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 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信息技术驱动下, 以数字经济、知识经济、平台经济与共享经济等新兴业态为标志的新经济形态在中国落地成型。^[1]新经济形态是指以信息技术革命为根本驱动力, 以知识和数据为核心生产要素, 以创新为主要增长引擎, 所形成的经济结构、运行模式和社会形态的总和。国务院发布的《 “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提出,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 ^[2], 这种新经济形态不仅重塑了我国经济增长格局, 也对作为社会生产力和工人阶级核心主体的产业工人产生了深层次的影响。从传统制造业工人到平台骑手、网络主播、数字内容创作者等新兴劳动群体, 中国产业工人的构成日益多元, 劳动形态、权益诉求与价值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

在此背景下, 讨论和研究作为新时代工人阶级范畴核心的产业工人问题仍不过时, 并具有特殊意义。首先, 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属性所决定的。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的第一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3] 《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开篇就指出: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4]2013年4月28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并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巩固工人阶级的领导阶级地位, 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主力军作用。”^[5]由此可见, 新经济形态下无论我国工人阶级状况如何发展变化, 始终没有超出历史唯物主义对工人阶级性质和地位的判断。从经济地位上看, 工人阶级是我国生产建设的主力军, 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从政治地位上看, 工人阶级是我国的领导力量, 是我们党执政的重要群众基础; 从价值取向上看, 工人阶级“以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奋斗目标”^[6], 与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至上理念相契合。其次, “产业工人”相较“工人阶级”概念更具现实实践性。“工人阶级”概念由于历史原因, 具有较强的政治属性, 随着时代条件的改变, “阶级话语”逐渐式微,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情势下, 取而代之的是更具实践性、更体现生产主体经济地位的“产业工人”或“职业”概念。^[7]

针对新经济形态下我国产业工人的发展动向与价值建构, 当前理论界亟待解答三大核心问题: 新经济形态如何挑战传统产业工人的内涵外延? 国内围绕产业工人概念与范畴形成哪些新认识? 在此基础上, 如何构建与新经济形态相适应的产业工人话语体系与全覆盖工会组织? 显然, 对以上问题的解答仍需从当前我国产业工人发展呈现的新变化出发。

新中国成立70多年以来, 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 我国产业工人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总体上工人队伍不断壮大, 其所从事的职业形式更加多元。从构成上看, 数量庞大的农民工、城市白领、服务业工人、网络主播等成为重要的新生力量, 新兴职业群体不断涌现, 且这些群体的文化素质和受教育水平大幅度提高。^[8]2024年, 全国就业人员中, 第二产业就业人员占29%, 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48.8%, 其中农民工总量突破2.99亿人, 比上年增长0.7%, 以网络主播、平台配送员为代表的新兴职业群体年均增速超20%。^[9]总体而言, 新经济形态下我国产业工人的发展变化具体体现在劳动智能化、结构复杂化、意识个体化、认同弥散化四个方面。

数字经济形态正深刻改变着中国产业工人的劳动形态, 在生产协作网络化、产品服务个性化、市场响应精准化等新特点的驱动下, 智能化与虚拟化成为显著趋势。中国是制造业大国, 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推动了工业生产流程的自动化和智能化升级, 彻底改变了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 重塑了劳动过程。

从劳动时空限制来看, 数字劳动呈现出与传统工业劳动截然不同的特征。在时间维度上, 传统的固定工作时长及上下班时间模式被打破, 以短时间为单位的弹性化工作模式出现。以外卖骑手为例, 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 自由选择接单时段, 工作时间不再受传统工时制度的严格限制。在空间维度上, 数字劳动者具有“不在场”特点。例如程序员、设计师、网络主播等职业, 通过互联网和数字技术, 可在任何有网络的地方开展工作, 工作场所不再局限于特定场域。

