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1]23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 既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生态文明理念与治国理政方略, 也是当代中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阶段大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战略任务。为深刻理解和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学理内涵及实践要求, 本刊围绕“以更高的理论自觉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 专访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郇庆治教授。
访谈人: 任何现代化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也经历了一个形成和发展过程, 它体现了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态维度的不懈探索。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一历史进程?
郇庆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2]172。在中国共产党追求与探索现代化的进程中, 绿色化也是一个日益重要的政治关切和战略考量,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则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绿色现代化理论与实践创新的集中体现。对此, 我们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来加深理解。
一方面是充分认识党的绿色现代化理念与战略发展的连续性。自改革开放以来, 从邓小平的保护环境基本国策思想到江泽民的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胡锦涛的建设“两型社会”思想, 再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反映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 形成了一个日趋系统化的绿色现代化观。从绿色现代化的战略演进来说, 我们需要关注几个具有标志性的历史节点。
在1983年12月底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 保护环境被确立为国家基本国策, 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应当遵循的重要原则。在此背景下, 我国的生态环境法制建设取得了长足进展, 不仅陆续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1984)、《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1987)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1989) 等法律法规, 逐步构建起了环境保护行政监管的基本制度, 还先后组建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生态环境行政管理机构体系, 初步形成了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制局面。
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应当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2002年党的十六大强调, 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必须使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 生态环境得到改善, 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 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确定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一项战略任务, 以便更好地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 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
2012年党的十八大首次把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共同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核心元素, 并要求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这说明, 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核心内容的生态文明建设已经被提升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关键性地位。2017年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 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要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全面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与实践战略, 指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可以看出,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在持续推进绿色现代化进程中探索出的一条新型发展道路, 是一脉相承基础上的时代创新。
另一方面是深入理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创新意义。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纳入“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宏大理论框架与话语语境中, 不仅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态维度越来越清晰, 也说明推进绿色现代化的中国理论和中国道路越来越成熟, 更加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基本方略和“坚持自信自立”的立场观点方法。
概括地说,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之处, 至少包括如下两点: 第一, 它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历史性结合, 因而构成了新时代新征程的生态文明建设领域极具中国风格、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话语表达。第二, 它深深扎根于中国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后发性”现代化事业, 展现出创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明新形态的实践变革潜能。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 现代化既不是一个行将完成的历史进程, 也不是一套完全定型、不可更改的经济社会发展叙事。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恰恰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绿色现代化选择, 也就是以一种尽可能和谐共生或社会生态正义的方式构建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
正因如此,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对新时代新征程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发挥着绿色规约作用, 也为当今世界主流的现代化理论与实践注入了全新的“绿色内核”。简言之, 第一, 它超越了“生态主义”抑或“人本主义”二元对立的价值立场和形而上学地追溯世界本原的传统理论倾向; 第二, 它突破了人为制造的“后现代”抑或“去现代化”的方法论困境, 致力于实现现代化与生态化的辩证结合; 第三, 它代表了摆脱“西方中心主义”偏见的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倡议。当然, 要让这一“绿色内核”开花结果并持续释放外溢效应, 还需要一系列主客观条件的支撑。其中既包括坚持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这一根本保证, 也离不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以及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
访谈人: 正如您所述,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丰富的理论话语与制度政策体系, 那么我们该如何准确把握它的完整意涵?
