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中国式现代化,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 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1]22这一重要论述科学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一般规律和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必然结果, 为新时代新征程继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指明了实践方向。数字经济既是影响国际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 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和时代引擎。2021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数字经济… …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2]204, “要站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 …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2]206。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3]的重要论断, 肯定了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对于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物质和技术禀赋潜力。推动以实体经济为主导的数字化转型, 充分释放数字经济发展势能, 是加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战略基础。

“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4]1003近年来, 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 在优化生产流程、拉动产业升级、改善营商环境等方面显现出了强劲动力。作为数字技术的价值载体, 发展数字经济是我国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举措。利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中国式现代化, 本质上契合以科技创新深度激活新质生产力的时代要求。

基于数字技术高渗透、强开放、快融合的发展特质, 数字经济能够打破我国对自然资源和劳动成本的比较优势依赖, 驱动生产方式的智能化转型, 保障社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之间以及各环节内部要素之间的循环畅通和运行高效, 以经济活力和经济韧性为新发展格局提供动能支持。

一方面, 数字经济有助于激活生产环节的倍增效应。生产供给是影响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的基础条件。《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4年)》显示, “近十年三产数字投入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平均贡献达22.4%”^[5]9。对于生产经营者而言, 在供给端增加数字技术、数据要素等数字化投入, 能有效增强信息对称性和流程透明度, 帮助企业管理者统筹安排资源集成、信息对接和生产活动, 顺畅生产跨域合作, 切实提升企业管理效率。同时, 引进数字化设备等新型基础设施, 客观上对新技术岗位和劳动力技能提出了更高要求, 不仅倒逼企业劳动结构特别是人力资源结构的知识性升级, 也提升了相关知识和技术研发的迭代效率, 形成生产精益化、设备自动化、管理信息化、人员高效化的供给模式, 以降本增效改善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运行效率。另一方面, 数字经济有助于维持国内供需的动态平衡。作为经济运行的一体两面, 供给与需求的动态平衡是打通经济循环卡点堵点、保障生产消费衔接顺畅的重要基础。数字经济在推动高效生产的同时, 能有力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等循环障碍, 改善商品生产规模、运输效率和供给针对性。例如, 美团、淘宝推出的“闪购”即时零售模式, 致力打造“30分钟万物到家”的便捷体验。通过将传统电商的城市级仓储细化为街区闪购小仓, 商品范围从周边的餐饮、鲜花、药品拓展到超市用品、数码家电, 甚至涵盖进口商品。闪购小仓依据物流平台数据绘制周边消费群体画像, 并提前进行商品储备, 通过整合品牌直销、产地直采、仓储调度与终端配送等环节, 形成了覆盖全品类、全地域的专属供应链。供给端和需求端同时发力, 在丰富商品消费选择的同时扩宽销售渠道, 尽可能打破区域与产业之间的合作障碍。这不仅推动了线上市场对民众日常需求的精准测算, 也为构建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了技术支持和资金保障, 促进了国内国际经济循环的良性互动。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6]列入政府工作任务, 明确了以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创新的战略导向。数字经济的核心在于借助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驱动产业链条的升级、转型和重塑, 实现产业体系融合、产业体系绿色以及产业体系创新的现代化。深入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既是数字经济发展规律的应然要求, 也是提升国家现代化发展程度的现实需要。

一方面, 有助于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产业数字化转型是传统产业通过加载数字技术, 围绕数据采集、传输、存储、处理和反馈构建生产闭环, 从而实现生产效率和产能产值的优化提升, 是实体经济与数字技术融合的典型表现。当前, 数字技术深度嵌入社会经济生活, 加速推动产业发展从资源要素驱动向技术创新驱动转变。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统计数据显示, “2023年, 我国产业数字化规模为43.84万亿元, 同比名义增长6.90%, … …产业数字化占GDP比重超过三成, 为34. 77%。”^[5]4-5产业数字化发展初步取得积极成效。以纺织行业为例, 浙江一家印染企业, 率先引入“染印大脑”控制平台, 实现了对印染核心环节的精准调控。算法模型可根据面料材质、色号要求自动生成配方, 智能监测并调整染印过程中的燃料配比、打料温度和出缸时间, 不仅破解了传统纺织产业的效率瓶颈, 更通过精细化管理推动了工业的绿色化、高端化转型。依托数字赋能, 传统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能够更新升级传统生产设备和销售渠道, 并催生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深海科技等融合型产业模式, 不仅提升了产业价值链水平和产业体系竞争力, 也高度契合中国式现代化对“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求。另一方面, 有助于催生新型商业模式和产业形态。伴随数据要素出现商品化、市场化的发展趋势, 基础电信、互联网、电子信息制造及软件技术加速融合, 为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提供技术产品与场景服务, 形成了以数字产品制造、数字技术应用、数字要素驱动为主体的数字基础产业。例如, 2023年, 重庆市积极布局数字重庆建设行动, 为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协同发展提供了实践场景。其中, 重庆一家数字产品制造业企业成功研发旋转类设备智能运维产品, 利用传感器实时采集工业旋转设备的振动、温度等运行数据, 并围绕各种故障特征建构算法模型, 远程助力工业设备的故障预警、全面巡检和抢修维护。既为数字重庆建设夯实了新工业互联网平台服务的技术底座, 也生成了远程运维、数据订阅等新的商业服务, 推动传统产业实现从线下单次交易向线上持续价值交付的创新升级。数字经济具备以新型业态激活发展动能、壮大新质生产力的独特价值, 能够加速科研成果的落地转化, 重塑产业发展的底层逻辑架构, 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来源。

