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问题, 强调指出, “马克思主义把先进的思想理论带到中国, 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 引领中国走进现代世界, 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1]马克思主义自传入中国以来, 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解读文本, 同时不同学者在译介马克思主义过程当中也有不同理解, 因此如何准确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是当下亟待厘清的重要问题。

本文力图从大历史观的视角回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历史的研究, 并对近年来有关文献进行对比分析, 从整体性视角、传播学视角和考据学视角对国内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总结。这有助于我国学界拓展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为相关研究打下坚实的学理基础。

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研究, 首先需要对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有总体的把握。对此, 中共中央编译局原秘书长、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杨金海于2020年在《中国高校社会科学》杂志发表了《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的对象、内容和方法》一文, 首次明确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作为一门新的学科来建设的构想, 认为这是一门聚焦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研究和传播的历史及其规律的科学。就其研究对象而言, 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主要研究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著作和思想传播, 也适当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就其研究的主要内容而言, 包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分期、经典文本翻译与研究、出版与发行、普及与应用, 以及相关的文本文献、概念术语、人物事件、传播渠道等。就其研究方法而言, 要运用好史论结合方法、逻辑与历史统一方法、文献考据方法、解释学方法等。

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的任务是, 通过梳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的整体传播情况, 厘清经典著作在历史上的不同文本及其术语、思想的演变, 分析相关译者、出版机构等及其所处的历史环境和时代特点, 进而深入把握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学习、接受、理解和运用的思想历程。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密切相关, 但不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的发生发展历程; 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则研究后人对经典作家思想的翻译、出版等传播历史。例如,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的德文版是不变的, 但翻译成中文则有陈望道译本、华岗译本等多个文本。因为每一代人甚至每一个人对同一经典的理解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 马克思主义传播史本质上是后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史和接受史。^[2]

实际上, 我国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总体性研究和探索已经有很长时间。这种研究源自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文献的翻译及版本梳理。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 中央编译局的前辈学者们就围绕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翻译展开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在对经典著作各种语言文本和文献的梳理过程中, 开展了对马克思主义传播史方面的初步研究和宣介。例如于1954年举办“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展览; 1957年与北京图书馆(即现在的中国国家图书馆) 合作举办“纪念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展览; 1963年编译局专家丁守和、殷叙彝发表了《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一书; 1983年举办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展览, 编辑整理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一书; 等等。可以说, 中央编译局的前辈学者们对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笔耕不辍, 硕果累累。

这一时期, 北京大学的黄枬森教授等人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同时, 也开启了对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研究。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 国内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研究日益深入。中国人民大学林茂生主编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984年),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唐宝林主编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100年》 (1997年), 这些著作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了总体性的研究与回顾。黄枬森教授等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八卷本),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西方、俄国和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也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和梳理。中国人民大学庄福龄教授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1988年) 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应当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应用和发展的历史作为研究的对象。”这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研究对象的科学界定, 同时也为整体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对象的科学界定提供了基本范式。^[3]

庄福龄教授结合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历史研究的实践, 第一次自觉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与我们党的创新理论研究相结合, 与学科建设和教学教材建设相结合, 明确提出要把马克思哲学传播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研究和建设。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中占据统领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 庄福龄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学科建设的开创者。其代表作《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及其修订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论》就是明证。他明确提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任务、内容和方法等, 并由此初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的理论体系。这就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提供了科学的研究对象、基本内容、使命任务、基本方法等基本框架。这不仅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传播研究, 还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在中国创新发展的研究。可以说, 他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的基本范式, 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 打通了多个研究领域, 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发展, 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事业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近几十年来, 为推进经典著作的翻译和研究工作, 中央编译局的学者们还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世界传播进行了研究, 特别是对国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包括MEGA1和MEGA2) 进行了研究。其他大学、研究机构的学者在这些方面也都做了不少工作, 取得了丰硕成果。

