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最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 中正式提及无产阶级, 在《导言》结尾, 马克思追问德国解放的实际可能性在哪里, 并回答道: “就在于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 …社会解体的这个结果, 就是无产阶级这个特殊等级。”^[1]16-17在这之后, 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产生由来和重大使命作了关键阐述, 但在马克思这一时期思想中, 无产阶级何以出场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相应解释, 从《导言》中我们甚至无法找寻无产阶级出现的直接根据。在无产阶级看似偶然性的出场背后是否存在着必然, 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仍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归纳和澄清已有的一些解释出发, 沿着历史环境变迁和思想史发展的双重路径, 认识《克罗茨纳赫笔记》(以下简称《笔记》) 中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的历史因素的深刻内涵及其对马克思的深远影响, 注重发掘马克思这一时期理论探索的内在驱动力, 从而说明无产阶级在马克思思想中何以缘起的问题。

关于马克思在《导言》中何以注意和重视无产阶级的缘由, 国内外学者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 这导致无产阶级何以出场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悬而未决的一桩“公案”。国内外一些学者提供了多条解释路径, 我们必须先回归真实的语境, 对这些解释进行分析或回应。

近年来, 国内学者对黑格尔哲学中同样代表和体现了普遍性的“官僚等级”和“贱民”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概念之间关系表现出研究热情。尽管对不同概念之间的推演存在着争论, 但在认识马克思思想何以突变这一问题上, 大多数学者都遵循着“批判黑格尔—超越黑格尔”的单一解释路径, 认为马克思正是因循着黑格尔思想才能实现对其思想的超越, 因此无产阶级这一概念的提出也必然与对黑格尔的批判密切相关。^①国外学者阿维纳瑞(Avineri S.) 也指出, “应当记住, 虽然马克思反对黑格尔把官僚等级当作‘普遍阶级(universal class) ’的描述, 但… …黑格尔的术语决定了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最初兴趣”^[2]26。的确, 马克思在《导言》中谈到无产阶级时不止一次用“普遍”这一词汇形容这一等级所遭受的苦难, 虽然其作为一个特殊等级只是社会的部分代表, 但社会的普遍性特质反倒集中于无产阶级。可以发现, 马克思这时的用语仍然带有黑格尔哲学的色彩, 更多的是在哲学思辨中推演社会变革, 但马克思语境中的“无产阶级”与黑格尔的“普遍阶级”有着实质差异。这种差异通过对黑格尔行政权和立法权的批判得以呈现。

在黑格尔看来, 行政权是实现理念由市民社会上升至国家的必要手段, 是连接特殊性和普遍性的中介。行使行政权的国家代表被称为官僚等级, 他们名义上属于普遍等级, 目的是消除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对立。但马克思认为, 这些所谓政府官员既不是普遍的“全权代表”, 也不能消除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对立, “警察”“法庭”和“行政机关”都实际上根植于市民社会的特殊利益。黑格尔希冀用一种空中楼阁的管理制度约束市民社会只是一种空想, 他“所根据的前提是虚假的普遍等级、空幻的普遍等级, 是特殊的等级的普遍性”。^[3]65官僚等级的虚幻性在于它未触及市民社会问题的根基——私有制, 而这种表面的“政治普遍性”又注定被拉回到市民社会中, 成为被特殊利益和私有财产所决定的存在。

通过对黑格尔立法权的批判, 马克思更加明晰了找寻普遍等级的目标和途径。在黑格尔看来, 立法权作为一个总体, 属于普遍政治领域, “市民社会只有作为‘等级’要素才能组织成政治存在。”^[3]112需要经过抽象、分离后形成的代表才能进入立法权中, 这样, 市民社会本身就被等级要素弃于立法权之外。在马克思看来, 这种等级要素本身就如同“雅努斯”的两副面孔的头, 是多余的“中项”和“无处不在的中介物”, 因其本身就已构成了诸多矛盾, 自然解决不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间的矛盾对立。那么, 解决立法权这一最高抽象和虚幻的矛盾体, 只能从被抛弃的市民社会本身中找寻解决方法。

