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原则[1]1。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提法, 第一次出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里, 具体表述是“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2]。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点的重要性, 将其上升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这表明我们党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意义。
回望改革开放史, 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始终都是我们党孜孜探索的重大课题。从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 市场调节为辅”[3], 到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时提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4], 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5], 到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确立“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6], 到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7], 到2020年9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作为“十四五”时期重要工作[2], 再到2025年10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作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所必须坚持的原则之一[1], 这一绵延了四十多年的探索改革之路艰辛而又漫长。四十多年间, 市场从扮演辅助角色、居于次要地位, 一步步被提升到发挥基础性的、决定性的作用, 而政府始终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透过纷繁复杂的具体理论和实践, 厘清探索之路背后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哲学智慧, 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更加透彻地理解、把握党是如何思考、谋划市场和政府之间关系的。
在展开论述之前, 需先厘清本文两个重要关键词———“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内涵。梳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等重要文献, 我们发现, 党中央对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具体内涵未作明确界定, 但每一次强调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 党中央都会指出, 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同时阐述需要着力解决的有关问题和需要着手开展的相关工作。因此, 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内涵可以从中推衍而来。
“有效市场”指市场能够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同时市场能够使资源实现优质且高效的配置, 这就必然要求市场微观主体富有活力、能够自主决策, 也要求市场竞争环境公平公正、开放包容。
有为政府的内涵可以从党的重要文献对“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具体阐述中凝练。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明确指出: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就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深化行政体制改革, 创新行政管理方式, 健全宏观调控体系, 加强市场活动监管, 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稳定, 促进共同富裕”[12]。可见, 有为政府既要为有效市场持续提供稳定发展、法治严明、公平共享的宏观经济社会环境, 也要健全宏观调控体系, 提升宏观调控水平, 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 因此, 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使政府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实现“既要放得活又要管得好”。
而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 就是要努力推动形成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格局。
从改革开放之初的“计划经济为主, 市场调节为辅”, 到如今的“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原则”, 我们党对市场和政府关系的思考和探索饱含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刻意蕴。本文拟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辩证法、方法论、认识论和历史观五大方面展开探究。
第一, 从本体论上看, 既需要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 又需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党思考、谋划市场与政府的关系, 其根本立足点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石———“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在现实工作中的体现。
尽管马克思本人未对物质作出明确的界定, 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认为物质是客观实在的, 而意识的形式则是主观的。而且, 马克思主义认为, 世界统一于客观的物质, 即世界万事万物拥有共同的本质或本源———物质, 而非统一于主观的意识。
恩格斯在其所著的《反杜林论》中鲜明、透彻地阐述了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由于《反杜林论》第一次较为全面地呈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其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地。
基于近代科学的发展,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强调, “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 而这种物质性不是由魔术师的三两句话所证明的, 而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所证明的”[13]419。
的确, 世界由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意识三大领域构成, 而这三大领域都统一于客观物质。
首先, 发达的自然科学已经证明自然界是客观实在的物质, 不依赖于人类意识而存在。