时至今日, 国内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研究成果日益增多, 视域日渐广泛。通过对可获得文献的计量分析, 以“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为主题和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期刊全文数据库进行检索发现, 国内各期刊发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相关学术论文的数量在2008年后稳步增长, 近年来保持平稳态势(见图 1)。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如果算上五四运动之前的早期传入, 时间就更长。

20世纪初, 由梁启超、赵必振等人开启的源自日本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翻译和传播工作在中国已经具有一定规模。其后, 这项工作经过资产阶级革命派朱执信等人的努力有了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 通过北京大学的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努力, 以《新青年》杂志等为宣传平台, 马克思主义传播与白话文运动一起, 在中国掀起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热潮。这既是一场伟大的思想革命, 也是一场深刻的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为主要标志的语言学和传播学革命。这可以说是自汉代佛学传入中国以来中国文化中的又一次巨大的思想和文化传播的革命。无论如何, 这次以马克思主义传播为主要内容的思想和文化传播革命, 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现代化乃至中国现代话语逐渐生成的一个重要表征。也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逐步走上了相融合的百年路程。而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和实践, 在这个融合中更是起到了核心的推动作用。

毛泽东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通过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理解、接受及创新发展, 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成功结合, 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伟大胜利, 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但是, 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解和接受中一度出现了教条主义错误, 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曾遭遇严重挫折。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研究, 明确了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方位, 对社会主义本质特点等重大理论问题有了崭新的认识, 并据此确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20世纪90年代, 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公有制可以有多种实现形式, 国有企业实行的股份制是一种重要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关于这个问题的正确理解, 为我国确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的重要创新发展。

进入21世纪, 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高举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旗帜, 坚持“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持”的基本遵循和科学方法, 不断完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把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时指出: “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启示我们: 创新是改革开放的生命。… …我们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 廓清困扰和束缚实践发展的思想迷雾,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4]这是我们党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思想保证。

随着研究的深入, 人们不难发现,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理解史和接受史研究日益契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研究需求, 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走向深入的现实诉求, 因此这种研究逐渐成为我国学者的追踪热点。随着国内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及其传播史研究的深入, 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收集整理与考证研究的成果相继问世。如中央编译局和中央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思想的历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百年传播》 (2011年); 湖北大学田子渝等撰写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1918—1922) 》 (学习出版社2012年出版), 田子渝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著作传播选编(1920—1927) 》 (湖北人民出版社2018年出版) 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著作丛编(1920—1927) 》 (湖北人民出版社2021年出版); 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编《原版初心——党的出版早期文献萃编》 (共8册, 上海书店2021年出版); 北京大学顾海良牵头编纂的《马藏》(2015年启动, 截至2024年底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科学出版社出版至第21卷); 聂锦芳主编的《重读马克思: 文本及其思想》12卷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出版); 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 嘉兴大学吕延勤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料长编(1917—1927) 》 (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 上中下三卷), 康文龙主编的《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史料长编(1917—1927) 》(武汉大学出版社2019年出版, 上中下三卷); 王艳红编辑的《新中国成立前马克思主义传播文献汇编》58册(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20年出版); 清华大学杨金海、李惠斌、艾四林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100卷) 丛书(辽宁人民出版社2021年4月全部出版), 艾四林、杨金海、李惠斌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世界传播通考》 (100卷) 丛书(辽宁人民出版社2024年底出至第70卷, 计划2025年全部出版) 等。这一系列有关马克思主义传播史方面的学术著作, 对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学科建设乃至推进整个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研究和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此外,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地方传播研究也引起学者们的关注。清华大学访问学者李爱军编著的《马克思主义在湖南早期传播文献(1917—1927) 》 (上下两卷) 于2023年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清华大学艾四林、杨金海、李惠斌主编的多卷本《马克思主义地方传播史》丛书也即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应当说, 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收集整理与考证研究密切相关。在这方面, 北京大学的《马藏》研究与清华大学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考证研究具有代表性。《马藏》重点是收集历史上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中文文献, 同时进行考证研究, 出版了相关书籍。清华大学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100卷) 和《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世界传播通考》 (100卷)则分别对中文和外文文本进行深入的考证研究, 同时在每一卷书中附有经典文献原文影印本, 为后人提供了原汁原味的经典文献资料以及相关的考证资料。这种考证研究还积极借鉴中外以往的考证研究方法, 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概念史、语义学、语用学等方面的探索, 通过分析和梳理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不同时期、不同国别概念术语的语义差别, 来还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和世界各国的理解、接受和发展的历史。清华大学的研究团队接下来还要推出更多成果, 如正在组织编写多卷本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国传播人物志》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术语考据大辞典》等。这样, 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的知识体系和学科体系的建设就将日益全面地向前推进。

