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的看家本领, 是党的全部创新理论最深厚的哲学根基。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赓续传承我们党学哲学、用哲学的优良传统, 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 聚焦新时代新征程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进程中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创造性运用和创新性发展, 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鲜明哲学意蕴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 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以下简称“哲学基础”)。近年来, 学界围绕“哲学基础”进行了较为系统全面的研究, 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本文选取近年来
一、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贡献
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贡献, 学界主要从总体性和具体性两大维度展开研究。其中, 就总体性维度而言, 学界主要对标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 统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 揭示这一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性和原创性贡献; 就具体性维度而言, 学界分别聚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向度, 探讨这一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同时, 在对这一理论贡献的总结分析中, 逐渐勾勒出“哲学基础”的内容体系。
习近平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要不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 重点研究阐释我们党提出的新理念新论断中原理性理论成果”[1]。这里提出了一个重要论断, 即“原理性理论成果”。自此, 学界围绕党的创新理论“原理性成果”的判别标准和突出表现展开了研究。陈曙光认为, 所谓“原理性成果, 是指对当代中国或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强大解释力的基本规律、根本法则或核心机制, 是带有基础性、抽象性和指导性的规律性认识, 是具有普遍意义、开创意义和长期价值的道理学理哲理”。他根据适用范围的广度和深度, 将原理性成果划分为三个层次, 即适用于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殊规律、适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个别规律; 根据原理性成果的性质、特点和原创程度, 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划分为首创性原理、拓展性原理和集大成原理三大类。按照对原理性成果的分析和界定, 他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性贡献集中概括为九大方面, 即“六个必须坚持”原理、大历史观原理、人民与江山一体原理、伟大斗争原理、人与自然关系原理、“两个结合”原理、文明互鉴原理、新时代核心价值与共同价值原理、21世纪世界历史哲学。[2]
在对这一“哲学基础”的原理性贡献进行研究的同时, 还有学者从更为宽广的视野对其原创性贡献进行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大原创性贡献, 这是无可争议的客观事实。然而, 这一原创性贡献何以可能, 又何以体现, 则是学术研究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赵士发从狭义和广义两个维度分析原创性贡献的内涵要义。他认为, 狭义的原创性是从发生学意义上使用的, 原创即最早创作或首创。如果仅以这种眼光去审视党的创新理论的原创性, 很容易陷入教条主义的泥淖。理解党的创新理论的原创性应当拓展理解视野, 从广义维度去分析, 即把原创性看作“主体性的独立创造与原初创新, 也就是自主创新”[3]。基于此, 他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自然观、认识论、历史规律论、价值论、意识形态理论、世界历史理论、文明观等维度对这一原创性贡献展开具体阐述和分析。[4]董慧着眼历史进程和思想继承、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理论创新和文明创造的三重逻辑分析了这一原创性贡献“何以可能”, 并从辩证唯物论、唯物辩证法、实践认识论、真理价值论和社会动力论五大方面对这一原创性贡献进行具象化呈现。[5]韩庆祥将“哲学基础”集中概括为“系统为基战略辩证法”, 认为这是“哲学基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具有本源性的原创性贡献。在此基础上, 他从哲学问题、哲学范式或哲学观、辩证哲学、哲学思维、哲学智慧、哲学理念六个层面对这一原创性贡献展开具体阐述和分析。[6]
如果说对这一“哲学基础”的原理性和原创性贡献的研究属于总体性研究, 那么聚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向度总结探讨这一“哲学基础”的理论贡献则属于具体性研究。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科学揭示了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高度重视对辩证唯物主义尤其是唯物辩证法的学习、运用和发展, 将其转化为治国理政的一系列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对此, 学界聚焦习近平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进行了研究。汪信砚认为, 习近平的实事求是论、知行合一论、生态文明思想以及提出的战略思维、辩证思维、历史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精准思维、系统思维等重要内容, 是辩证唯物主义在新时代创造性运用和发展的突出表现。[7]颜晓峰聚焦习近平提出的新时代的重大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位一体”的逻辑结构、“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两大布局、新发展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 认为这些思想论断丰富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事物发展阶段性与连续性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统一、“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的理论, 以及联系观、发展观和矛盾观, 开辟了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新境界。