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以其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鲜明特征, 超越了“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 也突破了西方现代化的实践模式。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中, 中国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它不仅是对西方现代化逻辑的超越, 更是对人类文明多样性的深刻诠释。在这条道路上, 中国不仅实现了自身的崛起, 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时代价值, 也为全球治理和人类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历史担当与全球视野。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 “新事物”符合客观规律, 有强大生命力和远大前途。“新事物”之所以“新”, 是因为它适应已经变化了的环境和条件, 具有新的要素、结构和功能。“新事物”的产生需要批判吸收“旧事物”的合理成分, 从而符合辩证法的逻辑。从这个意义来说, 中国式现代化指向的是“新事物的产生”。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擘画宏伟蓝图, 团结带领人民群众立足实践“干出来”的现代化, 因而走出了一条立足本国国情、融合历史底蕴与时代精神的独特发展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正在经历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型过程, 这一过程不仅实现了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的全面进步, 更为世界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时代价值, 进而打破了西方对现代化标准的垄断。这一过程既对中华传统文化推陈出新, 也批判吸收了西方现代化工业文明。在此过程中, 中国赋予了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新内容, 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对西方现代化的简单模仿和量的追赶, 而是立足中国国情、汲取人类文化智慧、回应时代需求的伟大创造, 是质的超越和新的开创。具体而言, 中国式现代化的“新”质体现在道路选择、价值追求、文明形态、全球担当等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素、结构和功能, 适应了新的历史时期下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需求, 又与党的自我革命要求相契合, 中国式现代化所呈现出的诸多“新事物”特性, 使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将有利于把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和实践智慧转化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磅礴动力, 并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基础, 为未来世界的文明与进步开辟更加光明的前景。

“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1]中国式现代化既追求物质财富的增长, 又注重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公平正义, 使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这种现代模式超越了以资本为中心的西方模式, 开创出一条新的发展之路。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中国式现代化,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2]22实现现代化是中国人民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 中国共产党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展现出强大的领导力和凝聚力, 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 将中国人民汇聚成强大的实践主体, 带领中国人民不断创造历史伟业。为了不断适应新的历史特点开展伟大斗争, 党需要向内发力, 淬炼党性, 自觉站稳人民立场, 在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中, 以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不断向前发展。党立足不同阶段的现实情况, 紧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 发挥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制定符合实际的政策和战略。

一方面,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这在政治方向上决定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在新中国成立初期, 面对经济基础薄弱、工业化水平低的现实, 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勠力奋斗, 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为新中国经济的独立自主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中国共产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历史性决策, 而后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 党深刻总结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规律, 明确了“分两步走”的战略目标。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体现了党的理论创新能力和实践领导能力。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 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道路。

另一方面,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事业是基于实践基础的辩证否定过程, 这就要求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不断立足当代中国的改革发展现实进行自我革命。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 “经过不懈努力, 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2]14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看,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否定和革命批判精神必然要求革命者持续不断地进行自我革命。“批判性和批判精神旨在质疑某些抽象观念普遍化绝对化的危害, 以期解决观念与生活、头脑与现实的统一性问题, 抽象观念的普遍化绝对化在思想政治上的表现就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本本主义、教条主义。”^[3]作风问题关乎党的形象, 关系人心向背, 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作风建设, 将其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构成看, 共产党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实践者, 肩负着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历史使命。“必须由最彻底最坚定的先进分子组成, 共产党人应该是最不知疲倦、无所畏惧和可靠的先进战士。”^[4]这种精神品格是共产党人的本质要求, 也是党能够带领人民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党通过自我革命, 持之以恒抓好作风建设, 才能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保障。