近年来, 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的具体视角越来越多样化, 现有研究大致可分为三种视角, 即整体性视角、传播学视角和考据学视角。

整体性视角下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侧重将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 特别是围绕早期传播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 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基础和前提、不同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特点与影响等问题展开研究。

第一, 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基础和前提。有学者认为, 马克思主义作为清末民初西学东渐大潮下的一个流派, 之所以能够在诸多思想流派之中脱颖而出, 扎根中国大地, 并于中国的具体历史实践中不断发展, 给中国社会各个方面带来深远影响, 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高度的契合性, 同时也是当时中国现实背景下的唯一选择。

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基础和前提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崔海亮从文化角度出发, 通过分析晚清以来“墨学马克思主义等同论”等思想观点的流变, 指出墨子思想中对社会功利的强调、对社会物质生产的重视和“尚贤、尚同”的主张与马克思主义相通; 同时墨子思想的阶级立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与马克思主义最具契合性。因此, 他认为墨子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相结合提供了思想土壤, 是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并扎根中国、不断融合发展的桥梁与纽带。此外, 他还进一步分析了中国共产党人从自发到自觉的“援墨入马”这一理论探索过程, 指出这一过程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意义, 并据此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充分发掘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点, 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5]信元聚焦马克思主义中唯物史观部分, 指出虽然唯物史观在理论品质上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高度契合性, 但这并不能够完全解释唯物史观在中国社会尤其是在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广泛传播。他指出, 在当时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背景下, 科学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同样起到重要作用; 科学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不仅为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思想基础和人才基础, 还扫清了唯心主义和变易史观的障碍, 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所秉持的实用理性提供了“科学”依据, 最终经由“科玄论战”与唯物史观相融合, 使唯物史观成为“科学”的代名词, 从而推动了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和接纳。^[6]

第二, 关于不同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特点与影响。有学者认为, 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具有不同特点, 并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产生不同的影响, 集中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传播史本质上是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史和接受史。对此, 国内学界主要聚焦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这一阶段, 从不同角度总结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特点及其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路宽从文化的角度出发, 依循“文献—传播者—传播机构—传播过程”的思路, 梳理出马克思主义中国早期传播的特点, 指出这一过程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文语境中获得阐释与理解的过程, 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华文化环境中的延续和再发展。这就是说, 马克思主义早在传入中国之初便开始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 为中华文化注入了新的思想养分, 促进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他指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介质”; 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也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其创造性翻译实践减少了马克思主义向中国移植的“排异性”, 促进了二者的融合发展。^[7]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部分,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启程”。^[8]在此基础上, 路宽进一步聚焦清末民初的历史特点, 考察了西学东渐大潮下马克思主义文献在中国的传播情况, 提出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时期的传播不仅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带入近代中国社会的问题域, 还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融合与发展, 更为当时的中华民族提供了一条实现民族复兴的科学道路。^[9]孙珊聚焦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情况, 以中国式现代化为视角, 指出“中国式现代化集中体现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走向现代化道路的实际问题”, 并据此提出, 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时期的传播揭开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帷幕, 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语境中的发展。

