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成为全中国的执政党,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 中国共产党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全新主题, 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的探索历程, 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甚至出现失误, 但仍取得了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 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 贯穿于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克服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 找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创立了毛泽东思想,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有力武器。1949—1978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 主线主题是中国共产党人面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全新时代课题的不懈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 在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 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 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 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 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49—1976年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历史阶段, 既有凯歌行进的峥嵘岁月, 也有挫折失误的曲折历程, 前承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渊源, 后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产生重要影响。无论是成就与经验, 还是失误与教训, 都是一笔宝贵财富。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1976—1978年, 是党和国家逐步扭转“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 实现历史性转折, 开辟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时期的重要历史阶段。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包含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在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建立新中国以后, 对于如何从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 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顺利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 如何在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 这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 是党面临的崭新课题。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 “为我们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积累了经验和提供了条件, 为我们党和人民事业胜利发展、为中华民族阔步赶上时代发展潮流创造了根本前提, 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 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和时代主题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人为此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和不懈的努力,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在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进程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确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为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而奋斗, 进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 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 开展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在“第二次结合”过程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探索以工业化为引领的“四个现代化”道路, 创立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 加强执政党建设; 在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深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开展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 中苏两党意识形态争论愈演愈烈; 在社会主义曲折发展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虽然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出现重大曲折, 但继续坚持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趋向, 依靠我们党自己的力量结束了“文化大革命”, 开展拨乱反正和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为开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2013年3月17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来之不易, 它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 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 是在对近代以来一百七十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 是在对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 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本文将阐述1949—1978年间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曲折历程和经验教训, 展示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进程中的理论成果。

1949—1978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 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 前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后续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新中国历史包括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 本质上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改革开放前, 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并取得了巨大成就, 改革开放后, 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成功地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必须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 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2013年1月5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 科学地论述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辩证关系: “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 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2]这是我们撰写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指导思想和基本遵循。

1976年, 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事实上停止,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一个重要节点。新中国成立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阶段, 开启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经过1949—1978年这一过渡时期,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949—1978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 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即1949—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53—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56—1966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76—1978年在徘徊中前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民主革命遗留任务基本完成, 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主要围绕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展开。新民主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必要准备, 社会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必然趋势。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经确立的基本共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简称《共同纲领》) 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 是这一设想的具体体现。中国共产党人以“进京赶考”的姿态,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即开展了整风、整党运动; 在意识形态领域, 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 并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 逐步在全社会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随着土地改革任务的完成, 党开始了新民主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的探索, 对新中国的社会性质和特征作出了自己的判断, 提出了以实现工业化的目标和道路为主要内容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事业得以顺利展开。

1953—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以建立和建设社会主义为目标指向。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为指导, 实施“一化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 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积累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经验, 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理论。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 标志着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此同时,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颁布实施, 中国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得以确立和发展。在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进程中, 中国共产党人“以苏为鉴”, 提出了“第二次结合”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任务, 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两步走战略构想” (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中共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判断、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多方面探索与执政党建设理论, 是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结晶。

1956—1966年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和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艰辛探索的时期, 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呈现出正确与失误两种趋向, 其中, 建设成就和成功经验“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3]138。1957年,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 提出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由于国际和国内形势错综复杂的变化, 社会主义建设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开始出现两种倾向: 一方面, 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 党改变了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 提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 树立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 阶级斗争被扩大化和绝对化, “左”倾错误逐步升级; 另一方面, 中国共产党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不断努力纠“左”, 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并取得了相应成果, 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 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所深化, 提出要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奋斗目标。这一时期, 社会主义思想文化教育事业和理论得以发展, 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同亚、非、拉美国家保持友好关系, 在中苏两党意识形态争论中赢得了主动。

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 “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 被反革命集团利用, 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3]144。该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出现了重大曲折, “以阶级斗争为纲”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 也不符合中国实际”^[3]142。需要指出的是, “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艰难曲折的, 是一直没有停止的”, “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3]148, 始终坚持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趋向, 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科学技术事业在艰难中前行; 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 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和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 为中国赢得了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 特别是邓小平1975年主持的对工业、农业、交通、科技、教育、军队等各方面的全面整顿,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实践和理论基础。

1976—1978年, 是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迎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转折点——拨乱反正时期。1976年10月, 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 毅然粉碎了“四人帮”, 给党和人民带来持续十年内乱的“文化大革命”由此画上了句号。党和国家各条战线逐步扭转由“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 国民经济复苏与国家政治生活秩序的恢复, 拨乱反正的局部进展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成为这一时期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

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进程中, 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历史、逻辑和内在联系? 有专家认为, 新中国成立后探索社会主义的29年,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和新飞跃的准备(1949—1978年)^[4]; 也有专家认为, “暂时性中断”是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征, “在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中, 虽然有许多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观点, 却始终没有建立起系统的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5], “文化大革命”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断了十年”^[6]。

毛泽东1938年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 “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 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 即是说, 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 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7]历史发展进程的曲折性, 中国社会问题的复杂性, 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的艰巨性。1949—1978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延伸、准备”说也好, “暂时性中断”论也罢, 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解决中国社会问题、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程中的实践经历, 体现了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殊性。毛泽东在1941年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 “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 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8]现在可以这样说, 中国共产党的百余年, 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际日益结合的百余年。1949—1978年, 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日益结合的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时期, 虽有曲折甚至失误, 但也取得了实践成果, 提出了崭新理论。

在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中, 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 创造了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 最后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 对个体农业, 则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 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在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 中国共产党通过处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 工业化道路和方式, 协调农业、农村和农民关系等方面,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理论。

以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主要标志, 中国共产党为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逐步形成了一些十分重要的认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 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是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 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 社会主义社会还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强调发展商品生产、遵守价值规律和做好综合平衡, 主张以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 社会主义发展目标是建设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 要走一条有别于苏联模式的中国工业化道路, 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和以工业为主导, 坚持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共同发展, 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 农业中要实行生产责任制, 不能剥夺农民, 不能超越阶段, 反对平均主义; 必须扩大社会主义民主, 坚持民主集中制, 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防止领导机关官僚化、特殊化; 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 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 在文化领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等等。

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中国共产党人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愿望, 开始扭转“文革”造成的严重局面, 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 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 提出和实施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正确举措, 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 准备了充分条件, 奠定了坚实基础。

诚然, 1949—1978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有不尽成熟和略显稚嫩之处, 有的在实践中也未能坚持和落实, 但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呕心沥血、艰辛探索获得的宝贵财富。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经历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承前启后、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