其次, 历史与现实, 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都证明人类社会本质上是在生产实践基础上形成的物质体系。马克思指出: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 对对象、现实、感性, 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 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 当做实践去理解, 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15]137, 而马克思强调,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5]139。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指出: “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 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5]158, 在《资本论》中, 马克思强调劳动“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16], 这表明, 物质资料的劳动生产活动是一切历史得以展开的基本条件, 是首要的社会实践活动。
再次, 人的意识统一于物质。从意识的起源看, 意识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长期发展的产物; 从意识的本质看, 意识是人脑这一物质器官的机能和属性; 从意识的作用看, 意识能动性的发挥必须以尊重客观物质世界的客观规律为前提, 也必须借助于必要的物质手段。
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 必然要求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应当“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规律, 这根本区别于从主观感受、想象、愿望出发的主观唯心主义, 也根本区别于从某种先于世界而存在的绝对精神、绝对原则出发的客观唯心主义。
同时,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也根本区别于轻视意识的旧唯物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既强调物质的第一性、本源性, 又强调意识具有能动的反作用, 是辩证的唯物论。
一百多年来团结带领人民群众开展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得失成败, 使我们党深刻认识到既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规律又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重大意义。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规律, 我们党才能认识到市场其实无关“主义”、市场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可以运用的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手段、方式, 才能看到并肯定市场竞争在激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方面无可比拟的优势, 才能根据实践成效一步步增强市场的作用。也才能看到市场很重要, 却也有失灵的时候, 而且市场的优点与缺点总是相伴相生。也正因为认识到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重大意义, 才能看到政府的作用亦不可或缺, 有效的市场始终需要有为的政府谋划宏观发展蓝图、创造良好发展环境, 提供优质公共服务,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孵化阶段等关键领域和环节, 还需要政府通过搭建资金、技术支持平台等方式培育市场、引领市场、强化市场。
第二, 从辩证法上看, 需要始终坚持“与时俱进”, 并精准把握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是辩证的, 其辩证性不仅体现在对意识能动反作用的重视, 还体现在“全面、联系、变化发展地看问题”上, 从而根本区别于唯心主义和旧唯物论片面、孤立、僵化地看问题。
马克思主义通过近代提出的细胞学说、能量转换和守恒定律、进化论, 以及自然科学的其他巨大进步, 发现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处于普遍联系之中, 因此, 恩格斯强调指出, “我们现在不仅能够说明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了, 而且总的说来也能说明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 这样, 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 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17]252。
马克思主义不仅指出事物是普遍联系的, 还指出事物的变化发展也是普遍的, 对此, 恩格斯指出: “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 而是过程的集合体, 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 在这种变化中, 尽管有种种表面的偶然性, 尽管有种种暂时的倒退, 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17]250。
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指出, 是事物的普遍联系引起了事物的普遍发展: “今天, 当人们对自然研究的结果只要辩证地即从它们自身的联系进行考察, 就可以制成一个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令人满意的‘自然体系’的时候……这样, 自然界也被承认为历史发展过程了。而适用于自然界的, 同样适用于社会历史的一切部门和研究人类的(和神的)事物的一切科学”[17]252-253。
马克思主义关于事物联系和发展普遍性的观点, 要求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必须与时俱进。因此, 我们党根据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 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具体国情, 不断深化对市场与政府关系的认识, 日益认识到市场和政府是分工明确又相辅相成的两大力量, 必须将二者有机结合在一起。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不仅看到事物之间存在普遍联系和发展, 还指出, 对立统一规律阐明了事物普遍联系的本质内涵与事物自身运动变化的内在动因。
关于对立统一规律,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亚里士多德等都曾经提出过朴素的观点, 近代的黑格尔的研究和表达则更加系统化。而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原理, 起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开创性研究, 深化于列宁的进一步发展, 以及毛泽东的系统化阐释。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 围绕物质运动、生命现象、思维、数学等领域存在的种种矛盾, 批判了形而上学机械论关于事物中没有矛盾的观点, 系统地阐释了对立统一矛盾的客观性、普遍性原理。恩格斯还阐明了矛盾与运动的不可分离性, 并以“相互作用”阐释了矛盾双方的关系。恩格斯认为这种相互作用包含三层意涵: 一是矛盾双方相互依存、相互联系, 二是矛盾双方相互排斥、相互分离, 三是矛盾双方相互转化[18]77。