传播学视角下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主要以马克思主义文献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为研究对象, 研究马克思主义文献是经由哪些传播主体(作者、译者、社会团体等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者) 和传播媒介(报社、出版社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介质) 等引入并深刻影响中国社会的历史过程。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翻译并不是纯粹的学术工作, 还是意识形态工作。^[2]由于语言转译等现实问题, 马克思主义文本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难免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信息“损耗”(包含错译、误译、译者主观影响等), 因此要正确了解文本真正蕴藏的思想内涵, 需要深入到其特定的历史过程展开研究。国内学者聚焦此点产出了丰富成果, 这些成果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

第一, 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传播过程中传播主体的研究。“人物事件考证研究是传播史研究的史实基础。历史是人的活动历程的综合体。”^[2]经典文本传播者的价值追求、政治立场和思想倾向决定了其在译介过程中对经典文本所产生的不同理解, 其最终呈现的译本也会因选词用词的不同造成经典文本思想内涵的不同, 因此只有深入研究了解传播者所处的具体社会历史状态, 剖析具体人物事件, 才能够更加科学全面地把握和理解特定历史条件下由翻译而来的这些重要术语、概念。^[2]路宽和赵春呈将视角聚焦在清末这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早期阶段, 在整理马克思主义文本材料的基础上, 具体分析了该时期译者群体的特点及其所造成的影响。他们从译者群体的具体特征入手, 勾勒出具有鲜明特点的清末马克思主义译者群像, 即“大部分来自于江浙闽等沿海省份, 且多为20~30岁之间的朝气蓬勃的年轻人, 大多是以留日学生为主的学生群体和以报章杂志的编辑、撰稿人为主的报人群体, 活动场域主要在上海和东京”。在此基础上, 他们认为, 这一群体在引入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 并不是对文本单纯的直译, 而是“依据自身理解和中国社会的需要, 通过节译、译述、重译、编译、调整原书结构和体例等方式对原著进行不同程度的改写、调整和重组”, 这一举措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也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0]

除了群体性的描述之外, 国内学界还聚焦一批具有代表性的个体传播者展开研究。张甲秀考察了李大钊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翻译家的身份。她指出, 李大钊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过程中作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 并在译介过程中展现出极为鲜明的个人特色——由于李大钊翻译的主要目的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汲取营养, 找到能够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出路问题的“良方”, 因此他在翻译过程中常采用摘译、夹叙夹译、译述结合的形式, 既做到语言通俗易懂, 又做到对专业术语的翻译精准、贴切。她认为, 李大钊在译介过程中并非只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简单的照本宣科或盲目迷信, 而是结合自身革命的实践经历, 探索性地提出中国要走“有特性的”道路的构想, 并强调革命过程中工人农民的主体地位, 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河。^[11]李永春以《社会进化史》一书为切入点, 重点考察了蔡和森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传播和发展。他指出, 蔡和森在《社会进化史》一书中通过分析人类社会的方式, 系统介绍了唯物史观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观点。蔡和森在该书中, 不仅详细阐述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基本思想, 还融汇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 《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许多思想, 并结合自己精彩的课堂讲授, 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 使一大批青年学生坚定了革命的信心, 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认为, 蔡和森通过《社会进化史》一书, 初步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应用到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上,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尝试。^[12]

张埔华重点讨论了张仲实作为马克思主义翻译家、出版家和理论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编译和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贡献。她详细梳理了张仲实在20世纪30年代、40年代奔赴延安后和新中国成立后等历史时期中主持、参与编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工作经历, 并在此基础上将其编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特点总结为“将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编译视为一门老老实实的科学工作、坚持编译与研究相结合、以‘信’为先”^[13]; 认为其促进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等我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重要篇章的抒写, 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

第二, 关于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传播载体的研究。出版和发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机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要载体。一百多年来, 很多出版机构和刊物都参与到了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出版发行工作中。这里面既有党领导的革命出版机构, 也有党外进步的出版机构, 甚至还有一些早期的资产阶级革命出版机构。此外少部分经典文本是被右翼组织或出版机构作为内部资料出版的。^[2]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传播载体的复杂性导致了不同出版机构出版的同一文本在内容呈现上存在较大差异, 甚至存在思想内涵方面完全对立的情况。因此要准确理解、科学评价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文本, 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出版这些文本的机构等传播载体的研究。