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立足中国国情、吸收人类文明成果探寻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现代化道路。诚然, 中国式现代化首先需要遵循人类现代化的一般规律, 因而具有人类现代化的普遍特征。“现代化与工业文明对于世界各民族实现现代社会转型具有可通约的普遍性意义。”^[5]17这种普遍性体现在现代化和工业文明所带来的一系列变革, 包括生产力的提升、社会结构的转型、文化的更新以及生活方式的改变。现代化是一个全球性的历史进程, 科技进步和社会分工的进一步细化促使社会生产力大力发展。“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 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 还要大。”^[6]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 资本主义制度相对于封建主义制度更具优越性,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也为更高阶段社会创造了所需要的生产力基础。资本主义强调市场经济和竞争机制, 追求利润最大化, 在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之下, 促进了资源的合理配置, 激发了市场活力, 为产品的现代化、企业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福利的增进。相较于封建主义, 劳动者摆脱了人身依附, 因此可以自由地选择职业、寻求财富的增长, 极大地刺激了生产积极性。随着资本的全球扩张, 资本主义的全球发展把世界拖入了全球化进程, 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联系更加紧密。同时, 资产阶级打破了旧的生产关系, 斩断了人们对封建思想的依附。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战胜了封建神权对人们心灵的统治, 人权从神权中挣脱出来, 人的尊严得到认可, 理性主义与科学精神兴起, 人类从中世纪的蒙昧走向现代化。现代化的发展也带来了城市化、消费文化等生活方式的改变, 推动了教育的普及, 提高了人们的文化素质和科学素养, 并在社会关系、家庭伦理等多个方面重塑了现代社会的面貌。

然而, 资本主义的发展难以克服其内在矛盾, 资本扩张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核心逻辑, 其后果却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相悖离。

首先, 西方现代化是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资本发展的底层逻辑是价值增殖, 西方现代化的底色是海外殖民, 为了寻求更多的原料产地和市场, 早期西方国家开始进行殖民扩张。地理大发现中的广大地区为资本提供了广袤市场, 自然资源源源不断地成为资本家的生产资料, 而劳动者成为机器的附庸, 劳动失去了创造性和自主性, 人们沉迷于物质追求, 忽视了精神文化和社会关系的丰富性, 人与其劳动成果、与他人、与自身的关系被异化,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金钱和利益所主导。在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性的条件下, 几大帝国为了争取资源和霸权接连挑起了世界性战争, 战后所形成的以战胜国意志为主导的新的国际秩序, 其实质是为了使国际局势得以重新洗牌而对世界利益进行重新分配。二战后, 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更为隐蔽, 通过立法与其他非强制性手段给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融资、贸易发展、技术进步等设置了诸多壁垒和障碍。

其次, 西方现代化是少数人独享的现代化。无论是早期的殖民扩张还是如今的意识形态战, 西方国家现代化发展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攫取全球剩余价值, 为少部分人的享受谋取利益。剥削和掠夺导致了占有的资本越多, 享受的资源和红利就越多的情况, 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天然会导致愈加严重的贫富分化。这条“物”化道路的本质是少数人的进步、发展和享受, 代价却是绝大多数人的停滞、后退和奴役。对资本增殖的无止境追求导致生产的相对过剩并不能带来全体人民财富的增长, 广大劳动人民无法摆脱“物的统治”而日益陷入贫困的深渊,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不同阵营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紧张关系, 资本主义国家最终难免陷入不协调发展的窠臼。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少数人独享”特征, 表现在财富分配、资源占有、发展机会的不平等, 暴露了其内在的局限性, 显示出西方现代化成果未能惠及全体人民, 这种模式引发了环境危机, 加剧了社会动荡。

最后, 西方现代化是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化。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化在历史上通过殖民扩张、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全球化得以形成。在西方国家的叙述逻辑中, 西方国家拥有产业资本、高科技、民主制度, 西方世界也是自由、民主、人权、博爱的代名词。而这些要素的背后隐藏着的是其向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和资本输出, 以及通过国际汇率影响他国经济运行。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消弭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诉求, 西方的先进和民主也被大肆宣传, 导致发展中国家的被压迫被剥削往往被西方现代化的叙事逻辑所遮蔽。西方现代化模式试图将西方的发展路径推广到全球, 展现出排他性和唯一性。而发展中国家一旦突破其固有模式发展起来, 就要被扣上“文明冲突” “国强必霸”的妖魔化帽子, 这暴露了西方现代化的文化霸权主义和发展路径单一的局限性。

西方现代化陷入自身矛盾和发展悖论, 要真正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就需要探索超越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物质基础、制度保障和精神动力, 超越西方现代化小逻辑, 回归人类文明大逻辑。”^[7]中国的发展不能脱离自身国情土壤, 这包含了历史、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独特条件和现实基础。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推动社会公平、可持续发展, 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的扬弃和发展, 展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生命力。