郇庆治: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 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甚至破坏自然必然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我们坚持可持续发展, 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 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1]23。这是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最直接的阐释, 我们可以进一步通过三个要点来把握它。
第一,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是既体现了世界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又基于中国历史经验总结而形成的绿色现代化。一方面, 中国式现代化是处于世界现代化总体背景与历史进程之中的, 因而需要对当代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作出充分回应。作为后发国家, 中国能够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绿色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治理实践中汲取经验。更重要的是, 在经历了四十多年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建设之后, 中国已经具备了相对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基础, 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改革创新经验, 并开始自觉追求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致力于把中国式现代化形塑为当今世界现代化绿色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充分考虑中国国情和现代化特殊性的社会主义的生态现代化。
一方面,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表征, 并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其他表征紧密相关。具体来说, 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在人口规模巨大的基础上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也就需要着重协调人口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之间的矛盾; 需要在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也就需要创建更完善的公共设施条件及其社会共享机制, 让普通民众更公平地享受优美生态环境和优质生态产品服务; 需要在追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背景下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也就需要着眼于人的健康全面发展, 在改善生态物质条件的同时培育弘扬生态文化; 需要在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过程中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也就需要避免任何形式的生态帝国主义和资源榨取主义, 主动承担引领共建清洁美丽世界的大国责任。所有这些都意味着,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一项立体化的系统工程, 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协同推进“五位一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认知与实践努力。
另一方面,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与欧美国家的生态现代化理念与模式相比, 当代中国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与文化观念体系得以确立的条件下进行的, 也就不同于资本主义或自由主义的绿色发展思路和环境治理框架。比如, 2015年颁布实施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提出“坚持自然资源资产的公有性质”[4], 从而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所有制基础和保障。同时, 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主要领导力量。这一制度架构的合理性在于, 一个坚持人民至上和自我革命并有着强大组织动员能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能够更好地协调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复杂性矛盾, 从而系统部署和有序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为此,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 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1]6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也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决策部署, 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决扛起美丽中国建设的政治责任。
第三,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是面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绿色发展战略。中国式现代化所坚持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不仅蕴含着一种肯定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生态哲学世界观和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伦理观念, 还意味着极其深刻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革新意义上的国家发展战略抉择。简言之, 就是要着眼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 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努力实现自然生态系统的一体化保护治理、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的协调统筹、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整体推进。
新时代新征程全面推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 重点是在如下四个方面突破攻坚。一是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这需要深刻认识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 并通过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全面促进资源节约集约高效利用、完善支持绿色发展的财税金融政策、加快节能降碳先进技术研发推广以及倡导绿色消费等举措, 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二是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这需要推进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 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同时, 强化多污染物协同控制和区域协同治理, 统筹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 全面提升城乡人居环境质量, 加快构建导向清晰、决策科学、执行有力、激励有效、多元参与、良性互动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三是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这需要加快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 着力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推行草原森林河流湖泊湿地休养生息, 并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加强生物安全管理, 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四是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也就是要充分发挥“双碳”工作对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的引领作用, 立足我国能源资源禀赋, 坚持先立后破, 有计划分步骤地实施碳达峰行动。在此过程中, 既要完善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调控, 逐步转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 也要深入推进能源革命, 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 加强能源产供储销体系建设, 在确保国家能源安全的前提下实现绿色低碳发展。
访谈人: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引和支撑,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遵循。您认为应当如何深入理解和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郇庆治: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 将其明确为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 大力推动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 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理论观点, 是以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的“六项原则”为基础, 不断阐发而形成的“十个坚持”。它包括: 坚持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 坚持生态兴则文明兴,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坚持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坚持绿色发展是发展观的深刻革命, 坚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 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 坚持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体人民自觉行动, 坚持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这“十个坚持”系统回答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保证、核心理念、宗旨要求和战略路径等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集中体现了党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规律性认识的时代高度。
正如习近平同志2023年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所指出的,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引领与实践遵循, 已经成为系统完整的科学理论话语体系, 并且仍在不断丰富发展。我们要认识到, 党的二十大之后,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学理上已经发展形成了由三个“亚话语体系”构成的有机统一整体, 它们分别是“生态文明建设” “绿色发展”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
第一是“生态文明建设”话语体系, 它体现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下对环境保护治理的理论认知与战略安排, 也就是“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 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2]1, 努力建设美丽中国, 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对此, 我们要从政治高度和系统思维来看待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认识到生态文明建设是关乎民生福祉和民族未来的重大战略抉择。因此, 生态文明建设话语下的环境保护治理, 就不再仅仅是技术和管理层面的改良优化问题, 而是一场综合性的社会重构或文明转型, 需要建立完善一整套合乎生态文明理念与原则的社会制度体系, 最终创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第二是“绿色发展”话语体系, 它体现了基于新发展理念对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理论认知与战略安排。如果说生态文明建设话语侧重于政治与制度, 那么绿色发展话语则侧重于经济社会发展维度。理解这一话语, 核心在于深刻把握“坚持绿色发展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2]21。绿色发展与新发展理念中的其他四大理念, 即“创新、协调、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是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的。因此, 绿色发展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产业结构转型要求, 成为了具有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意涵的系统性社会生态转型战略, 也就是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 大力倡导简约适度、文明健康的绿色生活方式, 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
第三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 它体现了基于中国式现代化“五大特征”对绿色现代化的理论认知与战略安排。相对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 这一话语体系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现代化语境下的另一种表述形式。新时代新征程, 把握并运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就是要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我们需要看到, 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 不仅是要逐步实现国家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同时也是要在世界现代化背景下不断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风格与崭新境界, 从而促进现代化理论范式和实践道路乃至现代文明本身的全面绿色革新。
这三个“亚话语体系”以“五个一”的整体性论断展现出生态文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 “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 生态文明建设是其中一位; 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中,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其中一条; 在新发展理念中, 绿色是其中一项; 在三大攻坚战中, 污染防治是其中一战; 在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中, 美丽中国是其中一个。”[2]229-230这也充分表明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理论话语体系的科学性和严密性。
需要注意的是,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目标、制度构想和战略举措的系统化阐释。因此, 深入理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不能只停留在理论话语的分析层面, 更要关注它的实践指向, 尤其是把握其在制度与战略层面的创新性实践。比如,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围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主题所提出的“坚持系统集成、注重突出重点、注重改革实效”其实是我们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方法论。其所作出的不断健全生态文明基础体制、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绿色低碳发展机制“三大体系”的战略部署, 就是一个自觉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从而不断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创造过程, 而这种创新性实践最终也会实质性地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访谈人: 如您所说,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科学理论体系。党的二十大之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国式现代化中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 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5]请问该如何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的理论意涵和创新意义?
