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结构的重要内容, 其能否深入民众日常生活并达到“潜移默化, 润物无声”的效果, 关乎政党的前途命运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执政党, 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意识形态理应跃迁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 但主流意识形态不会自发走向人民群众和日常生活领域, 需要借助一定外力来完成其生活化建构。中国共产党主动担当、积极作为, 采取净化思想环境、加强宣传教育、延展叙事方式、塑造党员模范等措施推动党的意识形态走近、融入、引领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 使党的意识形态在上升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过程中内化为人民群众“日用心不觉”的价值追求和行为准则。学界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推动主流意识形态生活化的相关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 但已有研究成果多聚焦于流行语、服装、新年画、戏曲、土地改革等具体视角, 分析视角较为单一。
一、净化思想环境以营造意识形态生活化氛围
意识形态作为社会存在的客观反映, 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总是落后于社会存在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初期,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资产阶级思想等旧意识形态“残迹”在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中仍然具有较大影响。因此, 中国共产党大刀阔斧肃清帝国主义思想残余、荡涤封建主义污泥浊水、批判资产阶级错误思想, 有效净化了我国意识形态环境, 为推动主流意识形态生活化营造了良好氛围。
1 肃清帝国主义思想残余
新中国成立初期, 帝国主义虽然已经被驱逐出去, 但帝国主义思想文化的消极影响仍然存在, 它还继续侵蚀着部分尚未觉醒的中国人, 阻碍了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在人们头脑中的“生根发芽”。对此, 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揭露和批判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的讨论, 暂停和接管帝国主义在中国境内的新闻媒体和报刊机构, 规范和处理中国境内接受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救济津贴的机构和组织, 逐步肃清了帝国主义的思想残余, 结束了帝国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蔓延。
第一, 掀起揭露和批判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的讨论。1949年8月5日, 在新中国即将成立之际, 美国国务院发布《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 这是一部美国试图开脱其侵华政策失败之责的辩护书。中国共产党抓住“白皮书”这一反面教材, 揭露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侵略本质, 进一步阐明了中国革命发生和胜利的原因。1949年8月12日, 新华社发表社论《无可奈何的供状——评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的白皮书》, 毫不掩饰地揭露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 将白皮书称为“一部颠倒黑白的杰作”[1]。毛泽东立足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 坚持以唯物史观揭批白皮书的唯心史观, 针对“白皮书”连续撰写了《丢掉幻想, 准备斗争》《别了, 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 《 “友谊”, 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五篇文章, 对其帝国主义行径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与批判。毛泽东指出, 帝国主义者的逻辑就是“捣乱, 失败, 再捣乱, 再失败, 直至灭亡”[2]1486, 中国革命发生的原因“不是什么西方思想的输入引起了‘骚动和不安’, 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引起了反抗。”[2]1513以毛泽东“五评”白皮书为先导, 中国社会各界掀起了对美国“白皮书”的谈论, 这帮助中国人民逐渐认清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 并使中国人民在讨论过程中经受了一次意识形态斗争的实际锻炼。
第二, 暂停和接管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新闻媒体和报刊机构。新闻媒体和报刊历来是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输出意识形态的主要工具。鸦片战争之后, 西方列强纷纷在中国创设报刊和出版机构, 占据中国新闻舆论阵地, 大肆鼓吹帝国主义思想观念, 企图从精神上奴役中国人民。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曾说, “只要掌握了中国出版的主要报刊, ‘我们就控制了这个国家的头和脊梁骨’ ”[3]。新中国成立之后, 中国共产党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统一领导, 建立全国统一的新闻出版机构, 对于帝国主义“在中国办的报纸、通讯社等, 分步骤地明令停刊或取消”[4]261, 并且设法严禁“帝国主义及蒋匪”[5]131由海外运入的反动书报。1950年6月7日, 中央宣传部发布《关于制止帝国主义国家反动宣传品入口暂行处理原则的指示》, 要求通知“美国反动报刊在华原有代理发行所者”[5]90停止发行, 加强了对帝国主义国家宣传品入口的管理。通过清除新闻出版和报刊机构中的帝国主义势力, 中国共产党成功占领了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舆论宣传阵地。
