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史视域中, “推广论”是苏联学界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理论, 其本质在于将历史唯物主义界定为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向社会科学领域的逻辑延伸。这一理论范式的形成可追溯至列宁的经典论述, 列宁在《论策略书》中明确指出: “马克思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 而且把它贯彻到底, 把它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1]45围绕列宁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生成的“推广说” ^①, 学界形成了三种研究范式: 第一, 正统阐释派(以阿多拉茨基、尤金、米丁等苏联学者为代表) 通过文本的共时性解读, 将列宁不同时期的哲学论述熔铸为无差别的理论整体, 甚至宣称其思想体系具有“神圣不可侵犯”^[2]25的真理, 进而“专题性地认定其中思想的同质性和绝对真理性”^[3]32; 第二, 批判解构派(由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自由主义列宁学家组成) 则走向另一极端, 他们在解构苏联哲学体系的过程中, 刻意模糊列宁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生成的“推广说”与斯大林主义教条之间的本质差异, 将前者武断判定为“庸俗的语义分析” ^[4]91; 第三, 价值中立派采取“双重悬置”策略, 既承认列宁与“推广说”的历史关联, 又回避对其理论本质的学理考察, 研究者在处理“推广论”的理论谱系时, 往往策略性绕过列宁, 转而将布哈林、斯大林等人塑造为批判标靶。^[5]

通观前述三种研究范式, 其对列宁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生成的“推广说”的解释效力均受制于特定历史语境而难以达成客观共识: “正统阐释派”通过意识形态赋魅将列宁学说抬升至不容置疑的理论权威, 这种非历史化阐释路径消弭了列宁思想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批判解构派”虽注重列宁文本的历时性分析, 却陷入泛意识形态化解读的窠臼, 将列宁思想与斯大林主义作简单谱系嫁接从而导致价值评判失衡; “价值中立派”完全规避对列宁“推广说”的核心考察, 造成该领域出现结构性研究空白。为突破上述理论困境, 亟须构建列宁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生成的“推广说”解读体系, 重点解决三大问题: 其一, 列宁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生成的“推广说”与苏联教科书体系是否存在理论同构性? 若二者具有本质差异, 其分野何在? 其二, 列宁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生成的“推广说”的形成是特定历史情境的偶然产物, 还是具有思想生成的内在必然性? 其三, 列宁是否通过后期哲学研究实现了对早期理论局限的自觉超越?

列宁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生成的“推广说”在其文本中有“语词叙述” “结构叙述”“类比叙述”三种叙述模式, 系统解蔽这三种叙述模式, 回归列宁历史唯物主义理解的原初语境, 可以有效把握其学说要义及思想旨归。

列宁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生成的“推广说”有三种文本叙述模式, 第一种是语词叙述, 即通过“运用”“推广”等词汇明确指认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运用。例如, 在《论工人阶级政党对宗教的态度》 (1909) 中, 列宁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把唯物主义哲学应用到历史领域, 应用到社会科学领域”^[6]391; 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913) 中, 列宁指出“马克思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 而且把它贯彻到底, 把它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1]45; 在《卡尔· 马克思》 (1914) 中, 列宁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推广运用于人类社会及其历史”^[7]58的认识。语词直叙文本是学界佐证列宁与“推广论”渊源的常用材料。

第二种是结构叙述, 即将历史唯物主义置入辩证唯物主义后续结构, 借此表明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运用。例如, 在撰写《卡尔· 马克思》提纲时, 列宁基于“推广”理解将马克思的哲学规定为“辩证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7]372。此类结构叙述往往需要用“语词叙述”作上下文补充, 如在《卡尔· 马克思》中, 列宁在《马克思的学说》一章下设“哲学唯物主义” “辩证法” “唯物主义历史观”“阶级斗争”四节^[7]52-60, 对此, 列宁均在各节开头用“语词叙述”解释四节间逻辑关系。

第三种是类比叙述, 即将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领域与在自然科学领域的规律直接类比, 且以后者为基准。例如, 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 列宁提出, “正如人的认识反映不依赖于它而存在的自然界即发展着的物质那样, 人的社会认识(即哲学、宗教、政治等等的不同观点和学说) 反映社会的经济制度” ^[1]45; 在《卡尔· 马克思》中, 列宁再次概括了这个类比式, 认为“既然唯物主义总是用存在解释意识而不是相反, 那么应用于人类社会生活时, 唯物主义就要求用社会存在解释社会意识” ^[7]57。