从劳动技能提升来看, 数字经济形态对劳动者的技能需求呈现出动态化、知识化特征。传统工业劳动技能多基于身体实践和肌肉记忆, 而数字技能的形成需要劳动者掌握丰富的数字知识。并且, 数字劳动技能的衰退速度明显高于工业劳动, 相关机构评估显示, 专业技能的半衰期从过去的10~15年缩短到5年左右, 未来30%左右的数字技能会在3年内过时失效。^[10]这就要求新型产业工人不断更新和提升自己的劳动技能, 以适应新经济形态下劳动的智能化与虚拟化趋势。

伴随着“工人”概念内涵的模糊或扩大, 以及新经济形态催生的生产关系、分工形式和就业形态的多样化, 产业工人队伍内部形成多元谱系。由互联网、数字平台创造的大量新就业群体也被纳入工人队伍, 就业的数字化转移导致工人队伍中传统制造业的工人占比持续下降。2022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显示, 我国新增职业已达158个, 其中首次标注97个数字职业。^[11]随着平台经济的飞速发展, 自2015到2018年, 我国共享平台参与服务者数量从4500多万人增长到约7500万人, 年均增速高达18.6%。^[12]到2019年, 我国共享经济领域提供服务者约有7800万人, 同比增长4%, 平台员工数量为623万人, 同比增长4.2%。^[13]

从不同所有制成分来看, 工人队伍中既有在国有企业工作的职工, 也有在私营企业、“三资”企业以及各种复杂关系的股份制企业工作的职工。从主要的生产要素投入类型来看, 工人队伍中既有在劳动密集型企业工作的职工, 也有在知识、技术、资本密集型企业工作的职工。从用工方式和劳动关系来看, 工人队伍中既有与用人单位签订正式劳动合同(或确定正式劳动关系) 的正式职工, 也有非正式工作的职工, 诸如临时工、派遣工、灵活就业工人、兼职人员等。其中灵活就业人员突破2亿人, 占就业总人口的26.1%。^[8]从城乡户籍来看, 工人队伍中既有农村户籍的农民工, 也有城镇户籍的城市蓝领、白领。这种多元结构使产业工人从单一产业群体演变为包含传统产业工人、服务业劳动者、技术工人、知识型劳动者、平台零工、公共部门职工、小微创业者、新文化生产者以及乡村复合劳动者等九类群体的复合群体。

阶级意识是阶级成员对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的自觉, 是阶级成员对其身份的认同感, 并且有着为谋求共同利益而采取集体行动的意向。^[6]随着社会分工细化, 产业工人内部群体之间的劳动形态各异, 有的从事复杂脑力劳动或创造性劳动, 有的从事体力劳动或简单重复性劳动, 有的从事与互联网有关的新兴劳动, 比如网络直播、网上代购、短视频制作、慕课、网约车、网约配送等。此外, 随着工人的职业分化, 产业工人内部群体间的收入水平差距也在不断扩大, 由此导致统一的阶级意识难以形成或阶级意识个体化。

工人队伍内部不同地区差距、行业差距、单位之间的差距都非常显著, 甚至地区、行业和单位内部的差距也非常明显, 不同类型工人的社会地位也有差异, 导致多元利益方的统一阶级意识出现流变。从就业行业来看, 信息传输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等行业年均工资较高, 而农林牧渔、住宿和餐饮等行业年均工资较低。2024年行业工资数据显示, 信息传输业年均工资(18.7万元) 是住宿餐饮业(5.3万元) 的3.53倍。从就业岗位来看, 从事专业技术和管理工作的白领群体, 从事知识生产和科技研发的脑力劳动者, 收入显著高于从事简单劳动和体力劳动的蓝领群体。同年数据显示, 同一企业内部从事中层及以上管理岗位职工年均工资最高, 而从事社会生产服务或生活服务岗位职工年均工资最低, 岗位年均工资最高与最低之比达2.6。^[14]

总体而言, 产业工人的阶级意识受不同工人群体基于自身经验的阶级心理要素影响, 表现为对自身地位的不同感受, 因而难以形成集体的身份认同。具体而言, 同为产业工人构成部分, 城市户籍白领与非城市户籍蓝领工人在工作形式、内容和环境上相异, 难以形成基于日常经验的统一阶级心理; 所谓“中产阶级”群体与低收入群体面临截然不同的生存境遇和现实地位, 并且在同一就业场域往往存在上下级从属关系, 自然也难以站在统一阵营去共同对抗资本剥削; 掌握智能技术、数字技术的新兴就业群体与传统实业从业者之间存在不可回避的信息鸿沟、数字鸿沟等障碍, 难以实现畅通的交流互动或身份转换, 也导致各自阶级意识的差异。

