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到当代, 机遇与挑战并存。其挑战之一就是能否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在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 回应各种错误社会思潮的挑战, 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1]因此, 做好意识形态工作, 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加强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工作就极其重要。当前, 在意识形态领域, 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异常激烈复杂。为了进一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权、控制权和领导权, 划清各种思潮之间的界限, 进而认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实质和趋势, 需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思想。吕世荣等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意识形态思想的演进与发展研究》(人民出版社, 2024年12月) 可以视为回应上述挑战的力作之一。面对全球化所带来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博弈以及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仍在继续的现状, 我们国内思想上和现实中也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从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概念的理解看, 还需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研究。吕教授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尤其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有独特的理解。该书共七章, 围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意识形态思想的演进与发展”这一核心问题, 在从理论观照现实的斗争中, 深入探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意识形态思想的演进与发展及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当代价值。

该书从思想发展史的角度系统梳理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意识形态思想发展的历程, 阐明了经典作家意识形态思想及其精神实质, 探讨了经典作家意识形态思想在意识形态理论史中的地位。在回应一些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质疑和误解中, 澄清了一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理论真相, 为正确理解当代世界格局变化以及这一变化中的意识形态斗争提供了立场、观点、方法。该书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为根本方法,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系统研究, 为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理论支持, 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 划清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界限,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意识形态思想告诉我们,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 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是我们党在新时代的崇高文化使命。意识形态工作, 是我们党克敌制胜的重要优势, 是应对敌对势力攻击的一个重要方面, 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保障性工作。而做好意识形态工作, 最为关键的就是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 坚持党管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意识形态思想, 结合新时代实际, 意识形态工作主要包括意识形态创造、意识形态传播、意识形态批判和意识形态管理。因此, 该书为新时代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基本依据。

该书的主要特色和创新之处在于:

其一, 研究角度新颖。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维度。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意识形态思想, 需要回溯意识形态思想的创立史和演化发展史, 彰显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超越意蕴。作者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展进程的专题研究来揭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 对于我们从一个侧面深入精细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对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的意识形态思想发展的专题研究, 对于在历史和现实双重维度上深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内容的理解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的意识形态思想精神实质的提炼和展现, 对于认识当今意识形态情态、加强和改善意识形态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其二, 文本梳理全面系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文献的整理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作, 作者在几年的写作时间里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文本的收集、整理、分析倾注了大量心血, 使概述兼具了全面性、精准性和高度性等特征。譬如, 作者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的意识形态思想发展史的研究, 从一个新的侧面得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历史线索: 第一个时期完成了哲学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批判与科学历史观的创建。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思想创立的第一个时期的主要任务是批判旧时代的意识形态。第二个时期是1848—1871年, 马克思、恩格斯展开了丰富而且比较系统的文化意识形态批判工作, 以《1848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与《路易·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为主要文本, 既批判了资产阶级文化意识形态又批判了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第三个时期完成了经济和生活意识形态批判与政治经济学的建构。这一时期以《资本论》及其手稿为主要文本。《资本论》及其手稿是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终形成的经典著作, 全面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规律, 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本质。第四个时期完成了整体意识形态批判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宣示。这一时期以《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为主要文本。从意识形态理论的角度看, 这个时期的成就表现为意识形态批判的体系化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全面阐述。第五个时期提出了意识形态斗争思想与社会主义革命理论, 以《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怎么办?》为主要文本。第六个时期开展了文化和意识形态工作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探索, 以《国家与革命》 《青年团的任务》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为主要文本。在这一时期, 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功能发生主题变化, 从无产阶级革命中的批判与斗争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巩固与发展。该书写作逻辑严谨, 文本梳理全面准确, 有助于读者深入理解意识形态理论发展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思维线索。

其三, 理论观点创新。作者作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 充分彰显了其厚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功底, 该书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出发, 综合运用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 在忠实原著、深刻领会原著的基础上, 提出了很多创新性的观点。例如, 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的论述指出, 所谓的科学技术“价值中立”论和“把科学技术等同于意识形态”的观点, 都有偏颇。前者忽视了研究者和运用者的目的性和价值立场, 后者忽视了科学技术本身仍然是生产力的核心, 不是意识形态本身。只要剥离科学技术的私有制外壳和资本利用的价值目的, 它仍然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又如, 本书加深了对国家和意识形态关系的理解。以往学界的研究主要把它们看作同一上层建筑对该社会经济基础的合法性起作用的不同方式, 国家作为“刽子手”的职能、意识形态作为“牧师的使命”两者共同使被压迫阶级顺从统治者的统治。这种“补充论”理论上是自洽的, 问题在于这种补充作用是如何实现的。作者指出, 一方面, 主流意识形态必须作为国家自身合法性的依据而存在。这是由意识形态的本质和国家的本质决定的。另一方面, 国家又是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根本途径。意识形态不会自行传播, 必须依靠国家不同组成部分的人和各种载体进行。这就凸显了国家掌握意识形态领域领导权、话语权、引领权的重要性。

此外, 全书以史带论、史论结合。在全面梳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历程中, 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地位形成和发展的过程、经验教训, 突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的理论创造。该书的出版对于深入理解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都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