基于列宁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生成的“推广说”三种文本叙述模式, 可以归纳出列宁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生成的“推广说”三重思想要义。

第一要义是“域转换”, 即认为自然界规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运用于人类社会, 这是列宁相关文本叙述中关于“推广说”的显见内涵。具体来说, “域”指向自然界和人类社会, “转换”是从自然界向人类社会的单向转换, 所谓“单向”并不是断定人类社会规律不可反向推广运用于自然界(这一点此时不在列宁考量范围内), 而是表明彼时列宁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建基于哲学唯物主义。

第二要义是“以哲学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 列宁将“人的认识反映不依赖于它而存在的自然界即发展着的物质”^[1]45这一哲学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类推至“人的社会认识(即哲学、宗教、政治等等的不同观点和学说) 反映社会的经济制度”^[1]45, 在《卡尔·马克思》中, 列宁更是直接用“存在解释意识”这一哲学基本原理类推出人类社会领域中“社会存在解释社会意识”^[7]57原则。

列宁绘就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图景可以具象佐证列宁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生成的“推广说”第二要义。在《论工人阶级政党对宗教的态度》中, 列宁着手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理解俄国宗教问题, 探究宗教“在城市无产阶级的落后阶层中” “在广大的半无产阶级阶层中”“在农民群众中”^[6]391保持影响的原因。列宁考察后的结论是: 劳动群众产生宗教信仰不是如资产阶级学者所说的, 是“由于人民的愚昧无知”^[6]391-392, 而是因为“劳动群众受到社会的压制, 面对时时刻刻给普通劳动人民带来最可怕的灾难、最残酷的折磨的资本主义(比战争、地震等任何非常事件带来的灾难和折磨多一千倍) 捉摸不定的力量, 他们觉得似乎毫无办法”^[6]392, 因此“现代宗教的根源就是对资本的捉摸不定的力量的恐惧”^[6]392。由此可见, 列宁关于俄国宗教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是“社会存在解释社会意识”理论原则的具象化。关于这幅具象化图景, 列宁明确将其界定为“把唯物主义哲学应用到历史领域, 应用到社会科学领域”^[6]391的结果, 即这是“存在解释意识”哲学基本原则在社会科学领域的运用。

第三要义是“从‘社会存在解释社会意识’原则推导出辩证法”。表面来看,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辩证法意蕴是列宁借助“推广”模型从自然界转移至人类社会, 譬如, 在《论工人阶级政党对宗教的态度》中, 列宁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 …把唯物主义哲学应用到历史领域, 应用到社会科学领域”^[6]391, 此处不仅哲学唯物主义原则从自然界推广至人类社会, 辩证唯物主义亦是如此, 但是仔细分析就会发现, 由于彼时列宁还未深入分析辩证法, 因此他实际上是借助“社会存在解释社会意识”这一核心原则将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内涵“推导”出来。

列宁在《论工人阶级政党对宗教的态度》中关于辩证法的解读有效佐证了第三要义。列宁认为辩证法即坚持“可以移动的、相对的界限”^[6]393, 从文本语境来看, 此“辩证”景象并非列宁从自然界“推广”至人类社会, 而是列宁基于“社会存在解释社会意识”原则分析人类社会的产物。列宁认为“理论上宣传无神论, 即破除某些无产阶级群众的宗教信仰”与“群众阶级斗争的成效、进程和条件”之间不存在“绝对的、不可逾越的界限”^[6]393。举例来讲, 某工会进行经济斗争, 它首先应该考虑使斗争取得成功, 而不是把工人分为无神论者和基督教徒,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宣传无神论就是多余的和有害的… …因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环境中, 阶级斗争能把信基督教的工人吸引到社会民主党和无神论这方面来, 而且比枯燥地宣传无神论还要有效一百倍”^[6]393。由此可见, 列宁此处突破理论与实践壁垒的“辩证”景象是他基于“社会存在解释社会意识”原则分析的产物。

纵观列宁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生成的“推广说”三重要义, 可以发现, 虽然其与苏联教科书体系“推广论”同是主张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的运用(即“推广说”第一要义与“推广论”一致), 但其关键分野在于: 与“推广论”诉诸人类社会几近全盘复制自然界规律不同, 列宁思想语境中的“推广”实则是对人类社会与自然界规律间关系的一种形式表达而非实质规定, 其核心是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彻底性。