据此, 有学者认为, 既然在政治国家领域中官僚等级被揭示只具有“虚假普遍性”, 故而马克思只能从同在市民社会中的黑格尔“贱民”身上找寻普遍性的希望。激进左翼思想家鲁达(Frank Ruda) 在《黑格尔的贱民: 黑格尔法哲学研究》中指出: “由黑格尔到马克思的转变正是贱民向无产阶级的转变。”^[4]203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 认为黑格尔对无产阶级抱有一种可能给社会带来浩劫的敌意。^[5]168所以, 黑格尔对于贱民的理解中暗含着对于这一团体具备革命性的猜测, 而马克思正是抓住了这一点, 实现了由贱民到暴民的转化。

实际上, 现今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文本中关于“贱民”所在的“市民社会章”解读的手稿已经丢失了, 这使得考察贱民向无产阶级的转化成了极为困难的事情。况且,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唯一提及贱民之处仅是在用来对相关文献的参考与描述中^①, 可以发现, 马克思在这个时候并未对贱民这一群体抱有过高期待。尽管后世的一些学者努力阐释和分析二者之间的相似相通之处, 但此时的马克思是否在主动反思这种必然联系, 我们无从得知。此外, 从根本上说, 此时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理解已然与黑格尔产生了质的不同, 这决定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不可能来自黑格尔的贱民。细致分析《导言》中的无产阶级产生的具体语境, 可以发现, 特殊历史的语境已经成为马克思完成对无产阶级哲学思辨式推演的前提。

抽象地看, 马克思在《导言》中和黑格尔一样, 都在为特殊的社会存在赋予普遍力量, 以期拯救一切特殊物。实质上, 经由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对黑格尔国家学说的系统批判, 至马克思前往法国以及创办《德法年鉴》, 其理论逻辑已经变为如何从复杂的市民社会中寻找拯救全社会的普遍力量。故而, 不能割裂地理解黑格尔所提出的“官僚等级”“贱民”和马克思“无产阶级”概念之间的联系, 并由此认为这种转换只需要通过语词的颠倒和变化就可以实现。

国内有研究指出, 在《论犹太人问题》中, 马克思总体上形成了一种基督教的救世观念。^②这种主张一方面着眼于西方宗教文化对马克思的总体影响, 另一方面认为, 无论是从宗教还是政治上来看, 犹太人都扮演了在德国以及整个欧洲受苦受难的形象, 犹太人问题作为一个契机触发了宗教因素对马克思的直接影响, 因此《导言》中的无产阶级可以看作是在更广阔的世俗世界中承接了宗教意义上犹太人的角色。国外学界也不乏相似观点, 查尔斯·瓦肯海姆(CharlesWackenheim) 就认为青年马克思展现出了基督教的救世抱负, “ … …无产阶级能够带来普遍的拯救, 它扮演着类似于《圣经》启示中救世主团体或者个人救世主的角色”。^[6]200在奥尔森(E. A. Olssen) 看来, 无产阶级在普遍性这一点上与基督教的普世性存在着必然关联。^[7]136雷蒙·阿隆批判了莫里斯·梅洛庞蒂从现实关系和历史关系层面理解马克思看待无产阶级的方式^①, 认为通过青年马克思的表述, 可以看出“犹太基督教”根源对其思想的影响, 无产阶级乃是马克思挑选出来扮演集体救世主的阶级。^[8]68总之, 这些观点都认为是文化和宗教因素发挥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让马克思在无意识中实现这一思想的转变。

然而, 在理解《导言》中无产阶级的产生缘由时, 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 即马克思几乎是同一时期写作了《论犹太人问题》和《导言》这两部著作, 而这两篇文章究竟谁先谁后, 至今国内外学术界也难以从文本考察中得到一个确定答案。现行版本都标注这两篇著作写作于1843年10月中至12月中, 因此可以看成同步写作。从马克思思想的逻辑发展来看, 一般认为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首先得出了市民社会是人的解放的实际场域的结论, 在此论断基础上, 马克思从市民社会中找寻到了无产阶级作为人的解放的主体力量。因此, 我们暂且确定一个前提: 即《论犹太人问题》的写作不晚于《导言》关于“无产阶级”部分的写作。事实上, 《论犹太人问题》的写作给予《导言》的启发可能并非仅仅如此, 深入思考马克思笔下的犹太人和无产阶级这两个群体, 会发现很多相似之处。

