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 特别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已有40多年的历史了, 那么, 经过这40多年的研究, 有没有形成一个自主的知识体系? 纵观这40多年的研究历程和所取得的成果, 我们可以作出判断: 这一自主的知识体系已经基本上形成。现在急需要做的是, 把这一自主的知识体系揭示出来, 并相应地进行探讨和加以完善。本文首先从总体上勾勒和探讨我国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所形成的自主知识体系, 然后我们着重以问题为导向, 即以问题作为自主知识体系的内核和线索, 揭示和剖析我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业已形成的四个方面的具体的自主知识体系。

“自主知识体系”的本质是知识生产的“中国化”与“时代化”, 其核心在于通过自主探索与创新, 形成既符合本土实际, 又具有普遍意义的知识构架。我国学界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之所以说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自主的知识体系, 主要是因为我国学界已经有了一个关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独立知识构架。这主要表现于在以下各个方面都具有了比较确定和一致的认识。

其一, 研究对象逐步明确。

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一级学科下面设有“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这一二级学科, 而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实际上是对“当代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所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这一二级学科的严谨表述应当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这里所说的“当代”主要是指冷战结束以后, 所以我国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是指冷战结束以来的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由于我国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特别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事实上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 因而又通常把我国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时间起点推前至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但是, 尽管我国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是指冷战结束以来, 或者说我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以后的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但就研究对象来说, 绝不仅限于研究这个时期的国外马克思主义, 往往向前追溯到20世纪10年代末20年代初, 甚至追溯到恩格斯逝世以后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所以, 确切地说, 我国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研究对象, 是整个20世纪和21世纪以来的国外马克思主义, 当然重点是冷战结束以来的国外马克思主义。

我国学界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是全方位的, 作为研究对象, 主要围绕着以下四种思潮。

第一, 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历程是以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主义全面的修正拉开“序幕”的。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头几十年的西方世界的遭遇与第二国际的命运密切相关。虽然第二国际解散了, 但由伯恩斯坦所开创的、由西方绝大多数社会民主党所继承的第二国际传统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路向业已形成并继续产生着重大影响。第二国际传统的解释路向在20世纪下半叶实际上已逐渐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把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变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 其一些代表人物甚至成了西方世界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者。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解释路向已销声匿迹, 实际上它还是以各种形式在当代世界发生着影响。我国学界把对这一解释路向的研究纳入到对整个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的视野之内。

第二, 首先向第二国际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解释路向发出挑战的是从第二国际中分化出来的第三国际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路向。这就是始于俄国和苏联, 而后扩展到全世界的马列主义。我们不仅看到了第二国际以及第二国际解体以后的西方社会民主党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修正, 同时也看到了各国共产党的理论家按照俄国和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路线,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继承与发展。到了20世纪下半叶, 一些共产党的理论逐步脱离马列主义的轨道, 而逐步向第二国际的解释路向靠拢。“欧洲共产主义”的形成就是一个重要标志。东欧剧变后, 尽管各国共产党遭到了重大挫折, 但一些共产党在十分困难的境遇下坚持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路向长期以来被视为马克思主义中的“正统”。我国学界把马列主义, 特别是马列主义在当代国外的发展作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对象。

第三,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崛起, 是20世纪西方世界, 乃至整个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第二国际、第三国际没有直接的思想继承关系, 它完全是在20世纪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思想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以“社会批判理论”的形式出现。在西方世界, 到了20世纪30年代以后, 在哲学上代表“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传统继续抗衡的就是法兰克福学派。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下半叶呈多样化发展的趋势, 其首先表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新派别。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 无论是在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方向上还是在把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化方向上, 都有着许多派别。除此之外, 又涌现了一些以特定的领域作为研究对象的新的马克思主义派别。这同样不仅反映了“西方马克思主义”, 而且反映了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重要的新发展趋势。一方面由于当代中国原先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了解甚少, 另一方面因为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路向的影响力确实呈日益增大的趋势, 所以我国学界一直把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的主要精力用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第四, 在当代国外, 除了那些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家之外, 还有一些理论家并不声言自己信奉马克思主义, 他们只是把马克思主义研究作为自己的爱好与职业, 但他们的研究成果也确实为整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增添了亮色。这就是所谓“国外马克思学”。“国外马克思学”并不是统一的学派或系统的学科, 共同性仅仅在于研究对象; 但是研究对象又非常广泛: 既包括MEGA的编辑出版, 又包括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文献考证、文本解读; 既包括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研究, 又包括对二者思想差异的分析; 既包括马克思所有后继者思想的考察, 又包括各种马克思主义学派之间的差异辨析。概言之, “国外马克思学”就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生平著述、著作版本、思想发展、理论观点、学术关系和马克思所有后继者思想, 以及各种马克思主义学派之间的差异进行跨学科、超党派、纯学术性的研究。我国学界在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 也不忽视对“国外马克思学”的研究。

其二, 研究内容趋于集中。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十分广泛, 涉及面极宽。我国学界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逐渐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绝大多数的思潮与流派程度不等地宣称是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顺理成章地构成他们理论探讨的主要成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不断地产生着影响, 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竟然成为全球性的显学, 关键是因为它对马克思主义的现状、实质和前景作出了引人注目的探讨。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深切地认识到,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确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作出了不可忽视、不可替代的重大理论贡献, 他们让人们真切地领略到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 使我国理论界看到了马克思思想的崭新面向, 从而激发了人们重新研究和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强烈兴趣。可以说,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在一定意义上进一步唤醒和革新了我们的思维方式, 使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呈现出焕然一新、别开生面的研究氛围和态势。我国学界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自然而然地聚集于对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进入21世纪,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呈现为系统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强势发展, 并且带有全球化时代的诸多特征, 译著、论文、专著等在数量和研究水平上都有显著的提升。我国学界更致力于以中国眼光、中国立场、中国意识和中国价值审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探讨, 努力挖掘和呈现它的价值。

第二,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习近平总书记在讲到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时, 特别肯定其“对资本主义结构性矛盾以及生产方式矛盾、阶级矛盾、社会矛盾等进行了批判性揭示, 对资本主义危机、资本主义演进过程、资本主义新形态及本质进行了深入分析”, 强调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和命运, 准确把握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新特征, 加深对当代资本主义变化趋势的理解。”^[1]67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是其所有理论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中国学界对此是看得非常清楚的, 当然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所作出的上述判断。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探讨始终是我国研究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主线。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研究集中表现在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研究, 中国学界也往往透过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理论来了解他们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以及与此相关的理论。进入21世纪以后, 中国学界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的研究逐渐由观点追踪转向问题式探索。

