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没有生产出新空间的革命, 其实是没有充分实现其潜力的革命。”^[1]81不可否认, 迄今为止的现代人类文明体系主要是由资本逻辑推动发展起来并冠以现代西方文明形态而出场的。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 人类将通过主动有效地驾驭资本逻辑最终超越资本逻辑统治, 形成新的文明形态。随着全球化、信息化步伐加快, 跨国公司充当资本流动的总引擎, 推动国际分工越来越细化。特别是生物工程、人工智能、互联网等结合在一起的新技术革命, 正在颠覆性地影响和改变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资本的流动性特征也随之越来越显现。一方面, 得益于对外开放所带来的全球化资本流动之赋能, 我国经济快速发展, 已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另一方面, 也要看到, “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我们过去取得的实践和理论成果… …不能成为我们继续前进的包袱”^[2]81。

进入新发展阶段的中国式现代化, 面临许多重大的发展上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需要正确认识与把握。其中包括: 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与实践途径; 资本的特性与行为规律,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 有效地控制资本的消极作用^[3]574-576; 等等。在此时代背景下,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 基于对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稳定大势的全面深入思考和系统谋划, 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正确处理发展新空间与发展新动力的辩证法, 用发展新空间培育发展新动力, 用发展新动力开拓发展新空间, 进一步丰富发展了区域、城乡、边疆、陆海、国际等方面的理论和实践, 形成我国新发展空间理论, 不仅为传统区域经济和开放型经济理论赋予了全新内涵, 而且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探寻了新路径、注入了新动力。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空间转向, 肇始于正确认识当下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与发展阶段, 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其次是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 回答好“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这个问题, 从根本宗旨上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理念, 从“问题导向”与“防患于未然”的战略高度把握新发展理念; 第三就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这就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与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空间, 关键在于使中国现代化的经济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或循环畅通无阻, 打通发展有机体阴阳气血的“任督二脉”, 实现高质量高水平的自立自强。总之, 新发展阶段是发展的历史阶段与空间方位, 新发展理念是指导原则, 新发展格局是现代化道路的具体途径选择, 是应对新发展阶段机遇与挑战、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发展空间战略抉择。这就是新时代中国道路自信空间辩证法生成的历史过程与表达的核心逻辑。

中华文明延续5000多年, 长期居于世界前列, 且是世界上唯一没中断过的人类文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 虽历经苦难, 但中华民族从未放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中国共产党人自诞生之日起, 就把民族的命运与党的命运紧紧相连, 矢志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经过长期精进奋斗, 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

实现民族复兴的战略全局对发展空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 内在要求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协调这一突出短板, 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空间优化布局。当前, 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发展区域经济必须随之转变方式、转化结构、转换动力。深化区域协调发展, 就要推动各地区发挥比较优势, 深化区际分工, 合理确定功能定位, 促进人口、资源、环境的空间均衡; “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4]。“不能简单要求各地区在经济发展上达到同一水平, 而是要根据各地区的条件, 走合理分工、优化发展的路子。要形成几个能够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源, 特别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地区, 以及一些重要城市群。不平衡是普遍的, 要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这是区域协调发展的辩证法。”^[5]

区域协调平衡发展问题的突出表现之一是城乡失衡问题。能否解决好占中国近半数人口的农民群众需求问题, 直接关系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这就要求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 实现“四化同步”, 即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还特别要解决农村贫困问题, 这其实也是区域发展失衡的一部分。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这是对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进一步发展, 彰显出新时代新征程在工农城乡关系布局上的深远谋划, 为不断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指明了方向。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 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时刻, 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力迈进的路上,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具有全局性的战略意义。

总之,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下, 必须立足于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个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以全方位、系统化思维, 着力提升各层面各区域战略的联动性和全局性, 增强区域发展的协同性和整体性, 进一步开创我国空间布局协调发展的新局面。

国际大局良好与否, 直接关系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是否具有良好的外部空间。构建新时代面向现代化的国际空间, 就是把握好这一大变局的基本特征和趋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一个“变”字凝练了当今世界大发展大变化大调整的宏大背景。它精准标注了历史方位和时代坐标。综观近代以来国际格局演变, 大体经历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格局、美苏对峙的两极格局、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多极化格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新陈代谢和激烈竞争前所未有, 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崛起的速度之快也前所未有, 原来的国际格局和治理体系变化的不对称性、不适应性同样前所未有。