面对数字时代的到来, 世界各国纷纷加快数字经济战略布局, 抢占5G、芯片、数据要素、先进制造等关键领域的发展制高点。数字经济成为提升经济发展能力、重塑世界经济格局的关键要素, 是国际竞争的核心领域。对此, 中国凭借超大规模市场和政策支持, 开展规模化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在数字应用、产业数字化转型等方面发展迅速, 更在数字贸易、移动支付等领域形成独特优势, 推动了“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的飞跃。

一方面, 发展数字经济是应对对华数字经济抑制战略的必然选择。长期以来,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多有防范。在数字主权争夺日益激烈的背景下, 西方国家更将中国视为重要竞争对手, 企图构建技术封锁、产业隔离、安全审查相协同的对华数字经济抑制战略, 组建“去中国化”的数字经济阵营。数字经济实力俨然成为衡量国家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指标。其中, 美国作为西方阵营的主导者, 率先将AI发展列入国家战略优先发展, 把数字领域竞争摆在突出位置, “将中国确定为AI领域的主要竞争对手”^[7], 并出台《2020年国家人工智能倡议法案》《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等, 试图以算力封锁抑制中国芯片制造。2024年, 美国众议院压倒性通过《反击中国无人机法案》, 以安全隐患为由限制中国无人机制造企业大疆创新(DJI) 的美国市场。数字技术的竞争, 本质上是国家综合实力和科技战略的博弈。因此, 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是我国突破外部抑制、破解对华数字博弈的有力抓手, 更是提升全球数字治理话语权、释放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优势的关键路径。另一方面, 发展数字经济是提升中国在世界经济领域话语权的关键抓手。作为前沿技术与先进产业的核心交汇点, 数字经济不仅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前沿阵地, 更是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增强国际话语权的战略支点。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和国家将发展数字经济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 国务院先后印发《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纲要》 《 “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等文件, 为国内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顶层设计, 更在全球数字治理规则博弈中亮明了兼顾效率、公平、安全、共享的中国立场。《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2024) 》显示, “截至2024年第一季度, 全球AI企业近3万家, 美国占全球的34%, 中国占全球的15% … …我国5G‘适度超前’部署, 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5G网络”^[8]。从AI企业“参与者”到“引领者”的角色转变, 是中国在世界数字经济领域话语权稳步提升的生动体现。中国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 不仅为全球数据资源安全共享、世界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了务实支撑, 也为全球数字经济规则体系建设带来多元视角, 为发展中国家的数字化建设提供了实践经验。

相较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片面强调经济发展的单轨串联式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是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多领域、全方位的现代化。数字经济与中国式现代化在价值追求、动力需求、发展进程等方面高度契合, 能够与社会各领域构建深度链接, 激发纵横交错的多元动能, 形成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合力。

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主体的伟大变革。在数字浪潮的推动下, 数字金融、智慧养老、远程医疗、在线教育、无人配送等新兴服务场景飞入了寻常百姓家, 并产生了一批富有时代特色和技术底色的新职业工种。不仅能激发劳动者的创新潜能和学习热情, 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优化人力资本供给, 也有助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个性化发展需求, 彰显中国式现代化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