第三, 规范和处理中国境内接受帝国主义国家救济津贴的机构和组织。长期以来, 帝国主义国家除了对我国进行政治、经济、军事侵略外, 尤其注重文化侵略。新中国成立初期, 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帝国主义企图利用文化教育救济机关与宗教团体对我国“暗中进行其反动的宣传和活动”[6]446。中国共产党为完全肃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文化侵略影响, 要求“有关外国人在中国所办学校的一切行动, 中学以上均须呈报中央批准后始得实行”[5]25, 号召“中国天主教徒爱祖国, 割断教会被帝国主义利用的关系”[5]187, 引导各地采取适当步骤利用基督教中的进步势力打击其中的反动力量, 并且协助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宗教团体、医疗机关实行完全自办, 或由政府接办, 或改为国家事业。同时, 中国共产党还发动上述机构内的中国工作人员揭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本质, 以摆脱帝国主义的消极影响。通过上述措施, 党和国家结束了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文化侵略, 肃清了帝国主义在中国残留的奴化思想。
2 荡涤封建主义污泥浊水
新中国成立之后, 中国封建主义思想所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已经瓦解, 但在中国大地历经两千多年的封建主义思想并没有因为革命的胜利而在思想领域消退, 它在人们心中依然占据着重要位置。毛泽东指出:“旧的意识形态可顽固了。旧东西撵不走, 不肯让位, 死也不肯, 就要用赶的办法。”[7]为此, 中国共产党坚决破除封建迷信活动、颁布新的婚姻法、铲除旧社会留下的社会痼疾, 逐渐清除了封建主义思想的污泥浊水, 为推动主流意识形态向民众日常生活领域延伸营造了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
第一, 破除封建迷信活动。新中国成立初期, 人们的鬼神迷信思想相当严重, 许多人往往“不信科学信鬼神”, 这对引导人们破除迷信, 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是极为不利的。为此, 党和国家禁止巫婆、神汉、风水、算命等封建迷信活动, 取缔“会道门”等封建迷信组织, 改造留存的封建迷信活动, 去除舞龙舞狮、戏曲表演等活动中的封建迷信成分, 丰富了人们的日常活动, 激发了人民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
第三, 铲除娼、赌、毒等旧社会陋习。新中国成立之初, 党和国家积极帮助人们摆脱封建的、落后的、愚昧的生活方式, 主动在全社会建构起积极健康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 党和国家按照管制妓院、限制发展, 封闭妓院、改造妓女, 净化环境, 收容暗娼[8]的基本思路,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禁娼运动, 封闭妓院, 集中收容和改造妓女, 将昔日的娼妓改造为新社会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其二, 1950年, 政务院发布《政务院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 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宣传禁烟禁毒, 禁止在全国各地种烟、贩运制造及售卖烟土, 收缴民间散存烟土, 取得了清除鸦片烟毒工作的巨大成功。其三, 党和国家对赌博行为严查、严打, 封闭全国范围内所有公开赌场, 没收赌具, 销毁赌博机器, 发动群众检举揭发赌博案件, 并且还修建公共娱乐场所以取代赌博活动, 基本清除了赌博这一恶习。
3 批判资产阶级错误思想
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9], 是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思想理论体系。但新中国成立初期, 国内仍然存在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矛盾的资产阶级思想。因此, 党和国家针对资产阶级思想开展批判活动, 有效遏制了其在新中国的发展, 在全社会树立起社会主义的新文艺、新思想、新世界观。
新中国成立初期, 中国共产党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主要集中在文学艺术界, 批判的重点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1951年10月, 党和国家以《武训传》为批判对象, 初步批判了知识分子群体中存在的资产阶级错误思想, 帮助全党全国人民学会了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思考问题。但由于我国仍处于资本主义国家包围之中, 国内尚未完成社会主义改造, “小资产阶级还像汪洋大海一样地存在”[10], 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还具有深刻影响。1954年10月, 党和国家以《红楼梦》研究批判为契机, 展开了对思想文化领域存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源于俞平伯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文章《红楼梦简论》。随后, 李希凡、蓝翎二位文学青年在《文史哲》和《光明日报》发表文章, 批判俞平伯所著文章《红楼梦简论》中的非马克思主义观点。这一学术争论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毛泽东认为, 李希凡、蓝翎批判俞平伯的文章, 提出的不单单是学术问题, 而且是思想领域内“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还是资产阶级观点来指导社会科学研究”[11]1254的大问题。毛泽东高度重视这一问题, 认为不支持和不积极支持对以俞平伯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心史观批评的有关负责人是“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 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12], 将批判活动从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上升到对整个思想文化领域中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批判的高度。随着批判的深入, 凡是过去受胡适学派影响较深的领域, 都开始举办各类批判活动, 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股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浪潮。新中国成立初期党针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运动, 虽然出现了偏激和过火的现象, 但在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中广泛宣传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有效清除了文化思想领域尚存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