全球化与技术革命使产业工人所属的工人阶级身份认同面临双重挑战。一方面, 西方“中产阶级”话语渗透使中国统一的工人阶级身份认同遭到侵袭和弱化。上世纪末以来, 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谷,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共产党等左翼政党纷纷放弃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话语权, 转而投向以美国为代表的中产阶级话语体系, “告别工人阶级”也一度成为西方左翼思想发展的共同走向。^[15]231-232受这一国际思潮影响, 再叠加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等虚拟经济形式成为市场经济发展主流趋势的影响, 以及受某种“后工业社会”降临论调的影响, 部分城市白领自我定位为“中产”而非工人阶级。另一方面, 数字鸿沟导致不同产业工人之间代际认同断裂。Z世代平台劳动者中, 近一半认为“阶级标签已过时”。更深刻的矛盾在于掌握智能技术的“数字精英”与传统产业工人之间形成信息壁垒。某互联网企业调研显示, 技术岗位与生产岗位的沟通频率每周不足2次, 这种隔阂加剧了认同分化。值得注意的是, “00后”劳动者中, 超过一半的人通过职业身份(如“程序员”“骑手”) 而非阶级属性进行自我定位, 这标志着身份认同逻辑的根本转变。

概言之, 新经济形态下工人队伍内部劳动形态差异与经济地位差异催生多元价值取向。例如, 知识型劳动者更关注职业发展与创新权益, 平台零工侧重社会保障与劳动者权益, 传统产业工人则重视就业稳定。中国社会科学院2023年调查显示, 仅31.6%的新兴职业群体认同“工人阶级”身份, 62.7%更倾向“新社会群体”标签, 反映出身份认同的弥散化趋势。

新职业群体的出现为产业工人队伍注入了活力, 但同时给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理论带来了解释力挑战。学术界和舆论界对我国工人阶级与产业工人就其概念内涵与外延是否该扩大、政治属性与经济地位的融合统一、阶级话语的时代转向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最终形成有关我国工人阶级的四种新认知。

工人阶级的内涵是一定历史时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的反映, 它也会随着技术条件、社会分工的变化而变化。在《共产党宣言》中,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划分为相互对立的两个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此, 恩格斯解释道: “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 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16]由此可见,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初语境里, 工人阶级与无产阶级是同义语, 工人阶级具有两个显著的特征: 一是“无产”, 即不占有生产资料, 因而不得不靠出卖自身劳动力获得工资; 二是具有反抗雇佣劳动制度的阶级意识, 即在认清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剥削本质后, 逐渐确立起自己在工业生产和社会进步中的历史主体意识, 并逐步展开对资本主义制度有组织的斗争和反抗。由此可见, 传统的工人阶级概念与大工业生产这种生产方式相关联, 强调物质形态的工人与生产资料相分离, 只能靠出卖劳动力获取一定收入。在雇佣关系背后的资产阶级剥削作用下, 工人无法摆脱悖论性贫困的命运, 也由此激发工人统一的阶级意识, 要结成工人联盟用革命方式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因此, 工人阶级向来被认为具有“最彻底的革命性”。

当前, 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念指引下, 科技革命带来经济形态的迅速更迭, 掌握科学技术的往往是知识分子, 以及由数字经济衍生出的数字劳动者。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数字劳动者毋庸置疑属于工人阶级概念范畴, 是新型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劳动者群体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同时具备生产资料占有与非典型雇佣双重特征: 一方面, 他们不从事传统的工业生产。在数字经济形态下工作的“数字蓝领”掌握知识、数据、算法等新型生产要素, 他们在从事数字劳动的过程中既要使用数据, 也在生产新的数据, 这个占有和生产数据的过程往往被隐藏在他们工作的“主业”后面, 不易被察觉。因此, 他们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无产”。另一方面, 他们也不一定受制于固定的雇佣性劳动关系。在数字经济形态下, 以互联网平台为依托的新零工经济吸纳了大规模的就业人群, 他们不再长期受雇于某一固定的经济组织或机构, 而是利用闲置资源在碎片化时间和非固定场所中提供某种服务。^[17]