如前所述, 列宁虽然主张将辩证唯物主义从自然界推广运用于人类社会, 但其理论模型中真正的“推广物”是“存在解释意识”这一哲学唯物主义基本原则(即“推广说”第二要义)。但在苏联教科书体系中, 斯大林明确指出, 被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的是“辩证方法的原理”^[8]429和“哲学唯物主义原理”^[8]435。在斯大林看来, 被推广的辩证方法有四个, 即联系、发展、量变质变、矛盾^[8]425-429, 被推广的唯物主义原理有三条, 即“世界按其本质来说是物质的”^[8]432、物质是“不依赖意识而存在的客观实在”^[8]432、“世界及其规律完全可以认识”^[8]434。因此, 从“推广物”来看, 如果列宁历史唯物主义推广模型为人类社会规律保留了较大独立空间, 那么苏联教科书“推广论”中的人类社会规律基本上是对自然界规律的复制, 这种几乎全盘推广的理解模式彻底消解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本意上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内嵌的实践语境, 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带入了具有机械、教条等消极特征的危险境地。

此外, 列宁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生成的“推广说”虽然主张将辩证唯物主义从自然界推广运用于人类社会, 但即使是在当时他还未把握辩证法本真内涵的情况下, 他也并不认为应该将推广后形成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明确界分, 并且隐约觉察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人类历史领域有自身独立的、不需从自然界中推广而来的理论基点(即“推广说”第三要义)。与之相反, 在苏联教科书《联共(布) 党史简明教程》中, 虽然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间通约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原则, 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分别是自然界、人类社会的独属专称^[8]424。正是因为列宁在其早期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考察中始终有一种为人类历史领域规律保留独立空间的理论自觉, 始终将“推广”作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规律间关系的一种形式表达而非实质规定, 其在后期哲学探索中才能最终实现理论突破, 在辩证视域中洞悉历史唯物主义本真内涵。

列宁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生成的“推广说”在形成上具有双重动力: 其理论谱系根植于普列汉诺夫辩证唯物主义与狄慈根实践哲学构成的他者性理论镜像; 其实践根源深嵌于19世纪末俄国思想场域, 是列宁对俄国民粹主义认识论危机的批判性回应。

列宁哲学探索历程分为三个时段: 早期哲学思想发展时期(1894—1905年)、研究掌握哲学唯物主义理论时期(1906 —1913年)、对黑格尔辩证法和认识论的专题哲学研究时期(1914—1916年)。^[3]3-9据文本考察, 列宁的“推广”认知见于其1909年至1914年的文本中, 即其哲学探索的第二个时段, 这并非偶然。

列宁哲学探索第一个时段“没能完成对哲学思想史逻辑平台的搭建”^[3]6, 因此, 列宁这一时期文本中自然就没有直接出现历史唯物主义“推广”叙述。不过正是列宁这一时段的哲学学习奠定了他第二时段历史唯物主义“推广”认知的理论基础。列宁哲学探索第一个时段主要依靠其老师普列汉诺夫来形塑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在对人类历史规律的认知上, 普列汉诺夫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情结是列宁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生成的“推广说”的直接导引。在《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中, 普列汉诺夫认为马克思的研究正开始于达尔文研究终止处, 因为“达尔文解决了怎样在生存斗争中发生了动植物种的问题。马克思解决了怎样在人们的生存斗争中产生了社会组织的不同形态的问题。”^[9]202同时, 普列汉诺夫还主张“马克思主义是达尔文主义之应用于社会学”^[9]202, 因为达尔文“不以动物机体先天固有的发展趋势来解释物种的起源(如拉马克所做的那样), 而以机体之适应其外界条件来解释: 即不是以机体的天性, 而是以外界自然的影响来解释”^[9]202, 与之一致, 马克思“解释人类历史发展不是以人的天性, 而是以那些在社会人作用于外界自然时产生的人们之间社会关系。”^[9]202在这个意义上, 普列汉诺夫认为达尔文与马克思的“研究精神决然地是一样的”^[9]202。普列汉诺夫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情结直接启发了列宁形成“推广”认知, 使列宁相信自然科学规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推广到社会历史领域。

在哲学研究第二个时段, 列宁沿着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中关于哲学唯物主义的导引, 继续研读唯物主义哲学家狄慈根的著作。