二、加强宣传教育以拓宽意识形态生活化界域
宣传教育是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建构主流价值观念的重要方式, 不仅可以使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作为“事实”进驻到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价值理念、道德信念之中, 而且可以扩大主流意识形态的辐射面、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新中国成立初期, 中国共产党通过编译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开展马列主义宣传活动、组建马列主义宣传网络, 使主流意识形态逐步渗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 成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指导思想。
1 编译马列主义经典著作
新中国成立初期, “中国有80% 以上的人口是文盲, 农村文盲率更是高达95% 以上”[13], 普通民众对马克思主义知之甚少, 甚至一无所知, 加之国内缺乏学习马列主义的文本基础, 这无疑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走向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一道鸿沟。为此, 中国共产党着力加强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编译机构和编译团队的建设, 不断提高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发行数量与质量, 为人民群众学习主流意识形态创造了现实条件和文本基础。
一方面, 在组织规模上, 成立专门编译机构。1950年5月, “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4]252, 专门负责编辑《毛泽东选集》。1950年底, 党以“原属新华书店总店的出版部门为基础成立《人民出版社》”[5]129, 专门负责出版与传播马列主义经典著作。1953年1月29日, 中央“将中央俄文编译局与中央宣传部斯大林全集翻译室合并”[14], 以此为基础成立专门负责编译马恩列斯著作的机构——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 开启了专业化编译出版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新阶段。从1949年到1956年的7年间, 我国正式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卷, 《列宁全集》三卷, 《列宁文集》 (两卷集), 《列宁文选》(共七册), 《斯大林全集》十三卷, 《毛泽东选集》三卷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系列单行本。此外, 党报党刊、期刊杂志也发表了诸多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文章和书信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规模化译介与出版, 为人民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文本依据、创造了有利条件, 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全党和全国范围内的宣传普及, 使人民群众在提升自身思想文化水平的过程中加深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知与了解。
另一方面, 在组织成效上, 成立专门的编译团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博大精深, 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 需要各领域、各专业的学者集思广益、群策群力, 使用集体的方法, 才能实现人民群众尽可能了解著作本真意蕴的夙愿。恩格斯曾指出, 翻译马克思的著作, “仅仅通晓书面德语是不够的”, “要理解他的著作, 必须真正精通德语——口头语和书面语, 另外还要知道一些德国人的生活”[15]。1954年1月, 党中央发布的《关于改进人民出版社工作状况的报告》要求: “人民出版社应当积极地改进并加强它和全国著作家和翻译工作者的关系”, 同时“应在各个编辑室的周围, 依据不同的专业, 逐步团结一批社外专家, 作为审稿的依靠”[5]750。在党的指导下,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工作形成了集体编译、团队协作的工作机制, 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辑出版塑造了专业化队伍。
2 开展马列主义学习运动
新中国成立初期, 马列主义的宣传情况较之前发生了根本变化, 即中国共产党赢得了革命胜利, 成为了全国范围内的执政党。在这一有利条件下, “不仅没有人禁止我们宣传马列主义了”, 如果宣传的好, “还会受到大家的赞扬”[16]262。为此, 党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宣传马列主义, 广泛展开思想改造运动。
