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的思想方法和立论基础, 其中所蕴涵的历史辩证法则以其特有的构思方式与叙事方法映照出多维逻辑结构。面对适应时代的自我主张与深化发展的体系建构等现实需要, 唯物史观如何以合法性与正当性相统一的历史辩证方法, 诠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真旨乃至人类文明演进的应然秩序, 成为了澄清唯物史观的“真容”, 并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立场、观点及方法真正揭明理论体系本身科学内涵的思想旨趣。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始文本中“辨章学术, 考镜源流”是理解唯物史观的基本方法。以《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下称《形态》 《宣言》与《序言》) 等三则经典文本为例, 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1]544、“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2]9到“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2]591, 学界关于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之争与“思想原象”之辩观点纷纭、言人人殊, 甚至存在对于马克思本意的误解[3], 亟待以历史辩证法加以透视、剖析。
一、问题的提出
从历史辩证法角度追寻唯物史观的要义和内核是海内外学界共同关注的议题。
海外学者侧重研究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的规范效应。卢卡奇(Georg Lukács) 认为在研究中不能忽略马克思主义于“历史过程中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4]; 柯林伍德(R. G. Collingwood) 提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延承于黑格尔的辩证方法, “其优势在于穿透位居事实背后逻辑关系的内在范畴”[5]; 普殊同(Moishe Poston) 认为“马克思的辩证分析不应被等同于对线性科学进步、对社会进步或与两者相关的实证主义信仰”[6]; 卡尔凯迪(Guglielmo Carchedi) 指出, 历史辩证决定论“赋予了形式上混乱的运动以概念结构”[7];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 指出, 就马克思主义本身而言, “辩证方法只能通过对细节的具体研究, 通过对一个体系由其内在必然性而逐步建构的合意内部经验来获得”[8]。
可见, 历史辩证法本身的理论地位及其思想内涵的复杂性, 决定了研究方法的多元性和切入视角的多样性。对历史辩证法领域的研究虽已超越简单划一的“单线”模式, 但由于受社会历史条件所限, 部分研究仍显薄弱。据此, 笔者试图从三处经典文本着手, 分析表述唯物史观的最初文本、中期文本与经典文本
二、《形态》: 历史辩证法畛域内“国家—社会”的对立追索
《形态》以唯物史观著述, 在延承、革新克罗茨纳赫时期观点的同时, 马克思将研究目光投向历史本身, 迈出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系统阐述的重要一步, 并通过同恩格斯的合作实现对交往观、历史观乃至整个哲学史的伟大革命, 完成历史辩证法于“国家—社会”命题中的基本呈现。其中, 唯物史观这一“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2]597为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大厦筑牢思想地基。
第一, “物质生产”是国家与市民社会间对立发生的现实动因, 是历史辩证的“国家—社会”命题的生成畛域。马克思、恩格斯从现实的人所生活着的现实社会结构出发, 借由生产关系考证人的实践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来表现穿插于该层级结构中的阶级力量和阶级关系, 以国家与社会的分界表明并不存在超乎物质生产之外的“历史”。人之所以能创造环境, 环境之所以能对人造成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归根到底是因为人们在一定生产力发展阶段上进行直接的物质生产, 这种直接性的物质生产实践是“自然的历史”与“历史的自然”相统一的根本力量, 也是自在自然渐趋转变为人化自然(即人类社会) 的必然路径。从满足有生命的个人存在基本需要的物质生活生产到引发生产力显著提升的部门分工、城乡分工乃至民族分工, 所有制形态更替标识生产力的动态提升。随着分工的进一步发展, 物质生产关系扩展和生产力要素麇集的可能性历史地沉积、凝结于社会形态发展的现实地平之上, 直接地构成人化自然与以国家为代表的一切社会上层建筑的固存基质。[14]自此, 物质生产及由其衍生的各类关系联结个体和市民社会, 又牵连市民社会与国家, 更在世界历史层面拼缀出纵贯人类文明演进的普遍交往图景。
