸如失业问题等现象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必然性等本质层面的缘由进行“主要是动笔”[1]352的阐释。简言之, “宣传员”需要提供一系列的概念、观点去帮助和引导广大劳动群众认识到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在“鼓动员”维度, “职业革命家”需要善于把有积极意愿听“社会民主党人讲话”的工人和即使仅仅是愿意听“民主主义者讲话”的群众都“召集起来开会”, [1]367同时善于运用全部听众“最熟悉和最明显的例子”[1]352来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 激起广大劳动群众对剥削制度、专制统治的不满和愤恨情绪乃至于反抗斗争的行动。在“组织者”维度, “职业革命家”则要善于利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存在着的各式各样的“不满的表现”, 并且以此为起点进一步把“所有零星的哪怕是刚露头的抗议”[1]371聚合起来加以有针对性的引导, 最终形成对资产阶级统治的积极斗争和有力反抗。
概而言之, 列宁围绕“职业革命家”的基本内涵、工作对象、能力素质提出了明确要求, 既完成了系统的“灌输”主体论, 也提供了科学的革命方法论。在一个“能使政治斗争具有力量、具有稳定性和继承性的革命家组织”[1]386的忘我奋斗中, 革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断被“灌输”进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头脑, 为革命胜利完成了不可或缺的思想准备和精神动员。
2 建设意识形态“灌输”的重要阵地
列宁在《怎么办?》中指出: “能够成为全民的揭露的讲坛的, 只有全俄报纸。”[1]372从列宁的这一论断可以看出, 党报正是能够承担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灌输”使命的、极为重要的阵地。
党报为何能够担负起意识形态“灌输”重要阵地的使命? 梳理列宁的系列论述, 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把握。其一, 党报能够发挥革命运动的航标作用。列宁认为, 全俄政治报的创办将发挥促使革命组织“发展、加深和扩大”的“基线”作用。在这里, 列宁使用了建造“前所未见的巨大建筑物”这一表述来隐喻无产阶级革命, 进而指出所谓“基线”的作用是帮助找准位置、指明最终目标并将各个细微的组成部分“相互衔接起来”[1]440。党报对革命运动的重要作用可见一斑。其二, 党报能够使得“灌输”的主体力量充分发挥其工作技能。如前文所述, 列宁认为作为“灌输”主体力量的“职业革命家”及其组织应当同时具备和发挥“宣传员” “鼓动员”“组织者”等方面的能力。列宁同时还认为: “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 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1]441也就是说, 党报能够作为“职业革命家”深入分析和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矛盾, 通俗化揭露俄国沙皇专制统治, 调动和引导无产阶级投身革命洪流的重要抓手。其三, 党报可以助推革命的星星之火燃成燎原之势。在这个意义上, 列宁运用了“鼓风机”的比喻来阐述党报的重要作用, 即可以使“阶级斗争和人民义愤”之中产生的“每一点星星之火”放大和扩散, 最终燃烧成为可以打破整个资本主义旧世界的“熊熊大火”。[1]447
作为“灌输”重要阵地的党报如何能够充分发挥作用? 列宁从工作目标、工作方式、资源投入和组织保障等方面展开了论述。其一, 要确立揭批专制统治、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工作目标。列宁在撰写于1901年的《从何着手》中明确指出: 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就应当是一个全民性的、主要用于“揭露沙皇政府的讲坛”[1]372。与此同时, 列宁强调, 党报不能沦为一个简单堆砌和随意拼凑“形形色色的观点”的地方, 而应当严格依照马克思主义的方针办报。[9]288其二, 要旗帜鲜明地与错误思潮进行论战和交锋。列宁认为, “社会主义的刊物应当进行论战”, 如果党报不敢于直面“迫切的难题”, 那就将使自身变得“枯燥、单调、索然无味”, 并且最终沦落到丧失掉战斗力的境地。[10]在列宁看来, 依托党报开展论战能够帮助受众“更清楚地弄懂政治问题”及其意义并“更果断地解决这些问题”, 而如果没有论战将不可能有工人运动。值得一提的是, 列宁还专门指出了论战应当规避的不良倾向, 即“变成对骂和无理取闹”。[11]其三, 要集中一切资源办好党报。列宁强调, “必须集中党的一切力量”用来“创办和办好全党机关报”, 列宁在此处所阐发的“一切力量”则至少包括非凡的写作能力、卓越的组织才能和充足的保障物资。[9]169其四, 党报必须自觉地接受和贯彻党组织的领导。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明确要求, “各种书报营业所”都应当“向党报告工作情况”[1]664, 这也是列宁所提出的意识形态党性原则的题中之义和必然要求。
综合来看, 列宁围绕党报这一极为重要的宣传阵地对“灌输论”作了更加充分地阐发, 深化了“职业革命家组织”如何进行意识形态“灌输”的规律性认识, 为革命运动的酝酿和扩大发挥了重要作用。
3 讲究意识形态“灌输”的工作方法
除了系统论述“灌输”的缘由、主体和载体, 列宁还深刻阐发了意识形态“灌输”所要注重和讲究的工作方法, 从相当程度上讲, 正是这些工作方法的践行, 保障了意识形态“灌输”的顺利进行。
其二, 意识形态“灌输”应当坚持分层分类施策。1899年末, 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一文中表达了对考茨基“鼓动应该因人而异”观点的高度认同。[9]236与此同时, 列宁在这篇文章中把俄国无产阶级大体上划分为“人数不多的先进分子” “广大的中等水平的工人”和“水平低的广大群众”三类, 并且分类阐述了进行“灌输”的方法。[9]235对于第一类工人,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将目光拓展到全世界范围内社会民主党所面临的策略、政治和理论问题并加以深入研究, 以使得这一类工人崇高的精神需求得到充分满足。[9]234对于第二类工人, 由于他们并非完全能够理解清楚“复杂的理论问题或实际问题”, 应当发挥报纸的作用来“提高他们的水平”。[9]235对于第三类工人, 由于他们几乎看不懂社会民主党的党报, 则应当采用“通俗小册子” “口头鼓动”和主要报道当地事件的报纸来对他们施以影响。[9]235坚持分层分类的原则开展意识形态“灌输”本质上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鲜活例证, 是列宁坚持和运用辩证法的生动体现。