问题关键在于, 即便犹太人有着与无产阶级相类似的现实压迫和困境, 那么能否认为无产阶级的出场仅是犹太人宗教形象的世俗再现呢? 可以想象, 对犹太人能否获得解放的争论, 使得马克思的确在感性经验上体会到了犹太人的苦难。事实上也是如此, 犹太民族的民族特性和宗教教义使得其长期成为“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民族, 犹太人是社会中遭遇普遍苦难的鲜明代表, 也是亟待获得解放的群体。但回到《论犹太人问题》中, 我们可以发现, 即便这一时期德国的宗教批判和解放仍然是理论界热点, 但马克思讨论的却是世俗的犹太人。因而马克思没有像鲍威尔一样局限于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宗教差别, 而是将犹太人问题当作深入市民社会的一个契机, 从而揭示了犹太人实际解放的唯一出路就在于社会解放。

另外, 犹太人在马克思思想中的实际地位远没有无产阶级重要。在《论犹太人问题》中, 马克思虽然尽量避免讨论犹太人的民族及其宗教, 但犹太人仍然被其认为是市民社会中自私自利的代表。虽然犹太人在政治上受尽压迫, 但在经济领域却善于经商牟利, 贪图金钱, 是被彻底异化的存在, 并且“市民社会从自己的内部不断产生犹太人”^[1]52, 犹太人已经被马克思看成市民社会精神的人格化代表, 是一切症结的集中体现。从世俗意义上来看, 犹太人既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成为解放全社会的希望和代表, 更不能说其构成了对《导言》中无产阶级的直接思想启发。因此, 马克思这时的理论旨趣导致他不会遵循从宗教到世俗的思想路径, 宗教或者文化的潜在影响难以构成对于无产阶级出场的直接影响。

有学者指出, 马克思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还在于受到了莫泽斯·赫斯、魏特林, 尤其是施泰因的影响。^①麦克莱伦更是表明, 是与法国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交往导致马克思最终选择了支持无产阶级。^[9]92马克思从德国来到巴黎后, 不仅与社会主义组织的领导者住在一起, 而且经常参加他们的会议。一个人生活的整体氛围不免会影响其思想和理论发展方向。《德法年鉴》几篇文章带有明显共产主义色彩, 也可以被看作是马克思沉浸于法国共产主义氛围的直接结果。不可否认, 这些同时代的思想家比马克思更早地接触到了法国的阶级斗争现状, 也更早地强调无产阶级的作用, 客观上促进了马克思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关注。

由此出发, 国内外学者在施泰因的著作中找到了关于马克思无产阶级概念的出场缘由。例如, 城塚登在《青年马克思的思想: 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中指出: “迄今为止, 已有若干研究工作者指出, 也许马克思是从罗仑兹·冯·施泰因著《现代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了解到的。”^[10]20王淑娟认为: “马克思很可能借鉴了施泰因对无产阶级这一概念的界定, 才找到了社会中能够承担革命任务的普遍性力量”^[11]65。

首先, 施泰因与青年马克思身处于相似的时代背景之中。19世纪40年代的德意志虽然远比不上英、法等周边国家的发展程度, 但也出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势头, 市民社会的相关问题开始涌现, 而德意志思想界对于市民社会的理论探究早已超越其现实发展的水平。在这一背景下, 施泰因最早关注了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 并讨论了市民社会的具体概念, 如社会、无产阶级、贫困等, 提出对社会进行改革的思想。马克思也是通过植根于市民社会的真实场域才得以揭示市民社会的根本矛盾, 并提出无产阶级的人的解放理论。

其次, 马克思与施泰因可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交往, 并肯定阅读过施泰因的相关书籍。一是施泰因与马克思都与卢格交往颇深, 并都相继向卢格主编的年鉴投递过书评和文章。二是在《莱茵报》期间, 马克思在回击《总汇报》的批评时, 可能注意到了施泰因的相关思想。三是从文本中看, 马克思在写作《巴黎手稿》时提到自己利用了一些德国社会主义的著作, 其中就包含了赫斯的几篇论文, 恰巧的是, 其中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文章就包括了对施泰因的《现代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书的讨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更是在批判卡尔·格律恩时直接提及了这本书。