如果普列汉诺夫社会达尔文主义情结间接启发了列宁的“推广”认知, 那么, 狄慈根的社会机体叙述则直接启发了列宁。狄慈根认为, 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在有机体概念下获得统一, “不管石头和人类的心脏有着多么大的差别, 思维的理性也能在两者之中找到无数的相同之点。它们至少在具有物质材料的性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10]40狄慈根的观点和普列汉诺夫的显然是同质的, 即都认为人类社会规律和自然界规律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约, 而这个最基本的通约数就是社会物质性。受狄慈根影响, 列宁经常提出社会有机体观点, 诸如列宁认为经济规律不同于物理和化学规律, 但是“经济生活呈现出的现象和生物学的其他领域的发展史颇相类似”^[11]136,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科学研究, 也就是“阐明支配着一定社会有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有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历史规律) ”^[11]136。可见, 在列宁看来, 自然界规律之所以能推广到人类社会领域, 不仅是因为两个领域具有相似性, 而且是因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一样是有机体, 因此两者共享有机体规律。

由此可见, 当列宁在普列汉诺夫、狄慈根哲学他性镜像中建构哲学唯物主义理论回路的时候, 列宁历史唯物主义“推广”认知也在这一理论回路中整体性建构起来。

19世纪末20世纪初, 西欧资本主义快速发展刺激着处在沙皇专制统治下的俄国, 俄国迫切需要明确未来走向。此时, 一批自称“人民精粹”的知识分子号召俄国人民走一条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这对工人阶级革命斗争产生了负面影响, “推广说”正是当时列宁批判俄国民粹派主观主义的重要理论产物。列宁从观察社会历史发展的客体向度出发, 强调社会历史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 以此解释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必然性, 这也正是“推广说”思想要义之一, 即“社会存在解释社会意识”这一哲学基本原理。

俄国民粹派代表米海洛夫斯基等人将是否合乎“人的本性”作为判断社会的根据, 在他看来, 如果一个社会合乎人的本性, 那这个社会就是为全体成员谋利的、正义的社会, 反之, 就是一个被历史抛弃的社会, 因此, “社会学的根本任务是阐明那些使人的本性的这种或那种需要得到满足的社会条件”^[11]107。列宁对此予以驳斥, 他认为诉诸人的本性来构建社会具体形态是抽象的、空想的主观社会学方法, 这种方法忽略社会客观现实, 所追求的不过是一种理想社会愿景。因此, 为有效驳斥民粹派主观社会学方法, 列宁明确提出历史唯物主义之社会发展客观性维度, 主张基于客观现实的社会历史分析方法。

列宁指出, 俄国民粹派虽然对社会历史与现实展开了分析, 但却是不彻底的, 他们认为俄国不具备资本主义产生和维系的基本条件, 这主要表现在他们对俄国工业与俄国市场的分析上。关于俄国工业, 俄国民粹派认为, 俄国资本主义工厂发展是偶然出现的, 即它“不是随着我国工业的自然发展而出现的; 它们的出现并不是对机器的需要量增加的结果, 而是由于外国产品过分昂贵而难以满足这种需要造成的”^[12]657。在工业维系方面, 民粹派认为俄国大工业是“遵照政府的意志”“靠外力移植到俄国土地上的, 与周围环境极不协调, 没有自然而然出现的可靠的销路, 因此可以说已陷于风雨飘摇的境地”^[12]658, 完全没有发展前景。因此, 在俄国民粹派看来, 与西方资本主义自然发展道路不同, 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是偶然的和“人为”的。对此, 列宁指出, 事实与俄国民粹派看法完全相反, 俄国资本主义工厂不是偶然产物而是历史性必然结果, “事实十分清楚地表明, 小商品生产的基本趋势是发展资本主义, 特别是形成工场手工业, 而工场手工业在我们面前极其迅速地成长为大机器工业。许多大厂主与最大的厂主本人曾经是小而又小的手工业者, 他们经历了从‘人民生产’到‘资本主义’的一切阶段。”^[13]498

关于俄国市场, 俄国民粹派主张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主要制约因素是欠缺国内市场, 俄国人民贫困化现象注定俄国资本主义会因为没有市场而停滞, 即“离开需要资本主义产品的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 俄国工厂工业不可能得到蓬勃发展。然而, 在资本主义生产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 改善人民物质生活状况是不可能的”^[12]699。对此, 列宁阐明市场、资本与贫穷间的关系, 进而驳斥民粹派这一看法。列宁认为群众的贫穷“不仅不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 相反, 它本身就反映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是资本主义的条件并且在加强资本主义。资本主义需要‘自由工人’, 而贫穷化也就在于小生产者变为雇佣工人。大众变穷而少数剥削者发财, 小企业破产和衰落而较大的企业加强和发展; 这两个过程都促进市场的扩大”^[11]81-82。