第三,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许多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和流派在进行理论研究的过程中, 始终将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目标作为他们的学术使命和理论旨归, 并将这一目标具体化为对现实社会主义命运的剖析、对西方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探寻, 以及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本质与前景的研究。进入21世纪以来, 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到新的阶段, 整个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改变, 这也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上反映出鲜明的变化。这些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在不同程度上回归了共产主义的人类解放主题, 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进行了新的探索。他们一是从苏联模式视角看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 从而引申出为何是共产主义, 而不是社会主义; 二是从马克思哲学视角看共产主义滋生的理论土壤, 以此思考为何必须从哲学方面解释共产主义; 三是从共产主义是一种现实运动这一判断出发分析共产主义为什么不是乌托邦。我国学界一直紧紧跟踪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 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的发展, 并相应地加以研究。

其三, 涉及的学科相对稳定。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隶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一级学科。但实际上, 它所涉及的学科远远超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理论上所产生的影响, 一个重要方面是对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产生影响。近往40多年来, 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而这种发展无不打上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烙印。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对这些学科的影响既反映在对这些学科的基本构架、基本方法的影响上, 也表现于对这些学科的基本理论所产生的影响。除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外,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主要涉及以下四个学科专业。

第一, 哲学。40多年来,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与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的关联, 首先是与哲学学科的关联。这主要是由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 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理论内容是哲学所决定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对当代中国哲学新视域的开启、哲学新思维的培养、哲学新论题的提出等方面都产生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许多思想和见解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的内在构成要素。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 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实践的观点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 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西方哲学相结合, 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抽象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之争中解放出来, 为我们开启了全新的哲学视域。哲学关注的重心从思辨的形而上学问题转向了现实的社会历史领域, 转向了现实的生存过程。

第二, 政治经济学。按照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的说法, 西方马克思主义倒转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历程, 即将马克思主义从哲学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进程还原至哲学, 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基本上失去了政治经济学的内涵。实际上, 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中, 对政治经济学的忽视不仅是西方马克思主义, 也程度不等地表现在其他马克思主义思潮之中。但是这并不表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与我国的政治经济学没有关联性。实际上, 尽管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与我国的政治经济学不存在直接的关联, 但它传播到中国后对当今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也曲折地产生着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去政治经济学化”的负面效应, 成了中国复兴政治经济学的缘由与动力。另外,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政治经济学上的标新立异之处不仅体现在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贬低与否定上, 而且也见之于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富有创意的肯定与维护上, 正是这些肯定与维护为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借鉴。

第三, 新闻传播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与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的关联性也显而易见。这种关联性主要体现在: 一是具有强烈现实批判色彩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 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新闻传播研究的重要思想来源; 二是学者在围绕西方马克思主义若干经典议题的讨论中, 重新发掘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有关新闻传播理论的现实意义与价值。我国新闻传播研究借鉴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研究范式, 在研究对象上超越了传媒业务层面的内卷化取向; 在研究视野上转向了揭示宏观政治经济结构和意识形态迷思的深层探索; 在具体研究议题上则表现为对商品化、劳工以及阶级、社会性别等问题的关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 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深化了新闻传播学的理论阐释能力, 一个曾经在学科竞争中被诟病为“有术无学”的学科, 由此具有了与历史总体性相关联、相对话的可能性。

第四, 文学。虽然有很多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进入中国文学领域的时间较早, 但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名与中国的文学学科建立密切联系却是新时期以后的事。这与新时期中国文学研究的开始转向有关。新时期伊始兴起了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 这个话题在文论界的反响即需要重新追寻“人的文学”。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 成了中国文学界强大的思想武器。尽管一开始它并没有扮演重要的角色, 只是作为众多进入国内的外国资源之一种, 但后来它借助现实环境和文艺理论问题域的转变慢慢兴盛起来, 成为热门的研究资源。21世纪之后, 社会秩序的急剧变化需要重唤文论建构的社会性批判维度, 而学者对自身定位的调整也扫除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障碍, 这些都导致“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国内文论界的进一步兴起。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 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学学科的关联长期处于“蜜月”状态。

其四, 发展线索清晰明了。

我国学界已经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梳理出了一条比较清晰的线索, 这条线索的形成是我国学界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构建了自主知识体系的一个标志。按照这一线索,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恩格斯逝世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这是20世纪的前50年。在这近50年的时间里, 马克思主义的遭遇首先与第二国际的命运密切相关。第二国际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和无产阶级日益强大的产物。第二国际在成立的初期对国际工人运动的开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可惜, 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 由于恩格斯逝世等各种原因, 第二国际未能适应时代的需要, 未能承担起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在它内部出现了修正主义的派别而陷于分裂, 后来被迫解体。从全世界范围来说, 在20世纪上半叶, 真正代表马克思主义发展方向的当然不是第二国际以及第二国际解体以后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民主党, 而是从第二国际分化出来的共产党。作为共产党的理论基础的列宁主义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的发展阶段。列宁主义萌芽于20世纪初, 而到了十月革命前后, 列宁主义已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列宁主义始于俄国和苏联, 而后扩展到全世界。20世纪上半叶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除了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和第三国际、共产党两家的理论家, 还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贡献。“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崛起, 是20世纪西方世界, 乃至整个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第二国际、第三国际没有直接的思想继承关系, 它完全是在20世纪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是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全面地继承和发展由卢卡奇等人开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是法兰克福学派。我国学界普遍认为, 这三种不同的解释路向之间的相互争论与批判构成了20世纪上半叶当代国外, 特别是西方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主要内容。

第二个阶段是从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冷战结束。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 西方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 使世界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随后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却经历了由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所引起的社会动荡, 这一动荡又影响了整个世界。马克思主义必须面对世界的新变化、新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正是在面对这些问题的过程中走过来的。各种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流派站在不同的立场上, 以不同的方式企图在理论上对这些问题作出阐述, 从而也形成了不同的发展趋向。第二国际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解释路向演变为一种民主社会主义理论。西方共产党的理论家从固守第三国际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路向, 到逐渐偏离了这一体系。他们大多加入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人道主义化, 或者说用人道主义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的行列。苏共“二十大”影响到了世界上大多数共产党理论家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和研究。比起第二国际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解释路向和第三国际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解释路向,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解释路向在20世纪下半叶的西方世界发展更迅猛, 所产生的影响更大。如果说在20世纪30、40年代, 这三种不同的解释路向在西方世界呈“三足鼎立”之势, 那么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 从理论研究这个角度看,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世界则后来居上, 独占鳌头。这不仅表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原有流派和代表人物的理论有新的发展, 更体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又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派别。当然, 探讨战后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概况, 把注意力集中于原先的三大解释路向是远远不够的, 还有许多其他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趋向值得探讨, 其中有些在20世纪上半叶初显端倪, 20世纪下半叶迅猛发展成为有影响的派别, 有些则完全是在20世纪下半叶新形成的。其中, 第四国际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特别引人注目。“西方马克思主义”到了20世纪后半叶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脱颖而出。战后马克思主义研究由于一些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解放神学”、“世界体系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加入, 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我国学界把这一阶段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特征归结为多元化、多样化。