第一, 大变局之“变”体现在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上。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这是世界格局大变化中最关键的变量。国与国竞争的核心是高端制造业、科技创新能力、技术标准制定等方面的竞争。第一次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是由英国率先发动的, 第二次是英美德共同掀起的, 第三次是美国主导下西方国家联手推进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科技实力决定了世界格局中各方力量对比。近年来, 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优势逐渐消减, 而在科技研发方面的后发优势却不断显现, 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5G技术、大数据等前沿性、颠覆性技术方面取得关键性突破。从近代以来世界格局演变的历史看, 谁掌控了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主动权, 谁就在世界格局中占据主导权。当前,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突破, 数字经济、共享经济加速发展, 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层出不穷, 深刻改变着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由此推动生产关系深刻变革, 给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带来深刻影响, 而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 在这场大变局中, 正在由过去的“跟跑者”逐步转变为“参与者”甚至“并跑者”“领先者”。

第二, 大变局之“变”又体现在世界经济版图的变革上。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 推动了生产要素的流动和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国际化建构, 客观上推动了世界经济整体发展水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 西方发达国家风光不再, 经济全球化趋势发生了新的变化,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和角色都发生重大转变, 世界经济重心正在发生自西向东的转移。20世纪90年代, 主要发达国家GDP的总和占世界近八成, 2007年仍达到54.82%, 但到2017年已下滑到46.38%。反观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综合国力明显增强, 已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 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已由金融危机前的25% 快速提升至80%, 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更是超过美国、欧元区、日本之和, 悄然成为过去几次世界经济危机的稳定器。与19世纪末美国崛起导致的世界经济重心由西欧转向美洲相比, 这一轮经济重心转移的范围更广、程度更深、涉及人口也更多。2019年3月, 英国《金融时报》一篇题为《亚洲世纪即将开启》的文章显示, 全世界前30个大城市中, 有21个位于亚洲; 以购买力平价计算, 越南经济规模早在2000年就超过了比利时和瑞士, 菲律宾经济规模目前已经超过了荷兰, 中国更是遥遥领先。虽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还存在严重的不平衡, 在综合国力方面与发达国家达到势均力敌还需时日, 但这组数据着实震撼了西方读者。世界经济版图的历史性变化, 必然带来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的历史性调整。

第三, 大变局之“变”体现在全球治理体系加速变革上。全球治理体系的核心内容是国际秩序。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集中体现了发达国家的意志和利益, 其基本特征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经济掠夺。随着20世纪60、70年代不结盟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中国家力量壮大, 建立新的国际秩序的呼声日益高涨。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 美国作为西方国家的领头羊, 接连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中导条约、气候变化巴黎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 导致世贸组织上诉机构停摆, 如此不良行径伤及一系列多边机制, 严重损害了以美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国际秩序。而以中国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诸多领域开始承担更大的责任、发出更多的声音, 正在产生越来越大的积极效应。面对金融安全、恐怖主义、气候变化、难民移民等传统议题, 以及以天空、网络、深海、极地、生物为代表的“新边疆”“高边疆”等新型治理难题, 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正在形成, 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正在增强、发言权正在扩大, 全球治理的话语权越来越向发展中国家倾斜, 一个多层面、多领域、多维度的全球治理体系正在逐步形成。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相互交织, 既催生新的机遇, 也带来新的挑战, 但机遇大于挑战。身处新时代的“两个大局”之中的中国, 构建新发展空间, 需要辩证处理内外关系, 统筹处理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一方面, 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梦想为目标, 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更好地成为国际局势的稳定器、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和平发展的维护者, 进而推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朝着积极方向发展; 另一方面, 要善于利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积极因素, 稳妥处理外部挑战, 牢牢掌握战略上的主动权, 推动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 进而为加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积蓄磅礴力量。

现代化城市是大工业高速发展和资本高度积累与技术财富信息权力日益集中化推进的必然结果, 是因应发展而形成的经济人文地理景观。随着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 城市越来越成为生产、消费、交换、行政、信息、数据、符号等多重要素集散的中枢。当前, 我国面临着经济发展从高速向新质转型难题, 一方面, “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6], 势必承担打造新的发展空间、提高人口承载规模的核心载体功能; 另一方面, 城市发展的传统动力逐渐减弱, 需要培育和激发新的发展动力。“四化同步”为走出一条新型城镇化之路、拓展城乡发展空间提供了一种新的模式。