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为指导来考察市场与政府的关系, 就会发现, 市场与政府其实就是一对客观存在的不断运动变化的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这里的“对立”不是指二者相互斗争、冲突, 而是指市场与政府分属于不同的领域, 有各自独特的规律和要求, 不能混为一谈, 不能相互取代。“统一”不是指市场与政府相互转化为对方, 而是指相互吸收有益于自身的成分来加强自身, 即二者是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的关系。
市场与政府之间为什么存在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这需要全面、深刻地理解把握“价值规律”。
马克思指出, “在私人劳动产品的偶然的不断变动的交换比例中, 生产这些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起调节作用的自然规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 就像房屋倒在人的头上时重力定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一样。因此, 价值量由劳动时间决定是一个隐藏在商品相对价值的表面运动后面的秘密”[21]。即: 商品的价值量不是由个别劳动时间决定, 而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 商品交换以价值量为基础, 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进行, 这就是价值规律。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基本规律, 也就是说, 价值规律贯穿商品经济的全部过程。在《资本论》中, 马克思分多处详细论述了价值规律的三大作用和三大消极影响。
价值规律的作用在于: 首先, 价值规律能自发调节生产资料、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各生产部门的分配, 劳动生产率高的行业、企业必然会吸引大量的人、财、物资源, 劳动生产率低的则相反。其次, 价值规律能自发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 因为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 交换以价值量为基础, 遵循等价交换原则, 技术水平高的生产企业的个别劳动时间少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却能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价值量参与市场交换, 从而能够在交换中占据优势地位。没有任何生产企业愿意居于劣势地位, 这就会刺激各生产企业不断地追求技术进步和管理效率提升, 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再次, 由于前两种现象的存在, 价值规律自发调节社会收入水平, 技术和管理水平高、劳动生产率高的企业或个人必然获得高收入, 反之则是低收入。
价值规律的三大作用辩证地蕴藏着它的三大消极影响。首先, 价值规律既自发调节生产要素在各生产部门的分配, 又会导致分配不均衡, 出现有的行业、企业流入过多社会资源的现象, 从而导致资源浪费; 其次, 价值规律会导致各生产部门为了保持自身的优势而实行技术垄断, 阻碍社会生产力进步; 再次, 价值规律会自发调节社会收入, 导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 自发的市场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 其核心往往是追求效率, 保障的是强者的利益, 无法自觉顾及弱者的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 导致生产关系逐渐滞后于生产力, 社会消费能力无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同步提升, 最终阻碍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和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而政府, 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 往往具有强大的宏观调控能力, 能够通过采取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革、社会分配制度改革等举措调整、优化生产关系, 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和弱者利益, 从而激发社会各阶层各群体的生产劳动积极性, 并提升社会的整体消费能力, 由此,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能够形成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格局。但是, 如果由政府配置资源、组织社会生产, 由于需要顾及方方面面的利益, 忙于处理形形色色的事务, 在时间、精力、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常常会顾此失彼、左右为难, 有时会出现权力寻租现象, 从而无法持续有力推动技术进步、管理效率提升和社会生产力发展。
市场依靠自身力量无法消除价值规律的三大消极影响, 如果缺乏有为政府的帮助、支持, 必然会周期性出现社会资源大量浪费、社会生产相对过剩、社会生产力停滞不前甚至严重倒退等现象, 继而出现大量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社会动荡等乱象。
但如果有为政府作用于市场, 比如引导产能过剩的行业、企业有序退出, 或者早早发布行业饱和预警、设置充分竞争行业的高进入门槛, 以及通过税收调节各阶层各群体收入, 多渠道多举措稳步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 防止贫富分化, 就可以提升有效需求, 促进供需平衡, 市场就能够长期保持健康、可持续发展。
政府也可以从市场获取有益因素, 从而促进自身发展。市场可以将政府从繁重复杂的具体经济事务中解脱出来, 使政府能够将更多的时间、精力、资源投入社会公共事业, 也可以通过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进步、社会财富源源不断增长, 赋予政府更加强大的宏观调控能力。
这样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 使得市场与政府这对矛盾能够处于“和谐”的状态, 即, 这对矛盾并非零和博弈关系, 而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动态良性适配共荣关系, 从而有助于经济社会保持长期稳定繁荣发展。正是因为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哲理, 我们党高度重视并要求“十五五”时期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原则”。
第三, 从方法论上看, 需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亦需要始终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有机结合。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不仅认识到世界上万事万物间的联系是以对立统一的矛盾为根本内容的、矛盾是普遍的, 还认识到这些矛盾都具有各自的特殊性, 只有具体分析矛盾的特殊性, 才能认清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 这在方法论上称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关于此, 列宁在《共产主义》一文中批评匈牙利共产党员库恩·贝拉时说, “他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22]。