第三个阶段是从冷战结束至今。

20世纪80、90年代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和东欧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相继易帜, 对西方左翼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不仅原先的共产党, 就是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其他左翼力量, 也都程度不等地遭受挫折。在这种情况下,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一度陷于“沉寂”。但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同情者, 还是反对者、诋毁者, 可能都未曾想到, 这种“沉寂”的局面没有维持多久。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 在国外特别是在法、英、德、美等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 掀起了一股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事实已很清楚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像一些西方政要和右翼学者所宣称所希望的那样“行将销声匿迹”, 而是“顽强地活了下来”, 并且“活得很好”。正是在这“复兴”的过程中, 原先的一些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流派经过短暂的沉默后之后又获得了新的发展, 甚至还涌现了一些新的派别。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启, 更是为马克思主义展示其现实性和向前发展开辟了途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 又大大促进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复兴”并不是简单地回到以前的那种研究, 无论是其研究的特点、主题、趋势, 还是所提出的理论观点, 都相异于从前。嗅觉灵敏的西方资产阶级似乎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出现的这些新特点中预感到了什么。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表评论说: 再度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和体制构成的挑战, 会比苏联共产党政权曾经构成的挑战更加令人生畏。

将以上四个方面有机地组合在一起, 就形成了一个总体的知识构架, 即关于我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总体的自主知识体系。当然, 这一总体的自主知识体系所包括的内容远远不止上面四个方面, 例如, 还有研究的途径和方法、研究的成果等。总体的自主知识体系包含一些具体的自主知识体系。这些其他方面的内容, 我们在下面论述一些具体的自主知识体系时将会涉及。

看我国学界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是否已经取得成效, 首先是看有没有已形成正确而成熟的研究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和价值取向, 即就如何面对和研究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 有没有形成一个自主的知识体系。我国学界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研究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 这种研究的独特性首先在于有着自己独特的研究立场、方法和价值目标。这种独特的研究立场、方法和价值目标实际上已构成了一个自主知识体系。这一自主知识体系是研究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所形成的总体的自主知识体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构成我国学界研究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价值取向方面的自主知识体系的, 实际上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其一, 对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 即研究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和意义有了明确而正确的认识。

应当说, 我国许多学者刚开始时选择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教学与研究领域, 目的性并不十分明确。他们往往是为了回避马克思主义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而“躲进”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若干流派和思潮的这个“小天地”之中的。他们自以为这些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流派对中国学者来说是陌生的, 距离中国现实又是如此的遥远, 自己可以非常“安全”地在这个领域里自得其乐。在后来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的过程中, 他们才逐渐认识到原先的想法幼稚可笑。他们终于认识到, 作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 最重要的是要有强烈的人类关怀和现实关怀; 把注意力集中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绝不是为了使自己回避现实而是应更好地回答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要想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领域有所建树, 就绝不能仅仅视其为一种“谋生”的职业, 而应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徐崇温是中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之一, 他经常这样向自己, 也是向所有注重“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国内学者设问道: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在这个时候, 我们以相当大的精力和篇幅去研究产生在西方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对于我们的伟大事业到底能起什么作用呢?”^[2]284徐崇温强调, 中国人民当今正面临着紧密联系不断发展变化的客观实际、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紧迫任务。他认为,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当前意义, 就寓于其对这种紧密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和研究的意义和作用中”, “吸收和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一切正确的意见和有价值的思想成分, 摒弃其错误的观点并同它们划清原则界限, 深入研究它所揭示的在理论中遭到忽略、在实践中被扭曲和偏离的问题, 从中吸取教训, 避免重蹈覆辙, 对于我们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世界历史进程的理解和把握, 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说服力、战斗力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来说, 无疑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和现实意义”^[2]284。他还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一部锤炼人们理论思维的难得的全面系统的材料”。徐崇温这里所说的主要是指“西方马克思主义”, 但实际上对整个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都是适用的。

徐崇温所表示的研究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被我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界所普遍接受, 成了我国学界研究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出发点。确实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许多流派语言深奥难懂, 但其中负载着大量关于急剧变化的当代世界的信息, 跳动着这个特定的时代的脉搏, 也倾注着其对人类命运的关心。可以说, 这些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流派用特定的语言和方式反映着当代的世界。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特点为我们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研究它、消化它、吸收它提供了可能性。但是可能性要变为现实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 这就是研究者必须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 要有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 从正面、反面和侧面为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提供启示的意识。

党的十九大召开前不久, 在中央政治局就“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及其影响”进行集体学习时, 习近平总书记专门针对学习和研究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学习研究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 对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具有积极作用。”^[1]65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明确地阐述了研究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之所在, 这为我国学界研究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指明了方向。与此同时, 也为我国学界提出了研究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明确的理论建构性目标。我国学界认真领会和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意义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论述实际上已成为我国学界构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自主知识体系的支撑点。

我国学界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意义的认识, 尤其体现在对这一研究有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体悟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展现出来的与其说是单纯的发生在中国语境中的文化现象, 不如说是世界马克思主义宏观发展进程中的微观有机因子。所以, 我们既应当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历时性结构中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发生, 又应当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共时性结构中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生成。这就要求我们不断扩大理论视野, 特别是把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纳入自己的理论视野。我们深信, 依托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的全面清理以及对这一理论话语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之关系的深入考察, 可以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获取一种比较开阔的理论视野, 使我们能够在一种更为开放的理论语境中谈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若干问题, 加深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历史进程与其理论形态的把握与理解。

其二, 我们如何研究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 即研究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途径与方法也趋于成熟并完善。

我国学界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方法与途径有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 这一过程与自主知识体系的形成过程是同步的。

第一, 从只作一般性的介绍到注重给予评判分析, 即从单纯作“事实判断”到注重“价值判断”。

当国内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还不甚了了之时, 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代表人物、著作, 以及一些基本思想介绍进来是完全必要的, 也确实曾经受到了欢迎。我国学界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刚起步时所做的就是这样一件事。但后来研究者认识到, 其职责绝不仅仅在于对其作一般性的介绍, 而在于对其作出正确的价值评价。也就是说, 要把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有机地结合起来, 强化在事实判断的基础上的价值判断。实际上, 研究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难度, 不仅仅在于通过阅读他们的外文原著了解他们的思想, 并用中文正确地表述出来, 更在于对这些思想的是非曲直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纵观当今学界研究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 已很少见到简单的“述介”了, 大量的是有评判和分析的。

第二, 逐步突破把苏联模式的教科书体系作为评判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标准的做法, 正确把握和运用价值评判标准。

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作出“价值判断”, 关键在于把握好正确的价值评判标准。我国学界研究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意义的充分展现缘自对正确的价值评判标准的把握, 而我国研究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对正确的价值评判标准的把握。徐崇温评判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标准前后经历了三个阶段, 大致反映了整个学界评判标准的变化过程。第一阶段徐先生用以评价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 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标准是传统的苏联模式的教科书体系, 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基本上是同这一教科书体系相对立的, 所以徐先生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也作全盘否定的评价。第二阶段徐先生用“新唯物主义”来评价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 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 从而不再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全盘否定, 而是作了一分为二的评价。第三阶段徐先生改变了原先单纯从理论上来评价的做法, 提出用半个多世纪的实践来检验和评判“西方马克思主义”。他强调: “判断的标准, 只能是看哪种观点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基础上, 适应了当代社会的新情况新问题。” ^[2]3具体到中国, 就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作为标准来看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真正的价值之所在。由于在评价标准上实现了新的突破, 所以徐先生晚年在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中错误的东西划清界限的同时, 更着力做的是吸取和借鉴其中一切有价值的思想成分。

