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1]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之一, 既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本质属性, 也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共同美好夙愿。这意味着在中国自主知识话语体系中, 共同富裕概念具备双重向度: 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共同富裕思想基因, 为共同富裕提供文化土壤。如“治国之道, 富民为始”“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患贫而患不安” “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等。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向度。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建设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理论依据。马克思关于共同富裕的思想论点散落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又称《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以下简称《大纲》)、《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61—63手稿》)、《资本论》等论著中, 他从自由时间这一核心范畴出发, 通过分析不同社会形态中时间占有与分配的差异, 深刻阐释了共同富裕的本质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普遍实现, 制度前提是生产资料公有制, 其实现标志是自由时间的社会共享, 这些论述构成了马克思关于共同富裕思想的重要理论维度。全面、准确、完整认识和把握马克思关于自由时间与共同富裕的重要思想及其划时代内涵, 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研究和中国特色共同富裕伟大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与重商主义学派将金银等贵金属视作财富的唯一形态, 以及古典经济学家将物质财货的生产和积累视作财富的本质不同, 马克思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视角重新定义财富, 在分析社会形态演进的基础上指出, 当生产力高度发展时, 财富的核心尺度将从劳动时间转变为自由时间。这一论断深刻回答了“什么是真正的财富, 什么是真正的富裕, 怎样推进富裕”等重大问题, 构成了马克思关于共同富裕思想的重要理论维度。

财富, 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话题。重商主义学派将财富与货币直接挂钩, 认为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取决于其拥有的贵金属数量, 积累金银是国家强盛的关键。如法国早期重商主义代表孟克列钦认为“金比铁更有威力”; 柯尔培尔认为, “法国为了致富, 就必须从其他国家中掠夺货币”^[2]。因此, 在重商主义学派看来, 一个国家要想富裕起来, 就要采取各种方式使货币留在本国国内, 主张通过贸易顺差实现货币的积累。但在以亚当· 斯密为核心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看来, 金银货币本身不能完全代表财富, 重商主义学派混淆了货币和财富的概念, 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不取决于金银数量, 而取决于生产能力, 即财富表现为社会生产的商品(生活必需品、奢侈品等) 的总和, 强调通过劳动、分工、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等因素提高生产效率以增加财富。亚当· 斯密提出, “一个人是富裕还是贫穷, 要看他享受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到何种程度”^[3]。也就是说, 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劳动者物质生活的改善是社会富裕的重要标志。

在马克思看来, 以上种种关于富裕的代表性观点只能反映出财富的表象而非实质。无论是拥有贵金属还是丰裕的物质生活资料都将视角仍停留在“物的层面”, 将财富视为外在于人的客观存在(如货币、商品、资本、生产资料等), 而忽视了生产活动的主体——“人”本身, 由此导致他们只关注了物质财富的增长, 而忽视了财富背后的社会关系和人的发展。马克思将财富的本质从“物的占有”转向“人的自由发展”, 认为“真正的财富”不是异化劳动创造的“物的堆积”, 而是通过自由自觉的劳动实现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 并在这一过程中完成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双向积累。基于以上认知, 马克思在《大纲》中指出, “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生产力”^[4]787。所有个人的发达生产力构成财富的实质, 共同富裕的核心标志之一是所有个人拥有发达的生产力, 即创造财富、摆脱异化、自主支配劳动的能力。所有个人的发达生产力组成了社会的整体生产力, 它是实现共同富裕社会的基础和前提, 是通往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大纲》中的这一思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哥达纲领批判》中均有所体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马克思指出, 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 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 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5]166。在《哥达纲领批判》中, 马克思认为, 随着“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 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6], 一个共同富裕的社会即将到来。