总之, 为充分驳斥民粹派思想, 列宁从观察社会历史发展的客体向度出发, 强调社会历史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 始终坚持: “马克思主义所根据的不是别的, 而是俄国的历史事实和现实情况”^[11]362, 以此解释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必然性, 这种实践境遇决定列宁在这一时期提出以“社会存在解释社会意识”为理论内核的“推广说”。

列宁试图向民粹主义者说明资本主义在俄国产生与发展的客观必然性, 也试图唤起广大无产阶级群众对俄国资本主义的批判意识和革命主体能动性。“推广说”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阐释框架主要着眼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必然性, 因此, 为解释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主体能动性, 列宁需要补齐相关理论逻辑缺环。在“伯尔尼笔记”中, 列宁打破前期依存普列汉诺夫等人形成的哲学唯物主义他性镜像, 依托黑格尔哲学中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胚芽”^[14]159, 将“推广说”转化为以实践为逻辑起点的“实践辩证法”, 由此实现理论进阶。囿于笔记体及阅读主题所限, 列宁在“伯尔尼笔记”中并没有明确表述其历史唯物主义认知演变, 但彼时他已然从底层逻辑更新并超越“推广说”认知, 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 列宁重释认识形成的基础, 指出人不是直观而是在实践中反映外部客观对象。

列宁更新“推广说”认知首先表现在其对认识形成机制的理解上。如前所述, 列宁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生成的“推广说”认知的理论底色是哲学唯物主义, 受哲学唯物主义“物质决定意识”原则支配, 长期以来, 列宁将人的认识诉诸直观的物质反映, 认为“意识都不过是存在的反映”^[15]341。在“伯尔尼笔记”中, 列宁重新阐释认识形成机制, 主张人的认识不是哲学唯物主义所指称的直观结果, 而是在实践中对外部对象的历史性反映。

在《小逻辑》读书笔记中, 列宁唯一一次划加重双线的读书批注是针对黑格尔的这样一种观点: “黑格尔力求———有时甚至极力和竭尽全力——把人的有目的的活动纳入逻辑的范畴, 说这种活动是‘推理’ (Schluß), 说主体(人) 在‘推理’的逻辑的‘式’中起着某一‘项’的作用等等”^[14]160。如果按照列宁他性镜像中的哲学唯物主义理论框架, 列宁应该会批判性地用“物质”来解释黑格尔理论模型中的“精神”, 即驱除黑格尔此处所说的“推理”过程, 将人的认识结构(“式”) 直接对应到外部客体结构。但是列宁对此的评价是: “这里有非常深刻的、纯粹唯物主义的内容。要倒过来说: 人的实践活动必须亿万次地使人的意识去重复不同的逻辑的式, 以便这些式能够获得公理的意义。”^[14]160可见, 列宁彼时已将他早期哲学基石, 即外部客体结构, 嵌入人的实践结构中, 认为人的认识“公理”是在实践活动中亿万次地重复不同逻辑的式才能形成。

人不是直观而是在实践中反映外部客观对象, 这一认知不是列宁显现在“伯尔尼笔记”中的一处偶发心得, “伯尔尼笔记”中多次出现与之相同或同质的观点。例如, 针对黑格尔“行动是逻辑的式”认识, 列宁后来在笔记中再次强调“人的实践经过亿万次的重复, 在人的意识中以逻辑的式固定下来。这些式正是(而且只是) 由于亿万次的重复才有着先入之见的巩固性和公理的性质”^[14]186。又如, 针对黑格尔的思辨的“理解”概念, 列宁批判道: “离开理解(认识、具体研究等等) 的过程就不能理解” “要理解, 就必须从经验开始理解、研究, 从经验上升到一般。要学会游泳, 就必须下水”^[14]175。此外, “伯尔尼笔记”中还出现许多只能基于这种新认知才能被理解的表述。例如, 列宁认为: “人的目的对于自然界最初似乎是不相干的(‘另外的’)。人的意识、科学(‘概念’) 反映自然界的本质、实体, 但同时这个意识对于自然界是外在的(不是一下子, 不是简单地和自然界符合)。”^[14]158此处列宁之所以会认为意识“不是一下子, 不是简单地和自然界符合”, 是因为他已经认识到, 人的意识无法像哲学唯物主义揭示的那样直接反映“物质”, 人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捕捉客观对象。