城市作为具有一定人口规模和密度, 主要从事非农业经济活动的居民构成的空间实体, 是一定范围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的中心。自工业革命以来, 现代城市对周围地区扩散影响功能不断增强, 经历了单中心分散形态、区域中心形态、多中心网络化形态, 推动了城市群的出现和发展, 提升了区域以至国家的综合竞争力。以一个或多个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 已成为城市化发展进程中的主体形态, 城市群与其有内在联系的若干周边地区构成了区域性集体。一般认为, 在一定区域内, 城市化率达到70% 以后, 大多会出现“城市群”现象^[7]。20世纪末、21世纪初西方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愈益呈现出城市化、国家化与全球化三位一体、联合互动的纠缠交织的态势。必须把全球化、国家空间战略与都市化尺度重构三者放在一起才能理解今天城市化进程的根本意义与复杂的表现。“必须考察全球化大都市区域群岛或世界城市群岛所嵌入的变化的国家空间组织矩阵。当今城市固然越来越多作为全球城市等级体系内经济活动的本地化节点而运作, 但同时后凯恩斯主义国家也在自我重构、建立本地化、地域定制化的制度能力, 以增强主要大都市区域的全球结构性竞争力。”^[8]152

协同性是勾连城市群的关键特征。由于生产要素的内在协同性, 一个城市群区域内的各地区往往以一种更加集约化、更加高效化的空间形态呈现。不同的城市群协同性的生产要素有所差异。简单来说, 有这样几类: 一是要素协同。从世界城市群发展的成功案例来看, 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是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前提。二是产业协同。在要素协同的基础上, 城市群之间、城市群内中心城市与腹地城市之间通过机制转换、组织再造、市场竞争等途径实现生产方式的转型, 形成了具有内在联系、较强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和产业带, 进而形成了带动经济发展的增长点。三是市场协同。市场是产品和要素交换的场所。在城市群内市场规模和结构的优化往往能够带动区域经济增长。四是交通协同。交通是生产与消费的纽带。交通运输的距离、结构、成本不仅能够直接影响生产要素在区域内的流动速度, 而且还会引导中心城市和腹地城市发展的方向, 因而是影响城市群经济增长和空间重构的重要因素。大多数情况下, 城市群能够表现出很高的生产率水平, 因而成为支撑经济发展和各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核心区域。城市与城市间的网络正越来越取代国家地域经济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发展的地理基础, 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转型”, “也是一种史无前例的现象”^[8]141。

改革开放以来, 以城镇化建设为基础, 我国城市群发展步入快车道, 也推进了发达地区重构区域空间形态, 直接参与全球产业分工, 构建区域价值链和国家价值链。纵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群发展史, 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从改革开放到21世纪初, 为传统城市群自发培育期。第二阶段, 从2005年到2012年, 为现代城市群快速成长期。第三阶段, 2012年至今, 为城市群科学规划推进与全面实施期。2013年12月, 中央召开城镇化工作会议, 首次提出将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 城镇化涉及国家现代化大局, 必须确立以人为本、优化布局、生态文明、传承文化这四大原则。其中特别提到了优化布局的重要性, 即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建构科学合理的城镇化宏观布局。以城市群作为城镇化发展的主体形态, “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工、功能互补、协同发展”^[9]592。

中国特色的城市空间的生产既要具有科学的系统性, 又要有人民城市人民建的人文价值维度。这就是一方面要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 统筹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 统筹改革、科技、文化三大动力, 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 统筹政府、社会、市民三大主体; 另一方面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这是我们做好城市工作的出发点与落脚点。”^[2]407

城市空间发展的系统性包括优化现代化的城市体系, 建设创新城市、建设宜居城市、建设绿色低碳的美丽城市、建设安全可靠的韧性城市、建设文明城市以及建设高效便捷的智慧城市^[10]。城市发展的系统辩证法的核心逻辑就是正确处理城市与社会现代化发展、城市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城市建设与人民的日常生活、城市发展与环境保护、城市发展与社会治理、城市与文化发展、城市治理与科技发展诸多方面的复杂关系。这就把握到了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道路发展的关键环节。而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城市化发展道路思想, 则科学地回答了“城市发展为了谁、依靠谁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怎样建设城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社会理论的重大贡献, 也为我们深刻理解中国道路的空间辩证法问题提供了崭新的视野与丰富的实践智慧。