一方面, 有系统有组织地开展马列主义学习运动。一是加强马列主义师资力量的培育。新中国成立初期, 党要求各高等学校中的政治课教员“应挑选比较适当的人担任, 并经常注意给以指导和帮助”[5]288, 着力培养高等、中等学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师资。具体而言, 则是按照中央教育部统筹策划, 地方各高校、各行政区积极选拔、适当开班的模式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师资培育。二是加强党内外各界人士的马列主义学习力度。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将向人民群众宣传马列主义作为自身的一项最基本的经常的任务, 自身既要“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知识, 学习毛泽东著作和其他一些知识”[5]119, 又要带领青年团员、自愿参与党领导学习的党外人士系统化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上述举措之下,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力得到扩大, 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热潮。
另一方面, 广泛开展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新中国成立初期, 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 大多在过去接受的是旧式教育和西式教育, 对社会主义制度不够了解,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够知悉, 甚至存在着歌颂封建主义、崇拜帝国主义的现象。如若不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 党的意识形态就无法真正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 更无法在潜移默化中渗入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为此, 党和国家积极开展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1950年, 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 要“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 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6]221。自此以后, 从北京到全国, 从高校到各界知识分子中广泛掀起了一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全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于1952年秋结束时, 在全社会产生了积极的成果, “全国高校教职员的百分之九十一, 大学生的百分之八十, 中学教师的百分之七十五”[11]1068都参加了学习。这场思想改造运动使广大知识分子转变了立场, 克服了旧思想, 认可和接受了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新思想, 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3 组建马列主义宣传网络
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认识到, “由于党的组织力量的发展, 党的宣传工作展开了广大的领域”[17]166。新中国成立以后, 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组织优势, 在全党范围内迅速建立起覆盖全国又极具渗透性的宣传动员网络, 有效拓宽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范围。
1951年1月1日, 中共中央在总结各地宣传经验基础上, 做出《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的决定》 (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深刻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政策主张无法及时向人民群众传递的原因, 即“各级党的组织往往把它当做一部分人的和临时性的工作, 而没有建立必要的制度”[18]1。对此, 《决定》明确强调, 要“有系统地建立对人民群众的经常性的宣传网”[18]2。首先, 在党的每个支部设立宣传员。宣传员是党和人民群众的重要桥梁, 负责向人民群众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宣传员群体应有必要的政治觉悟和宣传能力, 并经常性地以通俗化的方式向人民群众宣传解释时事政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人民群众在生产劳动和工作中的模范经验。其次, 党在各级领导机关设立报告员。“报告员是一种高级的宣传员”[18]4, 由党的各级委员会设立, 直接向人民群众作“关于时事、政策、工作任务、工作经验的有系统的报告”[16]4。最后, 推动形成全民性的宣传运动。党和国家在宣传工作中以宣传员和报告员为骨干, 要求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向人民宣传马列主义, 并在尚未大量吸收党员的区域组织适当形式的非党宣传网, 同各行业、各领域的工作人员共同开展宣传运动, 从而构建最广大的宣传队伍, 形成全民性的宣传运动。
三、延展叙事方式以丰富意识形态生活化载体
意识形态叙事媒介是连接意识形态与日常生活的重要桥梁。新中国成立初期, 国民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 当时的大众传媒载体以报纸、书刊为主, 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效传播。因此, 党和国家借助图像、电影、标语口号、纪念活动等叙事媒介将抽象的意识形态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方式呈现, 推动主流意识形态以更具适应性和普遍性的方式植入人们的意识深处。
1 以图像叙事进行意识形态濡染
图像是表达价值观念的一种重要方式, 人们观看图像时不仅在欣赏静止的实景图片, 同时也在感知其背后所承载的意识形态。新中国成立初期,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图像叙事的意识形态传播功效, 借助领袖肖像、新年画、新连环画等图像叙事媒介将自身的价值观念和政治信仰向民众日常生活领域共享, 使抽象的意识形态转化为人民群众可直观感知的具体图像。