第三, 放弃只是按照流派、人物和著作这一顺序进行研究, 变为以问题为切入口展开探讨。

面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 从流派、人物、著作入手加以考察是最常见也是最容易出成果的一种研究方法。刚开始时我们大部分学者都是这样做的, 甚至一些相关的教材也是这样去写的。后来大家发现这作为一种“初级阶段”的研究或许有它的价值, 但无论如何不可能达到“为解决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提供启示”这样一个研究目标。于是许多学者向自己提出必须增强问题意识的要求, 即以问题为切入口, 在浩如烟海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著作和理论观点中, 紧紧抓住其中一个个确实有重大创见, 并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关键问题展开深入的探讨。从按照流派、人物和著作的顺序转变为以问题为切入口来进行研究, 是与我国研究者对研究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意义的认识不断深入联系在一起的。确实, 如果我们的研究旨在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提供有益的启示, 我们的评判标准已突破了原先的纯理论的标准, 把理论标准与实践标准结合在一起, 那么, 我们就不能像以前那样以代表人物和流派作为中心加以研究, 而是必须强化问题意识, 即以问题为切入口。理论研究最重要的是要形成问题意识, 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也不例外。我国学界在研究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问题意识的强化, 是自主知识体系形成的一个重要推动力。

第四, 不再停留于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研究, 而是逐步把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紧密结合起来。

我国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原先存在只是就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倾向, 即把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割裂开来, 没有把前者视为后者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样, 即使在这个“圈子”内显得满腹经纶、自成一家, 但“圈子”之外的人完全可能对你不屑一顾、兴味索然。后来逐步吸取了教训, 把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引入到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之中, 使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里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融合。我国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新意义呈现, 正在凝聚到“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概念的旗帜上。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界在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概念指引下, 结合自己的研究提出了“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的提法, “21世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21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共同构成了“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版图。通过比较分析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以及理论形态的异质性, 映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独特的现实发生与理论生成。我们学界在对两者共同问题域与不同关注点作出深入的比较分析的基础上, 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中提取可以嫁接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问题式, 以此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域, 使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时空变换维度上助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如果要问我国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自主知识体系形成的重要标志是什么, 那么最显著的标志无疑就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融为一体。

经过数十年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我国学界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思潮、流派的功过是非都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看法, 这些看法既具有原创性, 又具有系统性, 它们实际上也构成了一个自主知识体系。我国学界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自主知识体系的主要内容,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归结为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征、成就与不足等业已形成的独立自主的见解, 也就是说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潮, 究竟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以及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缺陷等所形成的独立而成熟的判断与分析。

其一, 认清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 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特征。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与以前的历程相对照, 存在着不少不同之处。这些特点和不同之处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五点。

第一, 曲折性。

马克思主义从诞生那天起, 其性质就决定了它的发展道路是不会平坦的。这种曲折性在当代国外表现得特别明显。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国外, 特别是在西方世界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曲折发展的历史。小的波折姑且不论, 大的曲折起码有3次。第一次发生在20世纪初, 也就是说, 出现在恩格斯逝世后不久。伯恩斯坦这个曾被恩格斯指定为“遗嘱执行人”的第二国际内部最有影响的理论家, 恩格斯“尸骨未寒”马上以最公开和最完整的形式提出要修正马克思主义理论。第二次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 也就是说, 在苏联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所产生的影响涉及到了全世界以后。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所发生的这一重大变化改变了当代国外的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对比。两者之间此长彼消, 演化迅速。第三次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 也就是说, 出现在苏联解体以及东欧一批社会主义国家易帜以后。苏联解体以及东欧一批社会主义国家易帜的影响并不限于对国外共产党, 实际上, 受到影响的是当代国外整个左翼力量, 是当代国外的整个马克思主义研究。

第二, 坚韧性。

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国外发展的曲折性是与坚韧性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看到, 马克思主义每一次经历重大曲折以后, 紧接而来的都是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实际上, 我们在当代国外所看到的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蹒跚而行, 而且还有马克思主义的波澜壮阔。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国外所遭受的打击和挑战是空前的, 但马克思主义在打击和挑战面前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当代国外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曲折中获得重大发展, 显然离不开当代国外的一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坚韧性, 而在他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坚韧性, 则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性质。它是真理, 所以它能在逆境中生存。

第三, 多样性。

纵观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国外的发展, 不难看出这种发展往往是通过多样性来实现的。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中, 多元的思想发展动力取代了单一的思想发展线索。实践证明, 仅仅用“分化”甚至“分裂”这样的词汇来描述和理解这种多样性是十分不妥当的, 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多样性对马克思主义带来的积极意义远大于消极性, 这种多样性是马克思主义获得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这种多样性局面的出现, 反映了随着时间的推移,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的观点原本所具有的歧义性会越来越不可避免地显示出来, 更反映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会因理解者的立场、处境的不同而必然出现差异。

第四, 开放性。

整个当代国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都是一个“开放”的过程。这里所说的“开放”, 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强调马克思主义应向各种思潮开放, 吸收各种非马克思主义中的宝贵因素。除了在20世纪上半叶继承第三国际传统的西方共产党思想家往往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原则”为理由, 致力于划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界限, 强调前者对后者的批判, 其他各种马克思主义研究派别和思潮一般都程度不等地用非马克思主义之“长”来补马克思主义之“短”。当代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 热衷于马克思主义的“开放”, 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认识密切相关。在他们看来, 马克思主义在其创始人那里就是一个“开放”的体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倘若不吸收他们以前的以及与他们同时的思想, 就不可能创立马克思主义体系。

第五, 现实性。

当代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是不断地与现实相结合的过程。当代国外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对当代的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 主要是因为当代国外的马克思主义具有“现实性”这一重大特征。尽管有“西方马克思主义”这样的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纯学术进行研究的派别, 但是总的来说,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绝大多数派别都注重面对社会现实。只要看一下当代国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 就可以清楚地知道, 每一个阶段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题都是与现实息息相关的。当代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能够比较自觉地使自己的研究与现实结合在一起, 出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的认识。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 他们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 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自己解放自己的理论, 实践性是它的本质特征之一, 即它必须面向现实。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永远是当代的。

其二, 进一步把握了美国金融危机以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 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特点。

我国学界跟踪研究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美国金融危机以后的新发展, 揭示出一些新特点。