[8]张政、王立文认为, 习近平以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为基石, 紧扣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科学把握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 高度重视文化的作用和精神的力量, 赓续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基于联系与发展的基本环节, 以唯物辩证法的三大规律为依托, 批判形而上学, 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提供了基本的方法逻辑; 科学把握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 以守正创新为动力机制, 赋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以勃勃生机, 集中展现了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9]
历史唯物主义是在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进行分析和揭示的科学理论。习近平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成为学界研究的重点内容。商志晓认为, 习近平对党史分期的新划定、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历史方位的新标定, 是对社会发展连续性与阶段性相统一理论的运用和发展; 对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 是对社会基本矛盾原理的运用和发展; “江山人民论”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是对群众史观的运用和发展。此外, 在关于社会发展的目标、道路、战略、途径等重大问题上, 习近平以一系列原创性概念和深刻性观点, 实现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内容的创新性发展。[10]周向军、庞付玲认为, 习近平从人民主体论、社会矛盾论、社会动力论、社会革命论、社会意识论、社会结构论和共同体思想等方面赋予历史唯物主义以崭新的中国意涵。[11]王岩、熊峰认为, 习近平以“深化人民主体理论”为逻辑前提, 以“延展普遍交往理论”为内在理路, 以“开辟文明形态理论”为现实指向, 实现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新发展。[12]
二、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体领域的哲学基础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根基, 马克思主义哲学贯穿这一思想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这一思想体系中更显成熟形态的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强军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具有更为厚重深邃的哲学基础。对这些哲学基础的总结、提炼和分析, 成为学界研究的重要内容。
1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哲学基础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高度重视经济建设, 以深邃的哲学思维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进行创造性探索, 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 彰显出厚重的哲学底蕴。顾成敏、杨哲认为, 习近平经济思想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和“两山理论”主导下的发展范式, 彰显出深刻唯物论底蕴; 关于供给与需求关系的统筹、关于新发展格局战略体系的建构, 彰显出深刻的辩证法底蕴; 关于通过深化改革开放破解发展难题, 形成“理论—政策—实践”的动态反馈机制, 彰显出深刻的认识论底蕴; 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实现共同富裕的论述, 彰显出深刻的唯物史观底蕴。[13]王文举、孙杰全面挖掘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中所蕴含的物质与意识、实践与认识、人与自然、内因与外因、量变与质变、两点论与重点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系列辩证关系原理, 深刻阐发了其中蕴含的社会有机体理论和群众史观。[14]张雷声重点聚焦习近平经济思想中的社会矛盾论、经济制度论、形势分析论等内容, 揭示这一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和发展, 并深入阐发了“六个必须坚持”在习近平经济思想中的具体体现。[15]
2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哲学基础
全面依法治国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战略布局中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们党不断深化对全面依法治国的规律性认识, 形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这一思想蕴含着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 是学界研究的重要内容。江必新、孙珺涛着眼方法论的研究视域, 论述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对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的娴熟运用和极大创新。[16]李安着眼于法哲学的研究视域, 探讨了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马克思主义法学方法论, 认为其从马克思主义主客同一的辩证思维中汲取了法治运行的精准思路; 从人民主权的历史唯物主义法学中凝练了法治实践的价值取向。[17]公丕祥探讨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对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唯物辩证法、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原理、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原理和群众史观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从哲学维度揭示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原创性贡献。[18]
