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成为中国革命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 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在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实践中,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创立了毛泽东思想,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主线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 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但是, “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 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 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
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影响力, 就在于它是同各国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的, 是在各国具体实践中运用和发展着的。毛泽东指出: “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 各国应有所不同。在中国, 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2]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要特点和历史趋势。在马克思主义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 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 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多样性和生动性的体现, 是马克思主义一般性同特殊性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是由中国共产党人所面临的时代任务和现实问题所决定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面对不同的时代任务和现实问题, 中国共产党人所推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主题是不一样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主题是一致的。
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 有着5000多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历史, 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840年鸦片战争后, 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不断加深, 封建势力顽固腐朽落后, 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祖国山河破碎、战乱不已, 人民饥寒交迫、备受奴役, 中华文明受到空前严重的挑战和冲击。“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 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从那时起,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3]2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迫在眉睫。由于中国封建王朝对于外国侵略者的屈服, 已经宣告了中国封建主义的破产, 宣告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不可能成为中国人民团结御侮、救亡图存的有效武器, 所以在寻找救国救民、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复兴出路的过程中, 先进的中国人历尽千辛万苦, 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如毛泽东所指出的: “要救国, 只有维新, 要维新, 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 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 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 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4]1469, 1470
先进的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态度积极而虔诚, 学习的内容从生产技术到思想文化再到社会制度并逐步深入, 学习的目的就是希望中国也能像西方列强那样实现现代化, 使中国强大起来。农民阶级的太平天国运动在《天朝田亩制度》之后曾提出把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色彩的《资政新篇》作为施政纲领, 其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比较完整的资本主义的建设方案, 集中反映了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和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迫切愿望。但由于农民阶级自身的局限性, 加之当时完全没有付诸实施的客观环境和条件, 故《资政新篇》未能具体实施。封建统治阶级中的洋务派主张“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企图通过吸收西方近代生产技术手段来实现“自强”“求富”, 达到维护和巩固中国封建统治的目的, 结果终告失败。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认识到“世界已进入工业之世界”, 提出“兴实业”“尚工”“以工立国”的主张, 试图通过政治改良、确立君主立宪制度来为发展工业扫清道路, 结果被封建顽固势力所镇压, 百日维新, 梦幻破灭。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主张大规模发展工商业, 并提出了以《实业计划》为核心的《建国方略》, 力图以此振兴实业进而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使其不可能领导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彻底胜利, 辛亥革命的成果落入封建军阀手中, 中华民国成为一块招牌。实践表明, 那种企图依靠封建军阀的支持, 通过发展资本主义来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愿望不可能变为现实。
近代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努力均以失败而告终的历史命运, 证明企图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现代化是不可能的。对此, 毛泽东作出了这样的描述: “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 即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 共计七十多年中, 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 抵不住, 宣告破产了。不得已, 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 组织过政党, 举行过革命, 以为可以外御列强, 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 软弱得很, 又是抵不住, 败下阵来, 宣告破产了。”[4]1513-1514 “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 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 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 但是行不通, 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 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 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 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4]1470历史证明,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 走资本主义道路行不通, 走西方化的现代化道路同样行不通。那么, 中国的出路究竟何在? 中华民族怎样才能救亡图存? 中国怎样才能实现现代化, 继而实现伟大复兴? 先进的中国人继续在黑暗中苦苦追寻、摸索奋斗。
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极端形式暴露了资本主义的弊端和危机, 使不少中国人产生了对西方资产阶级文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怀疑。1917年, 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 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具有划时代意义, 也必然对中国革命产生深刻影响。它在革命的方向和革命的方法上, 给正在黑暗中摸索奋斗的中国人提供了榜样, 也给先进的中国人以巨大的精神鼓舞, 送来了革命的精神武装, 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进而促进了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正如毛泽东所说: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 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 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4]1471在当时, “走俄国人的路”, 说的就是走俄国十月革命开创的社会主义道路。先进的中国人最终作出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选择。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 促进了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在纷然杂陈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中, 马克思主义以其先进性、科学性和革命性吸引着中国的先进分子。他们经过学习研究、比较鉴别乃至各种试验, 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 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 并开始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观察和思考中国的命运, 来探求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后来的实践证明: “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 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 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 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4]1516 “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 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4]1470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 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必然结果。