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到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 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 紧紧围绕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 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历史发展阶段。

1978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完成了党在政治上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 1981年,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完成了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这为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前提和思想基础。在这一过程中, 有两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 即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主题的正确判断和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准确把握。邓小平对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的科学判断, 准确把握了时代的本质特征, 为新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基础。在对时代主题深刻把握的基础上, 邓小平放眼世界, 提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没有对时代主题的正确判断和对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准确把握, 党就不可能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专心致志搞建设, 一心一意谋发展, 也不可能做出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邓小平指出: “一九七八年我们制定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方针, 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上的。”^[1]233他还指出: “要建设, 没有和平环境不行。”^[1]233因为, “我们的现代化建设要取得成功, 决定于两个条件。一个是国内条件, 就是坚持现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如果改革成功, 会为中国今后几十年的持续稳定发展奠定基础。还有一个是国际条件, 就是持久的和平环境。”^[1]156

人类历史发展证明, 学习借鉴先进国家的成功经验, 是后发国家加快本国发展的一条捷径。毛泽东早就指出: “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 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 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 这一点是肯定的。”^[2]242但当时的时代背景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实行全面的改革开放。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 为中国借鉴和吸收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创造了条件, 也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邓小平在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中指出: “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 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373

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 当代中国的发展需要世界眼光。“经验证明, 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1]78开放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 一方面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另一方面还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时代特征相结合, 探索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发展趋势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 顺应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当今世界发展的潮流, 符合世界发展的规律。

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 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基础上进行的。

新中国成立之后,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 探索的初衷就是要冲破日益僵化的苏联模式, 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特点的新的建设道路; 在探索的过程中, 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重要文献和党的八大提出的具有创新精神的思想, 体现了这一时期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路,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有了一个良好开端, 取得了重要成就。但在1957年下半年以后, 由于偏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这一探索也遭遇了“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文化大革命”等重大失误和挫折, 逐渐偏离正确轨道。

“文化大革命”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 就是在认真反思和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 “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1]234同时, 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还汲取了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 尤其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深刻教训。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格局最深刻的变化, 也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遭遇的严重挫折。20世纪80年代, 曾经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包括苏联、东欧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出现了严重挫折, 继续进行改革成为克服困难、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出路。然而, 错误的改革路径选择导致了严重的后果, 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严重失误, 不仅直接导致苏联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剧变, 也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到严重挫折。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给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深刻的历史教训。举什么旗, 走什么路? 是封闭僵化、改旗易帜, 还是坚持改革开放,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这一重要问题又一次摆在全党面前。在这一重要历史关头, 邓小平发表了振聋发聩的“南方谈话”, 深刻阐述了涉及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一系列重大理论是非问题, 廓清了人们思想上的迷雾, 拨正了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南方谈话”堪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之作。

1978年全党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打破了“左”的思想束缚, 开启了思想解放的先河, 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思想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 作出了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时期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起点, 也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 从此, 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成为新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实的实践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逐步展开。在经济建设方面,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开始建立, 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之后, 开始了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发展状况, 改变单一公有制的格局, 积极发展非公经济。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 改革国家宏观调控政策, 扩大市场调节范围, 把计划和市场结合起来, 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基础。同时, 我国还积极开展对外开放, 引进外资, 发展对外贸易, 设立经济特区, 形成点、线、面结合的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 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改革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 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加强各级国家机关建设, 发扬社会主义民主, 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 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 坚持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

总之, 在这一时期, 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各项事业蒸蒸日上。中国共产党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提出的新要求, 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分析研究和解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 坚持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和理论指导下的新的实践, 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 是新时期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线。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过程, 也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20世纪50年代中期, 毛泽东在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明确指出,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 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3]。后来, 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 由于存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认识和对中国国情的一些错误判断而使这一探索充满了曲折。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时期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的历史起点, 全党范围内的解放思想使党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具体国情、对已经变化了的时代特征的认识更加客观深入, 从而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创造了条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党所采取的一系列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 既符合新时期的中国具体实际, 又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 “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走自己的道路,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3这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 引领中国发展进步的重要经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重大命题的提出, 科学准确回答了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这一重大问题, 也宣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即中国式的现代化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能够引领当代中国的进步和发展, 关键就在于我们党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又根据新时期我国的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 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探索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鲜明主题。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这决定了我们不可能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社会主义蓝图为主题进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而必须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后, 毛泽东就提出要根据中国实际, 探索符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邓小平也反复强调, 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 应该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明确指出了这一时期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所有制问题上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而不是单一的公有制, 在分配制度上是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而不是平均主义或按需分配, 在经济体制上既不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也不是完全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 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在民主政治建设上既没有搞苏联的一党制, 也没有照搬西方的多党制或三权分立, 而是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 在文化上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元化指导思想引领下的文化多样化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立足中国的客观实际, 又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实现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统一。党的最高纲领是奋斗的方向, 但“党的最高纲领必须通过完成各个阶段的奋斗目标来实现, 必须由一个一个实际步骤来达到”^[4]。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主题, 既不会忘记远大理想只顾眼前而失去前进的方向, 也不会离开现实空谈远大理想而脱离实际。实践证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适合中国国情, 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是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唯一正确道路。

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发展道路, 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立足点, 也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原则。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毛泽东针对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 提出要独立自主探索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 面临着建设社会主义的全新实践, 中国共产党也没有完全照搬苏联模式, 而是主张探索符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指出: “照抄是很危险的, 成功的经验, 在这个国家是成功的, 但在另一个国家如果不同本国的情况相结合而一模一样地照搬就会导向失败。照抄别国的经验是要吃亏的, 照抄是一定会上当的。”^[2]64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在借鉴其他国家发展经验的同时, 不照搬任何发展模式, 而是始终强调独立自主, 走自己的路。邓小平指出: “中国革命的成功, 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 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 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 走自己的路。”^[1]95面对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的图谋、经济上的制裁、政治上的压力, 中国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独立自主地参与经济全球化, 在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 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

粉碎“四人帮”和结束十年“文化大革命”, 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关于解放思想和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起点, 也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 邓小平所作的《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 堪称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篇之作。1979年3月, 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这表明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思想开始形成。1981年6月,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归纳为十个方面, 初步勾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轮廓, 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航程。

邓小平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 首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称谓, 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开始形成。党的十二大以后,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容得以全面展开。1984年10月,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观点, 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正确的思路。1986年9月, 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总结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经验, 从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整体布局的角度阐明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1987年10月, 党的十三大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 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确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主体内容, 并从12个方面论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不断丰富和发展。

党的十三大以后, 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了新的进展,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给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敲响了深刻的警钟。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成为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重大问题。在这一重要历史关头, 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 紧紧围绕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提出的问题, 回答了人们思想上的种种疑问, 冲破了“左”的思想桎梏。比如, 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问题、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等, 都是长期困扰人们的重大理论问题。邓小平围绕这些问题作出的分析和论述, 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进一步展开, 并得到深化和丰富。“南方谈话”是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代表作, 也是邓小平理论创立的关键节点。以“南方谈话”为标志, 邓小平理论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南方谈话”在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