与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走过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相比, 中国并不是从工业社会走向城市化, 而是在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市场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 “跳跃式”进入城市化这个存在状态。当代中国是一个明显不平衡发展的、多种经济社会形态共时性并存的复杂性社会结构: 包括农业社会、行政社会、市场社会、城市社会与网络社会以及智能技术社会等。中国已经不再是农业国家、传统的行政社会, 也不仅仅是市场经济的社会, 而是全球化与城市化的社会或者高度空间化、流动化、网络化、区域化的社会。由此来看, 如何从空间化的方法论维度研究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进程, 思考中国的发展道路、发展经验与问题, 这是不可或缺的方法论前提与理论准备; 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以自主的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研究中国城市的历史、城市与工业化及农业现代化的关系、城市中的问题, 特别是近年来大规模城市化建设的经验教训, 着力反思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特色城市建设中的诸多问题。

城乡关系是伴随现代城市而生的经典课题。实现区域协调平衡与城乡融合发展, 反映了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文明的内在要求, 也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质统一。恩格斯早就指出了实现城乡一体与社会平衡发展是未来社会主义的前景^[11]。受以上思想启发, 百年之后, 列斐伏尔也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未来新型的社会主义城乡平衡协调发展的美丽蓝图: “它致力于推动全部区域与全部人口共同进步, 在这个过程不使增长与发展相脱节。社会不可避免的都市化将不以牺牲全体的利益为代价, 也不会在发展与增长过程中进一步加剧不平衡; 它会成功地超越城乡对立, 取而代之的是降低城乡差别程度, 并反过来使它们融为一体。”^[1]83-84

城乡融合发展, 意在打破政府单一主体, 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合理流动和平等交换, 通过城乡高度融合来实现城乡一体化。这就纠正了过去“以城带乡” “以工促农”的二元化思维路径, 农村不仅仅是为了服务城市, 农业也不仅仅是为了服务工业, 而是强调两者平等互动和共建共享, 要实现两者一体化联动。这是中央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阶段解决城乡问题的新思路新方略, 是促进城乡平稳协调发展的根本途径。从“城乡统筹发展”到“城乡一体发展”, 再到“城乡融合发展”, 既反映了城乡政策一脉相承, 又体现了城乡政策与时代特征和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相适应, 是对西方国家“城市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的城乡发展模式的超越。

城乡融合发展的目标方位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第一, 战略目标。按照“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战略安排, 城乡融合发展战略目标可以分为三步: 第一步,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 初步建立城乡融合体制机制。第二步, 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 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第三步, 在实现现代化强国进程中, 巩固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到2050年时, 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更加巩固、优越性更加彰显, “乡村全面振兴, 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12]。

第二, 目标体系。在新时代条件下, 城乡融合发展不是单向度、孤立地呈现, 而是和整个社会各方面相一致的全方位突破。城乡融合的目标体系制度统一、流动顺畅、经济增长、环境改善、各具特色、互为补充、和谐美好。七个方面相互联系, 不可分割, 共同构成城乡融合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和谐统一^[13]。其中制度统一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其他各方面都需要通过制度的完善来实现和巩固。流动顺畅是关键, 只有生产要素在城乡自由流动, 才能优化资源配置, 为城乡特别是农村发展提供要素支撑。经济增长、环境改善是城乡融合发展的物质层面成效, 是最为直观的结果。各具特色和互为补充是对发展模式的要求, 各地发展不能千篇一律。和谐美好是最高层次要求, 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价值追求。

城镇化是世界各国现代化的普遍趋势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结构现代化的基本指标之一。城市化也是一个社会与国家迈向现代化的最强大的动力机制。“推进城镇化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 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9]589

城镇化是一个涉及面广泛的系统工程, 需要在与其他各项工作相结合中统筹推进。“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 … …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9]16 “四化同步”在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 按照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我们要后来居上, 要实现对西方发达国家的追赶和超越, 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 需要走“并联式”的道路, “四化”是叠加发展的^[14]。这是从我国发展实际出发, 关于建立新型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科学思考, 是解决现代化进程中城市与乡村“两张皮”问题的战略考量和部署安排, 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

其一, 工业化和城镇化融合, 为城镇化拓展了新空间。其二, 信息化和城镇化融合, 为城镇化开创了新格局。其三, 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融合, 为城镇化提供了新路径。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一方面, 城镇化可以为农业现代化提供市场和发展条件, 另一方面, 城镇化大规模推进, 也需要农业现代化发展释放出大量劳动力。同时, 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 农民的科技化、市民化、职业化本身也是城镇化的一种方式。当前, 我国“四化同步”中的短板仍然是农业现代化。要大力发展现代农业, 做好土地产权、土地流转服务等方面的改革, 加大农业科技和信息技术推广, 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 实施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 促进农业生产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推进农民市民化、职业化, 为农村城镇化奠定坚实基础。