3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哲学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将文化强国建设作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重点内容加以深入推进, 对文化建设问题进行科学分析和精辟论述, 使得习近平文化思想展现出厚重的文化哲学底蕴。郝立新认为,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哲学意蕴主要体现在从时代高度和实践基础、世界观和方法论出发阐释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逻辑, 体现为“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辩证法。[19]黄丹阳则对这一体用辩证法进行了具体阐释, 揭示了这一辩证法的重要意义, 认为这一体用辩证法实现了对中国传统哲学体用观“源流根枝之辩”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从传统与当代、中国与世界、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关系中提出了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时代性解答。[20]项久雨认为, 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 将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等哲学思想与新时代文化建设有机融合, 形成了兼具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守正创新、人民至上等基本特性的科学理论体系, 彰显出宽广的哲学视野。[21]黄进认为, 习近平文化思想从哲学视角, 聚焦文化主体性、文化共同体及文化自觉自信, 运用世界性战略思维为世界文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22]
4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哲学基础
聚焦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 习近平从哲学维度进行了深刻阐释, 夯实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哲学基础。陈学明从本体论的维度探讨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哲学贡献, 认为这一思想的“人—自然共生本体论”实现了对“物质本体论” “自在自然本体论”“实践本体论” “人化自然本体论”等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传统解释路向的突破和超越。[23]滕菲认为,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包括“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本体论、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核心的发展论和实践论、“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工程思路和以生态学为基础的方法论, 构成了有机统一的理论体系, 为生态哲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24]彭曼丽分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继承和发展, 认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论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化自然本体论, “用系统思维的方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之间的唯物辩证法, “实事求是地建设生态文明”的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从自然到社会的认识论路线,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目标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自然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相统一的价值原则。[25]
5 习近平强军思想的哲学基础
强国必先强军。立足于新时代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时代要求, 习近平以深刻的哲学思维对新时代强军事业进行系统谋划, 使得习近平强军思想建立在厚重的哲理底蕴之上。刘光明聚焦习近平强军思想中“五个坚持”的军事观和方法论, 从军事与政治、战争与和平、稳局与塑势、系统与效能、人与武器等多对重大关系的视角分析了习近平强军思想的精深哲理蕴含[26]。赵周贤挖掘阐释了“五个坚持”所蕴含的思维方法, 具体来说, 就是运用战略思维总揽全局、运用辩证思维分析全局、运用前瞻思维预见全局、运用创新思维激活全局、运用系统思维优化全局、运用底线思维稳控全局[27]。纪建强、陈鸽认为, 习近平强军思想的哲学基础集中表现在四个方面, 即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的唯物辩证法、注重全局的系统思维[28]。
6 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哲学基础
习近平外交思想视野宏大、内涵精深, 蕴含着对中国同世界的关系以及人类前途命运的哲学思考, 彰显出系统深邃的哲学运思和胸怀天下的哲学气度。杨洁勉从实践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传统哲学当代化、新时代外交哲学国际化四个维度探讨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建构和建树问题[29]。石云霞认为, 习近平外交思想以外交大局观为前提、以外交全局观为基础、以外交目的观为归宿、以外交为民观为根本、以和平发展观为途径、以外交道路观为方向, 形成了逻辑严整、内涵丰富的外交哲学理论体系[30]。赵剑英分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对唯物史观视域下的时代观和大历史观、马克思主义人学观、唯物辩证的哲学思维方法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由此揭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哲学基础[31]。
三、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强调“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32], 并以“六个必须坚持”对这一世界观和方法论进行凝练概括。自此, 围绕“六个必须坚持”的研究, 成为学界关于“哲学基础”研究的重点内容, 其研究视域主要涉及生成条件、理论蕴含、逻辑结构、原创贡献、实践要求五个方面。
1 生成条件