第一, 运用领袖肖像进行意识形态濡染。中国共产党向来注重以贴近群众的方式开展意识形态工作。毛泽东主席作为深受人民爱戴的领袖, 其形象与事迹成为联结人民群众与党的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纽带。新中国成立后, 党中央于1949年10月7日、9日先后发布《中央关于悬挂领袖像的规定》 《中央关于悬挂领袖像补充规定》两个指导文件, 对领袖肖像的悬挂模式、悬挂场所进行明确规定。此后, 党中央于1950年6月26日、7月22日先后发布《关于“七一”纪念节报纸刊登领袖像的指示》《关于庆祝八一挂领袖像的规定》, 对重要纪念日的领袖肖像悬挂进行规定。通过领袖肖像传播党的意识形态, 人民群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解从抽象上升到了具体, 通过感受领袖的崇高风范和为民情怀, 人民群众增进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解和认同, 进一步巩固了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第二, 运用新年画进行意识形态濡染。年画是中国农耕社会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新中国成立初期, 党和国家在年画中注入新的内涵, 赋予新年画以教育人民和传播意识形态的重要使命。1949年11月27日, 《人民日报》刊发《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 (以下简称《指示》), 要求新年画要积极开展正面宣传。[19]在这一《指示》指导下, 新年画的绘画内容聚焦于歌颂党和新中国、描写人民大革命的辉煌成果和工农业生产的积极建设等方面。新年画在全国范围内的广泛流行, 帮助中国人民“从这些新年画中看见自己的面貌, 也可以看见新中国的面貌”[20], 使主流意识形态在潜移默化中渗入到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
第三, 运用新连环画进行意识形态濡染。连环画(亦称“小人书”) 具有将文学故事情节与绘画视觉形象相结合的特殊功能, 其廉价便捷的特性深受人民群众欢迎, 是党和国家意识形态表达的重要叙事方式。新中国成立初期, 党和国家对连环画进行改造, 用新连环画代替旧连环画, 将反映现实生活和革命历史的题材作为新连环画的主体内容, 以达到反映社会主义生活和为工农兵服务的目的。1949年12月, 党和国家成立以“编印新的连环图画为主要工作的‘大众图书出版社’ ”[21]。1951年12月15日, 《人民日报》刊文《用新连环画代替有毒素的旧连环画》, 明确指出: “用有教育意义的新连环画去代替有毒素的旧连环画, 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22]。在党和国家的支持下, 新连环画的创作空前繁荣, 先后出现《鸡毛信》《十五贯》 《童工》 《渡江侦察记》 《长石的巨变》《苗山怒火》《铁道游击队》等反映伟大时代精神风貌和人民生活新面貌的优秀作品, 促进了主流意识形态在人民群众中的广泛传播。
2 以影像叙事呈现意识形态内容
电影是一种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文化娱乐形式, 以影像、音效、特技等多重感官体验向人们传达价值观念, 能够起到意识塑造和精神启发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 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电影叙事的意识形态传播功能, 赋予电影以书写历史和建构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使命, 将电影作为宣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媒介。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 我们党就深刻认识到电影不仅是一种艺术形式, 同时也是“阶级斗争的工具”[23]。新中国成立后, 在党和国家的积极鼓励和引导下, 电影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将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融入影片之中, 确保新产出的影片既具有艺术性, 又具有思想性。与此同时, 党和国家为了使电影普及到工农兵中间去, 一方面加大国营电影、新闻片、翻译苏联片的计划生产量, 另一方面组织大量放映队深入工厂、农村和部队。据统计, 1950年“国营厂共出产故事片二十六部, 美术片一部, 教育短片与纪录片十六部, 新闻简报六十二本, 和苏联合制的五彩纪录片二部, 翻译苏联故事片四十三部, 翻译苏联教育短片四十二部”[5]201。国营厂出产的上述影片以反映工农兵的斗争和生活为主题, 具有进步的思想内容和严肃的创作态度。同一时期, 私营制片厂也拍摄了诸多具有进步思想的故事片。此后, 党和国家广泛创作描写农民翻身、赞扬社会主义、歌颂抗美援朝等方面的电影作品。例如《中国人民的胜利》《解放了的中国》 《抗美援朝》 《一九五一年国庆节》《白毛女》《钢铁战士》《列宁在一九一八》《列宁在十月》《宣誓》《攻克柏林》等均是弘扬爱国主义、国际主义以及革命英雄主义的主旋律电影作品。党和国家在这一时期利用高度计划性的电影管理体制将主流意识形态融入电影作品之中, 借助电影引领人民群众重温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体悟社会主义的美好, 出色完成了推动主流意识形态深入观众头脑的历史重责。
3 以标语口号实现意识形态凝聚
在现实生活中, 意识形态总是以话语形式呈现, 并通过话语来实现意识形态说服人、教育人、感染人的目的。标语口号作为话语表达的一种重要类型, 以最真切、最感性的方式折射其背后蕴含的意识形态, 它一面连着日常生活, 是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客观记录, 另一面又反映所处时代的价值观。