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 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1921年7月,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是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 是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斗争中顽强求索的必然产物。从此, 中国革命有了正确前进方向, 中国人民有了强大精神力量, 中国命运有了光明发展前景”[5]。“中国产生了共产党, 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 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3]3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 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 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 并在实践中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思考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 因而实际上也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对此, 毛泽东在1941年的延安干部会上指出: “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 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 …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 一百年来, 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 前仆后继, 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 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 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 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 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6]795-796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中国最大的实际无疑就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国情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社会性质及所处的社会历史阶段, 是历史文化传统、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国际关系等各个方面的总和。基本国情则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和发展程度, 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各阶级经济地位、政治态度及其相互关系, 当前运动的特点及规律性。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这是当时中国的最大实际和基本国情。认清这一基本国情, 是解决中国一切革命问题的最基本的依据。
中国的基本国情和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 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不可能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找到解决中国革命一系列基本问题的现成答案, 也不能简单地套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来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曾经简单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原理和照搬俄国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 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逐步认识到, 要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 只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以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为中心,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 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显然, 当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时, 就在客观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正是为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中国实际, 认识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形成和不断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中国实际的科学理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坚持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中国社会, 对中国基本国情和中国革命基本问题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 逐步认识到: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是造成近代中国一切灾难祸患的总根源; 封建主义是中国最落后最腐朽的生产关系, 严重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造成了中国社会的封闭和落后; 封建势力以帝国主义为靠山, 帝国主义以封建势力为其在中国统治的基础, 二者相互勾结并催生了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 成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 严重阻碍了中国的社会进步, 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绊脚石。在这种情况下, 中华民族要求得生存和发展, 中国人民要求得翻身解放, 中国要实现现代化, 就必须通过革命的手段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 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奠定根本的政治前提, 创造根本的社会条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第一步, 只能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 除了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以外, 在国内, 就是要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 的剥削和压迫, 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 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4]1254 “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 使之获得充分发展的可能性, 有待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在全中国境内的实现。”[6]1081
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基础, 缺乏新式工业的国家必然落后, 落后就会挨打。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揭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实现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关系。毛泽东指出: “中国落后的原因, 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 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 它欺侮我们的落后。因此, 消灭这种落后, 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7]146-147 “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必需有工业; 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 就必需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7]146 “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 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 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6]1081我们共产党人要团结全国人民, “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 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6]1053。“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 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 便没有巩固的国防, 便没有人民的福利, 便没有国家的富强。”[6]1080因此, 我们必须“用革命的方法,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 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封建主义, 打倒官僚资本主义, 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样, 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 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 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 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 的压迫一起掀掉, 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 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 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4]1375。
那么, 如何才能夺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呢? 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 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和各种脱离实际的“左”右倾机会主义, 特别是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 逐步探索出了一条先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 实行工农武装割据, 对城市形成包围之势, 最终夺取城市的中国革命新道路。同时, 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制定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 形成和系统阐述了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 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 还对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历史特点、中国革命的前途等基本问题作了系统阐述。