任何一种真正的哲学都不会凭空而生、莫名而成, 都必须建立在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基础之上, 是诸多条件相互作用的理论产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亦是如此。周向军从客观与主观双重维度对这一世界观和方法论赖以生成的基本条件进行分析。其中, 就客观条件而言, 这一生成离不开对“两个大局”时代背景下时代之问的哲学审思, 对国内外社会主义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汲取, 对既往优秀哲学思想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精华的继承与发展; 此外, 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具备的优秀素质则为其生成提供了主观条件。[33]关锋主要从理论寻根、历史追踪和现实指向三个维度分析了这一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提出理据。他认为,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内在禀赋和本质特性, 是其提出的“理论之根”; 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化的历史经验, 是其提出的“历史传承”; 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向和较为系统的具体内容, 是其提出的“现实条件和切实需要”。[34]
2 理论蕴含
“六个必须坚持”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之上, 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方法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 必然具有厚重的理论蕴含。李毅认为, 人民至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真理观、历史观与价值观的统一; 自信自立体现了当代中国人的精神面貌; 守正创新体现了理论与实践、主观与客观、知与行辩证统一的必然结论; 问题导向体现了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系统观念体现了对辩证唯物主义普遍联系原理的实践概括; 胸怀天下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进境和价值意蕴[35]。赵剑英认为, 坚持人民至上,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认识论和价值观; 坚持自信自立, 揭示了中国发展的精神气质; 坚持守正创新, 揭示了理论创新的根本逻辑; 坚持问题导向, 揭示了理论创新的基本路径; 坚持系统观念, 创新了新时代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坚持胸怀天下, 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世界观”[36]。沈江平认为, 可以从自然观、历史观和方法论层面领会和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深刻内涵, 从鲜明的阶级立场、深厚的中国底蕴、科学的创新意识、宽广的世界情怀总结其鲜明特质[37]。
3 逻辑结构
“六个必须坚持”不是零散割裂的, 而是系统联系、相辅相成的, 构成一个结构分明、逻辑严整的理论体系。与学界相对普遍的观点不同的是, 张明认为, “六个必须坚持”并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全部内容, 而主要是就新时代推进理论创新而言的。基于此, 他聚焦理论创新视域, 对“六个必须坚持”的逻辑结构进行勾勒, 认为“人民至上”是理论创新的价值逻辑起点, “自信自立”与“胸怀天下”分别凸显了理论创新的中国立场与世界情怀, “守正创新”反映了理论创新的谱系定位问题, “问题导向”和“系统观念”深刻折射出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论。[38]张有奎以“根本立场—精神特质—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思维方法—世界眼光”的定位概括了“六个必须坚持”的逻辑结构。[39]武文豪、周向军聚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精髓和灵魂的实事求是, 对它同“六个必须坚持”的关系进行分析, 以实事求是为核心, 按照“价值遵循—精神特质—原则要求—核心要旨—思维方法—境界格局”架构起“六个必须坚持”的逻辑结构[40]。
4 原创贡献
“六个必须坚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理论成果, 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以鲜明的中国意涵, 具有重要的原创性贡献。郭广银将“六个必须坚持”置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多维坐标系中加以审视, 从整体性视域分析其原创性贡献, 认为“六个必须坚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的继承性发展、新时代的伟大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理论指南[41]。黄建军则从具体性视域对这一原创性贡献进行分析, 认为“必须坚持人民至上”, 标定了开创历史伟业的人民立场; “必须坚持自信自立”, 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历史主动精神; “必须坚持守正创新”, 明确了以“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 “必须坚持问题导向”, 明确了“四个之问”的新时代之解; “必须坚持系统观念”, 明确了以系统思维谋划各项事业; “必须坚持胸怀天下”, 明确了为世界谋大同的中国方案[42]。张雷声、杭州从内容创新、体系创新、路径创新三个维度揭示“六个必须坚持”的创新性贡献, 认为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 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体系, 与“两个结合”等科学方法一道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路径[43]。
5 实践要求
理论联系实际是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学习和研究党的创新理论的根本目的在于以其指导实践。“六个必须坚持”是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的哲学理论。我们要更加自觉地以“六个必须坚持”指导实践。周向军、庞付玲分析了“六个必须坚持”的实践指向, 提出贯彻落实“六个必须坚持”, 要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两个结合”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要自觉地以其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 用其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44]。谢迪斌从指认力量源泉、提供思想方式和行为原则、规划空间整体性方向三个维度论析了“六个必须坚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未来发展的实践指导作用[45]。刘红凛探讨了“六个必须坚持”的实践特质, 认为贯彻“六个必须坚持”, 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总要求, 把人民至上作为出发点和根本标尺, 把科学思维能力作为“桥梁”, 把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与方法论贯穿到各项工作中[46]。此外, 还有学者着眼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具体领域, 探讨了如何以“六个必须坚持”指导实践工作的问题。譬如, 冯颜利、曾咏辉分析了如何以“六个必须坚持”指导家庭家教家风建设[47]; 杨胜慧、贺丹、张刚分析了如何以“六个必须坚持”推动优化人口发展战略落实落细[48]; 王伟光分析了如何以“六个必须坚持”把握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49]。