今天,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全过程, 这一思想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也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了深厚的价值内涵。在新时代, 中国共产党将一如既往坚持人民立场, 为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一部人类现代化的历史, 同时也是一部人的现代化的发展史, 而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价值诉求应该说是人的现代化, 即真正实现人的社会心理、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等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马克思曾经认为: “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 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 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8]在探讨工业文明的同时, 马克思特别强调了“人”的力量, 反映了工业化发展进程中人的能动作用和主体地位。“在现代化进程中, 人既是实践主体也是价值主体, 更是现代化的终极目的, 没有人的现代化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5]17工业化不是冷冰冰的机器生产和单向度的技术进步, 其所包含的“人的本质力量”, 蕴含着人的解放、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人是现代化的实践主体。在马克思看来, 现实的人并不是抽象的、孤立的人, 而是从事实践活动的具体的、变化的人, 在实践的过程中, 人的能力、观念、社会关系、生活方式和心理状态不断发生变化。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不仅是社会进步的标志, 也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终极目标, 这一理念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价值取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9]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包含着人的能力的发展, 通过不断学习、实践和反思, 人们能够更好地适应现代化的要求, 实现自我与社会的共同发展。“从16世纪利玛窦来华到19世纪施阿兰来华, 世界在这三个世纪飞速前进, 中国仍在蜗牛般爬行。‘中国中心’的世界观仍然支配着中朝廷的对外事务。”^[10]转变发生在1840年之后, 鸦片战争不仅打破了清朝闭关锁国的状态, 也使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华民族被迫卷入世界历史的洪流中。从此, 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轨迹与世界化进程紧密相连, 经历了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探索、从屈辱抗争到复兴崛起的复杂历程。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相继而起, 但都以失败告终。中国共产党以其科学的理论、坚强的组织、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正确的道路选择, 使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百年历程是中华民族的奋斗史, 也是中国与世界互动的历史。在这百余年中, 中国人民日益变得开放自信, 如英格尔斯所述, 现代人是一种有效能感的人。“效能的意义并不仅限于人能控制自然的感觉上, 它还包括另一层意义, 即相信人性能够改变, 相信人类能够解决自身的问题。”^[11]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今天, 中国人的实践能力和思想观念不断现代化, 呈现为新型的“现代人”, 中国也正以更加自信的姿态融入世界, 推动构建国际社会的新秩序。

人是现代化的价值主体。首先, 实现人的现代化要摒弃人的异化。马克思异化理论最先触及的是宗教领域。在费尔巴哈的“宗教的异化”理论中, 马克思受到启发, 他将批判的触角伸向了经济领域。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 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四种具体的表现形式作了进一步的剖析, 对资本奴役劳动、物统治人等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加以批判。在私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体制下, 对资本增殖的无止境追求催生的商品拜物教自证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人性的颠倒。在消解人的主体性的背景下, 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无法实现的。这体现为在物质领域中, 贫富分化愈加严重, 世界两大阵营的对立日益紧张, 人被“物化”为商品和货币的附庸。在精神领域中, 西方国家用意识形态掩盖阶级剥削的实质, 其统治下的人也逐渐丧失了独立的批判精神, 成了片面的、单向度的人。只有尊重人的主体性, 摆脱“物化”的、僵化的、单向度的人, 实现人的现代化才是真正的现代化。其次, 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核心要义, 也是彰显人的价值主体性的最终追求。马克思主义理论继承了康德“人是目的”的学说, 康德的“目的公式”强调尊重理性主体的道德能力, 马克思则强调现实的人的实践性, 将康德“目的公式”落地到制度层面。“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 因此, 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12]我们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设计来引领人的现代化的社会实践,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努力让每个人都作为目的自身而存在, 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13]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 我们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增进人民群众福祉, 这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人民立场为价值导向的新型现代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就充分保证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走在正确的方向上。这一发展思想是中国式现代化维持强大生命力和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关键所在。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通过制定和实施一系列惠民政策, 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中国共产党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坚定践行者, 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