第一,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逐渐与当代左翼激进思潮相合流。

始于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 在2008年扩展为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 激起了左翼思潮的进一步复兴。经久不衰的激进左翼活动, 构成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活动的实践基础。引导这些左翼活动的当然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家, 更多的是非马克思主义左翼激进人士, 但这些左翼活动无疑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国外特别是西方世界的复兴。西方左翼理论界出现了回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新动向。相应地, 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复兴之势也为左翼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

第二, 后现代思路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 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占有支配地位。

后现代主义在当代国外愈演愈烈,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深受其影响。当传统的知识、理性、科学以及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等权威受到人们怀疑时, 一些知识分子开始重新审视和反思马克思主义的宏大叙事、革命主体思想等, 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主义化”所导致的一个直接结果是, 许多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这过程中完全接受了后现代主义或后结构主义的理论取向, 走向了后现代主义或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而且随着后现代主义在西方世界影响的日益扩大, 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那种否定性、批判性研究的倾向也大有占上风之势。

第三, 马克思主义正在经历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向“后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转换。

尽管“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的出现可以追溯到1985年拉克劳与墨菲的《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一书的出版, 但是这一概念被广泛接受与流行还是近10年的事。当今国外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喜欢在自己所推崇的马克思主义前加上“后”这一限制词。人们一般都把“后马克思主义”理解为虽然在理论旨趣上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以及现代性本身的批判维度, 但实际上放弃或者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从生产方式出发展开批判的理论逻辑。

第四, 马克思主义研究越来越多地融合当代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新成果。

进入新世纪以来, 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发展迅速, 许多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都致力于结合这些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成果来阐述马克思主义, 给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注入新鲜血液, 增强它的资本主义批判力度, 尽管他们在对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成果应用中存在一定程度的歪曲和误用现象。由于他们的理论上承马克思主义激进的资本主义批判传统, 下接当代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的成果, 所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第五, 注重在马克思主义的有机整体中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组成部分。

以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研究者往往习惯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一组成部分从马克思主义中抽取出来, 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 从而许多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变成了只是对马克思主义某一领域有“造诣”的专家。东欧剧变后, 许多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认识到, 这种把马克思主义分割成各个学科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走向教条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于是, 他们致力于打破学科的界限, 注重在马克思主义有机整体中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组成部分。这种强调从整体上对马克思主义加以研究的特征, 在2007年次贷危机以后, 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中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事实清楚地显示出, 对信贷危机、金融危机的研究, 仅仅从某一学科出发加以探讨, 是无法把握其实质的。

其三, 总结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成就。

我国学界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集中于理论成就与缺陷, 国内学界总结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 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有三大理论成就。

第一,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和僵化, 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创新,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方面取得了毫无争议的成就。

仅以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而言,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围绕着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相互关系”所展开的争论, 论述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性质的认定,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的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功能的开拓等各个方面都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例如, 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相互关系的研究; 对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与晚期哲学思想相互关系、马克思哲学思想与恩格斯哲学思想相互关系的研究;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道主义相互关系的研究; 对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辩证法相互关系的研究; 对历史唯物主义注重经济、生产力因素的作用与注重精神因素的作用相互关系的研究;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具体社会科学相互关系的研究; 等等。正是这些理论成就促使我们更清楚地领悟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 更正确地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 更全面地认识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 以更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

第二,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处于低潮时展现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 为马克思主义的复兴作出了重大理论贡献。

可能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同情者, 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诋毁者, 都未曾想到, 东欧剧变后,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 在国外, 特别是在西方法、英、德、美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 掀起了一股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 及时地把探讨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问题作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第一课题。他们有针对性地论证马克思主义仍是我们时代的旗帜。值得注意的是, 他们明显地表现出所谓的“逆向行驶”, 即正当一些原先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放弃马克思主义之时, 他们却向马克思主义靠拢, 成了当下马克思主义现实性最有力的宣传者和论证者。他们深入分析东欧剧变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反复说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失败不等于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失败。

第三,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综合性的社会思潮, 它们在哲学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均有理论建树。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 “西方马克思主义”留给21世纪人类的最大的遗产莫过于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代表人物根据其对马克思主义的领悟和对当代社会特别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体察, 反复告诉人们的是人类不能没有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 人类只能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开创新生活。他们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探索过程中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提出的许多见解是真知灼见。他们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以及他们实际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可以被当代人引为楷模。

在哲学领域, “西方马克思主义”消解传统的哲学本体论, 而提出了实践本体论。他们反对传统的以主客二分为标志的本体论, 而把人的感性活动、人的实践视为新的存在本质, 从这种独特的本体论、存在论出发, 引出了他们同样独特的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观。

在政治学领域, “西方马克思主义”围绕着国家、阶级、革命等都提出了独特的看法。

在社会学领域, “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实证主义社会学而构建批判的社会学。他们对看待人的本质等也有许多创见。他们从人性观出发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展开了独特的批判。

在科技理论领域,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科学技术作出了富有创意的两个基本判断, 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履行意识形态的职能。他们在作出这两个判断的基础上, 从各个角度对科学技术展开了独特的批判。

在经济学领域,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作出的一系列否定或肯定都是富有创意的。

在文艺、美学理论领域, “西方马克思主义”提出艺术的性质与功能就是对现实的否定与超越。他们还提出人类必须走艺术革命、艺术解放的道路。

其四, 总结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主要的积极的实际影响。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所产生的积极的实际效应是世界性的, 我国学界对这种世界性的实际效应有所研究, 但显然重点关注的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所产生的积极的实际影响。他们分四个阶段来论述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积极作用。

第一, 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 其作用是为中国人民实现思想解放提供思想武器。

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 开辟新的历史时期, 关键在于要破除原有的思想障碍, 实现思想解放。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僵化的错误理解无疑是最大的思想障碍。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第一阶段的意义就是促使人们从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僵化的理解中摆脱出来, 为中国人民实现思想解放提供强大的思想武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带来了一系列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认识。正是在对马克思主义重新把握的基础上, 推倒了原有的一系列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 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中国化。这是中国人民实现思想解放的理论前提。

第二, 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 其作用是为增强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带来推动力。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风云突变, 东欧一批社会主义国家易帜和苏联解体, 我国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意义产生了怀疑, 动摇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面对当代国外, 特别是西方世界从20世纪90年代掀起的“复兴马克思主义”的新热潮, 我们国内有一批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学者, 敏锐地感觉到了其非同寻常的意义, 并怀着一种历史使命感和政治责任感, 立即加以跟踪探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阶段在中国传播的重大意义就是为增强中国人民的马克思主义信念带来推动力, 为正确地总结东欧剧变的教训提供借鉴。

第三, 从21世纪初至21世纪10年代中期, 其作用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作出理论说明。

进入新世纪以后,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大意义主要表现在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理论资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说明这一道路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即如何说明我们走这一道路不仅是正当的, 而且是可行的。而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 恰好能为这一道路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作出理论说明。