马克思认为, 所有个人的发达生产力与自由时间相互依存, 自由时间蕴含着丰富的生产力资源, 自由时间合理运用并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才是真正的富裕。何谓自由时间? 自由时间何以成为衡量共同富裕的标准尺度? 在《大纲》中, 马克思将时间划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剩余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三重维度。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通过延长剩余劳动时间实现资本增殖, 导致劳动者陷入“劳动—生存—劳动”的恶性循环, 其主体性被异化为资本增殖的工具。而自由时间的出现则打破了这一异化逻辑, 作为摆脱了维持生存必需的“必要劳动时间”与资本剥削的“剩余劳动时间”之后的时间维度, 马克思提出, 所谓“自由时间——不论是闲暇时间还是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自然要把占有它的人变为另一主体, 于是他作为这另一主体又加入直接生产过程”^[7]204。这意味着, 自由时间通过非异化的实践活动, 如用于休息、娱乐、社交等恢复人的体力与精神的“闲暇时间”和用于科学探索、艺术创作、社会交往等的“较高级活动时间”, 推动人以自主自觉的方式展开“自由个性的全面再生产”, 实现体力、智力、创造力等本质力量的系统性提升。因此, 在《61—63手稿》中, 马克思认为“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 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 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8]。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进一步解释道, 自由时间在本质上是人的发展时间, “个人受教育的时间, 发展智力的时间, 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 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 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9]306。自由时间越多, 占有它的人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去发展自己、改变自己, 让自己拥有的所有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从而使自己变成了“另一主体”, 成为拥有发达生产力的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 以致… …那时, 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 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7]200。这意味着, 一方面, 物质生产将“轻量化”, 即当生产力足够发达, 满足基本生存需求的物质生产将成为“简单劳动”, 其所需时间在社会总时间中的占比趋近于零。此时, 社会财富的增长不再依赖劳动时间的延长, 而是依赖自由时间的利用效率。另一方面, 非物质财富的主导性, 即自由时间的增加使精神生产、文化创造、科学探索等活动成为社会财富的主要形式, 个体在自由时间中创造的知识、艺术、技术等非物质成果, 通过社会交往转化为公共财富, 形成“共享型”的财富增长模式。这意味着, 当真正的社会财富不再局限于物质产品的简单积累, 而是以全体社会成员生产力的充分发展为核心表征时, 与之相应, 衡量富裕程度的标准也从单纯的物质占有量, 转向自由时间的充裕度与分配公平性。在此意义上, 自由时间突破了传统经济学中时间作为生产要素的工具性定位, 升华为衡量社会财富丰裕程度与文明发展水平的核心尺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 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可以划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用于生产补偿劳动力价值的产品, 以维持劳动者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 例如工人通过劳动获取工资, 用以支付衣食住行等生活开销, 这部分对应的劳动时间即为必要劳动时间, 而剩余劳动时间则是劳动者在必要劳动时间之外创造剩余价值的时间, 这部分时间里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 被资本家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而无偿占有。资本家为实现利润最大化, 总是力图延长工人的工作日, 或者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变相延长剩余劳动时间, 如工业革命时期, 资本家不断延长工人工作时长, 从每天10小时逐步增加到12小时甚至16小时, 工人在超长的工作时间里, 大量的剩余劳动时间被资本家占有。由于剩余劳动时间的延长, 工人用于“闲暇”与“从事较高级自由活动”的自由时间受到严重挤压。马克思指出, “一个人如果没有一分钟自由的时间”, 那么他“连一个载重的牲口还不如” “不过是一架为别人生产财富的机器”^[10]。剩余劳动时间对自由时间的挤压, 本质上是资本对劳动者的统治与剥削在时间维度的体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 资本积累的内在逻辑驱使资本家通过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 系统性地压缩劳动者的自由时间, 使资本家与劳动者在剩余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分配上存在巨大差异。资产阶级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 能够获取大量剩余价值, 拥有充足的自由时间用于享受、社交和积累社会资本, 而劳动者阶级则因承担着繁重的剩余劳动, 自由时间极度匮乏。在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下, 剩余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呈现出此消彼长的紧张关系。

因此, 《大纲》指出, “真正的经济——节约——是劳动时间的节约”, “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 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 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从直接生产过程的角度来看, 节约劳动时间可以看做生产固定资本, 这种固定资本就是人本身”^[4]790。这意味着劳动时间的节约具有双重价值: 一是提升劳动力作为生产力要素的质量与效能。劳动时间的节约意味着在生产过程中以更少的时间投入实现等量或更多的产出。这一过程可类比为对固定资本的生产。传统意义上的固定资本, 如机器、厂房等, 是生产得以持续和扩大的物质基础, 它们能够在较长时间内为生产提供支持并逐步转移自身价值到产品中。而将人本身视为一种特殊的“固定资本”时, 劳动时间的节约使得人们拥有更多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在这些时间里, 个体能够进行自我提升, 包括接受教育、培训以提升知识与技能水平, 开展文化艺术活动丰富精神世界等。这些活动促进了个人在智力、体力、精神等多方面的全面发展, 进而提升了个体作为生产力要素的质量与效能, 就如同性能更优的固定资本能推动生产效率提升一般。因此, 从社会再生产的维度来看, 劳动时间的节约并非简单的时间冗余, 而是通过优化生产流程、提升生产效率, 将原本投入于重复性、维持性生产活动的时间释放出来, 转化为用于劳动者技能提升、知识更新与创造力培育的发展性时间, 这种时间投入使劳动者成为具有更高生产效能和创新潜力的“活的固定资本”。“社会为生产小麦、牲畜等等所需要的时间越少, 它所赢得的从事其他生产, 物质的或精神的生产的时间就越多”^[7]67。二是财富生产模式由依赖劳动时间的增加转移到自由时间的增加上来。自由时间作为衡量人类发展程度的重要尺度, 其在财富创造中的核心地位凸显, 意味着社会生产从单纯追求物质产品数量的扩张, 转向注重劳动者全面发展与创新能力提升, 进而驱动生产效率跃升与财富形态高级化。社会财富生产范式经历着根本性的历史嬗变。传统工业文明时期以劳动时间量的线性增长为核心驱动力的生产模式, 正逐步向以自由时间质的积累与优化配置为关键要素的新型生产体系转型。这一变革从根本上颠覆了以往一切世代财富的生产模式, 将财富的增长放在自由时间的增加上来。

