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立即领导人民致力于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 将践行群众路线落到实处。毛泽东始终心系广大人民群众生活, 依靠工农群众的力量, 推进事业的发展。而且他在实践中就关心工农群众生活的问题提出了重要的思想。

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力量和主力军。关心工人的生活是共产党的宗旨所决定的, 也是共产党发展事业的重要前提。毛泽东在领导恢复国民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 十分重视和关心工人的生活。

1950年, 即新中国成立之初, 国家千疮百孔, 百业待兴。在城市里, 许多企业由于缺乏燃料和原料而处于停产状态, 大量工人失业, 生活极度困难。此年6月, 毛泽东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 “我们要合理地调整工商业, 使工厂开工, 解决失业问题, 并且拿出二十亿斤粮食解决失业工人的吃饭问题, 使失业工人拥护我们。我们实行减租减息、剿匪反霸、土地改革, 广大农民就会拥护我们。我们也要给小手工业者找出路, 维持他们的生活。”^[1]74这里毛泽东话语的着力点虽然是合理调整工商业和恢复工业企业生产, 然而解决人民群众生活困难的思想已经十分清楚地表达出来。正如他所指出的, 需要帮助工人、农民解决生活困难, 还需要帮助小手工业者找到生产和生活的出路。在他的思想中, 解决工人失业和吃饭问题摆在首要地位。所以他明确要求政府筹集到20亿斤粮食以解决工人吃饭的问题。次年2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研讨当时亟待解决的若干重大问题, 包括以3年时间为以后10年经济建设准备物质条件的问题、抗美援朝的动员工作和宣传工作的问题、土地改革的问题、整顿城市工作秩序和社会秩序的问题、整党和党建的问题等。毛泽东在起草会议文件时特别提出要改善工人生活条件的问题。他写道: “力争在增加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工人生活。在城市建设计划中, 应贯彻为生产、为工人服务的观点。”^[1]145毛泽东这里说在增加生产的基础上改善工人的生活, 明确地、深刻地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基本规律, 即在促进生产不断发展的同时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他这里说党的组织和党的领导应树立和贯彻为工人服务的观点, 表明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即把执政党为工人服务以及为人民服务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1952年5月, 毛泽东在党中央有关文件上作出批示: “工人福利问题, 必须解决, 但又必须解决得合乎实际的经济情况, 不能太低, 但又决不可太高, 致陷自己于被动。”^[1]203毛泽东这里的思想是, 解决工人福利问题要根据国家的经济力量逐步展开, 切不可脱离实际。该思想的可贵之处在于, 当时国家的经济建设刚刚开始, 财力有限, 而且需要开支的方面很多, 在此情形下仍提出了工人福利的问题, 要求党和政府对此给予重视。这表明了毛泽东对工人群众的一片关爱之心, 也体现出他协调和统筹发展各项事业的思想特质和领导能力。

1956年4月, 毛泽东在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他提出: “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 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 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2]24这一论断是他在系统阐述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三者辩证关系时提出的。在毛泽东的思想中, 没有农业的发展, 或者农业发展不快速, 不能向城市提供足够的粮食, 工人得不到粮食, 不足以解决温饱问题, 则没有重工业的发展; 轻工业得不到应有的发展, 不能向社会提供足够的生活资料, 工人尤其是重工业部门的工人得不到日常生活必需的用品, 生活中有重重困难, 将不利于重工业的发展。毛泽东的意图在于要求党和政府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关系, 而在他的论述中关心工人生活的思想是显而易见的。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里, 毛泽东在论述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之间的关系时再次提出, 在生产和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以后, 应该兼顾生产者个人、生产单位和国家三个方面的所得和需要, 应该“公私兼顾”“军民兼顾”, 只顾一头则会出问题。他说: “拿工人讲, 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 他们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进。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 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 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 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工资也需要适当调整。”^[2]28这里毛泽东表达的重要思想是, 党的干部和国家干部必须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 要坚决反对不关心群众生活特别是对人民群众的困难无动于衷的官僚主义作风。这里他还提出了改善工人生活的具体办法: 随着工业生产的发展、生产效率的提高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应调整和增加工人的工资收入。