第四, 从21世纪10年代中期至今, 其作用是为破解当今中国面临的难题和矛盾提供理论启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但与此同时, 也面临着一些难题和矛盾。这些难题与矛盾主要表现在: 人与人之间的矛盾, 两极分化的日益加剧; 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 生态危机的日益严重; 人自身内部身、心之间的对立, 人的单向度的日益恶化。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研究这一阶段在中国传播的重大意义就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破解这些难题和矛盾提供理论启示。

其五, 揭示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缺陷与消极影响。

我国学界在充分肯定和总结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成就与在现实生活中所产生的积极影响的同时, 也揭示了其理论缺陷和消极影响。刚开始时, 我国学界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缺陷与消极作用的揭示比较宽泛, 认识也不尽一致, 但后来一方面研究逐渐深入, 另一方面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负面效应越来越“显性”化, 对这种理论缺陷和消极作用的认识逐渐一致和集中, 认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最突出的缺陷与消极性主要表现在抹煞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单纯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哲学, 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一种纯粹的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学界普遍认为: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趋向, 并没有如一些人所说的那样在进入21世纪以后有所改变, 相反愈演愈烈;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注重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哲学批判的趋向确实是“倒转”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路向;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哲学批判的要害是回避生产关系、资本逻辑来分析现代社会, 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

绝大多数研究者的基本看法是, 尽管不能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哲学批判完全没有历史作用和积极意义, 但总的来说, 这种批判消极性大于积极性。无论是考察这种批判的理论意义, 还是估量它的实际效应, 都不能不得出这一结论。现实无情地告诉我们, 单纯地从事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 不把这种批判与政治经济的批判结合在一起, 或者说不把这种批判推进到政治经济的层面, 不落实到政治经济的现实上来, 这种批判往往干预我们对社会真正弊端的认识, 无法真正抓住社会的要害, 不能实现我们作为批判者的原先的宗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在当今中国造成的理论上的严重不良后果只要指明下述这一点就一清二楚了: 我国学术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衰落, 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出现严重的经院化倾向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与意识形态批判的广泛传播密切相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在当今中国现实生活中产生的消极影响表现在: 引导人们只是从文化和意识形态上分析造成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不公平的原因并相应地单纯从文化与意识形态上寻找解决的出路, 而没有把这种不公平追溯到生产方式, 着眼于从发展生产力、改变生产方式上解决问题。

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 最具有原创性也最具有特色的是对当代中外马克思主义的比较研究, 特别是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共产党创新理论所形成的影响的研究。这一研究的成果实际上也构成了一个自主知识体系。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世界的发展所呈现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交互影响。就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意义而言, 显然主要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对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积极作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主要由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创新理论所构成, 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对中国共产党形成创新理论的启示作用。在这一方面的自主知识体系主要揭示与总结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共产党创新理论所产生的启示作用。

其一, 揭示和总结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理论, 对形成作为中国共产党创新理论的以人为本思想的启示作用。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传播到中国时, 是以“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面目出现的。人道主义构成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哲学立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理论一传到中国就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强烈的冲击。“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加以人道主义解释, 所针对的是包括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确实,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理论的出现, 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是巨大的冲击。“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出的批判, 其中不乏歪曲、错误的成分, 但也隐含着许多正确的“闪光点”, 有许多批判是击中要害的。例如, 认为苏联式唯物主义没有达到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水平; 主张超越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二元对立; 将物归结为人的实践的产物, 强调自然的人化; 等等。中国的学术界起初对这种人道主义理论持抵制和批判的态度, 但不久就发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理论中也有真知灼见, 于是一改对其完全排斥的立场, 而积极地吸收一些合理的成分。于是我们就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理论在当代中国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对现实生活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理论在激活了人学论域的同时, 助推当代中国确立“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基本原则、中国共产党创新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以人为本”理念的确立, 当然首先是中国社会现实呼唤的结果, 但无疑也受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理论的影响。

其二, 揭示和总结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 对作为中国共产党创新理论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启示作用。

作为中国共产党重要的创新理论之一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理论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其中, 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生态世界观为指引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灵魂和根本, 而对马克思主义生态世界观进行挖掘并作出系统阐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 在学界和政界都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和生态文明产生了一定影响,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创建过程中产生了不可小视的作用。从时间上看, 生态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引起广泛关注的历程, 正好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孕育和创建的历程相一致。这绝不是偶然的。我国学界, 特别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学术界一方面翻译出版了大量生态社会主义的原著, 这些著作连同其作者的名字在中国思想学术界耳熟能详, 另一方面又对生态社会主义的思想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推出了大量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所有这些原著和中国学者的相应研究成果, 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孕育和形成的推动作用是有目共睹的。这不仅体现在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使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世界观昭示于众, 让学界和广大公众逐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包含着深刻的生态思想, 更体现在生态社会主义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进程产生重要影响, 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意识形态构建起到推动作用。

其三, 揭示和总结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 对形成作为中国共产党创新理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启示作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新理论, 纵观这一理论的形成和完善过程, 不难看出, 在中国的大地上出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经济模式, 主要是由于它适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 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完善奠定了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产物。不过, 其中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也有一定的启示作用。这种启示作用主要体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问题是探讨如何把市场与社会主义更好地结合起来, 这一观点为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框架提供了思想资源。“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强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 证明社会主义实行市场经济的理论可能性和现实可行性, 破除了市场经济专属于资本主义的错误认知。我国正是通过市场运行机制, 把当代中国各种各样的经济主体的生产主动性发挥出来, 又通过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政府的调节作用将各个部分联结为一体。我们看到, 在当今中国, 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奇迹般地结合起来了。

其四, 揭示和总结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 对形成作为中国共产党创新理论的中国式现代化思想的启示作用。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从马克思的经典思想资源中不断获取理论动力, 对发源于西方并由西方所主导的现代性理念和现代化运动的负面效应展开了全面的反思和批判,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传统, 并未彻底否定现代性运动对于人类文明的积极意义, 而是以暴露现代性困境及其病症的方式打开了超越现代性以推动人类向更高的社会形态进步的可能性。因此,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从正反两个方面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形成了巨大的推动力, 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由于时代和历史的原因没有关注的空白点。“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在推进传统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发展的同时, 也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充分和完整地把握现代性的人类意义及其历史局限提供了智识上的支援, 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条件下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无疑,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的核心贡献是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合理性论证。“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的特点在于, 它在激烈而愤怒地揭露当代社会现代性的负面效应时, 并不全盘否认现代性对当代人的积极意义, 并不把现代性的负面效应完全归结于现代性本身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 并不希望现代人放弃对现代性目标的追求, 而是要人们对现代性加以“治疗”。它努力地把物对人的统治追溯到人对人的统治, 而不是把人对人的统治掩饰为物对人的统治。它深信, 只要换一种社会制度, 换一种社会组织方式, 换一种价值观念, 现代性理念以及作为这一理念具体实施的现代化运动完全有可能避免目前所出现的各种弊端。它强烈要求现代化运动不是与资本主义而是与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 提出了实现现代性的资本主义形式与社会主义形式之间的区别, 这样它对现代性以及现代化运动的负面效应的揭露和批判就变成了对社会主义理想追求的必然性的论证。这种论证也就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论证。