马克思受到了施泰因在这本书中对于无产阶级概念界定的影响, 形成了自己关于无产阶级的重要认识。在该书中, 施泰因将无产阶级描述为在私有财产所造成的不平等境遇中结成的统一群体, 劳苦群众在意识到个体个性与现实共同体产生矛盾冲突时, 就形成了一种否定、消除私有财产的统一力量和组织形式, 即无产阶级。巧合的是, 马克思在《导言》中也将无产阶级的现实任务理解为消除一切私有财产。由此可见, 施泰因的著作的确对于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概念具有直接的影响。

将覆盖在无产阶级身上的思辨迷雾、宗教外衣以及外在因素痕迹层层剥离后, 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 探究马克思思想中无产阶级诞生的条件和缘由时, 既不能把无产阶级化作思想中固定不变的概念, 也不能倒退到远离实践的彼岸世界, 即便施泰因的著作对马克思在首次使用无产阶级概念上具有直接启发, 也不能就此等同。马克思无产阶级概念的提出的诱发因素必然是复杂的、综合的, 在重视客观因素的影响时也不能忽视马克思主观探索的作用。

当我们跳出这些既定阐释方式之后, 会发现青年马克思一个重要文本或许也对其无产阶级概念的产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那就是过往的研究所忽视的《克罗茨纳赫笔记》。这种忽视很大程度上与《笔记》曲折的问世命运有关, 不仅马克思, 恩格斯在世时从未提及这一文本, 连列宁、梅林等早期马克思思想研究者也没有关注这部著作, 直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²)出版时才第一次提及了《克罗茨纳赫笔记》的存在。

《克罗茨纳赫笔记》中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的历史因素具有深刻内涵, 是无产阶级在马克思思想中缘起的潜在推力。无产阶级作为历史的剧中人和剧作者, 本身就是历史运动的产物, 这就决定了马克思在对无产阶级的认识和把握背后必然伴随着其历史观的深刻变革。这种主动转变是在深入思考和分析思想史以及社会发展中重大问题后敢于反思、科学分析, 继而作出冷静客观选择的过程。“然而, 要了解这种本质上作为普遍主义的世界历史主体如何被选就, 首先需要了解这种追求普遍性的历史理论的渊源。”^[12]70不同于恩格斯对于无产阶级的感性认识和接触, 这一时期的马克思对于无产阶级的选就主要是依靠对历史理论的学习和探索。在《导言》之前, 马克思对这种“普遍性的历史理论”的学习成果主要体现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之中。

《莱茵报》时期的工作经历和理论困惑构成了马克思完成《克罗茨纳赫笔记》的思想动力和问题意识。其一, 物质利益的难题使得马克思开始重视私有制作用。这一时期马克思的思想正处于自由主义向共和主义转变之中, 他认为国家理应是“相互教育的自由人的联合体”^[13]217。但当他秉持自由主义的立场来审视共同体的具体问题时, 尤其触及财产自由这一问题时, 他发现这种自由实际上处处体现了利己主义。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中, 马克思目睹了普鲁士当局不顾“国家的身分”^[13]261, 对捡拾枯枝者进行惩戒和压迫的残酷事实, 整个国家制度和行政机构已然堕落为特权者实现私人利益的专属工具。其二, 国家治理问题所导致的社会贫困问题使得马克思深入关注和了解了底层人民的现状, 并产生了构建新的共同体和制度的想法。在《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中, 马克思认识到贫困问题不仅是纯粹经济问题, 更与政治治理能力密切相关, 而在价值观上, 马克思开始鲜明地站在与国家和官僚阶级对立的贫困群众一边。其三, 通过对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的接触, 在反驳对《莱茵报》包含共产主义的指控时, 马克思注意到了“今天一无所有的等级要求占有中等阶级的一部分财产”^[13]的社会事实, 但是, 对于理论和现实的新问题, 他认为“只有在长期持续的、深入的研究之后才能加以批判”^[13]。于是, 1843年7—8月, 带着对于私有制、国家理性、人民自由等问题的思考, 在克罗茨纳赫的书桌旁, 马克思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研究, 形成的庞大手稿被称为《克罗茨纳赫笔记》。手稿主要以摘要欧洲历史上和同时期历史学家、政治学家著作为主, 然而这种记录并不杂乱无章, 也不是“单纯地积累经验的资料, 而是将各国的历史加以互相对照, 进行研究”^[14]171, 向唯物主义的转变迫切需要深厚的历史积淀, 只有历史本身才能解答历史之谜, 因此研究的目的服务于他的思想转变。