《中国数字经济人才发展报告(2024) 》显示, 截至2023年底, 我国数字经济从业者已达3.1亿人, 其中相当一部分平台劳动者拥有自主设备(如网约车、直播设备)。这种“半无产化”特征使传统工人阶级内涵面临技术重构, 使得这些新兴就业群体是否属于工人阶级的范畴变得相对模糊。某外卖平台调研显示, 75%的配送员认为自己“既是劳动者又是经营者”, 折射出数字劳动对阶级属性的重构效应。基于数字劳动群体中的“有产” “半无产化”与非固定雇佣关系等特征, 传统的工人阶级概念内涵在实践中被迁移和丰富。

马克思工人阶级的内涵是对其质的规定, 而外延则是其量的界限。从本质上看, 工人阶级不是一种职业分类, 而是一个“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概念”。因此, 工人阶级应被视为一个“总体工人”的广义概念, 既包括体力劳动者和生产性工人, 又包括脑力劳动者和非生产性工人。^[6]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 “随着劳动过程的协作性质本身的发展, 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为了从事生产劳动, 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 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 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18]这种对马克思工人阶级概念的延展恰好适配于对新经济形态下我国产业工人的分析。

由于数字技术的发展, 工人所从事劳动的方式发生了变化, 我国产业工人的队伍还在不断壮大, 因而有人提出应适时扩大产业工人概念的外延。这种认知的核心观点认为要突破传统工业生产边界, 顺应数字时代出现新从业者的趋势, 将数字劳动者纳入产业工人范畴。其核心论据在于数字劳动本质上仍是剩余价值创造过程, 平台劳动者虽拥有设备但不掌握核心数据产权, 符合“相对无产”特征。据全国总工会和某外卖平台企业对平台劳动者的调查显示, 超90%人群依托平台获取主要收入, 其中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群体收入完全依赖平台派单, 与马克思定义的“劳动力出卖者”高度吻合。政策层面, 2021年全国总工会已将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等11类群体纳入工会覆盖范围, 从实践层面支持了对产业工人外延的拓展。

在新经济形态下, 出现了就业形态多元化、分配关系复杂化、用工形式多样化等特征, 以知识分子为主的新兴就业群体、非公经济从业者和与互联网相关联的“新型零工”等群体数量庞大。只有将他们都统一纳入工人阶级中产业工人的范畴, 使工人阶级的内涵和外延适应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 才能更好团结广大劳动人群, 激发大家的生产积极性。

虽然工人阶级概念本身是一个经济概念, 与一定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相对应, 但是在经济新形态作用下, 传统的经济性的工人阶级概念面临泛化、虚化的挑战。在此背景下, 有人指出不如从执政党、政治代表性和社会符号象征性的角度去转化对工人阶级的认知。工人阶级政治化论强调工人阶级的政治属性优先于经济属性。在政治属性上, 工人阶级被定义为“先进生产力代表与政权领导力量”, 而非单纯的经济群体。其历史依据在于我国宪法赋予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 本质上是政治授权而非由经济地位决定。因此, 有人认为讲工人阶级要从执政党的角度出发, 要把工人阶级视为一个政治概念, 要凸显其领导阶级和先进生产力代表的政治含义。不能仅从其产业特征(如“大工业”)、收入阶层、从事的业态(如“蓝领工人”) 来划分, 而是注重其“社会特征” (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及历史使命(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主体), 要从巩固政权的出发点来扩大工人阶级队伍。因此, 坚持“人民至上”的科学信仰, 就必须巩固以工人阶级为内核的人民主体地位。^[15]6