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和深厚的人民情感, 践行党的初心使命, 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毛泽东同志深刻认识到人民伟力, 提出“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 在著名的“窑洞对”中提到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方法, 这就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邓小平同志提出要通过加强监督和建立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 主张解放人的思想, 尊重人的个性发展。“在哲学层面, 把人学焦点从‘人的社会统一性’转移到‘人的个性及创造性’上来”。^[14]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观点。“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不断提升民生福祉, 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书写关于“人民至上”的不朽篇章。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 当前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 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不断增加, 在这种情况下,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非轻而易举。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充分调动全社会的智慧和力量, 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强大合力, 是因为坚持人民立场, 始终把人民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参与者和受益者。作为一项系统工程, 中国式现代化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各个领域, 是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并联式推进的现代化, 也是渗透到百姓衣食住行的各个层次, 不断满足百姓的高品质、多样化需求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在诠释人们追求美好幸福的同时, 也昭示着中国发展的生命力。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伟大创造, 因此丰富和发展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幸福和繁荣, 也为人类文明多样性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第二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之所以被称为“又一次思想解放”, 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性。“第二个结合”通过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 批判继承传统文化中的精华, 展现出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的多重可能, 赋予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要处理好传统与现代、民族与时代这两对矛盾。大凉山的彝族孩子们唱响《玉盘》, 歌曲以月亮作为文化符号, 唱出了对星辰大海的追问, 展示出中国科技强国的立体形象, 也构建了“传统—现代”的双向对话。苗绣工艺品和土家织锦将传统纹样转化为国际时尚元素, 助力乡村振兴, 让民族艺术在时代发展中绽放出生机与活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仅在文化实践中化解着传统与现代的紧张关系, 也在民族性与时代性的契合中构建新的文化形态。“第二个结合”释放出的生命活力启示我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只是静止的遗产, 也是动态的文化机体。今天, 人们通过创造新的文化接触点, 将传统文化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可传播的实践形态, 能够唤醒大众文化记忆, 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基础。

人类文明形态的更新, 既体现在物质生产方式的变革上, 又体现在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创新上。“第二个结合”为中华文化注入新的生命力的同时, 也为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开启了新的境界。沉淀着东方智慧的五千年文明承载着民族历史底蕴与精神基因, 在润泽中华文化根基的同时, 也为现代文明建设源源不断地输送着精神养分。五千年的治世智慧在现代化进程中绽放新辉: 在“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变革精神中汲取改革动力, 在“修齐治平”的价值序列中构建治理体系, 在“知行合一”的实践哲学中推动科技创新, 在“家国同构”的政治伦理与“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中促进现代转型。这些深植于文明血脉的精神标识, 揭示了传统文化治理资源在现代国家治理中的创造性转化, 它既塑造着现代化道路的中国范式, 也为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了东方智慧。“第二个结合”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必然选择, 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了更为深邃广阔的历史底蕴。

任何文明形态的生生不息、赓续不断, 都须不断适应变化着的时代环境, 促进自身新陈代谢。作为人类文明的一种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国土壤中根深蒂固, 它立足于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社会结构和历史经验, 实现了传统与现代二元模式的超越。传统的近代化理论往往将传统与现代视为对立的二元关系, 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忽视了传统文明的价值, 也忽视了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多样性的必要性, 认为现代化是对传统的全盘否定, 是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全盘模仿。陷入这种二元对立思维陷阱之中的发展中国家, 很容易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跌入文化认同的困境, 即既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的目标, 又无力摆脱民族传统的束缚。中国式现代化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 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这一过程不仅保留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 还为其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中国实现了科技和文化领域的诸多成就, 不断提高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 实则因为在思维层面突破了这种“传统—现代”二元模式的对立, 成功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共生。

中国式现代化对“传统—现代”二元模式的超越还体现在经济发展模式的创新上。如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政府有为” “社会有序”的理念, 现代中国创造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在释放激发市场活力的同时强调更好发挥政府职能。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念不仅转化为关于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的表达, 更转化为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一系列切实的实践。中国式现代化对“传统—现代”二元模式的超越更体现在文化传承与社会价值观念的重构上。中国式现代化在讲求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 通过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促进传统与现代文明的深度融合, 实现了文化继承与创新发展的统一。不论是新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精炼表达, 还是共商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模式, 都蕴含了“革故鼎新” “均衡发展” “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天下为公”的文明核心价值。这些核心价值深刻影响着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治理、伦理和价值观。中国式现代化将传统文明的核心价值与现代化的普遍要求相结合, 为现代化注入了新的内涵, 创建了一种兼具文化底蕴与时代活力的新的发展范式。“世界已经进入了‘后西方时代’‘后美国时代’ ‘新的觉醒年代’, 这不是说美西方不重要了, 而是表明美西方不再代表历史前进的方向。”^[15]在由中国创建的新的发展范式中, 中国基于自身发展实践和全球经贸需求, 在金融、贸易等领域提出新的规则建议, 通过媒体、智库等渠道传播中国声音, 发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 不断提升发展中国家话语权, 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更具包容性, 这无疑代表了未来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国际形势持续动荡的背景之下, 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宗旨, 致力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而且以博大胸襟、远大目光, 积极承担世界责任, 为人类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彰显着负责任大国的全球担当。