郇庆治: 首先, 我们需要明确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方法论, 深入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现实性和未来性、国内立场和国际视野。也就是说, 中国式现代化既是对中国一个多世纪的现代化发展,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历史成就的经验归纳与理论总结, 也体现了当代中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愿景想象与理想追求。同时, 它既是当代中国持续推进现代化进程中的自主性实践与理论创造, 也是对世界各国人民丰富多彩的现代化发展智慧的批判性吸收。很显然, 这种认知方法与态度也适用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因此, 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 既是基于中国经济社会现代化历史经验总结反思的生态现代化观, 也是着眼于新时代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宏伟蓝图的“美丽中国”目标的新实践构想, 还是我们面向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全球绿色转型趋势的理念认知与自觉追求。
其次, 我们需要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的理论意涵, 也就是注意到生态观与中国式现代化其他“五观”存在着内在而深刻的关联, 从而将其理解为一种“大生态观”, 即生态世界观、生态价值观、生态历史观、生态文明观、生态民主观。
第一, 生态世界观是生态科学知识和生态思维在世界观层面的反映与升华。任何一种现代化的背后, 都蕴含着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看法。西方现代化往往将自然视为外在于人类的客体和有待征服的对象。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世界观在汲取现代生态科学知识的同时, 深深根植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伟大历史实践和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最核心的表达就是“三个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和地球生命共同体) 和由此衍生出的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哲学伦理观念。基于“生命共同体”理念,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就不再是一种反现代化的极端生态中心主义, 而是站在21世纪文明高度上对构建人与自然共生共存关系的辩证理性认识。
第二, 生态价值观是对自然生态系统及其构成元素的多维度价值的重新确认。在工业文明的旧有价值体系中, 自然的价值往往被窄化为经济资源或廉价原料。而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价值观, 则是再次肯定自然界的多重价值及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和重要性。它最权威的表达就是“两山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16 “环境就是民生, 青山就是美丽, 蓝天也是幸福”[2]175-176等命题, 不仅承认自然生态在经济、社会与文化等多方面的价值, 而且强调要通过科学合理的方式来充分且可持续地实现这些价值, 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如此, 生态环境保护就不再是单纯的“成本投入型”事业, 而是能够带来民生福祉的“价值创造型”事业。
第三, 生态历史观是从人与自然互动的视角来观察历史及其规律。传统的历史观往往忽略环境因素,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生态历史观则深刻洞察到: “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 用之不觉, 失之难存”, “当人类合理利用、友好保护自然时, 自然的回报常常是慷慨的; 当人类无序开发、粗暴掠夺自然时, 自然的惩罚必然是无情的”[2]174。这要求我们科学分析生态环境问题的复杂历史成因, 以一种对历史负责、为子孙后代负责的主动精神来应对生态环境问题, 自觉遵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角度进行实践活动, 运用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研判和预防可能出现的生态环境风险与挑战。
第五, 生态民主观是聚焦于环境保护治理的政治化来推动现代民主政治的绿色转型。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民主观, 不同于西方基于资本逻辑或精英视角的环保政治, 它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其核心意涵可以概括为: 生态文明是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要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体人民自觉行动”[2]176等命题, 一方面明确把良好生态环境看作广大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和民主权利, 也是党和政府治国理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职责; 另一方面强调人民的主体地位, 致力于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让每个人都有意愿、有条件、有能力成为生态文明的建设者与推动者, 实现生态文明建设与民主政治建设的有机统一和相互促进。
再次, 我们应当看到, 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这至少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规约和形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美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总目标的有机组成部分,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独特表征之一,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九个本质要求之一, 这都是对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的具体运用, 从而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更加鲜明的生态维度。二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与模式的内源性“绿色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我们建设现代化国家, 走美欧老路是走不通的, 再有几个地球也不够中国人消耗。”[2]1中国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 既不能为了环境保护而放弃发展的权利, 也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增长, 而是要走一条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现代化新道路。由于坚守发展中国家以及人本主义立场, 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从根本上不同于西方国家主导的“生态现代化”理论。三是推动构建中国生态文明自主知识体系。正像中国式现代化将带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根本性改变一样, 它也将带来传统现代化理论话语体系的历史性重构。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生态观, 可以进一步激活我们对于绿色现代化的理论思考, 让我们用更积极的心态和主体性视角来看待现代生态环境问题, 从而促进中国生态文明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和创新发展。
访谈人: 您提到, 党的全面领导是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 请问如何坚持和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
郇庆治: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关键在党”[1]63。在生态文明建设这一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上, 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这不仅是理论逻辑的必然, 更是历史实践的结论。在我看来, 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 应当重点做好下面三项工作。
