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党的二十大作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决策部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 “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 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 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 缩小城乡差别, 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1]。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论述为“十五五”时期农村发展定位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认真研究和领会习近平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论述, 对于我们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农村社会治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试对习近平关于乡村振兴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基本特征与价值意蕴作一初步探讨。

习近平关于乡村振兴重要论述是在中国乡村社会结构处于转型时期、“三农”面临现实困境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其理论基础来源于中国共产党乡村社会治理的经验积累, 实践基础蕴含着知青岁月的三农情怀及他在正定、宁德和浙江等地工作时对乡村发展的积极探索与实践。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农村社会结构出现了显著变化, 主要表现为:

一是农民收入总体增长及收入结构多元化。据有关资料统计,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978年为133.6元, 2021年则达到18931元, 实际增长9.7%^[2]。从农村居民的收入结构来看, 其在2000年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收入占总收入的49.2%, 而从事非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收入也达到了总收入的45.1%^[3]。

二是农村社会阶层分化及利益群体多元化。在改革开放以前, 中国农村社区的社会分层主要是依据政治成分标准划分, 农民大体被分为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一般群众、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等。而处于转型期的乡村社会, 其原有的以身份为划分标准的阶层体系被逐渐打破, 从农民中分化出具有明显差异的不同群体。当代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先生曾把中国农村社会划分为八个社会阶层, 即农村管理者、乡镇企业管理者、私营企业主、个体劳动者及个体工商户、农村知识分子、雇工、农民工、农业劳动者等^[4]。

三是中国农民观念发生了历史性变革。改革开放以后, 随着农村科技、教育、文化及娱乐基础设施建设突飞猛进, 电视、广播、收音机等现代化传媒工具在农村普及, 农民的文化水平与知识水平显著提高, 传统观念逐渐被动摇, 公民意识、法制观念、平等观念等现代意识逐步上升成为农民的主导观念。

以上所述农村社会结构的转型以及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如期实现, 为“三农”工作重心从脱贫攻坚历史性转移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决策部署做出了积极的准备。

尽管从1982年起中央连续每年发出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卓见成效, 但改革开放后, 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三农”面临的现实困境还是显而易见的。

一是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严重短缺。譬如在农村教育方面, 虽然国家九年义务教育政策的普及促使农村地区人口的文化程度有了明显提高, 但农村教育资源比如图书、多媒体等利用率低下, 教育基础设施薄弱。调查显示, 全国不少地方农村中小学校舍的建设经费不足, 没有多媒体、数字赋能的智慧教室, 教学设施也大大落后于城市教室的配套设施。

二是农村社会保障相对不足。其具体表现为: 一方面, 医疗卫生服务不足。譬如, 在农村合作医疗领域, 尽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已经为村民报销了大部分的医疗费用, 然而, 该制度的合作资金来源主要依赖政府、村集体以及村民个人, 面对重大疾病的高额费用, 村民往往难以承受其经济负担。又如在农村医疗资源配置问题上, 在我国西部和西南部一些贫困地区, 医疗配置仍然严重不足且陈旧老化, 需靠自行创收, 医疗人员工资微薄, 不少乡镇留不住医疗卫生人员, 人员学历普遍不高, 致使农民对地方性医疗水平的信任度大打折扣。另一方面, 养老服务缺位。在全国大部分地区, 农村地区的养老模式以家庭养老为主。调查显示,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速, 大量农村青年劳动力涌向城市, 农村中空巢老人所占老年人口比例接近半数, 生活充斥着孤独。其养老资金的来源, 主要包括政府提供的补助、商业保险的赔付以及社会的各类供给。值得注意的是, 农村老年人大多没有商业养老保险, 主要依靠子女供给。