“公平”构成了界定劳动时间节约是否具有“真正性”的核心标尺。这种公平并非简单的时间量的均等分配, 而是指劳动时间的节约与自由时间的分配必须遵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价值准则。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 劳动时间的节约始终以资本逻辑为导向, 公平性被彻底消解: 一方面, 资本家通过占有生产资料, 垄断了劳动时间节约所产生的自由时间; 另一方面, 劳动者虽为时间节约的直接创造者, 却只能获得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时间, 其自由时间被压缩至生理极限边缘。与之相对, “社会层面的公平”意味着劳动时间的节约必须打破资本对时间的垄断, 确保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平等地分享时间节约的成果, 无论是体力劳动者还是脑力劳动者, 其在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劳动时间与所获得的自由时间都应体现“等量贡献等量回报”的原则, 最终指向“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1]的联合体状态。公有制作为实现这种转化的制度前提, 其变革性意义在于重构了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的社会分配机制。在公有制条件下, 生产资料归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占有, 劳动不再是隶属于资本的异化活动, 而是“自由人联合体”中“各尽所能”的自主实践。这一制度属性从根本上改变了劳动时间节约的归属方向。需要指出的是, “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核心分配原则, 并非抽象的价值宣示, 而是植根于生产力高度发达、人的解放程度全面提升的社会现实基础。当我们直面社会中必然存在的非劳动群体, 如老人、婴儿、丧失劳动能力者等, 深入追问分配公平的本质定位时, 才能更深刻地把握这一原则从“理论构想”到“社会现实”的内在逻辑, 厘清其与“自由人的联合体”终极目标的内在关联。在阶级社会里, “劳动”往往与“谋生手段”紧密绑定, “劳动贡献”成为衡量个体社会价值、参与资源分配的核心依据。这种逻辑在特定历史阶段具有必然性, 但也隐含着将人的价值工具化的局限——个体的价值被简化为“生产要素”的贡献度, 而忽视了人的存在本身的尊严与价值。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随着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极大丰富, 劳动彻底摆脱了“谋生手段”的属性, 成为“人的第一需要”。此时, 人的价值不再以“是否创造物质财富” “创造多少物质财富”为唯一评判标准, 而是回归到“人作为目的本身”的本质维度, 劳动贡献并非人的价值唯一标尺。老人的人生经验、婴儿的未来潜能、残障者的人格尊严, 本身就是人类社会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这些群体的分配, 并非“无偿的施舍”, 而是承认“人的存在价值高于劳动贡献价值”的必然选择。与之相对应, 分配的依据从“过去的劳动贡献”转向“当下的生存发展需求”。对于非劳动群体而言, 其对生活资料的需求, 是维持生命存在、保障基本人权的底线需求, 也是人类社会延续与发展的基础需求。满足这些需求, 并非违背公平, 而是公平内涵的升华——它意味着社会资源不再向“生产效率”单向倾斜, 而是向“人的全面发展”多元赋能。从本质上说, 这是“自由人的联合体”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一原则在分配领域的具体落地。

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生活资料大量盈余的共产主义社会, 分配公平并非终极目的, 而是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自由人的联合体”构建的核心工具。共产主义社会的“按需分配”, 作为分配公平的最高形态, 其工具性体现在两个层面: 一方面, 它通过满足不同个体(包括非劳动群体) 的差异化需求, 彻底打破“劳动异化”对人的束缚, 让每个人都能摆脱物质匮乏的困扰, 获得追求兴趣、发展潜能的自由; 另一方面, 它通过消除“分配差距”背后的阶级分化、身份差异, 构建人与人之间平等协作的社会关系, 为“自由人的联合体”提供制度保障。强调分配公平的工具性, 并非否定其价值意义, 而是明确其在共产主义价值体系中的层级定位。“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终极价值目标, 分配公平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路径, 二者构成“手段—目的”的辩证统一关系。但需要明确的是, 分配公平的价值意义, 始终依附于终极目标的实现——若脱离“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单纯追求“绝对平均”的分配公平, 就会陷入“平均主义”的误区, 反而会抑制生产力发展与人的创造力, 背离共产主义的本质要求。从根本上说, 共产主义社会的分配公平, 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它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导向, 以“按需分配”为实践路径, 最终服务于“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构建。这一逻辑, 既是对资本主义分配制度的彻底超越, 也是对人类社会公平正义理想的终极回应。

所谓物质生活共同富裕, 一般是指人们普遍拥有较为丰富的物质财货, 满足人们对物质生活方面的各类需要, 在物质生活资料方面呈现出的富裕状态。马克思认为, 人们为了创造历史, 必须能够生活, “但是为了生活, 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5]158。因此, 直接的物质生产是第一步, 不断满足人们对物质生活资料的需求是推进物质生活共同富裕的一条主线。马克思在批判私有制下劳动时间异化的过程中, 揭示了“劳动时间作为财富尺度”的局限性, 并指出未来社会的财富创造将以自由时间的拓展为核心特征——自由时间既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 也是推动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这种以自由时间为核心的财富观, 对物质生活共同富裕具有根本推动作用。同时, 物质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本身也是自由时间增加的前提, 二者构成“物质生产发展—必要劳动时间缩短—自由时间增加—生产力进一步提升—物质财富更丰富”的正向循环。