从《笔记》的大致内容来看, 其中所做摘要的大部分书籍都与法国历史有关, 而这些著作都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提到和触及了法国大革命。马克思通过对照研究两千多年的历史明晰了法国大革命的重要地位和深刻意义。马克思这么关注法国历史理论的原因首先在于“法国影响”体现在他的人生成长之中。马克思出生地莱茵省毗邻德法边界, 盛行法国文化和法国思想, 是当时德国社会启蒙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法国启蒙思想深深影响了马克思的人生价值取向, 这致使他反感抽象思辨的理论研究, 渴望从事实际的现实工作, 注重追求道德精神。其次, 法国大革命在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实现人类解放的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其实际影响和历史地位不仅在于为资产阶级革命树立了光辉典范, 更代表着一个新时代对旧时代的完全胜利。在马克思担任《莱茵报》主编期间, 法国大革命所昭示的自由原则成为其反对普鲁士政府的坚强武器。在对实际的物质利益、法与国家关系的论战中, 马克思深化了对于底层人民、等级间斗争, 以及现实国家和法之间矛盾的感性认识。于是, 在《笔记》中, 马克思系统研究了大革命的起始, 如在第二笔记本中, 在对路德维希《近五十年历史》的摘要中, 马克思特别注意到了与大革命相关的政治过程和社会过程。从维·瓦赫斯穆特的《革命时代的法国史》中也“摘抄了著名的1789年的《人权宣言》和1791年宪法中的许多段落”^[14]174。马克思还通过其他人有关法国历史的著作了解到一些实际革命活动中的波折, 对于法国大革命后的历史发展和阶级斗争历程有了一定研究。随着马克思的摘抄和阅读深入, 他甚至积极筹划着写作一本国民工会史, 只是后来随着对经济问题的研究而中断。

在对德国的封建专制统治彻底无望之后, 马克思在结束《笔记》的摘录后应卢格之邀前往法国巴黎合办《德法年鉴》。在这一过程中, 马克思也逐渐意识到法国大革命等资产阶级革命的局限性。在《论犹太人问题》中, 马克思提及了美国1791年《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和1793年宪法等文献中关于人权方面的条款, 指出完成了政治解放的政治国家所规定的公民政治权利却是间接、虚伪的, 自由、平等、安全等政治权利实质上都离不开利己的人。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反倒产生了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两极对立, 人也过着二重化的生活, 并产生了政治异化。因此, 马克思深知, 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数次资产阶级革命所实现的政治解放并不是终点, 历史必须被导向远方, 也亟待有人改写。

在《导言》中, 马克思以法国大革命后的法国社会和制度为标杆, 用了大量篇幅比较了德法两国不同的历史、国情以及民族性格。表面来看, 马克思似是要批判德意志的封建制度, 实际上他已经将希望转向构建法国式的市民社会, 并寻找到了能够担任普遍解放重任的无产阶级, 这是马克思在《导言》中呈现出的成熟的、既定的、结论性的思考成果。

通过思想史的梳理, 可以发现, 无产阶级在马克思思想中的出现与否, 也与其在克罗茨纳赫时期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具有相关性。这里的法国大革命包括了法国大革命前后的一系列革命斗争的历史进程, 也包括其他诸如北美的资产阶级斗争等同性质的革命运动。归根到底, 法国大革命代表着历史的因素。对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的革命斗争历史的研究, 推动着马克思思想重点由政治解放转向人类解放, 由政治国家向市民社会、政治等级向社会等级、等级差别向社会差别的转变等。

很显然, 从马克思在《导言》中对无产阶级的描述来看, 他不仅是简单地提出了无产阶级这一概念, 还包含了对无产阶级作为一种历史群体所处的社会阶段、历史作用、客观规律、实践目标等的整体形象的描述。

通过《笔记》的摘录和学习, 马克思思想中逐渐具备了无产阶级的出场的一系列前提。概念的提出和出现看似偶然, 但却蕴含在思想发展的过程之中。当我们清晰了马克思如何具备了无产阶级“出场”的一系列思想前提, 这一问题就将得到极大程度的回应。