四、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中国传统哲学基础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两个结合”的理论产物, 不仅具有扎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 而且具有厚重的中国传统哲学基础。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中国传统哲学基础的研究, 也是学界关注的重要内容。
1 习近平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观
中国传统哲学智慧集中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价值理念和鲜明品格,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核心的组成部分。蕴含着对中国传统哲学科学认知的习近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观, 是习近平对中国传统哲学智慧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下简称“两创”) 的思想指导和理论前提, 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传统哲学基础的理论起点和逻辑起点。郑德荣、邱潇认为, 习近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观, 阐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本质、发展规律、时代价值、创新路径及其同其他先进文化的逻辑关系, 是继承性、时代性与创造性的有机统一[50]。王易、秦玉娟从生成依据、主要内容、创新贡献三个维度对习近平优秀传统文化观进行阐释, 认为其科学诠释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全新定位、基本内涵、现代价值与传承弘扬等内容, 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 繁荣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 在展示中国文明形象的同时也为世界发展贡献了智慧与力量[51]。陈方刘认为, 习近平传统文化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价值进行新认识,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精华进行新概括, 对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法方针进行新提炼, 具有重要原创性贡献[52]。
2 习近平对中国传统哲学智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国传统哲学融入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之中, 进而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中国传统哲学基础, 这并不会自动实现, 而必须经过一个“两创”的过程。这一过程, 不仅是党的创新理论的中国传统哲学基础赖以生成的必要条件, 也是党的创新理论的中国传统哲学基础的突出表现。汪信砚认为, 习近平对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思想、辩证法思想、知行合一思想、民本思想等内容进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诠释和改造, 实现了对中国传统哲学智慧的“两创”[53]。徐光木、江畅从六个方面概括了习近平对中国传统哲学的“两创”, 即从传统民本思想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从“大同”“小康”的追求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世界大同的理想; 从道德完善的人格追求到以人民生活美好为奋斗目标; 从德、礼、法的治理模式到以法德共治模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从注重修身成人到以不懈奋斗实现美好生活; 从天下情怀到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54]。王海军、王栋从价值立场、历史担当、谋篇布局、世界价值四个维度对这一“两创”进行具体呈现, 并总结了习近平推进“两创”的主要经验, 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统一、坚持问题导向、提供政策支持[55]。周向军、赵信彦论述了习近平对中国传统哲学实事求是思想、知行合一学说、朴素辩证思维、民惟邦本取向、天人合一智慧、和合哲学理念的“两创”, 进而挖掘出党的创新理论的中国传统哲学底蕴[56]。此外, 还有部分学者着眼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具体领域, 阐发其中国传统哲学基础。譬如, 王艺霖聚焦知行关系维度, 分析了习近平对传统知行观的“两创”[57]; 王平一分析了习近平对传统廉政文化的“两创”[58]; 路雪莲阐发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天人合一” “取之有度”“仁民而爱物”“辅相天地之宜”等中国传统生态观的“两创”[59]。
五、研究评析与未来展望
总体来看, 近年来, 学界关于“哲学基础”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在研究视域、研究方法和学术观点等方面展现出鲜明特色, 为我们深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作了良好铺垫。同时, 现有研究在学理化阐释、体系化建构、实践性关切、历史性观照等方面仍有些许不足, 存在提升空间。
1 研究亮点与鲜明特色
第一, 研究视域体现时代性。理论创新每推进一步, 理论研究就要跟进一步。“哲学基础”不是停滞僵化、一成不变的概念系统, 而是与时俱进、不断丰富的开放体系, 伴随党和国家事业的深入发展而不断充实完善。有鉴于此, 学界关于这一理论的研究总是能及时跟进, 充分学习研究习近平总书记的最新讲话精神, 充分利用党的创新理论不断丰富的最新文本, 对这一“哲学基础”进行与时俱进的研究, 体现出研究视域的时代性。
第二, 研究方法具有多样性。“哲学基础”隐性存在于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当中, 关涉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多个方面, 关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党建等多个领域, 关涉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国际与国内等多个维度, 必须整合多个学科的力量、采用多样化的研究方法展开研究。有鉴于此, 学界综合运用了文献研究法、系统分析法、比较研究法、学科交叉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等对这一“哲学基础”进行研究, 体现出研究方法的多样性。