尽管物质生活资料的丰富程度并非一个国家或个人是否富裕的实质, 但却是表象之一。真正的财富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生产力, 其表现之一便是物质财货的富裕程度。自由时间理论作为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大厦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由时间的合理分配能够对直接的物质生产产生积极推动作用。当自由时间成为共同富裕的核心, 即生产资料共同占有基础上, 劳动时间合理分配, 自由时间归劳动者自主支配, 劳动从“被迫的谋生手段”转变为“自主的类特性活动”。此时, 劳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得以释放, 他们不再为资本增殖而劳动, 而是为发展自身能力、实现自我价值而劳动, 这种劳动积极性的提升必然推动物质生产效率的提高。私有制体系内生产资料的排他性占有与自由时间的系统性侵蚀, 构成了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双重桎梏。由于生产资料被私人资本垄断, 劳动者被迫让渡自身劳动力的支配权, 其自由时间持续遭受剩余劳动时间的无度侵占。这种异化状态导致劳动过程与劳动者主体价值相分离, 使得劳动异化为维持生存的被动性活动, 进而引发劳动者劳动意愿与创造活力的双重衰减。从本质上看, 这种建立在剥削与压迫基础上的生产模式, 不仅扭曲了劳动的本质属性, 更通过消解劳动者的主体性与创造性, 形成对社会生产效率的根本性抑制。其结果是, 生产过程陷入资本增殖需求与劳动者发展诉求的深刻矛盾之中, 难以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 最终制约社会生产力的充分释放与持续发展。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 “个人的全部时间都成为劳动时间, 从而使个人降到仅仅是工人的地位, 使他从属于劳动”^[7]200。这种劳动不是“有吸引力的劳动”, 劳动对工人来说只是获取必要生活资料以维系个体和家庭生存的手段, “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 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12]159。这种劳动呈现出异化状态, 强制生产一旦停止, 劳动者就像逃避瘟疫一样逃避劳动。马克思认为, 这种财富生产模式, 即建立在劳动时间之上的财富生产模式有两个特点: 一是这种财富模式本质上是奴隶制, 它靠间接的强制劳动来实现; 二是与强制劳动相对立的财富模式不是资本, 而是“统治关系”。马克思明确指出, 这种统治关系, “决不能创造出普遍的产业”^[7]70。

当劳动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强制性、异化性活动, 转变为基于劳动者自主意志与自由选择的创造性实践, 劳动便实现了向其本质属性的复归。这种自主性劳动的实现, 标志着劳动者从“为生存而劳动”的被动状态, 转向“为实现自我价值而劳动”的主动境界, 劳动真正成为人的第一需要, 这种劳动下的生产效率才能得到质的飞跃。这意味着自由时间真正被劳动者所有, 成为劳动者自由可支配的劳动时间。劳动者从事直接生产劳动的时间降到最低, 并且这种直接劳动不再是为某一个阶级劳动, 而是使生产朝着所有人的富裕方向发展, 劳动的异化现象得到根本性解决, 直接劳动的生产效率得到提高; 劳动者拥有的自由时间得到不断延长, 从事自由劳动的时间普遍增加, 劳动者得以在自由时间内从事“较高级”的自由劳动, 这种劳动真正成为“有吸引力的劳动”。个体自由时间的充分占有与合理利用构成社会发展的核心维度。当全体社会成员得以突破必要劳动时间的束缚, 获取充足且自主支配的自由时间, 其发展过程便超越了单纯维持生存的工具理性, 转而成为实现自我价值、发展个性潜能的本质性需求。这种以自由时间为载体的个体发展实践, 不仅内化为劳动者知识技能的提升、创新能力的培育及精神境界的升华, 更外化为一种具有持续增殖能力的“社会资本”, 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与之相伴随的, 必然是社会物质财富的极大积累, 物质生活资料“量”的极大丰富, 以至于社会只需要用较少的劳动时间就能使社会财富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如此一来, 社会物质财富的生产模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自由时间为提高生产效率、增加物质财富提供了迅速增长的可能性。

马克思对科学与财富的关系作出了高度概括, 他认为, 科学与财富的关系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 “单是科学——即财富的最可靠的形式, 既是财富的产物, 又是财富的生产者”^[7]170。这句话既揭示了科学依赖物质财富积累的历史必然性, 也指明了科学作为现代财富核心源泉的决定性作用。自由时间为科技发展提供可能性, 在科学与财富之间充当重要变量, 这一点马克思在《大纲》中的解释较为全面。马克思认为, 随着大工业的发展, 现实财富将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经耗费掉的劳动量, 较多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作用物的力量, “这种作用物自身” “取决于科学的一般水平和技术进步, 或者说取决于这种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7]196。质言之, 财富的生产日益依赖科学技术进步, 而自由时间的增加是科技发展的基础要件之一。

在《大纲》中, 马克思转引查· 迪尔克在《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中的一句经典表述, 即“一个国家只有在劳动6小时而不是劳动12小时的时候, 才是真正富裕的”^[7]197。自由时间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的重要条件, 在客观上促进了人民物质生活资料“质”的提升。这些科技进步以机器、技术体系等“对象化的知识力量”^[7]198形式, 它们的发明与使用表明科学技术“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7]198, 从根本上提升了人民物质生活资料的质量, 在合理的社会分配机制下, 这种依赖科技的财富增长模式, 比单纯依靠劳动时间增加更能为人们物质生活的共同富裕带来持久性影响。恩格斯也有类似观点, 他在看到德普勒高压输电技术的发明与普及时认为, 这不仅使工业摆脱地域性限制成为可能, 使得城市居民可以享有来自遥远地方的水力发电带来的生活便捷, 而且“到最后它必将成为消除城乡对立的最强有力的杠杆”^[13]。也就是说, 远程输电技术的发明与普及, 不仅有利于城市地区的发展, 而且也将有利于农村地区的发展, 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 消除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两极分化, 从而造福全人类。自由时间增加所带来的科学发展、技术进步, 不仅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 在同样的时间内生产出更多可供人们消费的物质生活资料, 更为重要的是, 它带来了技术含量更高的物质生活资料, 使人们物质生活“质”的提升成为可能。