第二, “交往形式”是国家与市民社会间对立延伸的关系媒介, 是历史辩证的“国家—社会”命题的体系架构。“现实的个人”得以在社会中活动, 依靠的是“个人力量(关系) 由于分工而转化为物的力量”[1]570。此种关系存在于市民社会内部的整合与共振, 形成经济联系于社会有机体中的关系映现。市民社会既蕴含“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1]582, 又具有超越物质生产关系的其他社会关系。建立在生产关系基础上的社会交往形式既没有独立的历史发展起源, 亦不存在脱离物质生产的纯粹交往的历史, 但其演进过程有力佐证人的自主活动、类活动和社会共同体内部交往的物质根基, 以主体所具有的强大实践能力和历史主动展现市民社会内部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相交互的开放姿态。正是通过对交往形式的深刻分析, 马克思、恩格斯建构科学的“国家—社会”历史联系, 为历史辩证的唯物主义形成提供必要的体系框架。以经济关系为基础和根本的社会交往关系植根于物质生产实践, 在国家运行场域中蔓蔓日茂, 而国家作为统治阶级内部若干个人以普遍共同利益凝聚的集体性力量, 是以统治阶级的法律意志和政治观念构架的上层建筑, 它并非超然物外的“独立王国”, 而是在同市民社会的并立对置中得到本身存在实质性揭示的功能结构。
第三, “观念形态”是国家与市民社会间对立展陈的关键要素, 是历史辩证的“国家—社会”命题的思想呈现。“观念形态”是社会意识的阶级表达, 是根源于物质生产的交往关系在思想领域的反映, 并在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对立中呈现为社会意识形态与现实生活图景的相互交织。“不是意识决定生活, 而是生活决定意识。”[1]525意识形态所谓“独立性的外观”[1]525不过是物质生产关系的映射以及阶级利益诉求的反响, 永远不可能产生这样一种与人的存在、生活毫不相关的“‘纯粹的’意识”[1]533。事实上, 从事实际活动的人正是构筑包括思想、观念、意识等在内的社会精神产物的主体。但是, 有别于人民群众利益诉求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往往依靠政治权力对社会舆论的政治挟制以掩盖本身的阶级性、欺骗性, 不免落入意识主体“活生生的感性活动”[1]530及其想象迷雾的窠臼。马克思、恩格斯深挖“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1]544的阶级本质, 从物质实践出发把握社会历史进程中的文化物存——“一定时代的革命思想的存在是以革命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1]551, 以阶级利益形态出场的资本批判在否定从事“现实地想象”[1]534的意识形态批判中以文化内涵多维建构的意识形态范式观察、解读和引领时代, 使“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与无产阶级的精神生产资料相互衔接, 令“变革的观念”[1]545真正落地, 揭明市民社会对于国家的决定性作用, 祛除“现代国家”意识形态统治的掩蔽性、反动性。
可见, 历史辩证法的生成有其过程。这其中既有生产要素在市民社会中量的渐变积累, 也有社会关系在国家领域内质的急遽变革, 而科学的历史辩证方法要求真实、客观地复现其始末。作为一种理论方法的历史辩证法立足于科学的唯物观点和能动的辩证思维, 必须始终逻辑自洽。有别于“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15]562, 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作为“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15]587沿着物质生产、社会交往、观念意识的绵延径路, 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互动关系中对于思想文化现象作了科学说明, 从而逆转头足倒置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点, 初步形成唯物主义新世界观。在唯物史观的首次重要表述中, “国家—社会”以其强大的互动张力反映一切意识形式都是表征“物质存在之于意识领域绝对支配地位的直接反映”这一事实, 实现对统治阶级攫取思想权力过程的能动映现。
三、《宣言》: 历史辩证法轨面上“阶级—革命”的因果抽绎
《宣言》以唯物史观立言, 在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性的同时总结工人运动的现实经验, 历史地阐释“两个必然”的观点, 批驳种种非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潮。相较于《形态》, 《宣言》更加注重阐扬唯物史观的革命性与斗争性, 更为强调历史辩证科学方法之于社会发展乃至文明演进的实践能动性与实践指导力。恩格斯在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明确论及“贯穿《宣言》的基本思想”[2]9, 为理解唯物史观的“阶级—革命”叙事形态提供直接参考。