70多年来新中国区域经济在空间布局上不断上演剧变场景。改革开放前, 支持内地的发展政策推动了区域平衡发展。改革开放之后, 受到全球化冲击, 沿海地区获得出口导向型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在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情况下, 中国需要重新审视区域发展与平衡的关系。区域发展政策应该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 让劳力、资本诸生产要素按回报在各地区间自由流动, 同时在政策导向上以地区间的人均收入均衡替代经济总量的均匀分布。最终开启在发展中营造平衡的区域发展新时代。^[15]

值得注意的是, 20世纪末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治理方式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实施国家空间战略, 旨在重新整合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城市区域内的社会经济资产与先进的基础设施投资, 泛而言之, 增强主要地方与区域经济体的领域竞争力。这在一定意义上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与借鉴经验。进入新时代, 中央基于对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稳定大势的深入思考, 赋予区域协调发展以新的时代内涵, 提出了一系列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构想和战略举措, 特别是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积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任务之一;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又将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提到突出的位置上^[3]27; 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擘画了这一空间战略思想结构: “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 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 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2]26

中外历史表明, 均衡发展总是相对的, 不均衡发展则是绝对的。当今世界不少国家在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政策时, 都不同程度地关注到区域平衡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问题, 从一些国家实施的内容来看, 虽然侧重点有所区别, 但都集中于缩小地区之间人均GDP的差距, 强调区域发展公平, 释放更多增长潜力, 最终促进整个国家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和政府提出新发展理念, 推动区域经济呈现“协调中发展、发展中协调”的建设空间辩证法特征。第一, 注重功能转换, 推动区域创新发展。第二, 注重顶层设计,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第三, 注重生态文明, 推动区域绿色发展。第四, 注重交流互鉴, 推动区域开放发展。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是统筹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推动我国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经验。推进对外开放水平, 充分发挥中国超大体量与规模的市场优势,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吸引全球资源技术信息要素, 强化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互动共赢效应。第五, 注重以人为本, 推动区域共享发展。在区域发展中贯彻共享理念, 要解决的是公平正义问题, 追求的是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 这是由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所决定的, 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当然, 从发展观点来看, 区域协调发展并非静态的, 而是动态的过程。发展均衡的内涵包括结果的均衡、能力的均衡、机会的均衡。推动我国区域协调发展, 首要的任务在于赋予区域之间能力和机会均衡, 在此基础上, 还要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通过政府调控手段, 实现结果均衡。

我国幅员辽阔, 区域之间自然禀赋、历史基础等条件差异大, 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是一个基本国情。如何有效处理好区域发展关系一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大国治理, 首先是发展中大国之治理, 其要害是城乡与区域间的关系, 本质是资源的空间配置问题。大国治理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城乡间与区域间的发展与平衡的共赢。它天然是一个空间政治经济学问题。”^[16]21世纪以来, 我国逐步形成西部大开发、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地区崛起、东部地区率先实现优化发展的四大板块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十八大以来, 中央把握大势、统筹内外, 提出建设“一带一路”倡议、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 包括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 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 推动形成“四大板块” “六大战略”纵横联动发展空间新格局, 有效发挥了各个区域比较优势、促进了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资源优化配置, 为高质量发展构建了动力系统。

2011年后, 由于特殊的国际国内形势制约, 我国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 经济发展逐步进入新常态, 区域发展格局趋于复杂化, 东中西部差异继续存在, 四大板块之间和内部也呈现分化态势。