马克思认为, 在自由时间成为财富尺度的未来社会, 真正的核心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7]52, 表明自由时间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条件。在私有制下, 工人阶级的自由时间被资产阶级以剩余劳动形式剥夺, 导致其发展能力受束缚, 这是贫困化的重要原因; 而在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社会中, 自由时间不再被少数人垄断, 所有人将平等享有自主支配时间的权利, 这为消除阶级差异、实现人的自由发展提供了制度基础, 最终指向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和人的全面解放, 这是超越“致富”的更高层次的社会公平。马克思始终反对将工人的贫困归因于“天生无能”, 他认为广大工人阶级的贫困并非源于先天无能, 而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剥夺了他们发展自身能力的机会, 资产阶级的富裕也并非源于天生的能力优势, 而是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垄断了自由时间, 从而垄断了发展的条件。马克思在《大纲》中多次提到, 自由时间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空间, 为所有人掌握社会生产能力、实现能力提升提供了可能。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下, 社会生产能力不再从属于资本, 而是回归联合起来的个人。所有人平等享有自由时间, 为消除阶级差异、实现人的自由发展创造了制度条件。这种发展机会的平等, 结合生产力的高度发达, 最终将指向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和人的全面解放, 这是超越“致富”逻辑的、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公平, 也是私有制社会无法实现的历史进步。

发达的致富能力的表现形式之一, 是创造物质生活资料“质”和“量”方面的双重提高, 即不仅在更短的时间内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 而且提高了物质财富的质量, 满足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高质量物质生活资料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实现共同富裕要为人民“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14], 其中就包括创造出更多的自由时间, 真正属于所有个人的自由可支配时间, 也就是培育所有个人拥有发达致富能力的时间。从实践的发展来看, 这一点越来越重要。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要真正放到依靠科学技术水平的进步和劳动力素质的全面提升上来, 这些都是以自由时间的逐步增加为保障的。自由时间增加, “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7]197, 逐渐形成发达的致富能力, 这将给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人们物质生活的共同富裕带来更为持久的影响。

人是物质的动物, 也是精神的动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人类社会与动物界的最大区别就是人是有精神需求的, 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时时刻刻都存在。”^[15]从时间的角度来看, 所谓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是指人们在精神生活领域能够普遍享有并且有时间享有丰富的精神文化消费资料, 个体在精神生活中呈现出满足感、幸福感、获得感。自由时间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供“可能性空间”, 没有普遍共享的自由时间, 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便会因缺乏时间基础而沦为空谈, 因此, 自由时间的普遍化与公平分配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带来积极的促进作用; 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追求, 则赋予自由时间以方向和价值, 使其从单纯的“时间剩余”转化为“人的精神解放”的现实力量, 二者之间相互促进。

闲暇时间是自由时间中具有“恢复性”和“基础性”的部分, 其对发展的赋能常通过为“更高层次的自由创造时间”提供条件实现。虽然这部分时间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 但它对财富的增长却是起到积极的赋能作用。马克思指出, 这部分闲暇时间“不被直接生产劳动所吸收, 而是用于娱乐和休息”^[16]。从一般意义上来说, 它还包括了“星期日的休息时间”^[9]306。闲暇时间的重要性不容忽视, 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 马克思在多部论著中都提到了闲暇时间对赋能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显著作用。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 马克思认为, “一个民族要想在精神方面更自由地发展” “他们首先必须有能够进行精神创造和精神享受的时间”^[12]125。在《资本论》中, 马克思曾经引用美国经济学家波斯尔思韦特的话说, “只管干活不玩耍, 头脑迟钝人变傻”^[9]316。可以认为, 作为自由时间重要组成部分的闲暇时间, 是精神生活从基础存在走向丰富发展的重要支撑。

闲暇时间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供了基本前提, 它使劳动者在劳动和休息时间之外可以有部分的时间用于个人休闲娱乐, 在客观上为精神生活的存在乃至富裕创造条件。亚里士多德认为, “音乐的价值就只在操持闲暇的理性活动”^[17]。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 资本家总是倾向将劳动者的闲暇时间缩减到最低甚至为0, 劳动者的时间只包括劳动时间和必要的生理休息时间, 彻底沦为资本增殖的工具, 闲暇时间被无情地消耗掉、抛弃掉。马克思认为, 人如果没有了精神生活, 也就丧失了人存在的本体论意义。人的存在包括两个组成部分: 一是肉体存在, 二是精神存在。人的存在是肉体与精神的辩证统一, 其中, 精神存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标志, 而这种精神存在的本质根植于人的物质实践和社会关系之中, 二者共同构成了“完整的人”的现实存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 “工人必须有时间满足精神需要和社会需要”^[9]269。精神生活的产生与发展以物质生产的进步为基础, 而其持续演进和人类文明的积累, 则离不开闲暇时间的支撑。闲暇时间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空间, 使人们能够摆脱直接的物质生产劳动的束缚, 从事科学研究、艺术创作、哲学思考等精神生产活动, 从而推动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 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供基本前提。

人类社会的生产有两大组成部分: 一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 即物质产品, 关乎物质生活富裕; 二是精神生活资料的生产, 即精神产品, 关乎精神生活富裕。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重要衡量标准是人们能够享受到较为充裕的精神生活消费资料, 满足人作为精神存在的动物的基本需求。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 物质生产都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 精神文化生产则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 社会化大生产为高质量精神文化产品的普遍供给提供物质基础, 这是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第一步; 而劳动者对自由时间的平等占有则为精神生活的自主发展创造条件, 这是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第二步。二者之间相互促进, 自由时间的增加会激发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 反过来推动精神生产的升级; 而高质量精神产品的普及, 又能提升劳动者的素养, 促进其更有效地利用自由时间。二者的辩证统一, 是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重要前提。反之, 即便社会生产创造出大量高品质精神文化产品, 若广大劳动者因缺乏自由时间而无法平等消费, 不仅会直接阻碍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 还可能导致产品使用价值难以普遍实现, 进而影响精神生活资料生产的社会循环。