三是农村生态污染日趋严重。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 不少污染企业转移到了农村, 大量倾倒废弃物和排泄工业废水, 致使农村的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同时, 农业生产过程中大量使用化肥、农药等化学用品, 不仅造成农村环境污染, 降低了土壤的再生能力, 而且其原料残余对农产品的质量产生了极大危害。此外, 农村养殖业发展导致牲畜粪便大量排放, 以及购物包装袋等白色垃圾, 也成为农村水资源和空气的重要污染源。

四是农村基层组织领导力薄弱。近几年, 虽然大学生村官不断补充到农村基层组织中, 但短期内仍旧不能扭转农村基层党员干部战斗力薄弱、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力不足等问题。改革开放以来, 社会结构多元发展, 不同社会阶层逐渐形成, 这一变化不可避免地促使农民群体的利益诉求及社会心态趋向多元化, 这一趋势导致不同社会群体间、干部与广大群众之间各类矛盾与冲突日益复杂化。一些农村干部法律意识和理性意识不强, 解决矛盾的方式不够理性, 致使农村社会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同时, 村干部文化水平、综合素质都存在明显的短板, 致使基层组织带领农民致富的革新能力欠缺, 发展集体经济的动力不足。因此, 如何强化基层组织建设成为习近平乡村振兴重要论述的重要内容之一。

五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相对匮乏。改革开放以来, 追求物质财富快速积累的同时在很长一段时期忽视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缺乏有效载体、主体性缺位、建设同质化等问题凸显。新时代新征程加强党对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引领作用、注重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人才培养与榜样力量、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载体作用、保护和传承农村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乡村文化振兴成为习近平乡村振兴重要论述的重要议题。

中国共产党早在执政之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就曾经提出了乡村治理的真知灼见, 推翻豪绅地主政权, 建立乡村农民政权; 普及农村文化知识, 保障农民享受教育权利; 重视医疗卫生, 保障人民身体健康; 妥善处理各种社会关系, 促进乡村社会稳定与发展; 等等。新中国成立后, 毛泽东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投身于声势浩大的农村社会治理实践当中, 形成了一系列农村社会治理思想, 其思想要旨包括: 以改革土地制度作为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石; 以确立政社合一的基层政权组织作为农村社会治理的纽带; 以切实改善民生作为农村社会保障的目标; 以加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农民综合素质提升的核心; 以化解农民内部矛盾作为农村社会治理的关键; 以改革旧风陋俗作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点; 等等^[5]。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以农村为突破口, 取消人民公社体制、建立乡镇政府, 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实行村民自治等, 开启了新时期农村发展的新航程; 在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 深刻阐述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新农村社会管理中的战斗堡垒作用; 在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中, 特别强调了要通过塑造社会主义新型农民、农村和农业来实现城乡的统筹发展, 建立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历届党中央领导人的农村社会、经济、文化治理思想, 无疑为习近平乡村振兴重要论述的形成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一方面, 七年梁家河的知青岁月, 对习近平乡村社会治理重要论述的形成具有奠基作用。从1969年1月不满16岁开始到陕北延川县梁家河插队生活, 通过七年的知青岁月, 习近平不仅提高了思想觉悟, 锻炼了与人民群众的沟通能力, 使自己成了一个“普通的农民”^[6], 同时也认识到了农村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 开始了对农村社会治理的初步探索。