鲁法芹和荣帅在系统梳理《京报》所刊载的有关文献的基础上, 重点讨论了其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和特点。他们指出, 《京报》所刊载的马克思主义介绍呈现出“将马克思的生平与著作一起介绍” “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角度介绍唯物史观” “从政治经济学发展史角度介绍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创立过程”等显著特色。他们认为《京报》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作出了三大突出贡献: 一是在译介特点上, 《京报》与《新青年》 《晨报副刊》《觉悟》等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文本的期刊相比, 已不是片段性地介绍马克思主义, 而是从马克思思想的来源和发展历程等角度出发, 整体性介绍马克思主义, 并且更加强调马克思主义实践性的特征; 二是在译介内容上, 《京报》对唯物史观的译介也不是将其简单等同于“经济决定论”, 而是更多关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三是在译介影响上, 《京报》从政治经济学发展史的角度详细介绍了马克思经济学的创立过程和内容, 为王亚南翻译《资本论》做好了前期准备。^[14]

龙国存和刘维荣整理了《每周评论》在五四运动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他们指出, 《每周评论》在办刊的过程中, 一方面重点关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和引入, 有选择性地翻译了一批马克思主义著作, 加强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 同时, 还大力宣传和介绍十月革命与世界革命, 肯定其重要地位; 另一方面又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问题的结合, 不但密切关注中国劳工问题, 积极促进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 还展开了“问题与主义”之争, 尝试用马克思主义解决实际问题。此外, 《每周评论》非常注重传播方式, 具有“出版周期短, 版面灵活, 通俗易懂”“紧跟时事, 关注政治” “注重互动性, 开辟公共空间”等特点。他们认为, 《每周评论》虽然并非从一开始就坚持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 但其在办刊过程中逐步肯定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 并正确抓住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主旨、革命主体等重要理论问题, 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极大地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广度与深度。这不仅引发了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与思考马克思主义理论, 还有力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15]

梁大伟和茹亚辉梳理了中共中央第一份政治机关报《向导》周报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历史。他们指出: “《向导》周报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和大革命时期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上下求索探寻中国革命道路的历史轨迹。”他们认为, 《向导》周报在办刊期间一方面积极阐发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 向国内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 并公开阐释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 另一方面针对当时国内的“戴季陶主义”和“国家主义派”等错误主张进行深入分析和批驳, 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此外, 《向导》周报在刊登的文章中还对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分析, 为全国各阶级联合战线的形成打下了一定思想基础。^[16]

白清平和倪江纯重点考察了延安时期中共中央主办的党建刊物《共产党人》的办刊历史。他们指出, 《共产党人》不仅通过开设专栏的方式译介和传播了一大批经典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 还介绍和宣传了一大批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马克思主义党建方法, 提高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传播质量和水平, 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具体化和中共党建实践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化。他们认为, 《共产党人》是生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重要平台, 通过刊载的一系列原汁原味的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和从中国共产党的党建实践中总结的经验方法, 明确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核心问题。此外, 他们指出《共产党人》所刊发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等一系列文献系统呈现了毛泽东建党思想的重要内容, 标志着毛泽东建党思想趋于成熟。^[17]

“辨章学术, 考镜源流。”文献考据和考证研究是中国学术的显著特点之一, 也是中国学者自古以来的优秀治学传统。近年来, 考证方法的运用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撑与依托。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在中国的传播历程已逾百年, 其中很多经典文本、人物事件、概念术语等需要考证才能为人们所知晓。这就需要借鉴中国古代的考据方法。考据学视角下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很好地继承了这个传统, 力图深入考证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等文献传入中国的各个方面与各个环节, 包括文本考据、版本考据、术语考据、语义考据、语用考据、辨伪考据、人物事件考证等。考据学视角下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及其思想传播的客观历史过程作为阐述和研究的对象, 更侧重研究后人对马克思恩格斯等人思想的理解和接受的变化历程。例如《共产党宣言》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有6个独立的中文译本^[18], 片段译文就更多, 翻译家们对该书概念和思想的早期理解五花八门, 只是随着研究交流的深入, 经过长时间的磨合才逐步趋向比较一致的认识。