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 马克思初步地形成了关于时代分阶和历史谱系的认知。从《笔记》中所摘录的文本来看, 马克思阅读的著作最早谈及了公元前600年的人类社会历史, 时间的跨度长达2500多年。前苏联学者拉宾认为, 正是得益于对法国大革命作用的深刻认识, 马克思得以将过往的历史整体划分出四种社会形态, 即古希腊罗马为代表的古代社会、中世纪社会, 现代社会以及未来的民主制社会, 这些社会形态被用来说明“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形态”^[14]130。从整体上看, 关于社会形态演化方面的摘要让马克思的逻辑推理进入了广阔的历史时空之中, 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国家与市民社会异化的具体过程。通过对几个历史阶段的初步研究, 马克思对无产阶级所处的活动场域有了辩证的理解, 从而确定了未来的时代方位。对历史分期的初步设想使得马克思对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的认识走向深刻, 正因为市民社会是自古以来唯一真实的历史场域, 因此无产阶级所遭受的苦难既是实际的, 也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又因为市民社会本身不是既定不变的存在, 所以市民社会中就必然存在着内生的力量和希望。正是通过这种理解, 马克思得以确定市民社会既是现代社会一切症结的所在之处, 又是通向未来社会的希望之地。

故而, 在《导言》中, 马克思谈到无产阶级何以产生时, 指出: “德国无产阶级只是通过兴起的工业运动才开始形成”^[1]17。由此可见, 克罗茨纳赫时期得出的关于市民社会的认识成果已经被用于解释无产阶级的历史形成。在马克思看来, 无产阶级是传统社会急剧解体和生产力不断发展的结果, 隶属于资产阶级社会或市民社会的历史场域。只有明晰了无产阶级所处的时空方位, 才能够准确地赋予无产阶级实现人类解放的资格与重任。一方面, 具体的社会形态构成了个人实际活动的场域和过程。个人既是历史发展的存在, 也是一定社会背景下社会关系的承担者。另一方面, 个人的集体力量会影响社会形态的变化, 面对社会和个人的矛盾和冲突, 个人必须从当前社会出发, 通过实际斗争最终进入个人与社会相和谐的未来社会中。

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 马克思细致地考察了所有制形式和社会关系形式的历史变迁, 他发现个人的自由愈加受到政治和法律的束缚都是私有制发展的结果。在第二笔记本“所有制及其后果”的索引下, 马克思开始探究所有制的形式、历史变迁等问题, 以及尝试以所有制为线索透视其与政治关系、国家、社会等事物之间的关联。例如, 他在对卡罗林王朝的研究笔记中指出军事制度与所有制的联系。在对《美国人和美国风俗习惯》的摘录中, 马克思也注意到: 尽管美国已经从制度和法律上实现了公民一律平等, 但这并没有使得美国社会矛盾得到解决, 归根结底是因为形式上的平等仍然受制于被金钱和特权所支配的社会关系。可见, 在对不同历史阶段事实的考察中, 马克思已经感受到一定所有制关系对个人及国家制度产生的深刻影响, 而伴随着私有制关系在现代市民社会中发展到极致, 政治国家的虚幻性也必将达到最高点, 个人尤其是底层人民的苦难和束缚也会愈加集中。

在恩斯特·亚历山大·施密特的《法国史》中, 马克思注意到了“采邑制”对于封建社会形成的意义, 摘录了早期社会历史情况。最初的时候, 个人之间相互依赖, 土地属于共有, 随着内外因素的影响, 私人占有与共同体所有之间产生了矛盾, 部落公社共同体不断被打破。在封建社会产生之后, 土地就不再是部落共同体的共同财产, 而是属于国王的私人占有财产, 国王通过封臣和封地, 构建了全新的采邑制度。在此基础上, 他摘录了雅克·夏尔·巴约《对斯塔尔男爵夫人遗著的批判性分析》中的一句话: “封建制度构成了多头专制主义, 它的一个因素就是对大多数人进行奴役。”^[15]293在了解了封建社会的阶级和阶层形成过程后, 马克思发现, 封建社会实则形似一个金字塔体系, 共同体的统治表面依靠的是等级严明的制度体系, 实则是封建土地私有制发挥着作用, 国王身处塔顶, 而构成金字塔的最底端、人数最多的则是没有任何权力和土地的农奴阶级。