毛泽东也在《矛盾论》中强调矛盾的特殊性要求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这些矛盾, 不但各各有其特殊性, 不能一律看待, 而且每一矛盾的两方面, 又各各有其特点, 也是不能一律看待的。……所谓了解矛盾的各个方面, 就是了解它们每一方面各占何等特定的地位, 各用何种具体形式和对方发生互相依存又相互矛盾的关系……研究这些问题, 是十分重要的事情”[20]312。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之所以高度重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是因为历史与现实的所有生动实践都深刻地表明: 只有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才能破除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束缚, 才能解决千变万化的各种问题。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论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问题上体现为, 必须因时、因地、因事采用不同的结合内容和形式, 才能适应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领域的发展需要。
比如, 在已经充分发展的行业、领域, 政府需要发挥预警饱和、引导有序退出的作用, 而在市场尚未认识到其重要性的战略新兴行业, 政府就需要运用税收、财政、货币等政策引导社会资源参与。甚至, 在行业发展初期, 由于投资额过大、风险过高或不确定性太强, 民间资本无力或不愿意进入市场, 持观望态度的时候, 就需要政府亲自组织市场、参与市场, 直至市场发展起来, 政府再有序退出。
再比如, 在社会生产力总体落后的时候, 政府要大力地推动市场发展、促进商品生产, 而在社会生产力已经比较充分发展、能够较大程度地满足全社会生存、发展需要的时候, 政府就需要既继续支持市场发展以推动技术持续进步和生产持续发展, 又需要引导、组织相当部分社会成员从竞争性的行业退出, 并引导、组织、资助暂时退出社会生产、服务部门的社会成员, 转向社会公共事业的志愿服务和短期身心调整, 从而既能持续推动社会发展, 又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还能推动社会公共事业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还认为, 在分析事物的矛盾时, 不仅要看到矛盾双方的对立, 而且要看到矛盾双方的统一; 不仅要看到矛盾体系中存在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 而且要看到次要矛盾、矛盾的次要方面。这就是“两点论”的工作方法。
着重把握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 并以此作为解决问题的出发点, 这就是“重点论”的工作方法。毛泽东在《矛盾论》中着重强调要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 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 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 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 研究任何过程, 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 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 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告诉我们的方法。列宁和斯大林研究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时候, 列宁和斯大林研究苏联经济的时候, 也告诉了这种方法”[20]322。
马克思主义强调, 在实际工作中, 要始终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
要求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 不仅体现了“两点论”, 还蕴含了“重点论”。如何判断什么是“重点”呢?这就需要牢牢把握在矛盾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对事物发展起决定作用的矛盾, 把握解决好这个“重点”, 往往有助于带动其他问题的解决。在这一哲学视野观照之下, 我们就会发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之间的联系, 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纷繁复杂的各种联系中极其重要、极其关键的联系, 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关系处理好了, 才能持续推动社会生产力平衡、充分发展, 不断满足各民族、各区域、各行各业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 从而更好地解决社会主要矛盾问题。
市场和政府分工明确, 在特定领域内发挥着不可相互取代的作用, 比如, 市场在资源配置领域发挥决定性作用, 也就是由竞争决定人、财、物等生产要素在各部门的分配, 而政府则主要在战略规划、宏观调控、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公平正义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这就是“重点论”的运用。
第四, 从认识论上看, 需要始终坚持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良性互动。
不同于唯心主义的先验认识论和旧唯物主义的直观反映论,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蕴含着辩证唯物主义的基因, 因此, 马克思主义认为, 人类的认识既不是先于物质而存在的, 也不是对事物片面的、肤浅的、孤立的、僵化的、机械的简单反映, 而是在与实践的辩证互动中不断螺旋式上升和波浪式前进的。对此, 列宁曾强调指出: “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 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 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途径”[19]142。
正是因为深知这一点, 我们党在处理市场与政府关系的时候, 既深入思考、广泛探讨, 又不耽于争论、空想, 开展实践探索而绝不浅尝辄止, 持续地边实践边思考、边思考边实践, 以新实践启发新认识, 又以新认识指导新实践。
我们党对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关系的理论认识和实践探索走过四十余年, 经历若干阶段而日益科学化, 是始终坚持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良性互动的成果。四十多年来, 市场的地位和作用从“为辅的”到“基础性的”再到“决定性的”, 政府的地位和作用从“主要的”到“宏观调控”再到“和有效市场相结合”, 每一阶段的理论创新都建立在扎实的实践创新之上, 每一阶段的理论创新又指导着新的实践创新, 如此相互激发、相互支撑, 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不断完善、日趋成熟, 同时有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
第五, 从历史观上看, 需要始终坚守人民立场、坚持“人民至上”。
不同于“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主义历史观,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贯彻了辩证唯物主义。因此, 马克思主义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15]196 (这里的“交往形式”即生产关系———作者注)。即, 马克思主义指出: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作为社会基本矛盾, 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 而生产力这一客观的物质因素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最基本的动力因素, 是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最终决定力量。