杨金海在《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的考证研究》一文中系统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考证研究的重要意义。这一方法和视角的运用, 不仅是当代中国实践发展与理论探索的迫切需求, 在学术研究方面也具有多重意义。通过收集整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各类文本, 并对其进行细致入微的考证研究, 能够有力地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学理性, 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文本、版本、概念术语以及传播史的研究。同时, 这也有助于构建现代马克思主义考据研究方法, 建立完整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典藏体系, 进而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此外, 在历史比较和国际比较的视野下, 能够更精准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 廓清思想, 统一认识, 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承与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第一, 关于马克思主义在国内传播的考据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肇始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译介, 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考证与整理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重要内容, 对马克思主义重要术语的考据则是传播史研究的关键环节。^[2]

清华大学杨金海、李惠斌、艾四林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100卷)丛书对我国1949年以前马克思、恩格斯等重要著作的中文文本进行了系统收集整理和初步考证, 基本摸清了1949年之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我国传播的家底, 呈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我国1949年之前的整体传播和影响全貌。远航和路军主编的八卷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整理和收集了1899年至1914年我国出版的大部分马克思主义早期文献, 并按照时间顺序结集出版。^{[19]总序007}其所收录的文献既有专著, 也有刊载在杂志上的文章, 不仅呈现了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背景全貌, 还为学术界展开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文本基础。李爱军编著的两卷本《马克思主义在湖南早期传播文献(1917—1927) 》围绕马克思主义早期在湖南的传播, 不仅整理了一批湘籍革命知识分子在推介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著述与论说, 还收集了一批反映马克思主义在湖湘大地传播与推介的其他史料文献。其所收录的文献呈现了一幅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完整传播图景, 表明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不仅具有指导湖南革命的实践应然性, 也具有与湖南社会环境相适应的历史必然性。^[20]

李斌和季为民具体考证了《新莱茵报》在中国传播的早期历程及特点, 指出《新莱茵报》作为“马克思革命斗争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但在早期传播研究中却一直被忽视, 这导致了“马克思作为新闻记者的一层重要面向的缺失”, 不仅带来了马克思形象的单一化和刻板化, 还致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新闻传播理论相关研究的完整性缺失。^[21]李紫娟聚焦“意识形态”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含义的流变, 指出“意识形态”概念主要通过概念界定、系统传播以及学者的著述和论辩三种途径在中国传播, 其概念内涵也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早期、新中国成立后以及当代的传播过程中随时代变革而变化。在此基础上, 她认为在进行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时, 一方面要注意“意识形态”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文献中有着不同的含义, 研究要注意将其放置在一定历史背景和时代发展需要下进行, 避免因概念内涵差异而产生误解; 另一方面则要进一步加强对“意识形态”概念的考证, 弄清不同文本中所使用的概念, 在廓清历史遗留的使用和理解错误的同时, 统一学界对“意识形态”概念内涵的理解。^[22]