另一方面, 大学毕业后的农村工作基层经历, 则是习近平乡村振兴重要论述逐步成熟的实践基础。其一, 从1982年担任河北省正定县委副书记从政开始, 习近平即勇于改革, 大胆创新, 率先采取“大包干”试点; 发展“半城郊型经济”; 开发商品菜基地, 扩大经济作物种植面积; 在正定古城建起荣国府, 发展旅游项目; 加强文化遗产保护; 整改农村办学条件; “坚持不懈推进‘厕所革命’ ”^[7]341; 为万元户颁发“率先致富奖”^[8]等一系列措施, 对乡村社会发展工作进行了初步尝试。其二, 在1988年出任福建省宁德地委书记后, 他针对宁德“老、少、边、岛、贫”的局面, 为使宁德能够实现跨越式发展, 在推动乡村发展的举措中提出了发展“大农业”的构想, 即把粮食作为重大工程来抓的同时, 全面发展农林牧副渔。同时, 习近平深入调查了解基层实际, 坚持“以百姓之心为心”, 大力实施“安居工程” “广厦工程”以及“造福工程”等多项民生工程; 狠抓农村生态环境建设; 提出“扶贫先要扶志, 要从思想上淡化‘贫困意识’ ”^[9]等。习近平的“大农业”宁德思考, 为其农村社会治理思想的最后形成奠定了理论与实践基础。其三, 2002年10月至2007年3月, 习近平在主政浙江五年期间, 特别强调“务必执政为民”^[10]。在农村产业发展方面, 号召发展高效生态农业, 以生态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 在农村文化建设方面, 要求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建设文化阵地; 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 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7]375的崭新理念, 把改变村容村貌作为重要内容, 广泛开展“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等系列工程。这种浙江模式的统筹城乡等方面的探索, 标志着习近平乡村振兴重要论述走向成熟。

习近平乡村振兴一系列重要论述是在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起步的历史背景下、在知青岁月的“三农”情怀及农村基层工作积极探索的实践基础上产生的, 历史与现实赋予其如下独特魅力和基本特征。

第一, 思想价值的人民性。习近平乡村振兴重要论述中贯穿始终的一条重要红线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体现着“我们的目标就是让全体中国人都过上更好的日子”^[7]133的爱民深情。譬如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阶段把“三农”工作重心历史性地转向乡村振兴, 统筹解决好群众关心的就业、社保、医疗、养老、住房等实际问题, 使人民的幸福安康得到有力保障; 又如习近平2013年在湖南湘西考察时第一次提出精准扶贫思想, 此后一直深入调查和设计, 精准扶贫内容扩展至国家财政支持的专项扶贫、政府主导的行业扶贫以及传统文化支撑的社会扶贫, 至2020年底即带领全国人民打赢了脱贫攻坚战, 使近一亿贫困人口摆脱绝对贫困, 解决了“区域性整体贫困”, 做到了“脱真贫、真脱贫”。

第二, 思想内容的广泛性。由于习近平乡村振兴重要论述是以维护广大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的, 涵盖了多个层面和维度的发展需求, 因此其内容显得丰富而广泛, 涉及农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诸如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农村产业发展、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社会医疗保险、文化教育发展、精神文明建设等。可以说, 习近平的乡村发展理念深深植根于农村社会的各个层面, 全方位审视农村发展的现状, 并在关键领域实现创新与突破, 这一理念为农村社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整体性、前瞻性的战略指引。

第三, 理论内涵的创新性。党的十八大以后,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农村发展的认识不断深化, 进行了多维度、多层面的创新性论述。譬如从近几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来看: 2019年开始提出开展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创建乡村治理示范村镇和完善乡村治理机制; 2020年提出了开展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范, 同时要注重家庭家教家风的作用; 2021年提出了要持续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推进乡村治理的试点示范创建工作; 2022年提出了强化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创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有效平台载体、切实维护农村社会平安稳定等; 2023年提出了坚持城乡融合发展, 强化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 坚决守牢确保粮食安全、防止规模性返贫等底线, 扎实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重点工作,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2024年提出了以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提升乡村建设水平、提升乡村治理水平为重点。从这些文件中不难看出,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党的乡村振兴的重要论述是随着乡村发展的实践而不断创新和逐步完善的。