马克思主义还指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来表达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 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 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 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 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13]760。
马克思主义还指出“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15]527, 对社会发展起巨大作用。
马克思主义还发现科技革命是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杠杆,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 “生产力的这种发展, 归根到底总是来源于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 来源于社会内部的分工, 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25]。
马克思主义还指出文化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 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17]649。
马克思主义还指出“改革”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又一重要动力, “革命是解放生产力, 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26]。
人民群众是阶级斗争、革命、改革、科学技术、文化等所有社会发展动力的主体力量, 因此,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 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 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 决定历史的是“行动着的群众”[27]。
不断提高、强调市场的地位和作用, 是因为市场鼓励竞争、激励创新, 能够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优质的创业机会和就业岗位, 还能够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越来越丰富、越来越个性化、越来越有品质的商品和服务; 始终强调并根据需要不断调整政府的地位和作用, 是因为政府能够预防市场失灵、失序, 能够使市场重新恢复活力和秩序, 还能够在必要的时候直接参与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强化市场, 从而使市场能够真正有效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比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就是有为政府在市场失序阻碍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影响人民生活品质进一步提升时发挥重要作用的生动案例。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11月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 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要求“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 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 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 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29]。当时, 我国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49351元”[30], 已经接近8000美元, 进入消费加速升级时期, 但市场供给体系不能很好地适应这一变化, 因为我国供给体系依然处于同质化的生产阶段, 而且部分领域投资过多, 产能过剩问题突出, 这些问题, 都是市场自身无法自动、有效且高效解决的问题。
为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16年, 中央政府开始在全国“推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向纵深发展”[34]。
“放”, 就是简政放权, 尽可能减少政府对市场主体的行政审批等行为, 降低市场主体运行的行政成本, 提高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创新能力。
“管”, 就是放管结合, 政府部门要创新和加强监管职能, 利用新技术新体制加强监管创新。
“服”, 就是优化服务, 高效服务, 营造便利的营商环境和生活环境。
很显然, “放管服”改革的实质, 就是推进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 而其出发点和落脚点, 以及判断改革成效的标准, 都在于人民群众是否满意、人民群众是否有更多的获得感。
再比如, “十五五”规划建议中, 我们党重点部署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要求“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建设法治经济、信用经济, 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 要求“统一市场基础制度规则, 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信息披露、社会信用、兼并重组、市场退出等制度”, 要求“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统一市场监管执法, 加强质量监管”[1]2等。这些都是推动有为政府构建的有力举措, 目的是建设完善有序流通、高效配置、优胜劣汰、良性竞争的全国统一大市场。而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归根结底也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
上述目标并非轻轻松松就能实现。这要求有为政府持之以恒攻坚克难、披荆斩棘。只有始终坚持人民至上, 始终将人民利益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的政府才可能自觉主动、竭尽全力地成为这样的有为政府。
总之, 坚持“人民至上”,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 尊重客观规律和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坚持与时俱进, 坚持精准把握对立统一的辩证矛盾, 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有机结合, 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坚持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良性互动, 是我们党不断探索市场与政府关系、不断深化二者之间关系的认识, 所始终坚持的根本立场和科学世界观方法论。未来, 它们还是我们党不断实现好、维护好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继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继续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认识的根本立场和法宝。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