其一, 经济增速差距较大。其二, 产业结构差异明显。其三, 人口呈现分化趋势。四大板块之间尚存在一定差距, 且东西、南北差距并存, 特别是东北地区尚未走出调整期, 西部地区基础薄弱, 区域经济发展分化态势明显。完善四大板块协调发展, 需要针对各个板块具体情况精准施策。一是积极推动西部大开发。二是积极推动东北地区全面振兴。三是积极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四是积极推动东部地区率先实现优化发展。在我国, 东部地区是经济增长的引擎, 具有重要的辐射带动作用。“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等重大战略都交汇叠加于东部地区。率先实现东部地区优化发展, 需要着力以创新为引领, 充分利用创新要素集聚的科技和人才优势, 加快形成在国际上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创新高地。要以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为发力点, 努力推动产业结构率先实现迭代升级, 加快形成在全球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要发挥沿海地理条件优势, 加强陆海统筹协调发展, 使沿海开发开放向纵深推进。率先建立全方位开放型经济体系, 更高层次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 增创扩大开放新优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着眼于区域发展总体战略, 在完善四大板块协调发展的基础上, 进一步提出和推动实施了“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等区域发展重大战略, 加快形成区域增长极增长带, 持续拓展了经济发展优势空间, 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如果说, 继续推进“四大板块”发展, 解决的是我国区域发展空间的“网格化”问题, 那么重大区域发展战略解决的是我国区域发展空间的“经纬”布局问题。“四大板块”和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的组合, 使我国发展空间增长极由点及面、连接成轴, 实现了从经济板块到“经济带”、再到“经济轴带”, 共同推动了区域空间利用均衡化, 构建了区域发展空间新格局, 打造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升级版”^[17]。

“一带一路”建设。沿着陇海线, 由东向西梯度开发, 一直延伸到境外。共建“一带一路”, 是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举措, 不仅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 而且是我国深化对外开放的需要^[18]。

京津冀协同发展。通过渤海湾由南到北梯度开发辽宁、吉林、黑龙江的工业走廊, 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 进一步开拓环渤海的共同发展, 打造了中国经济发展新的支撑带。

长江经济带建设。依托长江黄金水道, 从长江三角洲开始由东向西梯度开发, 推动沿江11个省区市联动发展, 有效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 串联起长三角地区、长江中游地区、成渝经济区, 实现上中下游协作互动, 建设陆海双向对外开放新走廊, 促进经济增长空间从沿海向沿江内陆拓展。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全面推进内地和港澳的互利合作, 将国内多个区域联系起来, 通过市场力量推动区域发展、促进区域互动, 形成中国对环太平洋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并重的“双扇面”开放格局^[19]。

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以上海为龙头, 带动南京都市圈、杭州都市圈、合肥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宁波都市圈等城市及区域共同体发展, 促进各大区域战略的互补互动、互联互通, 对完善我国改革开放空间布局意义重大。

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黄河生态经济带, 能够促进黄河上游地区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中游地区实现崛起和下游发达地区实现新旧动能转换, 缩小贫困落后的西北地区与中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 整体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同时也有利于畅通“一带一路”建设。

自大航海时代来临之后, 海洋文明已成为现代文明重要组成部分。海上贸易、海上交通、海上资源成为各个国家明争暗斗的目标。“就像中世纪村庄的共有地在经济变革的影响下最终被‘圈占’了一样, 由于经济和技术的变革扩展了海洋的用途, 世界各国如今也正在把更大部分的海洋‘圈占’起来。”^[20]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 一国可对距其海岸线200海里的海域拥有经济专属权, 全球35% 的海洋面积因此被世界各国瓜分。作为陆海复合型的国家, “中国面临着‘西缓东急’的周边安全形势, 安全防御的重心已从西北、北部边境地区全面转向了东南方向的海洋。”^[21] “可以预见, 影响现今与未来中国安全的主要威胁将来自海上。”^[22]总的来看, 当前我国海洋空间所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 海洋利益纠纷不断增多; 第二, 中国海洋权益长期被周边一些国家蚕食; 第三, 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亟需强有力的海洋力量保障; 第四, 国际海洋空间治理需要构建新秩序。

在全球空间治理中, 海洋空间治理越来越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海洋空间治理赤字的形势也日益成为全球治理赤字焦点问题, 以至成为全球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得不面对和解决的风险和挑战。全球海洋治理的机制缺陷日益凸显, 海洋治理主体多元化, 海洋权益碎片化, 海事议题分散化, 导致国际海洋治理体系和能力缺失和弱化。特别是美国作为全球海洋治理体系的主要角色之一, 却规避海洋治理的义务, 拒绝提供海洋公共产品及承担相应责任。中国作为海洋大国, 在全球海洋治理中与世界海洋强国相比, 仍存在“三多三少”, 即埋头苦干多, 主动发声少; 被动治理多, 引领设计少; 国家参与多, 民间力量少^[23]。我们只有全面参与全球海洋治理, 才能最大可能地用好国际规则维护国家海洋主权和海洋利益, 促进国内海洋事业发展, 真正把统筹陆海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全球格局来看, 中国是世界秩序当中的海陆枢纽, 从国家格局来看, 中国内在地是个体系; 中国正是因其内在的体系性, 而成就了其外在的海陆枢纽地位。”^[24]中国这一海陆枢纽地位, 是经过历史长期积淀而来的。“我国既是陆地大国, 也是海洋大国… …经过多年发展, 我国海洋事业总体上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25]。