在阅读罗素的书籍时, 他发现英国的议会实际上是各个市镇特殊利益的汇聚地, 当人民与政府产生利益冲突时, 议会更加偏向政府。在已经取得统治的资产阶级所建立的新的政治共同体中, 资产阶级革命实现的无非是抽象、虚假的平等和自由, 现代社会中的代表制不过是统治阶级自身利益的最大实现。马克思通过对立法、行政以及代议制等具体问题的研究弄清楚了资产阶级国家代议制的历史由来, 同样, 也在这种历史考证中认识到现代社会代议制的本质和缺陷。

在认清私有制的历史演变和作用后, 马克思发现与无产阶级产生根本对立矛盾的并不是德国封建的国家制度, 而是这种制度的前提——私有制。所以, 在《导言》中, 马克思指出: “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财产, 只不过是把社会已经提升为无产阶级的原则的东西, 把未经无产阶级的协助就已作为社会的否定结果而体现在它身上的东西提升为社会的原则。”^[1]17资产阶级取代了过去的采邑主和国王成为新的统治者, 又通过资本主义私有制否定了无产阶级拥有任何私有财产的可能, 使其成为资产阶级的附属物和奴隶。因而, 无产阶级的解放就必须彻底反抗私有制, 使得整个社会都彻底摆脱私有财产。

从克罗茨纳赫笔记的现存文本来看, 马克思这一时期的摘录是逐字逐句的, 不像其他时期的手稿, 会在其中增添一些复述。他之所以在这一时期转向积累政治和历史的知识, 有着一定目的。正如苏联学者阿·伊·马雷什指出: “马克思是把揭示历史发展进程的某种规律性和推动力作为自己的目的。”^[16]30在冗杂的历史材料面前, 马克思开始把唯物主义当作考察历史的科学方法, 进而深刻认识了历史的一般规律。

以《克罗茨纳赫笔记》第四册索引中标记的“等级差别”、第二册笔记中的“贵族”“关于特权的产生”等条目为标志, 马克思系统地搜集和研究了阶级和等级的性质和由来, 以及中间阶层、等级向阶级过渡等方面的大量历史材料。

在研究封建社会的等级结构时, 马克思的摘录记下来了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状况。一方面, 市民社会的发展使得法国市民等级得以发展增大, 成为“采邑主和非自由人… …这两个阶级之间的中间等级, 它依仗业已获得的和享有的权利已经有资格同强权和专横分庭抗礼”^[15]294。于是, 处于历史上升期的资产阶级为了争取自身的权利和利益, 成立城市自治公社, 与封建主展开长期的斗争, 这集中体现在马克思对法国大革命有关资产阶级同封建专制主义斗争的历史材料摘录中。另一方面, 封建主特权的不断巩固是以加重和恶化农奴阶级的生活状况为代价的, 所以广大劳动群众为了反抗封建压迫, 展开阶级斗争。如在第一、二笔记中, 马克思就注意到了扎克雷起义、宗教改革运动和农民战争, 以及摘录了贫苦阶级领袖托马斯·闵采尔的斗争思想等。

在认清阶级斗争的历史规律后, 马克思意识到法国大革命不是阶级斗争“主奴辩证法”的终结, 而只是其延续。法国学者科尔纽认为, 法国革命推动了马克思开始重视阶级斗争在推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他说: “对法国革命的研究使他看到… …成为近代特征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已通过这一革命得到了反映。”^[17]18阶级斗争既然是过往历史发展的规律, 那么斗争的双方, 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就必然相互依存、相互对立。在资产阶级占主导的社会秩序中, 也必然会产生被压迫的阶级和阶级关系。因而, 伴随着资产阶级获得解放, 一个新的被奴役阶级——无产阶级也随即产生。

特别重要的是, 尽管无产阶级产生于阶级斗争的历史规律, 但马克思认为, 在面向未来的社会发展时, 无产阶级需要打破这一历史宿命, 要在寻求自身解放的同时使得整个社会摆脱阶级统治和阶级属性。于是, 在《导言》中, 马克思指出, 无产阶级“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从而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1]17。以往任何一个阶级斗争胜利之后必然又会产生新的阶级矛盾, 带来新的剥削和压迫, 而无产阶级的解放则意味着全人类的普遍和彻底的解放。