总之, “鸦片战争后, 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 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任务是为后一任务扫清障碍, 创造必要的前提”[8]。而前一个任务的完成, 只能是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来打碎旧世界, 建立一个新中国。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第一个实践主题就是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 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实, 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 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为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根本的政治前提和社会条件。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对的历史任务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主题相联系,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中国社会, 回答和解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找到一条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围绕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 对中国革命的根源、任务、性质、特点、对象、动力、领导权、前途、步骤、道路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了长期探索, 创造性地回答了近代中国为什么会发生社会革命, 进行什么样的社会革命, 以及如何夺取中国革命胜利这些基本问题, 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为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指明了方向。中国共产党人围绕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所进行的理论探索和作出的理论创造,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创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
总之,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与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面临的主要任务和奋斗主题是一致的, 这就是要领导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 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为实现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的社会条件。而从理论和实践上对如何进行这一革命、如何夺取这一革命最后胜利之探索, 就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线。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概念是毛泽东1938年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的, 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路却始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如有的学者指出: “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外来文化要‘中国化’的思路, 却在五四运动之际就已开始形成。那时, 西方的学说传入中国后, 思想界在学习和效法过程中渐渐感悟到, 任何外来文化都是异质的, 要为中国人接受并为中国文化吸收, 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便开始有‘中国化’的思路, 并产生了‘中国化’的概念。”[9]
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 正是具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思路的先驱。早在1919年, 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谈到马克思主义是行动指南的方法论时就指出: “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 拿来作工具, 用以为实际的运动, 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 因此, “一个社会主义者, 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 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10]。1920年, 李大钊在《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一文中进一步指出: 社会主义理想“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 务求其适合者行之, 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 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 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 必与英、德、俄… …有异”[11]。除了李大钊, 其他早期共产党人也有类似的思想。例如, 恽代英在1920年曾提出, “我们的任务, 在寻求一个适合国情, 而又合于共产主义的方针来”[12]。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 》报告中, 也曾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实际, 在斗争实践中形成中国共产党自己的理论武器, 并认为这种理论要经过长期奋斗才能形成[13]。
五四时期的毛泽东也初步表达了“主义”与中国“地盘”相结合的思想。他不仅十分强调理论的重要性, 指出“主义譬如一面旗子, 旗子立起了, 大家才有所指望, 才知所趋赴”[14]554; 而且在他送走一批批学友“出洋”留学时, 明确表示自己之所以留在国内, 是因为认识到“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 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 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 及研究”[14]474。1920年, 毛泽东第一次读到《共产党宣言》, 就“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 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 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 ‘阶级斗争’, 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15]。这说明, 毛泽东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时, 就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和大革命时期, 就努力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 并取得了相当的成效。这突出表现为: 制定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 建立了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 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但由于党还处在幼年时期, “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16], 还不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所以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等方面的问题处理上尚不成熟, 未能巩固革命的胜利,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 不仅在实践中开辟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新道路, 而且从理论上加以阐述, 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1930年5月, 毛泽东在《调查工作》 (1964年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时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 一文中, 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思想路线”的命题, 实际上从思想方法和认识路线上论证了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问题。他指出, “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 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 而是因为他的理论, 在我们的实践中, 在我们的斗争中, 证明了是对的”, “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而“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 一味盲目执行”, 这种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 这种想法“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 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17]111, 116, 从而明确提出了反对和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的问题。在这篇文章中, 毛泽东还提出“没有调查, 没有发言权”[17]109的著名论断; 强调“向实际情况作调查”[17]112和“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17]116, 以“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 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17]113; 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17]115。由此形成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思想雏形。《反对本本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奠基之作, 它的发表是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的标志。
20世纪30年代前期和中期, 中国共产党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 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它导致除陕甘以外各主要根据地的丢失和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组织的严重破坏。惨痛的教训、严酷的事实, 促使党和红军内部对错误领导的怀疑、不满和要求改换领导的情绪迅速增长。一些曾经支持过“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领导人也逐步改变态度。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 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召开, 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 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并且在这以后使党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 胜利完成长征, 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18]