其五, 揭示和总结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人的存在方式理论, 对形成作为中国共产党创新理论的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启示作用。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 对人的存在方式的研究是一个重要内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方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了的存在方式, 即以“占有”为主要特征的人的存在方式, 展开了激烈的批判, 另一方面又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对真正体现人的本质的新的存在方式作出了许多富有创意的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人的存在方式理论丰富和发展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理论的过程, 也是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产生影响的过程。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当今中国不断被强调并逐步成为中国共产党创新理论体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这首先是顺应了当今中国社会现实呼唤和需求的结果, 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总结, 但与此同时, 这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发展理论的科学滋养, 其中也包括受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人的存在方式理论的启示。“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存在方式的理论给正在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而奋斗的中国人民提供了莫大的启示, 它使我们知道: 当今人类实际上处于被物所支配, 从属于商品的存在状态下; 当今人类在这样的存在状态下表面上很幸福其实十分痛苦; 这样的“非人的”存在状态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 特别是根源于资本逻辑;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新的统治方式就是让人处于当今这样的存在状态; 人类还是有希望走出当今这种人的存在方式, 创建真正“属人的”存在状态。

其六, 揭示和总结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文明批判理论, 对形成作为中国共产党创新理论的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思想的启示作用。

“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概念的提出, “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中国大地上的创造, 是中国共产党依据新的历史条件所作出的创举, 马克思主义的文明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理论也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启示。“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理论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提出和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 对破解如何走出资本主义文明而奔向一种新的文明形态这一当今人类所面临的至关重要的问题, 作出了贡献。“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理论能够为中国共产党提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理论提供思想资源。这种思想资源是综合性的, 而不只是存在于个别的、孤立的领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文明批判理论至少在下列三个重大问题上, 即在21世纪人类文明大三角的复杂关系中如何进行自我定位的重大战略问题, 在人与自身领域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如何进行系统性超越的重大学理问题, 在人与社会领域如何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大实践问题,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思想资源, 为超越资本主义文明、走向一种新的文明形态提供了破解重大问题的智力支持。

其七, 揭示和总结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美好生活理论, 对形成作为中国共产党创新理论的“为实现人的美好生活而奋斗”思想的启示作用。

中国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长达40多年的跟踪研究, 相应地也包括了对其美好生活理论的跟踪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美好生活的研究在中国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 刚开始时这种影响主要是在学术界, 后来逐渐溢出了学术界, 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要为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而奋斗, 这主要基于对中国主要矛盾的变化的判断。作为一个背景,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美好生活理论广为传播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国内学界积极展开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好生活理论与当下中国美好生活关联性的研究。这类研究注重汲取“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好生活理论的合理成分, 对美好生活建构的具体问题提供理论资源。具体可以分为以下两类研究: 在宏观层面运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思考美好生活的问题; 在微观层面运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思考关于美好生活的具体问题。显然我国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好生活理论研究兴趣的不断增长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美好生活问题的提出。因此, 国内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好生活理论的研究特别注重寻求对我国的启示意义。

其八, 揭示和总结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智能化、数字化批判理论, 对形成作为中国共产党创新理论的新质生产力思想的启示作用。

自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智能化的趋势以来, 我们看到,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及西方其他左翼学者对资本主义社会中智能化、数字化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作了深入的研究与批判。对“数字资本主义” “智能资本主义”的批判已成为一种时尚。对资本主义数字化、智能化的批判与研究构成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理论内容。我们还应注意到,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数字化、智能化的研究已经开始发生转向, 这种转向不仅仅是一种话语方式的转向, 即从简单的西方抽象话语转向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关注, 而是转向关注中国与众不同的生产力的发展, 正是这种生产力的进步, 让中国式现代化在当代世界的舞台上产生了独特的魅力。“西方马克思主义”围绕着数字化、智能化所展开的批判和建构, 为中国共产党提出新质生产力思想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内涵。在当代中国共产党的新质生产力理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数字化、智能化批判理论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逻辑联系。如果说,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数字化、智能化批判理论为人类面临数字化、智能化的大趋势时如何避免走向新的奴役、实现进一步解放的难题提供了某种启示, 那么, 当代中国共产党的新质生产力理论的提出则彻底破解了这一难题, 真正使人类看到了在推进数字化、智能化的同时实现自身全面发展的希望。

我国学界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不仅包括对其已有成果的探讨, 也包括对其未来前景的展望。对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将在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对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将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我国学界有着大量富有创意的看法。这些看法独树一帜, 实际上也构成了一个自主的研究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趋势的知识体系。其中主要的看法有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 “21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与“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共同构成“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版图。

我国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界在习近平同志所提出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概念指引下, 结合自己的研究实践, 提出了“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的提法, 并认为“21世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21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共同构成了“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版图。我们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开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热点问题和发展动态来看, 虽然其中有围绕MEGA2、《资本论》等展开的许多学术型、书斋型乃至文本考据型的研究, 但更多的是与金融危机、资本形态、难民问题、第三世界的解放道路探索等21世纪现实问题相结合的重大实践方略研究。进入21世纪以后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时代性、全球性特征, 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的研究论域乃至实践探索中, 都已经有了明显的体现。大多数21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已经不再拘泥于某一学科或领域, 而是自觉转向关乎人类整体的全球性问题, 各国、各地区的马克思主义相关研究者以及马克思主义政党也在不断加强交流合作, 共同面对21世纪的考验。“21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与“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出现了互相呼应和促进的局面。

第二,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越来越直接推出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我国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界注意到, 进入21世纪以后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越来越多地关注中国, 越来越多地推出直接关于中国的理论。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巨大成就, 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文化软实力、辐射影响力长足进步, 越来越多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阐发为中国留出了位置, 以中国的理论和实践元素——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成果——为素材、为参考、为例证、为指引。这种理论阐发的深刻性和价值, 一般而言要高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一些人物囿于资本主义的眼界而对中国发出的肤浅评论, 不仅毫无疑问要高于国外那些恶意的攻击和政治外交的辞令, 而且也要高于那些在经济利益、政治军事力量等狭隘尺度上对中国发展的恭维, 高于在多元文化、后现代主义等无根的非批判立场上对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亲和, 等等。这就促使我们的研究也要相应地提升服务中国的方式, 即我们需要关注和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直接针对中国作出的理论阐发, 从中获得直接的教益, 而不再只是从这些国外论者针对马克思主义、针对国外现实而作出的理论阐发那里寻求间接启示。我国学界普遍认为,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直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作为研究对象, 并把这一研究融入到其原先对马克思主义、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三大研究之中, 这一趋势非但会持续, 还将日益强化。

第三,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在开辟新的研究路向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发展。