重视标语口号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优良传统。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用“全世界无产者, 联合起来!”[24]这一口号来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联合。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 历来将标语口号作为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方式。新中国成立初期, 刚从战争硝烟中走来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期盼能够尽快在旧社会的废墟上构建起全新的生活和组织方式。中国共产党围绕这一时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以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中心任务, 将主流意识形态融入生动的标语口号, 转化为人民群众易于理解的语言, 从而为完成中心任务筑牢了广泛的思想基础。1949年10月1日, 《人民日报》头版最顶部书写“毛主席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两句口号, 这两句口号是全国人民的共同呼声, 直击群众心灵, 引发情感共鸣, 大大加强了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认同。1956年5月16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保护农村妇女儿童的健康》, 文中引用湖南俗语“妇女是半边天”[25]来强调妇女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一口号的广泛传播, 对当时社会中残留的重男轻女旧有观念发起了冲击, 为提升妇女地位、促进人民团结扫除了思想障碍。抗美援朝运动期间, 毛泽东提出的“打得一拳开, 免得百拳来”口号, 以通俗易懂的话语论证了抗美援朝的必要性, 为抗美援朝营造舆论环境、获取舆论支持; 提出的“钢多气少、钢少气多”口号, 客观分析事物的两面性, 在面对世界头号军事强国的巨大压力之下, 为全国人民注入了赢得胜利的信心, 为前方战士鼓起了赢得战争的勇气。中国人民志愿军则以“为祖国争光!”“为朝鲜人民报仇!” “立国际功!”[5]452等口号来鼓舞士气、激昂斗志。除此之外, 党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提出“一化三改”“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26]202等口号; 在思想文化建设中提出“不学习文化就不能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提高文化才能更好的为人民服务!”[26]238等口号。总之, 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充分利用标语口号这一表现形式, 使“意识形态观念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间达到了水乳交融。”[27]
4 以纪念活动强化意识形态认同
开展常规化的纪念活动是中国共产党推进意识形态生活化的重要形式。新中国成立初期, 中国共产党将自身意识形态蕴涵于纪念活动之中, 带领人们探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光辉人生、重温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岁月、颂扬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的伟大成就, 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及其意识形态的认同。
第一, 借助纪念活动提升党和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水平。新中国成立初期, 党利用纪念活动诠释马克思主义理论、出版马克思主义文献、介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生平, 增进了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认同。1953年5月5日, 中国共产党借马克思135周年诞辰纪念活动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资本论’中译本第一卷的第一批二万册在五月五日同时在全国各大城市开始和广大读者见面”[28], 各地高校、研究院、图书馆也分别举办讲演会、展览会、座谈会来组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了解马克思生平, 各报纸和杂志也陆续发表介绍马克思学说和生平的文章。1954年1月21日, 在列宁逝世30周年纪念活动上, 刘少奇简明扼要地叙述了列宁如何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 明确强调“列宁的学说和列宁一生的革命实践, 对于我们是永远学习不完的宝藏”[29]。这一时期, 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纪念活动, 促使民众在情感上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 在行动上自觉践行马克思主义。
第二, 借助纪念活动唤起党和人民群众的集体记忆。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共产党周期性地开展“五一”“七一” “七七” “八一” “九三”“十一”等重大事件和节日的纪念活动, 通过创设特定的社会空间带领人们回归历史时空, 置身历史场景, 引导民众在追忆历史的同时形成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指导思想的合法性认同。1949年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在天安门广场举行, 数十万人共聚一处见证这一历史时刻, 这一天也被定为国庆节。此后, “十一”被固定为国庆节, 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空间场域成为中国人民的精神象征和党进行意识形态传播的实践空间, 国庆节也作为特殊节日发挥着意识形态的教育作用。这一时期, 中国共产党借助纪念活动所提供的空间场域来阐释、传播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 实现了对党和人民的精神引导, 培育了人民群众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第三, 借助纪念活动建构良好的国家形象。“对于任何新生政权而言, 国家形象建构是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30]。新中国成立初期, 中国共产党通过自身掌握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资源, 积极开展纪念活动向民众传递自身所秉持的价值理念和政治追求。1952年9月16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一九五二年国庆节宣传要点的指示》, 要求在国庆节纪念活动期间宣传三年来我们的国家“在实现统一、进行改革方面的成就”“在经济的恢复与改造工作方面的伟大成就”“在改革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方面的成就”[5]420-424。1956年9月13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一九五六年国庆节纪念办法的通知》, 要求在国庆节纪念活动前后要“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年来, 全国人民在实现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31]。这一时期, 中国共产党借助纪念活动宣传党和国家的建设成就, 不仅树立了党和国家在人民群众中的良好形象, 同时也增强了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