第三, 学术观点彰显创新性。“哲学基础”的研究, 是一项牵涉面广、抽象性强的复杂工程, 具有相当难度, 必须有敢于突破、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学界对这一“哲学基础”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彰显出鲜明的创新性。譬如, 陈曙光根据理论适用范围的广度和深度, 根据理论的性质、特点和原创程度对“原理性成果”进行界定, 并由此概括出“哲学基础”的原理性成果; 赵士发突破对“原创性贡献”的狭义理解, 提出了广义理解, 并依据这一广义理解对“哲学基础”的原创性贡献进行总结概括; 韩庆祥以“系统为基战略辩证法”这一崭新学术概念对“哲学基础”进行凝练概括, 都体现出学术观点的创新性。
2 研究不足与提升空间
第一, 学理化阐释相对欠缺。政治性与学理性的统一, 是研究阐释党的创新理论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在理论研究中, 政治性是学理性的底色与前提, 学理性是政治性的支撑与保障。我们要坚持用学术讲政治, 科学诠释党的创新理论所蕴含的道理学理哲理, 更好地做到“把鲜活的思想讲鲜活, 把彻底的理论讲彻底”[60]。“哲学基础”暗含于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 对这一“哲学基础”的研究, 要求我们以敏锐的哲学思维对相关理论文本进行深度挖掘和提炼, 在此基础上作出学理化阐释。现有研究的部分成果对这一“哲学基础”的挖掘提炼还存在着不够全面、深入、细致、准确的问题, 对这一“哲学基础”的阐释多停留于一般的政治性宣传, 学理化阐释仍然有待进一步提升。
第二, 体系化建构仍需加强。理论的体系化, 是理论成熟的重要标志。对成熟的理论进行体系化建构, 是进行理论研究的内在要求。伴随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以及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逐渐走向成熟, 其突出的标志就是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六中全会和党的二十大对其科学体系作出了“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 “十三个方面成就”的理论建构, 并以“六个必须坚持”概括了贯穿这一思想全局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从而清晰展现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完整理论形态。一种成熟的理论, 必然具备成熟的哲学基础, 换言之, 必然具备已成体系的哲学理论。“哲学基础”隐性存在并散见于新时代以来党的一系列重要文献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 有待于我们去深度挖掘、精准提炼、全面概括和系统建构。现有研究往往局限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框架, 以这一传统框架对标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科学体系, 从而归纳党的创新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发展和创新贡献, 而着眼于“哲学基础”的理论文本, 对“哲学基础”进行深度挖掘、精准提炼、全面概括和系统建构的研究成果却鲜有出现, 这就使得现有研究呈现出零散化、碎片化等不足, 这是未来进一步深化研究必须着力攻关与突破的重要问题。
第三, 实践性关切稍显薄弱。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原理告诉我们, 实践是理论赖以生成的源泉, 又是理论完成其使命的最终归宿。我们对党的创新理论进行研究, 其根本目的是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 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从而更好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为鲜明的理论品格。“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 问题在于改变世界。”[61]我们加强对“哲学基础”的研究, 根本目的在于以其指导实践, 用学术服务现实。因而, 在研究中, 我们必须着力强化研究的实践性关切。现有研究更多的是对这一“哲学基础”进行理论分析, 而相对缺乏对这一“哲学基础”的实践关切, 特别是结合党和国家具体工作实际, 分析探讨贯彻落实这一“哲学基础”的实践要求, 提出更具实践性和可操作性的贯彻落实举措的研究显得尤其薄弱, 这是有待未来研究进一步改进和强化的重要内容。
第四, 历史性观照亟待提升。逻辑与历史相一致, 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方法论, 也是理论研究的基本遵循。“历史从哪里开始, 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 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 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 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 这时, 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62]因而, 对理论的逻辑归纳和体系建构必须以对理论的历史观照为前提。一方面, 要深入分析理论赖以生成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 另一方面, 要科学梳理理论发生发展的历史轨迹和标志性历史节点。“哲学基础”, 是在新时代中国社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的, 是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进程中面临的历史课题的哲学分析和积累的历史经验的哲学总结, 其本身也经历了一个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 具有厚重的历史底蕴。从学界近年来的研究状况来看, 对这一“哲学基础”赖以生成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 特别是对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轨迹进行研究的成果鲜有出现, 这是现有研究历史性观照不足的突出表现, 也是未来研究亟待拓展的重要空间。
①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概念, 并对这一思想的科学体系进行初步建构, 标志着这一思想逐渐走向成熟。党的二十大报告创造性地提出了“六个必须坚持”, 明确概括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这也标志着“哲学基础”的科学体系逐步成型。考虑到不同时期研究对象的成熟程度, 本研究综述主要选取党的十九大以来特别是党的二十大以来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分析, 如此才更具科学性和说服力。
参考文献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辩证关系、核心要义与实践指向
[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