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加快推进海洋强国建设的战略思想, 他坚持海陆一体的海洋国土观, 围绕推动海洋强国建设发表系列重要讲话、作出系列重要论述, 系统阐明海洋领域需要解决的系列重大问题, 回应了世界对我国海洋发展的关切, 为全球海洋治理提出了广为接受的有效方案。

习近平早在福州主政时便发出“向海进军”宣言。十八大以来, 他率先提出“海陆一体”的国土观念, 在我国治理史上首次将蓝色国土和陆地领土视为平等的、不可分割的整体, 对我国几千年来的国土观念形成了颠覆性变革。当前, 国际海洋治理体系进入加速演变与深度调整期, 他又提出了“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不仅对我国海洋强国建设, 而且对全球海洋治理都有着重大意义。

树立忧患意识, 坚持底线思维, 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习近平治国理政实践中的一个鲜明特色。在推进海洋强国建设过程中, 习近平一以贯之地坚持以国家核心利益为底线,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他强调指出: “我们爱好和平,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但决不能放弃正当权益, 更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 “坚决维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筑牢边海防铜墙铁壁”^[26]。十余年来, 我国在南海问题上, 建岛礁、设立三沙市、启动“中建南”项目等, 坚决捍卫我海洋权益, 彰显了我国在涉及核心利益问题上的严正立场, 赢得了海洋强国建设的主动。

综上所述,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空间转向彰显出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新文明形态的辩证法意义, 是一种新的全球化思想观念。概括起来说,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中所蕴含全球化思想观念具有以下的基本的哲学意义与贡献。

第一, 高度自觉的主体性与鲜明的时代性。中国式现代化新空间建设始终从中华民族长远根本利益出发, 从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的切身利益出发, 从全人类最普遍的基本的利益出发来思考与解决全球化问题; 并将发展、安全与文明这三个根本的时代主题作为认识与解决全球化其他问题的出发点与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型全球化观念, 首先从维护发展安全文明的大局、反对文明冲突与对抗角度来解决问题; 其次, 从当代世界各国经济、科技、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广泛的角度, 而不是从军事对抗、意识形态壁垒角度来思考全球化过程中的国际关系问题。它不同于那些自觉不自觉地站在维护发达资本主义跨国公司垄断利益立场上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家, 后者认为全球化就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全球化; 而是指出了这种全球化与人类根本利益的冲突与矛盾的一面, 它的发展导致了愈益严重的贫富分化以及相应的世界动荡。它也没有像西方某些具有社会正义感的进步学者所劝告的那样, 认为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为全人类, 特别是为发展中国家所设下的现代化的陷阱; 而是认为对外开放有风险, 但也有众多的发展机遇。

第二, 突出的科学性前瞻性。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决定力量和社会文明最进步的力量的基本观点, 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是现代最进步的生产力的新观点。以此为指导, 来认识全球化首先是现代生产力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全球化的这一基本的未来的发展趋势, 并从这一战略高度来认识与思考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战略选择与前途命运问题。

经典马克思主义从开始创立自己科学的历史观与现代社会发展观之日起就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认为它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 认为技术革命要比政治革命更能够迅速推动产业革命与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 认为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现代生产力革命同政治革命一起共同构成了现代社会结构转型与人类文明进步的根本动力; 认为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和在生产领域内的深入广泛运用将会极大地解放以劳动力为代表的现代生产力, 促进现代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从而为实现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 并认为未来社会的生产力将是以人的智力的物化为主的知识形态的生产力, 是以人的智能充分发展而不是以对自然物质资源的大量消耗为主要特点的。马克思就曾指出, “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 即“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做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 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 “用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支配的人, 来代替那些适应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需要而处于后备状态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贫穷工人人口”^[27]。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审时度势、高屋建瓴, 进一步提出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牢牢掌握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自主权主动权的新的战略构想。这就抓住了时代发展的基本特点与马克思主义的新的时代精神, 也找到了中国发展的根本之路。