一方面, 数字经济能够提升中国式现代化的劳动力素质。马克思认为, “唯一与对象化劳动相对立的是非对象化劳动, 活劳动。… …前者体现在使用价值中, 后者作为人的活动处于过程之中, 因而还只处于自行对象化的过程中; 前者是价值, 后者创造价值”^[9]。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 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数字时代, 现代化的人是推动现代化进程的核心要素和重要保障。虽然人机协作使部分基础性岗位被技术取代, 但也创造了算法工程师、数据标注师、AI人格训练师等新的职业需求, 并帮助劳动者从技术接受者、工具使用者转变为主动的数字内容生产者、数据价值创造者, 实现从重复性操作向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转型。技术革命与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深度融合, 使生产力诸要素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发生新的分化重组, 形成了能级跃升的新质生产力, 在根本上驱动人的知识技能、主体性价值以及社会关系的现代化发展。另一方面, 中国式现代化能够规制数字经济发展方向。数字经济的技术特性与资本属性相互交织, 天然存在逐利扩张的本质特征, 并伴生平台垄断、数据剥削、技术鸿沟等潜在风险, 可能加剧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对此, 规制数字经济的发展方向, 并非要抑制经济活力, 而是要校准经济发展坐标, “把科学从阶级统治的工具变为人民的力量”^[4]150。我国法律体系和政策规制一贯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 一定程度上能够为资本划定扩张边界, 引导数字经济在生产环节赋能实体经济升级、在分配环节探索数据要素收益共享机制、在消费环节保障弱势群体数字权益, 把数字普惠潜力转化为全民共享的发展红利。

科技创新是现代化发展的核心动力和战略支撑。数字经济依托“技术—经济”的叠加优势, 可以带动产业的存量升级和增量拓展, 优化资源配置与利益协调, 推动技术创新、要素重构、生产效能的协同变革, 不仅有助于驱动产业深度转型, 重塑社会发展格局, 也能够促进社会治理模式升级, 提升社会运行效能。

一方面, 科技创新驱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构。传统产业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重要载体。当前, 伴随人民生活品质的提高和消费观念升级, 传统产业因动能匮乏、协同乏力、供给单一, 逐渐难以契合现代生活方式智能化、定制化、多元化的服务诉求, 在产业协同进程中处于被动位置。数字经济基于大数据、大模型、大算力的要素优势, 将人工智能等数字通用技术与社会各行业融合互嵌, 带动了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的一体化发展, 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内生动力。在工业互联网平台、智能装备等前沿载体的助推下, 传统产业顺应市场需求从单一功能向多元场景深刻调整, 形成“研发—生产—应用—标准”的创新生态闭环, 突破过去因要素依赖和行业壁垒导致的效率困厄, 实现了产业体系的适数化、绿色化转型。不仅显著提升了资源利用率和生产效率, 也进一步优化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效果, 使产业链的上下游协同更加高效。另一方面, 科技创新促进社会治理模式现代化升级。社会治理现代化事关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与人际和谐,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构成要件和必然要求。新时代, 我国置身于“两个大局”交织激荡的时代浪潮, 发展既面临战略机遇, 也潜藏着风险挑战和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中持续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是保障数字经济健康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行稳致远的内在要求。对此, 数字经济能够以要素和技术赋能数据共享和协同治理, 依托融合市场监管、税务、社保等多源信息的数据平台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 逐步打破政府部门之间以及政府、市场、社会组织之间的协同壁垒, 主动感知、实时预警市场安全风险, 并驱动科学公共决策、优化政务体验、重构市场治理格局, 增强政府对市场的数字化监管能力, 为中国式现代化营造公平诚信、竞争有序、安全稳定的数字市场环境。

新时代新征程,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21的中心任务, 肯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在党和国家事业战略部署中的重要地位。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与民族复兴一体化发展, 是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探索积累的宝贵经验。数字经济具有高创新、强渗透和广覆盖的经济增长优势, 蕴含着创造人类美好生活的发展机遇。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 可以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相互贯通。