自由时间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创造了现实可能。在马克思关于时间的理论框架中, 自由时间是劳动者满足精神文化需求、实现精神发展的核心载体。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为自由时间的获得提供前提, 剩余劳动时间创造的社会积累为精神文化产品的供给奠定基础, 而只有自由时间能使劳动者真正自主地实现精神文化的消费与创造, 是人的精神发展不可或缺的时间形态。自由时间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带来三个方面的促进作用: 一是劳动者普遍拥有较为充裕的自由时间去消费精神生活资料, 促进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这是一个社会富裕的重要标志; 二是精神生活资料的消费, 尤其是公共性精神文化资源的平等消费带动了精神生产的发展, 劳动者对更高质量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作用于供给侧, 推动精神生活消费资料的质量提升, 实现了精神文明的进步; 三是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反作用于物质生产, 通过丰富劳动者的精神世界、提升其文化素质与创新能力, 为物质生产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社会物质财富总量, 为物质生活共同富裕奠定坚实基础。而物质生活共同富裕的推进, 又能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创造更优越的条件, 形成二者相互促进、螺旋上升的良性循环。

自由时间作为人的积极存在, 为人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如果说时间决定了人的生命长度, 那自由时间则决定了人的发展空间。若以时间的存在论意义为参照, 自然时间的不可逆性确乎规定了生命的自然长度, 但其价值刻度并非均匀分布, 如前所述, 必要劳动时间更多指向“维持生命的存续”, 而自由时间则直接关联“生命质量的提升”。自由时间绝非物理时间的空洞流逝, 而是人的“积极存在”的核心载体, 它既体现为对必要劳动时间的超越, 更内化为人类自主塑造生命意义的实践场域。从存在论层面看, 人的本质规定性不仅在于“生存”, 更在于“超越生存的自由创造”, 而自由时间正是支撑这种超越性的物质性时间基质。当个体从“为生存而劳动”中挣脱, 获得可自主支配的时间维度时, 其存在方式便从“被动适应”转向“主动建构”, 这种转变本身构成了人的发展空间得以拓展的原初动力。

从精神生活富裕的维度审视, 自由时间的价值更具不可替代性。自由时间的存在不仅维系了精神生活, 满足了精神生活资料消费, 更为重要的是它提供了精神生活发展的空间, 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构建起了重要保障。精神富裕的本质并非对精神文化产品的被动占有, 而是个体在与世界的能动互动中实现的意义建构, 它既表现为审美能力的提升、道德境界的涵养, 也体现为创新思维的迸发、个性特质的彰显。这些精神维度的成长, 必须以“非功利性时间投入”为前提, 没有充裕的自由时间, 个体既无法深度沉浸于哲学思辨以构建精神家园, 也难以潜心投入艺术创作以实现情感表达, 更不可能通过持续学习突破认知边界以拓展精神疆域。在此意义上, 自由时间的多少直接划定了精神生活的可能疆域, 当自由时间被系统性剥夺时, 精神世界必然陷入贫瘠与单调; 当自由时间普遍充裕且能被自主支配时, 精神生活的多元化、个性化与深度化才具备现实条件, 人的精神富裕空间才能真正得以舒展。进一步而言, 自由时间对人的发展空间的规定性, 始终与社会生产方式的性质紧密关联。在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 “社会的自由时间是以通过强制劳动吸收工人的时间为基础的, 这样, 工人就丧失了精神发展所必需的空间, 因为时间就是这种空间”^[18], 而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形态中, 自由时间的分配机制发生了根本性变革, 其核心特征在于摆脱了资本逻辑对时间资源的垄断与异化, 从而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了具有制度保障的空间条件。一方面, 公有制保障的普遍自由时间会催生多元化的精神需求, 这种需求不再是被资本刻意制造的虚假欲望, 如低俗化消费, 而是源于人的本质力量的真实追求, 如对知识的渴望、对美的向往、对价值实现的探索, 进而引导精神生产向普惠化、高品质方向发展。另一方面, 精神生产的社会化又会反哺自由时间的质量提升, 当精神文化产品摆脱资本逐利性的束缚, 其内容将更贴近人的发展需求, 使个体在自由时间中的精神活动从“被动消费”转向“主动创造”, 形成“时间分配公平—精神需求升级—生产供给优化—时间价值提升”的正向循环, 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拓展出不断扩容的实践空间。

马克思将自由时间作为分析工具, 揭示了共同富裕的本质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其实现依赖于社会制度的变革与自由时间的普遍化。将“自由时间”作为分析社会形态、人的发展与财富本质的核心范畴, 既实现了对传统劳动时间财富观的深刻批判与超越, 为理解共同富裕的本质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 又蕴含了极其丰富的社会变革意义, 对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具有重大的指导价值。