第四, 逻辑结构的系统性。习近平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论述, 聚焦时代课题, 应对治理难题, 构建起了一个系统完备、逻辑严密、内在统一的理论体系。习近平在二十大报告中再次对乡村振兴做出了总体布局, 即“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坚持城乡融合发展, 畅通城乡要素流动。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11], 这是一个综合了农业、农村、农民以及人才培养的系统工程。实现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是“治理有效”, 其关键是要统筹兼顾好乡村振兴各主体之间的资源与组织优势。近些年来的实践业已表明: 坚持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引领是乡村振兴有效的政治保障;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乡村振兴有效的文化基础; 弘扬文明乡风是乡村振兴有效的道德支撑; 综合治理建设和谐平安社区是乡村振兴有效的社会基础。这些乡村振兴各个方面协同发展的基本内容相互交织、互为补充, 构成了一个严谨的逻辑体系, 实现了乡村内源动力和外源动力的双重结合, 从而促进了乡村社会的全面振兴。

习近平乡村振兴重要论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农村社会发展方面的思想, 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乡村社会治理的理论, 为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思想基础, 为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付诸实践提供了科学指南。

一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农村社会治理方面的基本立场和观点。马克思恩格斯虽未曾专门论述过农村社会发展问题, 但他们对农民问题的研究却是足够明确和丰富的。譬如, 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一文中即明确指出: 无产阶级政党要想夺取政权, 就“应当首先从城市走向农村, 应当成为农村中的一股力量”^[12]。列宁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不久, 就颁布了《土地法令》以维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他认为没有粮食就没有国家政权, “粮食问题是一切社会问题的基础”^[13], 并且提出“合作社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形式”^[14]。同时, 列宁还提出了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义务教育、开展大规模农村扫盲活动等一系列提升农民素质的理念。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农村发展思想的核心, 就是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目标,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5]。习近平关于乡村振兴的论述, 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本立场和观点, 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 诸如优先发展农村教育事业, 着力增强农村医疗保障体系、养老保障体系以及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力度, 并积极推进精准扶贫战略的实施; 更加注重依法治理, 诸如2018年以来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 》《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 》等文件相继颁布; 更加注重公平正义, 诸如不断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城乡融合发展, 促进全社会共同富裕重大举措等。

二是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乡村社会建设的理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邓小平针对乡村地区出现的新问题, 充分肯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和村民自治等“三个首创”, 开启了新时期农村社会发展的新航程。其中对于1978年发端于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邓小平高度评价为, “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 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 都是基层创造出来, 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16]。江泽民立足改革开放新时期, 首次系统地阐发了“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新理论^[17]。党的十六大以后, 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科学发展观, 确立了农村“多予、少取、放活”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的基本方针。2006年彻底取消了农业税及各种专门针对农民的收费, 切实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维护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同时胡锦涛还强调加强农村义务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 不断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 “探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 “加快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体系建设, “提高农民健康水平”^[18]等。显而易见, 习近平关于新时代乡村振兴重要论述是对历届党中央领导人乡村社会治理思想的进一步传承和升华。

三是为推进新时代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种全新的政治理念, 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一, 也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习近平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论述, 内涵极其丰富, 是制度与方法的有机统一, 包含了农村社会发展的体系建设、能力提高、组织保障等多个方面, 涉及党的组织领导、基层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协同、综合服务以及社会保障等各项机制, 既在制度方面提出了方向性的目标, 又在治理方式上提出了创新性的措施, 其不仅为实现农业农村的现代化指明了前进方向, 同时也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是为新时代乡村社会发展实践提供了科学指南。习近平关于乡村振兴重要论述对于新时代乡村社会发展实践的指导作用表现在多个方面, 例如习近平对于“农业、农村、农民”三个向度进行的周密筹划与部署, 构建了一整套解决“三农”问题的理论体系及其政策指引, 成为指导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乡村发展工作的重要依据。其中“农业”向度表现为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以及土地承包政策、优化农业的产业结构和生产结构等; “农村”向度表现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建设生态宜居乡村等; “农民”向度表现为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倡导乡风文明等。习近平所提出的构建“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即以自治促参与、以法治讲规矩、以德治促和谐, 保证了乡村治理过程权力运行的公开、透明、有效, 成为支撑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