一方面, 数字劳动为释放人口红利提供了抓手支点。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性, 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面临的最大国情。数据资源作为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资料, 具有较高使用价值, 而人的活动是数据的主要来源。作为数字经济的主要劳动类型, 数字劳动岗位灵活、门槛下沉, 能够吸纳传统就业市场边缘的剩余人口, 延长劳动力的生命周期, 缓解人口老龄化衍生的劳动力供给压力。同时, 人口规模庞大意味着数字劳动可以产出规模化的中文数据资源。原始数据是进行算法迭代和模型训练的基础材料,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众的发展需要和思想动态, 能够为政府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加速推进中国的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进程, 进而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为民族复兴筑牢物质基础与制度保障, 让人口规模优势真正转化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另一方面, 数字技术为破解社会主要矛盾提供了实践载体。数字平台凭借高普惠、强覆盖的鲜明属性, 易于打破资源配置的地理空间限制, 加速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智能化生产系统, 可精准调控产能, 从根源直接减少生产要素消耗, 推动绿色生产和消费转型升级, 缓解地区之间、城乡之间、阶层之间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的发展不平衡现象。同时, 数字技术正深度融入民众日常生活场景。《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4》指出, “一年来,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速升级, 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日益凸显”^[10]。破解社会主要矛盾, 本质上是不断完善国家治理、提升发展效能、回应人民期盼的过程。合理使用数字技术, 能够更好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人民生活品质提升, 使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奠定良好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的共同事业, 也是一项充满风险挑战、需要付出艰辛努力的宏伟事业, 必须坚持全体人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11]。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虽已取得积极成效, 但部分关键技术依赖外部供给, 数字商用场景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因此, 正向释放数字技术蕴藏的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潜力, 是推动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一步。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推动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努力。“核心技术的独立自主和融合性创新是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支柱。”^[12]虽然, “经过长期努力, 我们在一些领域已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某些领域正由‘跟跑者’向‘并行者’、‘领跑者’转变”^[13], 但经济社会发展仍面临部分关键技术“卡脖子”的外部压力。因此, 要加大从研发到应用的链式投入, 强化数字经济的基础建设, 建强建优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一是以原始创新为根, 强化基础前沿探索。原始创新是数字技术发展的源头活水。要紧密对接数字政府、智能制造、智慧城市等国家战略需求, 在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核心工业软件、先进计算等关键领域加大长周期的稳定投入。充分发挥科研院所和高校的研发优势, 并鼓励龙头企业参与实验室、创新中心的联合共建, 使基础研究成果更贴合产业需求和现实场景、更针对“卡脖子”技术痛点, 实现基础研究成果向产品的加速转化。加强数学、物理等基础学科的新质人才培养, 营造追求真理、坚韧探索、不惧失败的创新文化环境, 将人口规模切实转化为人口优势和人力资源。二是以集成创新为桥, 优化重大应用场景建构。集成创新是将知识、技术、产品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基础纽带。要重点突破操作系统、数据库工业互联网平台、云计算平台、物联网平台、数字安全平台等基础共性技术, 完善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域的统一标准规范, 推动不同技术模块和数据集群的合规共享与融合应用。三是以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为梯, 推进高水平技术自主供给。围绕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薄弱环节和“卡脖子”情境, 有选择、有重点地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关键装备、核心零部件和管理经验。组织专门团队, 拆解、分析技术的设计原理、核心算法和材料特性, 提升本土技术人员对引进技术的理解和掌握能力。结合本土市场需求, 围绕技术中仍未掌握的核心环节开展高水平国际合作, 实现核心技术的优化升级和自主创新。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推动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确保资源配置的效率和公平。以工业互联网、5G、卫星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基础设施, 依托跨时空链接、数据赋能和精准匹配等特性, 推动了资源配置逻辑调整和协同发展格局的形成, 为数字经济的规模扩张、业态创新和效率提升提供了核心支撑。因此, 要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促进多类型基础设施的功能协调, 进一步丰富数字经济的商业场景。

一是推动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升级。支持数字技术赋能交通、能源、水利、通信等物理基础设施, 保障基建功能的通信与算力协同、数据与安全协同, 发展并延伸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感知力。促进新型和传统的基础设施从物理连接走向“功能协同”的深度融合, 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能量。例如, 实现电力系统数字化改造, 通过物联网监测输电线路状态, 结合AI算法优化电力分配。二是深度探索数字基建的场景化应用。建强数字化平台、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数字商业基础设施, 将其与具体的产业应用和商业场景结合。例如, 将物联网+ 区块链作用于农业生产, 创新智能调控灌溉、AI识别病虫害等智慧农业场景, 不仅有助于保障农产品产量增长和品质安全, 还能够以ID编码全程记录作物的种植数据, 解决农产品销售的溯源痛点, 进一步推动农业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三是完善数字基础设施的普惠性建设。在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中, 要充分考虑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资源配置差异, 以数据共享平台推动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提升偏远地区的数字承接能力, 确保数字红利惠及更多人群, 牵引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协同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推动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构建并扩大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的良性联动, 建设更加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文明, 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和谐底色。