遵义会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影响突出地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为毛泽东后来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重大命题和重大任务并带领全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历史机遇。二是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为后来在全党范围内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政治上组织上的保证。三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独立自主地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 并从军事路线角度总结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经验教训, 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四是会议所体现的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等革命精神, 丰富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为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精神动力和原则遵循。
以遵义会议为转折点, 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党的建设历史上第一次空前持久的思想解放运动。毛泽东站在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最前沿, 系统地总结了党的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 进行了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创造工作。与此同时, 1935年7月至8月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也提出: 改变过去由共产国际集中统一领导各国共产党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 今后各国支部决定任何问题, “都要根据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 要“善于利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问题的武器”, 学会把马列主义的方法应用到“具体环境中去, 应用到具体条件中去”, 避免用一成不变的方法和笼统公式去代替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分析[19]。共产国际这一精神传达到中国共产党, 为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重大命题和重大任务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毛泽东在1936年12月至1937年8月所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 通过深刻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着重阐明了反对理论脱离实际、反对照搬照抄马列书本和外国经验的教条主义, 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总结, 为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科学命题奠定了哲学基础。
1938年10月, 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 向全党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他指出: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 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 我们应该给以总结, 我们要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承继遗产, 转过来就变为方法, 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 是有着重要的帮助的。他特别强调: “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 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 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 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 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 即是说, 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 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22]。“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重大命题的明确提出和集中表达, 表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1939年10月至1940年初, 毛泽东先后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 完整地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是毛泽东思想得到多方面展开并趋于成熟的标志。
在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不断加深, 对其科学内涵的表述也更加明确。1943年, 《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强调: “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 而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中国共产党人必将继续根据自己的国情, 灵活地运用和发挥马克思列宁主义, 以服务于我民族的抗战建国事业。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 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 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这一运动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上的创造才能, 一如他们在革命实践上的创造才能; 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能够和中国人民在一起, 完成中国人民所课予的各种历史大任。”[23]这一段文字, 清晰地表达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思想。
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 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实现的显著标志, 毛泽东思想作为这一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已经成为全党的共识。之后, 毛泽东思想在解放战争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进一步得到发展。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浴血奋战, 百折不挠, 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为实现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24]。
近代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发展提出的问题及对这些问题作出正确回答的时代要求, 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观条件;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 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观条件; 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观, 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 坚持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条件、必然要求和基本经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 必然是产生和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 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发展并不断创新的过程。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性飞跃的重大理论成果, 毛泽东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奠基者, 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 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 是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伟大国际主义者。”[25]1-2其中,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正是对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上历史地位的高度评价。
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长期实践中,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 “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 “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解决现代中国革命中的各种问题”, “出色地成功地进行了这件特殊困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26]335-336, 系统回答了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如何进行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创立了毛泽东思想。
在毛泽东思想被写入党章的中共七大上, 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 揭示了毛泽东思想的本质特征、历史地位和理论主题, 指出: “毛泽东思想, 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 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从他的宇宙观以至他的工作作风, 乃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乃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26]333, 335