我国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界认为, 以下三个新的倾向的出现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推进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要标志: 一是对马克思的“再发现” “新阅读”不断深化。以2018年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为标志, 西方世界再度掀起了关注和纪念马克思的热潮, 乃至于西方许多主流政界人士特别是社民党阵营人士都在一定限度内对马克思进行了肯定性评价。与此相对, “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则将对马克思的肯定同他的资本批判和社会革命观点明确联系在一起。除了这类对马克思当代价值的学术性阐明, 更加体现其现实生命力的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倡导推动下, 民众逐步发展了阅读马克思特别是阅读其政治经济学批判文献的潮流。二是对“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剥削和异化形式的分析。在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手段的革命性推动下, 资本主义已经进入“数字资本主义”的新阶段, 许多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立足于这一数字化生存方式的重大变化, 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剥削和异化的新样态, 并有学者从数字化时代的这些新物质条件出发, 展望了构建未来新社会的可能性。首先, 他们提出的数字资本主义理论是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对劳动者的数字化剥削和压迫方式; 其次, 他们提出的数字资本主义理论是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对整个社会运行的数字化霸权控制; 再次, 他们提出的数字资本主义理论也提示了反抗资本主义的数字化新工具、新路径。三是对西方社会的“生命政治”统治机制的揭示和批判。“生命政治”理论是近年来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用来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开展批判的热门理论范式。说资本主义政治是一种“生命政治”, 就是说它是一种直接渗透和干涉人的生命、人的肉体存在的统治模式, 而不是只限于管控社会秩序和财富。这种“生命政治”的叙事有着鲜明的后现代主义色彩, 超出了西方主流政治学的现代性理论框架, 不是停留在以抽象设定的人格主体之间的契约关系与法权原则来理解政治, 而是试图将资本主义国家权力运转的本质归结为一种国家治理的技术对生命的管控。21世纪以来, 当代“生命政治”理论的核心议题之一就是认为这种治理技术的普遍化已经成为全球各国的政治新趋向。

第四, 新冠疫情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通过一系列的反思展现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

新冠疫情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作出的一系列反思, 引起了我国学界的深切关注, 并把这些反思视为他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展现马克思主义生命力和现实性的表现。正是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重大疫情背景之下, 引导着一切有良知的人们思考着这样一个公共性议题: 当前欧美所主导的西方新自由主义制度及其社会解决方案将带领人类社会走向深渊还是救赎? 这场考验迫使人类再次来到一个具有决定性的十字路口: 走向社会主义还是继续走向野蛮? 在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来, 如果说新冠疫情彻底暴露了资本主义虚伪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话, 那么在这场席卷全球的危机之中, 马克思主义再次显示出其真理的光芒和深刻的洞察力, 可以说, 新冠疫情既是全人类的共同危机, 同时也是用马克思主义再次启蒙全世界劳动者的历史契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扮演了一场世界大战的角色, 而经济停滞和秩序崩溃之后则将迎来重建秩序的新时期, 新冠疫情中的共产主义话语将被再次激活。病毒促使全世界脆弱的付酬劳动者和被资本社会排斥和压迫的人们去思考共产主义状态下的生命存在状态。他们强调, 中国应对疫情的方式和结果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治理优越性。与资本主义世界以邻为壑的应对方式不同的是, 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对疫情的应对和国际合作体现出了真正的共产主义精神。在中国学界的许多学者眼里, 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利用新冠疫情对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展现, 实际上同时也呈现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自身在21世纪的生命力。

第五,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正在经历马克思主义研究重心的“第二次转向”。

佩里·安德森在其名著《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当中曾总结了20世纪70年代以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总体趋向, 也就是众所周知的所谓“形式的转移”和“主题的创新”, 那些思想家们远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本聚焦的经济和政治论域, 转向以哲学和文化作为主要战场, 这可以说是对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主体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前历程的精准评价。我国学界在认可佩里·安德森所说的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主体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研究重心的这一转向的基础上, 提出实际上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代表人物自20世纪末以来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重心又发生了新的转向, 这就是回归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批判的转向。他们把佩里·安德森所说的那次转向称为“第一次转向”, 而把自20世纪以来的转向称为“第二次转向”, 并且认为“第二次转向”至今还在进行之中, 正是这一转向构成了21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又一个重要趋势。这“第二次转向”使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当代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既避免了经济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的缺陷, 又始终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生产范式理论分析当代西方社会的新变化和矛盾的表现形式, 探讨当代西方人实现自由和解放的现实之路, 坚持把文化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有机结合起来的批判路径, 探讨把宏观革命与微观反抗有机结合起来的、追求无产阶级总体解放的新的解放政治学, 探讨了阶级问题、消费主义文化问题、技术的社会效应问题、资本的空间生产问题等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新问题。

第六,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对“三大理论”的研究正引向深入。

进入21世纪以后,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研究仍然围绕着“三大理论”, 即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展开, 显然对这三个方面理论的研究正不断地引向深入。随着资本主义陷入危机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破产, 越来越多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重申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 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指引人类前进的旗帜。他们揭示“占领华尔街运动”等左翼反抗活动的马克思主义意义。近年来,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并没有停留在仅仅“回到马克思”“复兴马克思”, 而更致力于“推进马克思” “发展马克思”。重新塑造马克思的理论形象、重新界定马克思的理论实质、重新构建未来马克思主义轮廓, 是这些研究者孜孜以求的目标。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表明, 进入21世纪以来, 马克思主义的声势虽然没有如以前那样“极天极地”“浩浩荡荡”, 但它却从内涵上得到了提高。也就是说,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主要不是表现在“量”的扩展上, 而是体现于“质”的提高上。我国学界确实真切地看到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不断增添新内容的趋势。信贷危机、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随后出现的当代资本主义的一系列危机, 的确令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欢欣鼓舞。他们以此为契机, 展开了对似乎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取得胜利的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探寻与揭示, 和对“历史已经终结”幻象的破除。资本主义在他们那里有了赌场资本主义、债务资本主义、灾难资本主义、传媒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智能资本主义等不同名称, 他们从不同角度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新特征和新变化, 深化了资本主义研究和批判。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 最得到我国学界肯定的是, 他们竭力说明当今资本主义所出现的所有问题并不是偶然的“战略与政策”上的失误, 而是从资本主义制度的根基上发生的。信贷危机、金融危机的发生表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破产, 不断涌现的反对资本主义的各种群众运动要求把寻找后资本主义的社会替代形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正是在这个背景下, 一度冷寂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问题重新又回到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理论领域。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分析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过程中, 竭力论证人类除了接受资本主义之外, 还有其他的选择, 即论证“另一种选择是可能的”。他们中大多数人明确地把这“另一种选择”理解成就是对社会主义的选择。共产主义的复兴是21世纪以来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现象, 共产主义旗帜今天已成为他们中许多代表人物的标志——虽然这些思想家都表示, 当下的讨论只是某种理论的操练, 而不是提供具体的方案。有人总结说, 进入21世纪以后,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了第三次高潮, 那这第三次高潮的出现, 也是同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推出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新理论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