一是统筹推进生态要素数据化与数据要素生态化。利用卫星遥感、传感器、无人机等数字应用, 将自然环境要素转化为可被量化监测、追踪调控的数据资产, 提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精细监测和动态预警能力, 推动生态保护、治理和价值转化。例如, “智慧长江”借助人工智能、数据挖掘等技术优势, 整合空气、噪声、水质、固废、排污等微观数据, 精准识别与智能调控生态问题, 实现了对长江流域及沿线地区的生态数字化管理。同时, 以数字化引领绿色智慧生产。通过整合、分析生态数据与产业数据, 引导企业调整优化生产流程、降低资源能耗、开发绿色数字产品, 拓展生态价值的应用场景, 构建与生态承载力相适配的友好型数字经济。二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传统标准体系升级转型。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需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标准的国际化构建, 主动将行业国际标准融入绿色产业发展, 积极参与数字化、绿色化国际技术标准制定过程。需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传统标准的立体化构建, 将生态环境、生态经济、生态政治、生态文化、生态社会纳入数字生态文明建设指标, 在强调经济总量的同时提高绿色产业比重, 推动数字生活与绿色生活融合共生, 以生态效应和价值逻辑引领“技术向善”, 全面释放数字经济在推动绿色发展方面的引擎效能, 引导数字经济产业健康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数字贸易是数字经济的重要构成, 其发展水平直接影响着数字经济的质量效能。推动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需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力度, 主动依托人工智能对接世界市场。

一是推动传统外贸数字化转型。统筹推进各类开放平台建设, 筑牢“一带一路”多边合作、自贸区(港)、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丝路电商合作先行区等重大开放平台的联动融通作用, 深化与全球伙伴在数字贸易领域的国际互动。打造智能化贸易合作平台, 推动国内外市场深度融合, 加强跨境政策沟通、规则对接和监管合作, 共同探索建立开放、包容、平衡、普惠的数字贸易规则体系, 为构建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国际营商环境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例如, 中国与白俄罗斯共建中白工业园, 园区内的高新技术企业联合研发、成果共享, 为中白两国在数字基础设施、智能通信技术、数字金融、新能源等领域的创新合作提供了便利平台。二是积极深化跨境电商合作。跨境电商合作是拉动数字经济增长的特殊引擎。主动构建贸易畅通、技术共研、规则协同的合作环境, 是扩大数字经济交往、联通世界市场的重要保障。要联合推动数字贸易标准互认, 允许符合标准的商品编码、订单数据等非敏感信息跨境传输, 降低企业数据分析处理成本。完善跨境数字支付网络和跨境物流智能枢纽, 多种货币的实时结算和货品库存的前置调配, 推动跨境电商、数字贸易等外贸新业态的发展升级。例如, 中国与新加坡开展全环节跨境贸易数字化实单试点, 实现了电子提单的跨系统操作。上海临港数据跨境中心, 用于提供合法安全的全流程数据跨境服务, 方便中国企业快速开展跨境合作。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数字技术是拉动物质财富增长、推动数字文化繁荣的时代引擎, 但潜藏的数据泄露、算法滥用、数字霸权等风险也可能威胁人民的财产安全和思想共识。因此, 推动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 要强化数字经济治理监管体系, 以良法善治对冲技术安全、经济安全风险。

一是健全数字安全制度体系。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等法律为底线, 补充并修订关于人工智能应用、数字经济活动的安全监管条款, 并配套关于行业准入、产权保护、数据隐私和内容审查的法规、制度以及标准规定, 明确数字经济领域市场主体行为准则。“建立商务部、外交部、科技部等多部门联席会议制度, 设立全方位的数据安全治理协调机构, 定期围绕数据安全的相关重大问题进行磋商”^[14], 夯实政府对数字经济市场秩序的引导干预能力。二是建立高效权威的数字风险处置机制。健全数字经济安全管理流程, 构建“预防—监测—响应—恢复—优化”的数字管理闭环, 利用智慧监管平台将安全风控深度嵌入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工业互联网和支付系统采用零信任架构, 对客户个人信息和核心交易数据作加密存储和脱敏传输, 对公开商业数据设置访问权限, 保障数字经济核心技术和关键环节安全; 设置风险阈值和敏感数据审计, 即时筛查数据泄露、网络攻击、供应链断链等风险行为, 并作分类分级应急处置, 防范数字风险对企业运营和经济安全造成影响。三是建强数字经济社会监管渠道。制定行业自律公约, 引导企业自觉遵守市场秩序, 减少数字市场主体违法违规行为。普及数字风险教育, 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安全意识。鼓励公众监督企业经营, 通过消费者协会等监管平台, 正确反映数字经济领域违法违规行为, 形成共治共护数字经济市场秩序的社会氛围, 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嵌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