总之, 从目前中国的发展阶段来看, 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代表着工业社会先进生产力这一政治属性并没有改变, 并且随着新经济形态下生产力的进步和社会阶级阶层的演变, 工人阶级内部智力型、专业型、技术型工人的比例大幅增加, 工人阶级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性更加突出。^[19]从这一角度出发, 以统一的社会符号表征工人阶级更有利于团结广大工人队伍, 激发工人队伍活力。

由于当前我国既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环境, 也面临国内工作重心转向现代化建设的现实, 强调阶级、阶级斗争、阶级矛盾以及工人阶级概念, 似乎是过时的观念, 甚至被一些人认为有挑起工人运动或意识形态斗争之虞, 因此许多人对现实的阶级问题讳莫如深, 相应地开始兴起工人阶级淡化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导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 (Chinese Social Survey, 简称CSS)2023年调查数据显示, 61.2%的受访者表示“对工人阶级范畴存在认知模糊或偏差”, 反映出阶级话语的革命色彩与现代化建设语境不相适应, 可能引发社会对立。持该观点的主要是社会学领域的研究者和“阶级消亡论”的推崇者。该观点认为既然现有的工人阶级概念不能很好地统摄新经济形态下衍生的各类新兴就业群体, 在整体上不易形成具有一致性的阶级意识, 而工人阶级传统的“革命”色彩还不利于团结大众, 那么可以考虑用“阶层”“群体”替代“阶级”概念, 主张用“劳动群体”替代“工人阶级”概念, 淡化“阶级”本身的斗争性、革命性色彩, 更符合新经济形态的发展现状, 也更有益于团结大众。

在实践层面, 部分地方政府已采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概念进行治理创新, 如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自2000年以来发布一系列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政策文件, 未使用“工人阶级”表述。出于对社会结构进行层次分析的便利性和实用性考量, 用“阶层”或“群体”分析来替代“阶级”话语有其合理性, 但该观点遭到部分马克思主义学者批评, 认为其忽视了阶级分析的本质性价值。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 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工人阶级理论, 是新时代发展和壮大工人阶级的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2015年4月29日, 习近平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中旗帜鲜明地指出: “不论时代怎样变迁, 不论社会怎样变化, 我们党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根本方针都不能忘记、不能淡化, 我国工人阶级地位和作用都不容动摇、不容忽视。”^[20]因此, 那种“无视我国工人阶级成长进步的观点, 那种无视我国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的观点, 那种以为科技进步条件下工人阶级越来越无足轻重的观点, 都是错误的、有害的”^[21]。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 习近平总书记在政协联组会上指出: “疫情突如其来, ‘新就业形态’也是突如其来。对此, 我们要顺势而为, 让其顺其自然、脱颖而出。”^[22]

在传统产业工人数量下降、新兴就业群体扩大的现实背景下, 我们仍然要坚守工人阶级先锋队这一基本立场, 遵循目标导向、顶层设计、节奏把握的三维指导原则, 建构出新时代与新经济形态相适应的工人阶级话语与价值体系。

建构与新经济形态相适应的工人阶级价值体系需坚守三大核心目标: 在历史维度上, 承认工人阶级的阶级性和动态发展性。工人阶级是一定生产方式的产物, 其内涵不是僵化不变的,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已指出阶级形态随生产方式变革的规律。在价值维度上, 凸显工人阶级的进步性和整体性。当前我国工人阶级中专业技术人员占比达35.7%, 高技能人才突破6000万, 比2012年增长58%, 充分证明其先进生产力代表属性。^[23]在实践维度上, 激发新型产业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2024年全国劳模评选中,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占有一定比例, 彰显了扩大产业工人范畴对激励劳动积极性的作用。^[24]这三大目标共同构成工人阶级理论创新的坐标系, 要求在坚持工人阶级领导地位的前提下, 实现从“工业无产阶级”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者”的概念升级。

在以上三维目标中, 最核心的目标在于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 确保在政权稳定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工人阶级的积极作用。总的来说, 工人阶级有重大的历史使命, 要有执政意识。必须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 巩固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25]对工人阶级的内涵和产业工人的外延要适度扩大, 但不是无限制的扩大, 不能游离于我国的政治基础和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之外。