毛泽东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出发, 深入研究了中国革命的特点, 深刻揭示了中国革命的规律, 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思想, 创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 工农联盟为基础的, 人民大众的, 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 《论联合政府》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有两个基本点: 一是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有两个部分, 一部分是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大资产阶级, 另一部分是既有革命要求又有动摇性的民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领导的统一战线要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参加, 并且在特殊条件下把一部分大资产阶级也包括在内, 以求最大限度地孤立最主要的敌人。在同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时, 要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 实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 在被迫同资产阶级主要是同大资产阶级分裂时, 要敢于并善于同大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武装斗争, 同时要继续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同情或中立。二是认为由于中国没有资产阶级民主, 反动统治阶级凭借武装力量对人民实行独裁恐怖统治, 革命只能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中国的武装斗争, 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战争。农民是无产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军。无产阶级有可能和必要通过自己的先锋队用先进思想、组织性和纪律性来提高农民群众的觉悟水平, 建立农村根据地, 长期进行革命战争, 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毛泽东指出, 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 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 加上党本身的建设, 就成为革命的“三个法宝”。以上这些, 就是中国共产党所以能成为全民族的领导核心, 并且创造出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 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的基本依据[27]157。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 毛泽东又提出和阐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理论等。它们既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延伸, 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上述两个基本点的基础上, 毛泽东还系统阐述了革命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理论、政策和策略理论、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理论、党的建设理论等。
在革命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方面, “毛泽东同志系统地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他规定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 规定了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的原则, 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强调实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 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的原则, 提出和总结了一套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和方法。他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军事著作中, 总结了中国长期革命战争的经验, 系统地提出了建设人民军队的思想, 提出了以人民军队为骨干, 依靠广大人民群众, 建立农村根据地, 进行人民战争的思想。他把游击战争提到了战略的地位, 认为中国革命战争在长时期内的主要作战形式是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他论述了要随着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和战争发展的进程, 正确地实行军事战略的转变。他为革命军队制定了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实行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的速决战, 把战略上的劣势转变为战役、战斗上的优势,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一系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他在解放战争中总结出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这些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理论的极为杰出的贡献。在建国以后, 他提出必须加强国防, 建设现代化革命武装力量(包括海军、空军以及其他技术兵种) 和发展现代化国防技术(包括用于自卫的核武器) 的重要指导思想”[27]159-160。
在政策和策略方面, 毛泽东精辟地论证了革命斗争中政策和策略问题的极端重要性, 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 必须根据政治形势、阶级关系和实际情况及其变化制定党的政策, 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他在对敌斗争和统一战线等方面, 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政策和策略思想。他指出: 弱小的革命力量在变化着的主客观条件下能够最终战胜强大的反动力量; 战略上要藐视敌人, 战术上要重视敌人; 要掌握斗争的主要方向, 不要四面出击; 对敌人要区别对待、分化瓦解, 实行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 在反动统治地区, 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结合起来, 在组织上采取荫蔽精干的方针; 对被打倒的反动阶级成员和反动分子, 只要他们不造反、不捣乱, 都给以生活出路, 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实现自己对同盟者的领导, 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一是率领被领导者向着共同的敌人作坚决斗争并取得胜利, 二是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利益(至少不损害其利益, 同时给以政治教育); 等等。毛泽东的这些政策和策略思想, 表现在他的许多著作中, 特别是集中表现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 《论政策》《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 《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不要四面出击》 《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等著作中[27]160。
在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方面,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 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 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 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 经济是基础, 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他根据这个基本观点, 在这方面提出过许多具有长远意义的重要思想。例如: 关于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 要实行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又红又专的方针; 关于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实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 关于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 知识分子要同工农相结合, 通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社会和工作实践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思想; 等等。他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 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强调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对革命工作要极端负责, 要艰苦奋斗和不怕牺牲。毛泽东关于思想政治文化的许多著名的著作, 例如《青年运动的方向》《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纪念白求恩》 《为人民服务》 《愚公移山》等, 至今仍有重要意义[27]160-161。
在党的建设方面, 毛泽东深感在无产阶级人数很少而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 建设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 是极其艰巨的任务。而毛泽东的建党学说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在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 《反对自由主义》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 《反对党八股》 《学习和时局》《关于健全党委制》《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他特别着重于从思想上建设党, 提出党员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 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 经常注意以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他指出,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 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他针对历史上党内斗争中存在过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倾错误, 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 强调在党内斗争中要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他创造了在全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和新中国成立以后, 鉴于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党, 毛泽东多次提出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作风, 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 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27]161-162。