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 马克思不仅累积了有关历史和政治方面的材料, 更筑牢了自身哲学理论基础, 实现了哲学观的重大变革。马克思在第四笔记本中写了最长的一段评论, 反映了他此时哲学原则的变化。在对兰克所著的《历史政治杂志》的摘录中, 马克思在意识到财产关系对政治机制的决定性影响后, 发现了政治共同体自身的颠倒性: “主语变为谓语, 谓语变为主语, 被决定者代替决定者”^[18]368。受到现实材料的启发, 他终于意识到黑格尔的哲学也是颠倒的, 黑格尔颠倒了国家形式和国家观念之间的主谓关系, 因而, “他实际上只是道出了时代的共同精神, 道出了时代的政治神学”^[18]368。在这里, 马克思已经开始运用“主谓语”这种类似于黑格尔哲学的表述, 不由让人联想到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 马克思正是从主谓语颠倒这一角度对黑格尔进行的批判。这种研究的特点在于, “历史发展规律的发现同马克思自觉地转向唯物主义立场是同时发生的。由此可见, 马克思已开始自觉地运用唯物主义, 把它作为研究历史进程的方法。”^[15]171向唯物主义的转变不仅促成了马克思发现黑格尔思辨哲学主谓颠倒, 从而完成了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 更决定了马克思以什么样的视角看待无产阶级, 以什么样的方式发现无产阶级, 这是区别于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的根本之处。

到了《德法年鉴》时期, 马克思的思想俨然充满了张力, 《克罗茨纳赫笔记》的研究让马克思懂得必须同时破除现实和理论的双重难题。“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 同样, 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1]17马克思实现哲学变革的根本方式是通过实践。理论观念上的主客二分, 非此即彼, 二律背反与充满撕裂和对立的市民社会精神有密切关系, 要消除理论的二元对立, 就需要对市民社会精神进行改造。解决理论难题的任务, 从来都不是单靠认识就能完成的。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相辅相成, 哲学观的变革与“无产阶级”的出场相伴而行, 并相得益彰。“马克思… …不是追求教条式地预见未来, 而是揭示了在理论领域和实践领域中正在进行的现实斗争的前景。”^[15]216 “彻底的理论”指的是革命理论、德国式的哲学、“大脑”、“批判武器”, 这是革命的前提; “彻底的实践”指的是革命的实际斗争、法国式的无产阶级、“心脏”、“武器批判”, 这是革命的方式。理论和实践两种路径分别造就了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结构性基础和主导力量, 共同服务于实现人类解放的价值目标。

社会主义学家欧文·戈夫曼说过: “如果与个体素昧平生, 观察者也能根据以往的经验来假定: 在某种特定的社会环境中, 只可能发现某些特定类型的个体。他们可以根据个体所谈论的有关他自己的情况, 或者个体所提供的有关他是谁、干什么的等材料来进行判断。”^[19]1对特定群体的认识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既包括经验层面的真实观察和切身体会, 也包括逻辑思辨所形成的理性思考。同样, 对于特定群体的考察必须置于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进程中, 才能给予正确的认识和评价。在《导言》中, 表面上体现的是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首次重视, 而更深层次的是蕴含在马克思思想中的新思想的萌生和丰富, 在这一特殊性突变现象背后实则折射出了一种普遍性的本质嬗变。

不过, 对于马克思此时的思想仍不宜给予过高评价。一方面, 由于《克罗茨纳赫笔记》大部分都是摘录性的文字材料, 我们只能通过马克思摘录他人的著作语句间接地领会其写作时的意图, 因而笔记的意义被极大地限制。另一方面, 某种程度上来说, 摘录的混杂实则是马克思此时思想正处于转变和“失语”状况的反映, 对于笔记的思想史定位需要联系前后时期的著作而不能单独来看。

在《德法年鉴》时期之后, 青年马克思理论的发展逐渐与无产阶级的现实运动构成了更加密切的联系。在陆续批判了从宗教、自然、思辨等维度对人的错误看法后, 马克思正在从历史、阶级、政治和经济多重维度中认清人的本质, 对于无产阶级这一历史主体的把握也趋于深刻和准确。面对更加切实和迫切的现实政治斗争中的理论需求, 马克思认识到唯有深入研究政治经济学才能走向历史纵深处, 才能科学地揭示出无产阶级这一历史主体所处的历史方位及其所具有的历史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