在统一目标指引下, 建构与新经济形态相适应的工人阶级话语与价值体系要强化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 注重社会层面的工作统筹。首先, 各部门要形成工作合力, 依托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 加快建设一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的高素质产业工人大军。^[25]其次, 官方要及时捕捉社会各界对工人阶级与产业工人概念的认知和反应,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通过研究对社会舆论有所回应, 并向大众做好必要的“科普”与“宣导”、纠偏和传播工作, 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的主流认知和正确意识形态的形塑中做好价值引领工作。

在实践层面, 需建立以法律保障、组织覆盖、权益维护为支撑的工作体系。立法方面, 2024年,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印发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休息和劳动报酬权益保障指引》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规则公示指引》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维护服务指南》等系列指引指南, 引导企业进一步依法合规用工, 更好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 引导劳动者依法合理维权, 进一步畅通劳动者权益维护渠道。组织建设上, 以中央社会工作部、中华全国总工会为代表的党政机关要重视对工人群体的政治吸纳, 做好各级组织覆盖, 强化思想引领, 重视思想发挥。目前, 全国总工会推行的《深入推进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会工作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年) 》实施后, 全国工会组织已覆盖65%的平台劳动者, 建立区域性工会联合会2000多个。权益保障方面, 用法律规范企业主和工人的关系, 依法保护工人群体尤其是新型数字劳工的合法权益, 防止形成劳资对立。这些制度创新既坚持了作为工人阶级核心主体的产业工人的政治属性, 又适应了新就业形态的现实需求, 为新经济形态下的产业工人话语体系建构提供实践支撑。

对工人阶级与产业工人概念的阐释和定位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 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统治的阶级基础的执政合法性、代表性问题, 也是一个关系到工人力量发挥, 激发社会生产活力, 促进经济转型发展的现实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既不能超越现实发展阶段, 脱离工人实际和现实诉求, 以免“不得人心”; 也不能滞后于现实发展需求, 忽视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适配性问题, 造成话语解释力不足。

产业工人价值建构的关键在于创建兼具马克思主义理论特质与中国实践特色的“技术政治”复合话语体系。在理论维度, 需融合马克思主义经典阶级理论与数字劳动研究, 既承认数据要素的双重属性, 又坚持劳动过程理论的分析框架; 在实践维度, 应提炼中国特色概念, 如“新时代产业工人”“数字蓝领”等, 既体现时代特征, 又保持理论连贯性; 在传播维度, 需创新话语表达方式, 通过“劳动创造幸福”、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性叙事, 将阶级话语转化为大众认同的奋斗话语, 实现政治话语与社会话语的有机统一。

在新经济形态作用下, 我国的产业结构、职业结构与就业形式发生变化, 其中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蓝领工人逐渐减少, 而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白领工人逐渐增多, 这意味着我国工人队伍的状况(内部结构、劳动形态、利益诉求等方面) 发生了深刻变革。这种结构性变革使传统的“不占有生产资料, 依靠工资收入的雇佣劳动者”^[26]这个工人阶级定义面临解释力危机——数字劳动者掌握数据生产资料、“零工经济”突破固定雇佣关系、知识型劳动重构工人阶级中的产业工人边界等新现象, 倒逼学界重新审视以产业工人为核心的工人阶级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并建构起与新经济形态相适应的工人阶级话语体系与价值体系。

新经济形态下的工人阶级话语与价值体系建构, 既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继承发展, 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激发劳动群众创造性的现实需求。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产业工人, 到改革开放后的农民工群体, 再到数字经济时代的平台劳动者, 产业工人的外延始终随历史进程动态调整。新经济形态下工人阶级价值建构的核心, 在于把握技术革命与制度优势的结合点, 在坚持工人阶级领导地位的前提下, 构建包容数字劳动、知识劳动等新劳动形态的理论体系与社会意识形态, 保障数字劳工、零工经济从业者等新型产业工人的合法权益。这一过程不仅需要学术理论的守正创新, 更需要政策实践的协同推进, 最终形成理论指导实践、实践丰富理论的良性互动,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凝聚起最广泛的劳动主体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