马克思的自由时间理论为审视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 劳动时间的缩短与自由时间的普遍增加, 是社会形态进步的重要标志。这一理论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中“依靠延长劳动时间榨取剩余价值”的财富增长模式具有历史局限性, 而未来社会的财富本质将从“物的积累”转向“人的能力发展”,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必要劳动时间缩短, 自由时间成为人发展智力、体力和个性的载体, 这一过程既为共同富裕奠定物质基础, 也为人的解放提供可能性。马克思指出, “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 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 真正的自由王国, 就开始了。但是, 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 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19]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人类由“必然王国”飞跃到“自由王国”的必由之路, 是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基础, 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增加自由时间, 使人逐步摆脱劳动的外在强制性, 从“谋生的手段”中解放出来; 同时, 人在自由时间中实现能力的自由全面发展, 并使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转化为自由自觉的活动, 最终建立起以人的发展为目的的社会形态。马克思在《大纲》中提到, 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尤其是科学技术) 的提升, 现实财富的增长表现在劳动时间和劳动产品之间“惊人的不成比例上”^[7]196, 即必要劳动时间呈现出缩短趋势, 但劳动产品却因“一般智力”的应用而持续增长, 两者的比例发生根本颠倒。这意味着, 靠延长劳动时间或提高劳动强度创造财富的模式, 是“必然王国”的显著特征; 而以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为前提, 通过增加自由时间为人的能力自由发展提供空间, 并在这种发展中推动财富增长的模式, 则是“自由王国”的显著特征。

在“自由王国”中, 由于科学技术水平已经发展到相当的高度, 如生产中的机械化、智能化、数字化等技术普及, 人的劳动形态发生了本质转变: 不再像“必然王国”中那样被束缚于直接的、强制性的生产操作, 而是以看管、调节、设计和创新等方式与生产过程发生关系。这种劳动不再是谋生的手段, 而是人自由自觉地主导生产过程、展现自身本质力量的活动, 其核心是创造性与自主性的统一。“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 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7]196随着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和社会关系的根本变革, 劳动者与生产过程的关系从直接操作转向间接调控, 即“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以主导者身份进行监督、设计与调节。这一转变的直接结果是: 必要劳动时间被缩短至合理限度, 自由时间相应增加; 劳动者得以在自由时间中实现能力的全面发展, 而个人能力的普遍提升又推动社会生产力充分涌流, 最终带来社会财富的增长。人类能否跳过“必然王国”直接进入“自由王国”呢? 马克思认为这是不行的。他认为“自由王国”必须建立在“必然王国”已经累积和创造的社会财富和生产力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也就是说, 劳动时间的缩短、自由时间的增加不是一蹴而就的, 不能指望通过“一刀切”式的社会运动直接把劳动时间缩短到最低限度, 把自由时间增加到最高限度。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 这往往带来的不是共同富裕, 而是普遍贫困。“自由王国”必须利用“必然王国”前期积累, 通过科学技术水平的提升及在生产中的应用来循序渐进缩短劳动时间, 不断增加自由时间, 这种增加建立在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而不是降低的前提下。

《大纲》将人类历史的发展划分为三大阶段: “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和人的“自由个性”。人类社会的发展按照这三大阶段依次推进, 每一阶段的发展都为下一阶段来临做足了准备, 创造了条件。从时间的角度来看, 在“人的依赖关系”阶段, 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 为了共同抵抗自然界及社会发展中的各种风险挑战, 人与人之间形成了紧密的人身依附关系, 从本质上来说, 广大劳动者没有属于自己的自由时间。劳动者的所有时间都是劳动时间, 尽管可能有片刻闲暇, 但只要奴隶主、封建地主阶级需要, 可以随时任意将劳动者的闲暇时间转变为劳动时间, 归奴隶主和封建地主阶级所使用。在“人的依赖关系”阶段劳动者有自由时间的使用权, 但却是被动的、非自主的, 这种“使用”本质上是剥削关系的附属品, 而非真正的“权利”, 劳动者并没有实现对自己劳动时间的真正占有。发展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及和大规模机器的使用, 劳动者获得了部分可自主支配的时间, 尽管这种时间是有限的, 却相较前一阶段具有重要历史进步意义。劳动者在高强度劳动之余, 得以用这部分时间进行自我发展。这一趋势虽与资本无限增殖的本性相矛盾, 却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与阶级斗争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

不幸的是, 这种自由时间仅具有形式上的使用权——由于劳动者丧失生产资料, 为维持自身及家庭的生活资料需求, 不得不将这部分时间重新转化为劳动时间, 通过出售劳动力换取生存条件, 最终仍服务于资本增殖, 体现了形式自由下的实际依附性。广大劳动者利用有限的自由时间发展了自己, 但并不全面。只有真正到了人的“自由个性”阶段, 劳动者实现了对自由时间的全面占有, 才真正成为自由的人、全面发展的人、拥有丰富个性的人。劳动者真正成为自己时间的主人, 甚至可以“上午打猎, 下午捕鱼, 傍晚从事畜牧, 晚饭后从事批判”^[5]165。劳动者不再受强制分工的束缚, 成为一个自由全面发展的人。需要说明的是, 在人的“自由个性”阶段劳动者实现了对自由时间的自主占有, 不等于劳动者不从事必要的社会劳动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人的“自由个性”阶段依然存在, 即便劳动者拥有了对自由时间的完全占有, 但仍需自觉投入部分时间从事社会必要劳动。只是在人的“自由个性”阶段不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 而是为了使社会财富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 为了所有人的福利合理保持一部分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总之, 不断实现劳动者对自由时间的全面占有, 是人类社会由“人的依赖关系”进入人的“自由个性”阶段的必然真理。