四、塑造党员模范以强化意识形态生活化引领
古语云: “以身教者从, 以言教者讼。”榜样教育是中国共产党正面教育、正面引导人民群众的基本方法, 是中国共产党推动主流意识形态生活化的重要法宝。新中国成立初期, 人民群众受文化程度所限, 对党的意识形态的认知和了解更多是从党员队伍的言行举止和行为作风中去体会。因此, 中国共产党着力加强自身建设, 厚植党员队伍的理论素养、锻造党员队伍的优良作风、发挥党员队伍的带头作用, 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 强化了主流意识形态对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引领。
1 厚植党员队伍的理论素养
作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生活化的引领者和推动者, 党员队伍是否具备高度的理论素养直接影响主流意识形态生活化成效。这就要求党员队伍必须提高自身的理论修养, 努力成为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解决问题的“行家里手”。
新中国成立初期,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党内思想理论教育。1951年2月, 党中央颁布《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 》, 明确要求“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 必须极大地加强起来”[16]111, 全体党员的思想理论学习活动要在统一的制度下按照政治常识的学习、理论常识的学习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三个层级“无例外地和不间断地进行”[16]112。山西省委积极响应中央号召, 制定了加强对历史学习的指导, 选拔和训练理论教员, 按照中央划分学级标准对干部进行编级的工作计划。[5]1181951年5月, 刘少奇在党的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强调: “一切共产党员必须学习马列主义, 学习政治, 学习党的基本理论, 而且要宣传马列主义”[32], 在全党范围内掀起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热潮。与此同时, 为了提高工农干部的文化水平, 党中央在1953年12月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干部文化教育工作的指示》, 对“干部业余文化补习学校或文化补习班的学制、课程、教学时间、教师和制度等”[33]590进行了详细规定。在此背景下, 大量工农干部的政治、文化和业务水平得到显著提升。1954年12月, 党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轮训全党高、中级干部和调整党校的计划》, 进一步提出要“加强党的领导作用, 加强党的建设工作, 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 “在今后有计划有步骤地把全党各方面的高、中级干部, 调入党校轮训”[34]。通过在全党范围内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学习运动, 党员队伍群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更加扎实, 开始以更加自信的姿态向人民群众展现自身的意识形态, 架构了党向人民群众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连心桥”。
2 锻造党员队伍的优良作风
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 党员犹如一面旗帜, 其实际表现汇总起来就是党的形象。因此, 党员队伍作风是否优良, 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对党和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和认同。这就要求党员队伍必须加强自身的作风建设, 始终保持自身的纯洁性和先进性。朱德同志对此具有深刻认识, 他指出: “由于我党领导中国人民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 这使得党在人民群众中具有崇高威望, 党的一言一行, 对于全国人民具有巨大影响, 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要“继续在党内坚持铁的纪律, 进一步加强党的纪律性”[6]198。
新中国成立初期, 中国共产党延续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优良作风, 谨记毛泽东同志在建党前夕提出的“两个务必”警示, 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2]1438-1439, 积极采取各种措施锻造党员队伍的优良作风。一方面, 党主动纯洁党内队伍以锻造党员队伍的优良作风。1950年5月, 党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 重点解决部分新进党员思想作风不纯, 老党员老干部骄傲自满、具有命令主义作风的问题。[6]1871953年11月, 党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 清除了“混入党政机关内的一切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堕落分子”[33]498, 确保了党员干部队伍的纯洁性。另一方面, 党提高党员选拔标准以确保党员队伍的优良作风。在整顿党内队伍作风的同时, 党中央提高了新进党员的选拔标准, 对工人群众要求其“政治觉悟提高到一定的程度, 才能大量地、但同时又是经过个别审查地进行发展党的工作”, 对群众中真正的优秀分子, 要求其经过“长期工作考验证明其确已具备了党员的条件时”, 才能“个别地、慎重地吸收入党”。[6]2101951年4月, 党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关于发展新党员的决议》, 要求“今后市、县以上各级党委对于发展党的工作, 必须采取有效办法, 按照党章的规定, 严格地加以管理”[16]192, 对各位新入党的党员, 要“加强对他们的教育, 使他们过严格的组织生活, 从他们入党起即树立优良的作风”[16]194。在中国共产党严发展、重管理的党组织建设条件下, 党员队伍养成了良好的工作作风和行为习惯, 为党的意识形态贴上了“清正廉洁、克己奉公”的名片, 拉近了人民群众与党的意识形态的距离, 提高了人民群众对党的意识形态的接受度。