第二, 列宁再诊黑格尔哲学症结, 认为黑格尔哲学理论缺陷不在于将物质颠倒为观念而是将实践的逻辑变成了思辨的观念逻辑, 基于此, 列宁甄认出马克思哲学革命关键。

由于列宁对黑格尔哲学的阅读是在哲学唯物主义他性镜像中开始的, 列宁最初将黑格尔哲学谬误诊辨为黑格尔颠倒物质为观念, 与之对应, 在“伯尔尼笔记”开端, 列宁对黑格尔哲学的处理是竭力抹除其思想中主观性底蕴, 批判性地将黑格尔的观念辩证法替换为物质辩证法。觉察“黑格尔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胚芽”^[14]159之际, 列宁也认识到, 黑格尔哲学乃至整个德国观念论的理论谬误不是将物质颠倒为观念, 而是将人的实践视为主体的“推理”, 进而把实践的逻辑变成了思辨的观念逻辑。

当列宁进入黑格尔哲学深层诊断视域, 找到黑格尔哲学真正症结, 他也就甄认出马克思哲学革命关键, 指出马克思不是以“颠倒”机制而是以“实践”基石实现哲学革命, 换言之,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命题不是通过将德国观念论“精神第一性”命题“颠倒”得到的, 而是马克思在确认实践是认识的基点, 并且将实践作为客观实在的形式后生成的。这里蕴含两个深刻的观点。

第一, 将德国观念论“精神第一性”命题简单“颠倒”并不能得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命题, 因为“颠倒”过来所得“物质第一性”“物质决定意识”命题还停留在哲学唯物主义直观的认识模型中, 而人对客观结构的直观反映不足以形成认识, 前述列宁关于认识形成机制的阐释已经充分说明这一点。第二,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命题只是在形式上表现为对德国观念论哲学基本原则的“颠倒”, 在具体内涵上, 被颠倒的自然界“物质”无法同义匹配人类社会的“存在”, 因为通过将人的目的以其客观活动纳入客观存在, 马克思富有创见地为“社会存在”赋予主体向度, 这就是列宁为什么会在笔记中写道: “客观过程的两个形式: 自然界(机械的和化学的) 和人的有目的的活动。”^[14]158因此,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命题是马克思基于实践形塑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表达式, 而这一表达式只是在形式上表现为德国观念论“意识决定存在”的“颠倒”, 但决不能将“颠倒”本身视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获得路径, 简言之, 马克思不是通过对黑格尔哲学的颠倒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 而是通过实践辩证法,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实现了或者说表现为对黑格尔哲学的颠倒。

第三, 不同于传统理解强调社会历史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列宁借助实践概念彰显客观世界图景的主体向度, 赋予人类社会“似自然性”新内涵。

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有机体等思想影响, 列宁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生成的“推广说”理解模式建立在人类社会“似自然性”认知上, 认为人类社会中“经济生活呈现出的现象和生物学的其他领域的发展史颇相类似”^[11]136, 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但在“伯尔尼笔记”中, 列宁通过实践概念重新阐释了人的意志与社会发展进程的关系, 颠覆了传统理解视域中人类社会“似自然性”认知。

不同于传统理解强调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列宁借助实践概念极力彰显客观世界图景的主体向度。在“认识论中的实践”标题下, 列宁将黑格尔长段论述“它 < 概念>作为主观东西, 仍然以某个自在存在着的异在为前提… … ”^[14]182总结为: “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 并且创造客观世界。”^[14]182如果是“伯尔尼笔记”之前或“伯尔尼笔记”前端的列宁, 他会直接批判黑格尔这段论述, 认为人类社会进程不以人的意志转移, 人的意识是且只是反映客观世界, 但此时列宁却肯定“人的意识创造客观世界”。这主要是因为列宁此时已经深刻把握了马克思的实践内涵, 在他看来, 人的目的以其客观活动进入实践范畴, 而实践可以消灭外部世界客观规定, 绘制新的客观世界图景。如列宁所言, “为自己绘制客观世界图景的人的活动改变外部现实, 消灭它的规定性(=变更它的这些或那些方面、质), 这样, 也就去掉了它的外观、外在性和虚无性的特点, 使它成为自在自为地存在着的(=客观真实的) ”^[14]187。

借实践彰显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主体向度, 以“推广说”为形象表征的历史唯物主义认知也同步更新为以实践为逻辑起点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解模式。彼时列宁既能从观察社会的客体向度出发确证俄国社会发展整体趋势, 又能从观察社会的主体向度出发确认俄国革命的现实合法性, 呼吁俄国无产阶级“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14]183, 由此列宁真正实现了哲学探赜与革命实践全面而系统的联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