共同生产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前提。马克思在《大纲》中提出了未来社会的时间分配规律以代替价值规律, 即在“共同生产”的未来社会, 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确立, “劳动时间的有计划分配”将取代价值规律, 成为调节社会生产的核心规律。他认为劳动时间在不同部门之间有计划地分配, “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为规律”^[7]67。时间分配规律替代价值规律, 是共同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共同生产作为生产关系的核心, 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 如果没有共同生产, 意味着劳动者无法共同占有生产资料, 那时间规律根本无法代替价值规律成为首要经济规律。马克思认为, “共同生产, 作为生产的基础的共同性是前提”^[7]66。这里的“生产的基础的共同性”指的就是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 也就是说, 共同生产以生产资料共同占有为前提, 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 共同生产为共同富裕奠定生产关系基础。只有通过共同生产, 才能消灭剥削性的生产关系, 使劳动成果归全体劳动者共同支配。马克思在《大纲》中已涉及劳动时间与分配的关联, 而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明确提出的按劳分配, 作为共同生产在分配领域的体现, 是配套性措施。

《大纲》指出, 在共同生产下, 单个劳动者的劳动直接具有社会劳动的性质, 即不再通过商品交换间接转化为社会劳动。劳动者以劳动为尺度获得的报酬, 所换取的产品本质上是“共同生产中的一定份额”^[7]66。这一论述虽未明确提出“按劳分配”概念, 但其通过劳动时间计量劳动贡献、以“社会产品份额”作为分配结果的思路, 已然构成了共同生产条件下按劳分配思想的雏形。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 “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 “参与生产的一定方式决定分配的特殊形式, 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7]19。分配在生产关系中处于相对独立的地位, 但却受生产关系的决定性影响, 有什么样的生产, 就有什么样的分配, 分配关系是生产关系的集中体现。在“虚幻的共同体”中自然是不可能实现自由时间和劳动产品的公平分配, 而只有在以共同生产为基础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中, 劳动者摆脱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劳动时间的束缚, 真正成为自己生产力和自由时间的主人, 符合社会性质的公平分配方可实现。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制度支撑, 共同生产的基础决定了分配制度必然摆脱资本主导的剥削性分配, 而采取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公平分配形式。这一重要思想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和《哥达纲领批判》中进一步阐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了资本主义分配的剥削本质, 并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进一步明确: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生产资料共同占有但生产力尚未充分发展), 按劳分配是主要分配形式, 它消灭了剥削但仍存在形式上的差别; 到了共产主义高级阶段, 随着生产力高度发展, 将过渡到按需分配, 这是共同富裕的完整形态。从“虚幻的共同体”向“自由人的联合体”的转变, 其必然逻辑在于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生产资料共同占有取代私有制, 进而使分配制度逐步实现从形式公平到实质公平的跃升, 最终为共同富裕奠定制度基础和物质条件。

马克思以自由时间的创造与共享为核心线索, 描绘了超越资本主义的共同富裕图景, 为我们认识共同富裕提供了全新视角。马克思关于自由时间与共同富裕的思想具有重要的进步价值: 一方面, 它从时间维度深化了对资本主义剥削本质的揭露——资本主义剥削不仅体现为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 更直观表现为对劳动者自由时间的剥夺。这种以“时间剥夺”为视角的分析, 既揭示了剩余价值隐蔽性本质所呈现的直观表象, 更阐明了剥削的本质是对“人的发展权利”的侵占。这一分析为未来社会的共同富裕指明了方向——只有消除资本对时间的控制, 实现自由时间的普遍共享, 才能让劳动者在物质富裕的基础上, 通过自主活动实现能力的全面发展, 这正是共同富裕的核心要义。另一方面, 马克思关于自由时间与共同富裕的思想, 为新发展阶段推进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提供了深刻的分析视角与理论工具。现阶段衡量共同富裕的指标, 如人均GDP、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等, 多聚焦物质生活维度, 而共同富裕作为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的统一, 其精神层面的丰富性确实难以仅通过量化指标完全体现。马克思的自由时间思想为此提供了重要的整合性视角: 以自由时间的占有、分配与质量为核心尺度, 既能反映物质生产效率提升对闲暇时间的释放, 也能衡量人在自主时间中实现精神成长、能力发展的可能性。这种视角的价值不在于提供“简单直接”的量化工具, 而在于揭示自由时间的普遍共享与质量提升, 本质上是生产关系变革与社会全面进步的产物, 其赋能作用的实现, 依赖于物质生产的发展与制度对人的发展权利的保障相统一, 这为统筹推进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提供了深层逻辑指引。最后, 马克思在《大纲》《61—63手稿》 《资本论》等论著中关于自由时间与社会发展、人的解放关系的论述, 为我们从“人的全面发展”视角理解共同富裕提供了重要理论资源。这些论述虽未直接提出“自由时间共同富裕”的概念, 但深刻揭示了自由时间的占有与分配对社会公平、个体发展的决定性意义, 与共同富裕“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相统一”的本质要求具有内在一致性。可以预期, 随着研究的深入, 这一理论视角的多重维度将得到更充分的阐释。在新时代推进共同富裕的实践中, 继承马克思关于自由时间的理论精髓, 并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 如通过高质量发展释放更多自由时间、通过制度保障全体人民平等享有发展时间等, 将其转化为构建中国特色共同富裕理论体系的思想资源, 对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自主知识体系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