其三, 意识形态“灌输”不能依靠强制力量进行。列宁强调: “共产主义是不能用暴力来灌输的。”[13]也就是说, 虽然运用暴力革命和专政手段能够立刻破除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法律制度, 但不能立刻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相适应的观念体系。这一精辟深邃、简洁有力的论断, 既从侧面反映了意识形态“灌输”的重要性, 也为避免“灌输”的具体实践误入歧途、走向极端, 提供了科学遵循。
简而言之, 列宁围绕如何进行意识形态“灌输”阐发的一系列工作方法, 有力推动了“灌输论”在俄国的实践沿着正确的轨道往前行进, 为指引无产阶级夺取革命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
三、提供推进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的有益启发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是要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14]当前,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仍在加速演进, 我们比以往更加迫切地需要做好意识形态这项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重要工作。在这一背景下, 阐明列宁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贡献, 其旨趣不在于对列宁阐发意识形态问题的具体结论和词句做简单的背诵和重复, 而是要从中发掘和获取新时代推进意识形态建设的思想资源、理论指南与实践启示。
1 强化推进意识形态建设的阵地意识
一是破除错误认识。较长一段时间以来, 形形色色的“去意识形态化”错误思潮在一定范围内争夺舆论阵地, 影响恶劣、流毒广泛, 成为确立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地位的思想阻碍。列宁在《怎么办?》中明确指出, 在由于阶级矛盾而分裂、对抗的资产阶级社会中不可能有非阶级、超阶级的意识形态, 深刻揭示了意识形态作为阶级意识的精神实质。当前, 在世界范围内占据主导的生产方式依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阶级本身、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仍然存在, 因此承载阶级利益与阶级意识的意识形态无法也不可能被去除。不难发现, “去意识形态化”思潮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 其核心的政治诉求就是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宣扬资本主义, 需要引起警惕、予以驳斥。
二是建设坚强阵地。在列宁那里, 承担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灌输”使命的党报就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引领思想、掌握舆论、赢得人心的坚强阵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16]在我国, 各级各类主流媒体在意识形态工作全局中居于特殊而重要的位置, 必须在建设思想舆论阵地上强化担当、主动作为。当前, 数字化、智能化的浪潮正在深度重构当代传播格局, 置身事内的主流媒体必须抢抓稍纵即逝的媒体融合发展机遇, 适应、驾驭乃至引领传播活动移动化、社交化、可视化趋势。[17]各级党委及其宣传部门要强化统筹协调, 助力各级各类主流媒体精准匹配新闻信息“供需端”、高效联动内容生产“上下游”, 持续推出精品内容, 将思想舆论阵地切实建设好。
三是健全制度保障。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 并对进一步“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提出明确要求。[18]健全坚决守好意识形态阵地的制度保障, 需要从“谁来管”和“管什么”两个方面入手, 实现扛起主体责任和明晰工作对象的统一。[19]要遵照党中央出台的《党委(党组) 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和《党委(党组) 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 坚持从全局角度、战略高度看待意识形态工作, 将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的原则切实融入传播活动的全领域、各环节。此外, 要直面数字化、智能化给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带来的挑战, 勇于在变局中开新局, 及时将意识形态工作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做法上升为制度规范。
2 巩固推进意识形态建设的主体力量
主体性是意识形态工作者的重要属性, 能否发挥好意识形态工作者的主体性, 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成效甚至于成败。列宁在阐发“灌输论”时专门刻画了“职业革命家”的鲜活形象, 实际上是从多个维度对做好意识形态工作重任的主体提出了能力素质的要求, 这些要求对新时代从事意识形态建设的工作者也有着很强的指导意义。