第一,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首要任务是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武装全党。理论的清醒是政治坚定的前提。坚持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 首先体现为思想引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当代中国和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加强党的领导, 关键在于全党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要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
首先, 要全面系统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体系。广大党员干部要通过研读党的二十大报告及相关权威文献, 深刻理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在此过程中, 必须坚决克服教条主义倾向, 认识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丰富发展的科学理论, 在学思践悟中不断提高政治站位。
其次, 要深刻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系统回答了“为什么要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和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的基础性问题, 提供了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绿色现代化观。在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 各级党组织应当善于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汲取智慧, 将其转化为科学的认知方法和工作方法, 切实解决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痛点难点问题。
最后, 要坚持学思用贯通, 真正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理论的价值在于指导实践。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 就是要引导社会实践主体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最终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内化为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价值观, 成为全社会共同的生态观念和行为规范, 营造崇尚生态文明的良好氛围。
第二,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核心要求是坚定不移地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1]49-50。这就要求各级党委必须确立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理念, 积极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一方面, 要善于运用“两个结合”的理论成果指导实践创新。坚持和发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需要继续坚持和做好“两个结合”, 也就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相结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 既有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的底色, 又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 “道法自然”的思想智慧。坚持党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全面领导, 需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 并通过党的科学规划和有效组织, 将生态文明的科学理论转化为具体的政策举措, 推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另一方面, 要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来处理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关系。唯物辩证法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在2023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述了新征程上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处理好的五个重大关系, 即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关系、重点攻坚和协同治理的关系、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的关系、外部约束和内生动力的关系、“双碳”承诺和自主行动的关系[2]279-283。这是对“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高度谋划发展”这一重大实践原则的更具象化的阐述。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 最终就体现在各级党委、政府能够驾驭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的复杂局面, 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 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 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第三,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关键是保持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 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面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艰巨任务和不断变化的国内外环境, 我们更加需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来提供强大的战略定力。
一是必须理性分析形势, 保持“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虽然新时代以来我们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但必须看到, 我国生态环境稳中向好的基础还不稳固, 从量变到质变的“拐点”尚未完全到来。面对经济下行压力, 个别地方可能会出现“松松劲、歇歇脚”的想法。坚持党的领导, 就是要直面现实难题, 主动破解发展和保护之间的矛盾, 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二是必须聚焦重点任务, 不断深化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提出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六大战略”, 即“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 “着力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 “健全美丽中国建设保障体系”[2]284-291。这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定意志和决心。
三是必须胸怀天下, 在国际变局中展现大国担当。当前,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 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合作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在党的领导下, 我们既要办好自己的事, 大力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也要积极参与全球合作, 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同时, 面对激烈的大国博弈, 我们还要坚持独立自主, 坚定维护国家发展权利, 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总而言之, 坚持和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 体现在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用系统观念谋划发展、用顽强意志保持定力的全过程。只有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心怀“国之大者”, 担负起政治责任, 我们才能在建设美丽中国的正确道路上行稳致远, 不断推进和拓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