总之, “毛泽东同志深刻认识到, 面对中国的特殊国情, 面对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 中国革命将是一个长期过程, 不能以教条主义的观点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 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解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深刻分析中国社会形态和阶级状况, 经过不懈探索, 弄清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 提出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两步走战略, 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 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解决了在中国这种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把党建设成为用科学理论和革命精神武装起来的、同人民群众有着血肉联系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解决了缔造一个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建成一支具有一往无前精神、能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新型人民军队。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解决了团结全民族最大多数人共同奋斗的革命统一战线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为党和人民事业凝聚了一支最广大的同盟军。毛泽东同志带领我们党创造性地提出和实施了一系列正确的战略策略, 及时解决了中国革命进程中一道道极为复杂的难题, 引导中国革命航船不断乘风破浪前进”[29]689-690。这“五个创造性地解决”, 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最新概括, 是对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的有力说明。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 还表现为毛泽东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 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其中的三个方面, 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 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 是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它们不仅表现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所写的《反对本本主义》 《实践论》 《矛盾论》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等重要著作中, 而且表现在毛泽东的全部科学著作中, 表现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中[27]162。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对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进行了集中阐述。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实质与核心, 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毛泽东在1941年《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 对“实事求是”作了马克思主义的新诠释。他指出: “‘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 ‘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 即规律性, ‘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 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 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 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6]801毛泽东强调说, 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 就是党性的表现, 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实事求是, 就是从实际出发; 理论联系实际, 就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从来反对离开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去研究马克思主义。早在1930年, 他就提出反对本本主义, 强调调查研究是一切工作的第一步,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在延安整风运动前夕指出, 主观主义是共产党的大敌, 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这些精辟论断冲破了教条主义的束缚, 使人们的思想得到极大解放。他的哲学著作和其他许多包含着丰富哲学思想的著作, 从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中, 深刻地论证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毛泽东着重阐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 特别强调充分发挥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的能动性。他以社会实践为基础, 全面地系统地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认识的源泉、认识的发展过程、认识的目的、真理的标准的理论; 指出正确认识的形成和发展, 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 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多次的反复; 指出真理是同谬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 真理是不可穷尽的, 认识的是非即认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 最终只能通过社会实践来解决。毛泽东阐述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他指出不仅要研究客观事物的矛盾的普遍性, 尤其重要的是要研究它的特殊性, 对于不同性质的矛盾, 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因此, 不能把辩证法看作可以死背硬套的公式, 而必须把它同实践、同调查研究密切结合, 加以灵活运用。他使哲学真正成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特别是他论述中国革命战争问题的重要著作, 提供了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最光辉的范例。毛泽东提出并系统阐述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我们必须永远坚持。
群众路线, 就是一切为了群众, 一切依靠群众, 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 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系统地运用在党的全部活动中, 形成党在一切工作中的群众路线, 这是中国共产党长时期在敌我力量悬殊的艰难环境里进行革命活动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毛泽东强调: “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 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 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 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 只要我们依靠人民, 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 因而信任人民, 和人民打成一片, 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 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 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6]1096他还指出, 领导群众进行一切实际工作时, 要取得正确的领导意见, 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这就是说, 把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 化为系统的意见, 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 在群众的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如此循环往复, 使领导的认识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同党的群众路线统一起来了。党是阶级的先进部队, 党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存在和奋斗的, 但是党永远只是人民的一小部分; 离开人民, 党的一切斗争和理想不但都会落空, 而且都要变得毫无意义。我们党要坚持革命, 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就必须坚持群众路线[27]163-164。
独立自主, 自力更生, 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结论, 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立足点。无产阶级革命是国际性的事业, 需要各国无产阶级互相支援。但是完成这个事业, 首先需要各国无产阶级立足于本国, 依靠本国革命力量和人民群众的努力, 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把本国的革命事业做好。毛泽东指出: “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 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 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17]161毛泽东一贯强调, 我们的方针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 自己找出适合我国情况的前进道路。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 尤其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革命和建设事业。我们一定要有自己奋斗到底的决心, 要信任和依靠本国亿万人民的智慧和力量, 否则, 无论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取得胜利, 胜利了也不可能巩固。当然, 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不是也不可能孤立于世界之外, 我们在任何时候都需要争取外援, 特别需要学习外国一切对我们有益的先进事物。闭关自守、盲目排外以及任何大国主义的思想行为都是完全错误的。尽管我国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 我们对待世界上任何大国、强国和富国, 都必须坚持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决不允许有任何奴颜婢膝、卑躬屈节的表现。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我们都没有动摇过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决心, 没有在任何外来的压力面前屈服, 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各族人民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我们主张各国人民和平共处, 平等互助。我们坚持独立自主, 也尊重别国人民独立自主的权利。适合本国特点的革命道路和建设道路, 只能由本国人民自己来寻找、创造和决定, 任何人都无权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只有这样, 才能有真正的国际主义, 否则就只能是霸权主义。在今后的国际交往中, 我们将永远坚持这样的原则立场[27]164-165。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