第二, 关于马克思主义文献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考据研究。马克思主义自诞生起便因其紧扣时代脉搏而逐步在世界各国传播开来, 形成了多个语种、多个版本的文献共存的情况。这些文献在引入各国的过程中会因译者的知识结构不同而产生内容上的增减, 会因语言的转译而产生内涵上的变化。正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的首要环节就是把经典著作的外文本转化为中文本^[2]一样, 马克思主义在其他国家的传播也首先需要语言的转化, 即翻译。因此, 考证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情况, 就需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多语种文本。加强这种多语种的比较研究, 对于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准确含义具有重要意义。因此, 对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传播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2023年以来, 国内学者在整理和考证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不同国家传播的经典文献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由艾四林、杨金海、李惠斌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世界传播通考》(100卷) 丛书聚焦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在世界范围的传播情况, 对不同国家或地区、不同语种和不同译本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进行整理、研究, 并陆续出版。该丛书考证了《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共产主义原理》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神圣家族》《共产党宣言》《论住宅问题》《反杜林论》等经典文献在英语地区的传播情况; 《马克思致库格曼的信》《哲学的贫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雇佣劳动与资本》 《工资、价格和利润》 《资本论》(第一卷)、《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论住宅问题》等经典文献在日本的传播情况;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经典文献在意大利语地区的传播情况;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经典文献在法语地区的传播情况; 《法兰西内战》和《工资、价格和利润》在德国的传播情况; 《哲学的贫困》等经典文献在俄语地区的传播情况; 《共产党宣言》等经典文献在西班牙语地区的传播情况以及《共产党宣言》等经典文献在泰国的传播情况。可以说,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世界传播通考》(100卷) 丛书是2021年出版完成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100卷) 丛书的姊妹篇。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世界传播通考》(100卷) 丛书在整理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在世界各国传播情况的基础上, 还对比研究了这些译本中诸如“资本家” “工作、劳动”“货币、工资”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重要术语的内涵流变, 尽可能地呈现出世界各国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理解历程, 进一步澄清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思想是非。

盛福刚在《马克思恩格斯珍贵文献在日本的典藏、早期传播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一文中, 重点考证和梳理了《共产党宣言》 《资本论》《德意志意识形态》等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德文首版的出版过程及其在日本的典藏情况, 并据此分析了这些著作在日本传播后对中国的影响。他指出,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要途径是对这些文献的日文版的转译, 并在这个过程中借鉴了“生产力”“辩证法”等关键术语。^[23]

考据学视角下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 是当代中国实践发展和理论探索之必需。例如《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100卷) 丛书、《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世界传播通考》(100卷) 丛书等, 其直接目的在于将不同时期主要经典著作文本原汁原味地编辑整理出来, 并作适当的考证说明, 供大家做深入的历史比较研究、国际比较研究之用; 但从更长远的目的看, 是要为建构完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典藏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乃至为建构现代中华文化体系做一些基础性工作; 最终目的, 则是要通过历史比较, 总结经验、澄清是非、廓清思想、统一认识, 破除对马克思主义错误的或教条式的理解, 全面而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 弘扬马克思主义精神, 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 在此基础上深化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研究, 为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 确保科学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长久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撑。^[24]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 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25]14马克思主义自引入中国以来, 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下, 逐步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在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发展并深刻改变了中国。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理想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

历史地看, 就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而言, 不同翻译者对经典著作中重要术语的理解存在差异;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人们对马克思主义重要观点的理解也是不断变化、不断深入的。这就需要深入研究这些变化, 方能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的把握和运用。《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中强调, “‘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26]因此, 要正确理解、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 一方面要注重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 系统地梳理马克思主义文本在传播过程中的各文本情况, 在不同文本对比中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重要术语的科学内涵, 这就需要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研究。另一方面, 也要注重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研究, 不断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契合点以及不断融合的内在机理, 不断促进二者相结合, 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进而推出新的理论成果。

可以看出, 近年来国内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 是我国学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不断深入的逻辑必然。这些研究不仅从宏观上逐步呈现出马克思主义传播史这门新兴学科的框架, 而且对其中具体问题的研究越来越深, 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背景、前提条件、历史特点、社会影响等研究日益深化, 这对于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逻辑, 推动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理化, 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自主知识体系已经发挥并将进一步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近些年来,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考证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 出版了一批有关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的经典文献丛书、重要工具书以及专题研究著作。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 也极大地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可以说, 在今天我国的学术界, 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不仅成为一门显学, 而且已经进入快车道, 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我们相信, 随着进一步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一定能够取得更大成就, 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