第一, “经济生产”是致使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转变的根本缘由, 是历史辩证的“阶级—革命”命题的基本前提。恩格斯在对《宣言》的主旨进行概括时指出, “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 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2]9, 从而指明《宣言》中所蕴含的经济生产之于社会建构与历史演进的基础性作用, 强调某一社会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形态、文化形态决定于生产实践的基本观点。在确认共产主义成为一种现存的政治思想、共产党成为一种现存的政治势力之后, 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的文本叙述中再次以梳理资本主义产生过程来明确作为衡量人类历史发展根本尺度的生产力因素。对于“经济生产”本身而言, 其既有以生产力为主导的“历时”研究与以生产关系为主题的“共时”研究之分, 亦有物质生产开展的“存在”维度和社会交往展陈的“共在”向度之辨。正是生产力发展引起所有制“经常的历史更替、经常的历史变更”[2]45, 促逼氏族社会内部成员间的普遍利益分裂为相互冲突的个120探寻“原象”与寻觅“真容”——历史辩证法与唯物史观境界的再跃升体利益, 而具有相近利益诉求的个人组成阶级, 以阶级形式参与社会生活, 由此初步形成阶级社会。阶级社会中阶级利益对立的实质是所有制问题。而现时代, 生产力发展引起的生产关系变革既是资产阶级扩大资本原始积累的必要手段, 又是无产阶级积蓄暴力革命力量的直接动因。因此, “经济生产”反映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物质统一性, 以此明确人与历史关系的生产维度与实践向度。
第二, “历史时代”是以生产力发展阶段为标志划定的历史分期, 是历史辩证的“阶级—革命”命题的阶段态势。所谓“历史时代”, 既是历史的, 又是实践的, 是指人被划分为不同等级、阶级的历史阶段, 而各个历史阶段划分原则的殊异实际上根源于社会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的变革。从“经济生产”展开的阶级史观揭示“历史时代”运演的深层逻辑, 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于罔顾事实的历史“神创论”虚妄诡辩与“绝对精神”先验假说的直接理论回应——“至今的一切社会都是建立在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对立之上的。”[2]43物质的、经济的而非其他社会要素的历史辩证方法将发展的社会观与革命的历史观相拼接, 以革命政党纲领的战斗性、尖锐性话语否定受限的传统理论、妥协的政治态度和反动的社会思潮, 进而廓清“阶级—革命”叙事中的历史原象, 依据实在的经济发展情况和阶级斗争状况来构思、设计理论结构并赋予社会历史发展面向人类自由解放的神圣使命。《宣言》将经济生产的解释原则作用于历史演进阶段, 用批判性逻辑与总体性方法观照历史, 确证社会革命的强大力量以及作为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关键变量的作用, 以此彰显一切文明国家乃至人类社会不断趋向解放的世界观与历史观, 构筑通向历史规律和客观真理、回应时代命题和发展议题的方法论阶梯。
第三, “阶级斗争”是人类阶级社会形态阶段性演进的直接动力, 是历史辩证的“阶级—革命”命题的实践形态。为真正历史辩证介入的历史观实现其“革命转向”, 必须追问: 处于一定历史阶段社会形态的历史主体能否直接推动社会形态的变革? 唯物史观作为一种聚焦于人类解放主题的大历史观、大时代观, 对此给出的是肯定回答。资本主义的现代性虽通达此在时空延展的历史连贯性, 但毕竟是人类历史的“未完成”形态。马克思主义基于作为“一切确定的定在之抽象、消灭和向自为存在的回返”[16]的时间之流, 人类历史文明时代的真正开启仰赖阶级斗争, 而阶级斗争的最高呈现方式, 就是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取得最终胜利并成功实现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从本质上说, 共产主义社会之所以是一个在社会形态上处于更高阶段的历史阶段, 其关键就在于民族历史与世界历史的交织状态实现“均衡”, 而此种“均衡”是由接连不断且“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2]66的阶级斗争实现的——它催动“经济生产”与“历史时代”在动态互构中完成自我建构的多元稳态塑造。“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2]31, 生产关系要素、社会形态性质、阶级斗争立场被统括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之中, 通过内蕴于其中的斗争话语及革命面相得以表达。借由破除“永恒真理”的实践观与斗争观, 马克思与恩格斯绘就一张实证性与规律性相融合的社会形态变换图谱, 陈说以唯物史观为叙事线索的人类文明演进历程。
应当承认, 以“不断革命”的策略思想和战斗口号重整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斗争精神与革命意识, 是“阶级—革命”语境中历史辩证的唯物史观之要旨所在。《宣言》试图构造一个反映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较长时段中阶级统治与社会革命渐次发生并相互互动的历史模型。正是得益于这一模型的阶级特征和历史语境, 马克思、恩格斯用唯物史观阐扬无产阶级依靠解放斗争、革命实践赢得历史主动的逻辑必然与实践要义, 以历史辩证法的革命形态为消除一切压迫、消灭一切剥削, 使无产阶级的经济统治、政治统治、文化统治代替非正义且受限的资本主义国家机器提供了理论支撑。《宣言》所反映的, 是革命语境中的历史辩证法以阶级斗争的视角延续了对历史建构的抽象普遍性的批判, 以真实的历史事件和历史经验再现人类文明流变至今的历史脉络, 进而确证唯物史观的辩证思想基因和革命实践趋向。据此, 《宣言》中“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成为唯物史观于“阶级—革命”轨面上实现因果抽绎的基点。
四、《序言》: 历史辩证法线索中“个体—社会”的融合叙事