第一, 以学深悟透为遵循加强理论学习。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 既是意识形态工作者义不容辞、完全必要的使命所在, 也需要下一番大气力和苦功夫, 才能融会贯通、掌握精髓要义。只有当意识形态工作者自身能够准确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 不断提升自身的思想水平和学理内涵, 才能打动、感染和塑造受教育者。提升思想水平和学理内涵, 首要一点是把自己摆进去, 摒弃一切走过场的心态和装样子的做法, 把沉下心来、俯下身去读原文、看原著、悟原理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与此同时, 要注重在理论学习的过程中贯彻整体性原则, 不能紧紧围绕单个文本的字句来进行简单地“直译”, 而要回溯其出场的文本语境与历史情境, 更要注重与一代又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崇高革命理想和在不同时代所担负的具体使命紧密相连。
第二, 以破立并举为路径丰富理论成果。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时代背景下, 各种错误思潮以更隐蔽、更精巧的方式加大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渗透。对此, 意识形态工作者必须拿起理论批判的利器, 直面历史虚无主义与“普世价值”等长期阴魂不散的错误思潮, 驳斥“政左经右” “新权威主义”“国进民退”等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误读, 回击“党大还是法大”等伪命题的恶意渲染, 并着力指出具体谬误与揭示内在本质的有机统一。此外, 新时代的中国需要且一定能够产生富有创造性的思想理论, 这也启示着意识形态工作者应当以更为宏阔的视野胸怀家国天下、关注社会现实, 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引, 做出对于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深刻回答, 更好地引领和凝聚群众。
第三, 以落地生根为目标优化理论传播。列宁在《怎么办?》中对“职业革命家”应当如何向广大工人阶级宣传马克思主义进行了详细描述, 对今天的意识形态工作者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基层、深入人心仍然颇具启发和指导意义。具体来说, 意识形态工作者应当贯彻列宁所说的“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和简单明了”[20], 善于打破抽象化、说教式的话语“刻板印象”, 采用更能被人民大众所接受、理解和掌握的鲜活表达来提振主流意识形态的声量。诚如列宁所阐发的那样, 面向群众进行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与传导需要将“难懂的术语, 外来语”“空话” “大话”等坚决抛弃掉, 善于用“掌握的事实和数字”增进群众的思想觉悟与理论水平。[12]
3 优化推进意识形态建设的工作方法
历史和现实一再表明, 意识形态工作的方式方法是影响意识形态工作实效的重要因素。在《怎么办?》中, 列宁围绕讲究意识形态建设的工作方法作出系列阐发, 值得我们在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加以贯彻。
第一, 要在推进意识形态建设的过程中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密切结合。列宁向来反对单单从“共产主义小册子和著作”[21]来获得关于共产主义的认知, 而是认为必须要与社会生活、革命实践密切联系起来才能真正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我们要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坚持和贯彻“大思政课”的理念, 打通基于理论的小课堂与立足实践的大课堂, 让“无字之书”与“有字之书”双向赋能。一方面, 要善于运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鲜活实践、生动案例、具体事由来引导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提高分析与思考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 要注重给青年学生提供充分的实践锻炼与亲身历练的机会, 让“强国一代”在近距离洞察社会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增进国情认知、体悟群众路线、站稳人民立场。
第二, 要在推进意识形态建设的过程中做到分类施策、循序渐进。列宁十分认同“鼓动应该因人而异”[9]236的观点, 认为应当基于意识形态工作客体在政治觉悟、理论素养、文化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各有侧重地展开意识形态“灌输”。从宏观层面来说, 要充分考虑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禀赋, 在坚守马克思主义这一“魂脉”的同时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中提供源源不竭的滋养。[22]从中观层面来说, 我们要遵循青少年成长过程中不同阶段的心理特点、认知能力与知识水平, 并以此为基础, 螺旋上升地开设思政课, 这也是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的应有之义。从微观层面来说, 要努力观照每一个意识形态工作客体的不同特点, 让“滴灌”成为“漫灌”的有益补充与有力支撑。
第三, 要在推进意识形态建设的过程中彰显亲和力。亲和力离不开意识形态工作过程中的“柔性”、关怀与温情, 亦即列宁所强调的“共产主义是不能用暴力来灌输的”[13]。一方面, 这离不开意识形态工作者发挥主体性的一个基本前提——对党的宣传思想文化事业投入真情实意、倾注心血精力, 实现传道情怀与仁爱情怀的有机统一。另一方面, 要善于运用各类资源条件和技术成果, 力求把意识形态工作的场域拓展到更富感染力的历史现场、更具说服力的基层一线和更有体验感的网络空间, 让意识形态工作的客体在沉浸式、启发式、交互式的环境中不断增进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了解与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