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 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 但首先是由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所引起的。所以全球化首先是经济全球化, 而经济全球化又首先是全球经济科技化这一本质的时代特点。正是由于现代的信息技术、通信技术、网络技术的发展, 全球的经济、金融、政治、文化才紧密地联结为一个整体, 大大地加快了全球化一体化发展的进程。整个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信息网络场。未来世界的经济必然朝着科技化、知识化方向发展。知识、信息、智能技术已经逐步成为主宰我们现代人日常生活的强大力量。由于有了现代信息技术与传媒技术, 世界文化的全球化发展也成为不可抗拒的趋势。这就向我们提出了如何在这样高度技术化的社会解决各种文化价值观念的平等交流的问题, 如何做到既要面向世界、又要保持民族的大众的文化特色的问题。

第三, 鲜明的东方民族文化底色与强大的文化主体性基质。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爱好和平的礼仪之邦。传统哲学理论中的“兼爱非攻”“仁者爱人” “和为贵” “君子和而不同” “仇必和而解” “冤家宜解不宜结”等基本观念构成了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与人生哲学的主旋律, 而“道法自然” “天人合一”“天下为公” “大同世界” “以诚待人”“讲信修睦”的思想, “中和” “泰和” “求同存异”“和而不同” “和谐相处”等思想, 更是构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这些思想观念在现代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仍保持其永恒之青春与魅力。中国式现代化说到底就是坚持“两个结合”, 是“赓续”而不是“消灭”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是“文明更新”的而不是“文明断裂”的现代化^[28]290。中国式现代化一方面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这是道路的文化根基; 另一方面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先进本质, 促进了传统文明的生命更新与现代转换。同时, 它也吸收了全人类的优秀文化成果, 代表着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 从而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 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

第四, 高屋建瓴的历史空间辩证法眼界。中国式现代化的全球化观念还表现在从世界发展的一体化与多极化、共识性与分裂性、对话与对抗、民族性与全球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角度来辩证地把握全球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与趋势, 解决全球化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的基本的问题。由此来看, 正是由于世界已经发展到了高度一体化时代, 所以就更要从人类整体利益而不是单个民族阶级利益与价值标准出发来解决全球化问题。与此同时, 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 一方面人类的经济文化越来越一体化发展、全球性利益联系越来越密切, 另一方面世界各主权国家的利益、价值观念却远未能实现一致与和谐, 各民族国家的地位作用越来越不对称、不平等、不平衡。这就更需要我们充分尊重世界各个民族国家的基本生存发展权利, 尤其是要关心与尊重那些现代化的落伍者的权利, 决不能以牺牲落后者的发展权利为代价来发展世界的文明, 来推行与实现某个集团的利益与信念。全球化虽然是由西方资本主义首先引起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全球化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 而当然必须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全球化发展。因为全球化过程是由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参与和努力造成的。譬如, 生态恶化问题, 首先是由发达资本主义的阶级民族利益的局限性所造成或者引起的。不发达国家的生态恶化问题主要不是由于过分开发造成的, 而是由于它们的经济落后造成的, 是由于世界经济政治结构与资源配置结构不合理、国际分工不合理造成的。人口问题、人权问题也不是发展中国家自己单独造成、因而需要他们单独解决的问题, 而是由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制约所造成, 由于欠发达国家、全球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文化科学技术落后所造成的。只要不发达的问题最终得以解决, 那么像困扰当今世界的人口问题、人权问题、生态问题、民族主义问题、恐怖主义问题都可以得到逐步的和最终的解决。

第五, 不仅是科学地解释世界的历史观, 而且是“从大处着眼”解决重大现实问题的新发展空间实践。它从全球化发展所具有的风险挑战与机遇希望二重性效应并存的角度, 来思考中国在21世纪的发展环境、发展方式等基本问题, 反思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伟大意义。

全球化既是不可抗拒的历史发展必然趋势, 又是充满着不公平和高风险的竞争过程、充满各种不确定性因素与隐患的博弈过程, 所以对于全球化这样一个既具有挑战又具有机遇的过程, 一切都要围绕着有利于维护本民族的根本利益, 有助于提高本民族综合实力这个基本目标而行动。总之, 不能让全球化进程阻碍了中国自身的现代化的自然历史发展进程, 不能因为全球化的发展消极影响干扰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正常进行, 相反要充分利用全球化所提供的时机加快自己的发展速度与效率。更重要的是,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要充分利用全球化机遇发展自己, 而且要以自己的高质量发展为全球化新发展“提供新机遇”, “不断拓展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28]290。这才是中国式现代化所彰显的新型全球化理念的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