《序言》以唯物史观陈说, 内蕴同《形态》《宣言》一脉相承的唯物史观思想逻辑。恩格斯指出, 马克思在其中所作“扼要的阐述”[2]597对于完整而科学的唯物史观体系形成、发展及运用具有重要意义。为构建完整而成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体系, 在搜集、研读大量文献的基础上, 马克思以清晰的理论逻辑、深沉的历史意识概括了人类社会在经济形态上的一般进程, 梳理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运行逻辑, 使《序言》成为了析论唯物史观的经典著作。
首先, “生产方式”是个体生活需要得以基本满足的根本动因, 是历史辩证的“个体—社会”命题的逻辑基点。正如库诺(Heinrich Cunow) 所言, “不了解作为社会生活职能的永久性的生产性和再生产过程, 那也不会理解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17]。马克思的《序言》对社会形态的政治经济学缕析以对生产方式的考察为始, 其对生产力在社会总体中基础地位的凸显则以个体与社会的内在联系——“自己生活”与“社会生产”的相互关系为基础。《序言》中有关唯物史观的所谓“经典论断”立足个体生活需要, 提炼概括并在经济维度深刻还原生产关系的基质及社会关系的本质, 从而将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推广至整个人类社会。作为人类利用并改造自然、获取生活资料并保障的能力, 生产力这一真正文明的果实是满足个体需要、重塑人化自然的基点。“生产方式”成为探讨人类历史线性叙事与非线性叙事的重要锚点: “自然的历史”与“历史的自然”随着人类活动渐趋统一的同时, 单一的个体也同他人产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 并于“个人—社会”的共同体交互中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解。从个体到社会的历史秩序重建过程中, 生产力发展的阶段特征和渐趋特质决定历史演进的顺序性与变动性, 它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矛盾的消解、人与共同体间误解与偏见的澄清。概言之, 人类历史的进步与生产方式的变革紧密相关, 内含社会发展的广泛共识及深度共鸣并富有文明价值性和历史指向性。
其次, “经济结构”是社会内部成员之间生产关系的有机统合, 是历史辩证的“个体—社会”命题的深层展开。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与“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2]591的综括与总和, 是社会意识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基础和物存形式。从生产工具、生产方式到生产关系、社会关系, 物质生产领域发生的颠覆性转变, 始终以无122探寻“原象”与寻觅“真容”——历史辩证法与唯物史观境界的再跃升定形的变动消解个体之间固定、僵化的等级存在并同时缔建社会共同体内部广泛、普遍的价值共识。因而, 仅实现生产力维度的量变跃迁并不意味着社会历史阶段发生根本质变, 其中最有力的例证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经济结构仍然尚未摆脱人类文明“史前”时期的“野蛮状态”。为此, 判断变革的根本标准并不在于意识形态, 而是物质生活即“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2]592是否发生本质性变化, 即必须将包括社会内部成员间的生产关系的总和, 即经济结构纳入历史阶段的辨析标准之中。这一历史的解释框架为以劳动剥削、利益对立、阶级压迫、民族敌对、交往隔阂为表现形式的社会内部冲突转变为公开的革命提供了话语意义及叙事结构。
再次, “物质生活”是个人凭借社会生产力而创造的生存境域, 是历史辩证的“个体—社会”命题的科学总结。何为唯物史观之“物”? 这是一个被广泛提出但意见纷呈的问题。从“个体—社会”的意义上说, 这里的“物”可以被解释为现实的物质生活。个体切实身处并直接面临着的现实生活是社会历史的本来面目, 而伫立于社会经济结构之上的个体生活境域是由多重要素构成的有机聚合体。在《序言》中, “历史科学”的唯物史观构建体现马克思对历史过程的总体性思考。“历史从哪里开始, 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2]603, 马克思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明确划界, 澄清唯心史观与唯物史观的根本分歧, 再次指认“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2]591, 基于历史唯物主义之于人类生活的系统性指向, 搭建物质生活与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由此达彼的通途。由此, “历史科学”不再止于对现实的怯懦悲叹, 而是令人类在一切意义上真正地成为肩负文明使命且自觉自为的现实行动者、实践生活者及历史“剧中人”, “将历史的创造与空间的社会生产、人文地理的建构(construction) 和布局(configuration) 重新纠缠在一起”[18]。依靠现实的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 个体的历史能动性将能汇聚成为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合力, 在时间之流的多元联结中为个体生活境域的自由、解放寻找出路。