3 发挥党员队伍的带头作用
“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要靠千千万万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来体现, 党的执政使命要靠千千万万党员卓有成效的工作来完成”[35]。从根本上说, 主流意识形态生活化内在要求党员干部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在平常时候看得出、关键时刻站得出、危急关头豁得出, 以实际行动展现主流意识形态的科学性、真理性。这就要求党员队伍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 用自己的模范行为和高尚人格引领群众、带动群众, 努力成为传承和弘扬主流意识形态的典范。
新中国成立初期, 党高度重视党员队伍的意识形态传播媒介作用, 注重党员队伍作为意识形态宣传者的示范作用。一方面,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将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融入自己的日常生活中, 在工作和生活中处处带头, 使主流意识形态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强大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毛泽东同志指出, 要使人民群众接受和认同主流意识形态, 就要“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 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 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36]。在毛泽东同志的带领下, 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对党忠诚、勤政为民的奉献精神, 树立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无畏胆识, 秉持认真负责、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 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树立了榜样, 使主流意识形态就像一面旗帜, 深深地铭刻在了中国人民心中。另一方面, 党在党员队伍中积极选树榜样模范, 为人民群众提供可资借鉴的榜样参照。在军人队伍中选取“战斗英雄”型榜样人物。新中国成立初期, 党选树邱少云、杨根思、黄继光等抗美援朝典型英雄人物作为宣传榜样, 展现和表达了志愿军战士对祖国和人民最真挚的热爱, 它以独特的感召力深深影响着中国人民, 成功将主流意识形态灌输到人民群众之中, 使人们树立起符合时代特色的崇高价值观。在工农队伍中选取“劳动模范”型榜样人物。新中国成立后, 党选取李顺达、马万水、孟泰、马恒昌等全国劳模代表作为宣传榜样, 主动发挥劳模的骨干、带头和桥梁作用, 在全国的工农队伍中间产生了深远影响, 极大地提高了工农群众的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 有效推动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生活化。在党员队伍中选取的榜样人物均源自普通人, 他们是有血有肉的人, 能够在人民群众心中产生极大的震撼和冲击, 使主流意识形态在榜样人物的示范引领下实现具体化、人格化、形象化建构。
新中国成立初期, 中国正处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型过渡关键期, 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着外部意识形态渗透和内部社会思潮冲击等多重挑战, 形势复杂严峻。中国共产党“坚持以意识形态立党、以意识形态看家”[37], 对内立主流、对外防渗透, 多措并举推动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融入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 引导民众在认知和了解的基础上接受和认同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在推动主流意识形态走向民众日常生活领域过程中, 不仅维护了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而且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整体来看,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主流意识形态生活化实践在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史上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它是中国共产党首次以国家执政党的身份推进其意识形态生活化的开创性、探索性实践, 是符合时代特色、契合人民诉求的实践历程, 其形成的诸多实践经验对当前的主流意识形态生活化实践具有重要借鉴价值和启示意义。
① 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吴学琴: 《日常生活化的意识形态与新中国流行语的变迁》,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第3期; 钟强, 朱斌: 《新中国成立初期服装衍化与主流意识形态生活化探析》, 《广西社会科学》 2018年第2期; 朱斌: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嵌入乡村日常生活探析——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改革为考察对象》, 《学术论坛》2013年第12期; 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