中华文化主体性是中华文化生命力的重要体现, 是中华文化能够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立得住、行得远的关键因素。中华文化主体性基于自身历史传统及核心价值, 主动选择、吸收、融合外来文化元素, 保持自身文化独特性, 并在时代的发展中实现传承与创新发展。作为一个关系范畴, 主体性在主客体二元互动中才得以呈现。中华文化的主体性体现为在与外来文化交流中保持独立性和自主性。“只有在与文化他者的关联之中, ‘主体’才能拥有‘自觉’的特性。”^[16]中华文化的主体性需要在国际交往中获得“他者”的确认, 并在对话中完成自我定位。这种“双向承认”的过程, 恰恰印证了黑格尔所言“自我是自我本身与一个对方相对立”。^[17]那么如何在主客体关系中实现自身文化主体性呢? 孔子的答案是“克己复礼”“推己及人”。克己复礼是主体主动选择的结果, 是主体的道德实践。这里的“礼”并非外在束缚, 而是主体在与客体的伦理互动中, 将道德规范内化为自觉行为。推己及人意味着主体性不是封闭的, 而是通过关怀他者得以彰显, 在社会关系的网络中主动建构。中国一贯坚持和奉行和平外交政策, 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古代, 并在新中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巩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断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 维护了世界和平与稳定。老子的答案是“无为而治”。主体应摒弃主观妄为, 消解对客体的强制干预。中国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不干预他国内政, 为全球国际关系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指导。马克思的答案是“实践”。“它以‘批判的、革命的’姿态出现, 它促成从‘thing’到‘being’的转变, 并最终指向‘to be’, 在解构对象世界时也解构自身。”^[18]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 正是中华文化主体性在对外关系中的实践表达: 既打破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垄断, 又以“一带一路”倡议等主动参与全球治理。“根脉”和“魂脉”奠定了中国外交的独特哲学底色, 共同塑造了中国对外关系的非霸权式主体性。中国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既在对外互动中定义自身, 又以自身实践重新定义了互动规则。

中国身处“两个大局”, 在全球治理中积极担当, 展现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一方面, 这是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必然选择; 另一方面, 这是国家利益的战略延伸。

面对全球发展不平衡和治理赤字, 中国以自身发展来进一步促进世界共同发展,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在全球发展议题上担当作为。通过精准脱贫战略、产业扶贫模式、教育扶贫支撑等关键举措, 实现数亿人口脱贫的历史性跨越, 中国减贫事业取得了卓越成就。同时, 中国举办国际培训班、派遣专家团队、开展对外援助项目, 积极向世界分享减贫经验, 帮助众多发展中国家提升脱贫能力, 助力全球减贫事业。中国不仅在产能合作、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贸易投资便利化等方面为沿线国家带来发展机遇, 也以庞大消费市场吸纳全球产品, 以“中国制造”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畅通, 以自身经济持续稳健发展对世界经济起到稳定器作用, 从而推动全球经济复苏与增长。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有利于塑造友好的外部环境。“当前中国同周边关系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时期, 同时也进入周边格局和世界变局深度联动的重要阶段。”^[19]中国以平等开放的姿态同世界各国文明对话, 通过孔子学院、文化年、影视作品输出、举办世界文明对话大会等活动,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不仅积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让世界了解和平、仁爱、包容的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的价值理念, 还积极倡导“各美其美, 美人之美, 美美与共, 天下大同”的理念, 弘扬整个人类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共同价值, 打破文化隔阂, 推动各国人民相知相亲、促进跨文化理解和心灵沟通, 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新模式。中国以人工智能和互联网平台为载体, 积极推动科技迅猛发展, 拓展文化交流空间, 催生多元文化融合创新, 倡导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 为人类文明的进步注入勃勃生机。

总之, 中国式现代化深刻体现了中国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对文化传统的传承、对现实需求的回应以及对全球责任的担当。中国式现代化的“新”质, 依托其独特的路径模式和文化意蕴, 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新选择。通过改革创新, 中国式现代化也必将不断为人类实现现代化图景闯新路、开新局、开辟新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