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立场、历史观点、历史方法是在科学运用和实践探索中得到证明的, 历史唯物主义也正是从自然的历史过程中提炼出客观性与普遍性[19]。对人类社会的认识必然同对个体存在概念的理解紧密关联, 而如若撇开历史的辩证性质, 忽视从“个人”到“社会”的演变轨迹, 将会阻滞作为解放条件的阶级斗争, 阐释“过去” “现在”和“未来”的关系及其历史辩证反思也便难以在唯物主义的思想基底中展开。与黑格尔历史观只限于发挥作为思辨哲学“构造体系的杠杆”或“套语”[15]587作用截然不同, 马克思的历史研究汲取黑格尔“总体性范畴”, 将历史置于总体之于部分的完全至高无上的地位, 形成更为成熟的唯物史观。“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15]560的唯物史观在思想流动中展示自身的解放意蕴和理论张力, 不但超越直观经验与纯粹思辨的局限, 还凝练为马克思总结资本运行规律与开展政治经济学研究、建立真正“历史科学”即描述性科学的基本方法论。
五、结论
透物见史、问史求道是唯物主义历史辩证的基本面相。历史辩证法借由对“国家—社会”“阶级—革命” “个体—社会”三大命题的严密推演和科学考释, 较为完善地实现趋向全人类自由解放的理论主题同历史唯物主义价值体系间的内在契合, 令其贯穿于唯物史观内在结构的始终。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辩证法并非尚古主义, 更非理想主义。面对历史辩证的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缺位和离场的问题, 我们并不能据此便简单地推论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的思维方式及研究方法之间存在疏离。恰恰相反,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品格和思想境界正是在于历史的唯物论与科学的辩证法之间的互融: 马克思、恩格斯文本叙述中以外在形式呈现的历史特殊性内含他们所意蕴表述的历史精神的思想内涵与历史普遍性, 即“大写的历史”——精神在物质间的传递、文明于交往中的融合、人文精神于时间维度的展开。[20]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研究立场的唯物史观也因历史辩证的结构而非体现为僵化的思想教条, 得以成为面向历史、指向现实、趋向实践并在文明进程中不断重塑自身、再开新篇的方法论体系。
贯通历史、面向未来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21]唯物史观的“原象”与“真容”之所以难觅, 首先是因为马克思“明确反对任何超历史的万能钥匙”[22], 另一原因则在于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完全独立的生产实践、社会结构、意识形态或历史时代, 这也是历史辩证法生成的整体性意义所在。用制度性的革命手段实现社会矛盾在各个历史阶段的演进并最终跃升至新的高度, 只有通过历史辩证法才能得以实现。对三处重要表述进行分析后可以看到: 人类生活是生产实践的安身之处, 历史时代是经济生产的寓身之所, 个体生活则是社会生产的容身之地。因此, 生产与生活、阶级与历史、个体与社会等范畴间并非泾渭分明, 我们不能据此推论对上述主题相关历史考察可以脱离历史辩证的基本语境。真正的唯物史观是现实研究情境与历史研究方法的辩证统一, 即人的历史、生产的历史、社会的历史乃至于“历史的历史”(或称“历史科学的历史”) 的统一。科学地坚持唯物史观, 其核心在于秉持信而有证、持之有故的历史辩证方法论, 摒弃字斟句酌地标定、界划所谓唯物史观“本真意涵”的做法, 寻求于总体性视野中观照历史唯物主义体系, 以进步性眼光审视唯物史观的应用形态与发展样态, 在方法内涵、表征形式的统一中觅得适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现实语境的科学理论态度和坚定实践立场, 实现彻底的历史唯物论同彻底的历史辩证法间的交参。
① 学界一般认为, 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以及作为其方法论的唯物史观发展大体上经历四个时期, 即萌发期(1843年以前)、形成期(1843年至1846年)、成熟期(1847年至1859年) 和深化期(1859年以后)。就《形态》《宣言》与《序言》三则文本定位而言, 1845—1846年写作的《形态》注重揭示人的历史活动的生活和存在方式及意义, 实现了对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所代表的历史观的集中清算, “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故笔者将其定位为“初期文本”; 1847—1948年成文的《宣言》以唯物史观对“人类历史总的发展趋势”作出科学概括, 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笔者将其定位为“中期文本”; 《序言》为马克思在1858—1859年所作, 其在阐明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同时对唯物史观作出了经典表述, 故笔者将其定位为“经典文本”。(参见习近平: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2018年5月5日第2版)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