现代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证明, 青年代表着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未来。毛泽东始终关心青年人特别是青年工人的成长。1953年6月, 他在相关重要场合的讲话中充分肯定, 共产主义青年团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 坚持党的领导, 踊跃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已经创造出很大的成绩。各级党组织应该把关心青年人的生活和学习提上重要的日程。毛泽东指出: “十四岁到二十五岁的青年们, 要学习, 要工作, 但青年时期是长身体的时期, 如果对青年长身体不重视, 那很危险。青年比成年人更需要学习, 要学会成年人已经学会了的许多东西。但是, 他们的学习和工作的负担都不能过重。尤其是十四岁到十八岁的青年, 劳动强度不能同成年人一样。”^[1]277在毛泽东看来, 一是要重视和关心青年人的身体健康。青年人正处于长身体的时候, 需要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 让他们的饮食质量好一些, 才有利于他们的身体成长。二是要关心青年工人的学习。要给他们上学读书的机会, 让更多的青年人可以上大学、上中专。做到学有所长。要使他们的工作与学习有效地结合起来, 让他们在工作过程中增长本领, 在各自工作岗位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三是要关注青年工人的劳动强度, 保障他们的身体成长和身体健康。毛泽东还关心保证青年工人有足够的睡眠时间的问题。他说, 现在有关单位规定青年工人每天的睡眠时间为8小时, 然而实际上只有六七个小时, 甚至更少, 他们普遍感到睡眠不够, 应该重新规定青年人的睡眠时间为每天9小时。毛泽东指示, 对此要下一道命令, 要求坚决执行。他指出, 初中学生现在每天的上课时间多了一些, 应该考虑减少一些, 增加学生们的课外活动时间。毛泽东重视和关心工人子女即儿童的成长。1958年8月, 毛泽东在审阅有关教育问题的文章时批示道: “儿童时期需要发展身体, 这种发展要是健全的。儿童时期需要发展共产主义的情操、风格和集体英雄主义的气概, 就是我们时代的德育。这二者同智育是连结一道的。二者都同从事劳动有关, 所以教育与劳动结合的原则是不可移易的。总结以上所说, 我们所主张的全面发展, 是要使学生得到比较完全的和比较广博的知识, 发展健全的身体, 发展共产主义的道德。”^[2]398-399显然毛泽东此时已然强调儿童要德智体全面发展。他所谓“德”的发展, 即对儿童进行教育, 使他们从小树立集体主义精神和英雄主义精神, 逐渐养成共产主义风尚; 所谓“智”的发展, 即让儿童尽可能多地接触相关知识, 为读书学习打好基础; 所谓“体”的发展, 就是要让儿童生活条件好, 营养充足, 加强体育锻炼, 长大后成为体魄强壮的工作者。

在中国, 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 在建设革命根据地时即非常重视和关心农民的生活。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 着眼于处理好工人阶级与农民的关系, 保持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 需要关心农民的生活并根据条件不断改善农民的生活。毛泽东在实践中就党和国家关心农民的生活提出了重要的思想。

1952年10月, 毛泽东得知浙江、苏南两地区对农民征粮数量太多, 使得农民的负担过重, 生活发生困难。他对此问题极为重视, 指示中央有关领导部门组成两个调查组, 到上述两个地区调查和了解情况, 查清楚农民负担过重的具体情况。毛泽东要求党中央就此问题召开专门的会议, 指示这两个地区的领导人参加会议, 还要求相邻地区有关县的县委书记参加会议, 切实解决问题, 切不可再发生此问题。他说: “总之, 过去因负担太重无以为生的农民, 必须切实解决救济问题; 今年征粮必须不超过中央规定的比率, 大大减轻民负。”^[1]241这里, 毛泽东说要大大减轻民负并救济无以为生的农民, 体现出他对农民生活的深切关心。1956年4月,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反复地讲到执政党必须关心农民的生活。他指出: “我们同农民的关系历来都是好的, 但是在粮食问题上曾经犯过一个错误。一九五四年我国部分地区因水灾减产, 我们却多购了七十亿斤粮食。这样一减一多, 闹得去年春季许多地方几乎人人谈粮食, 户户谈统销。农民有意见, 党内外也有许多意见。尽管不少人是故意夸大, 乘机攻击, 但是不能说我们没有缺点。”^[2]29这里毛泽东坦然承认党前几年工作中存在着多征收农民粮食的缺点, 体现出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领袖的宽广襟怀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他还指出, 党和国家发现了工作的缺点以后, 第二年就少征收了70亿斤粮食, 还利益给农民。对此, 农民十分满意, 增添了跟着党继续向前进的干劲。这是毛泽东就改善农民的生活有利于密切党和农民的关系的思想所作的深刻的阐述。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指出: “除了遇到特大自然灾害以外, 我们必须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 争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员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 百分之十的社员的收入能够不增不减, 如有减少, 也要及早想办法加以解决。”^[2]30显然, 毛泽东在农民增加收入问题上怀有很大的决心和很足的信心: 保证每年90%的农民收入有所增长, 另外10%的农民的收入虽不增长, 但也不要减少。这个要求是很高的, 如能实现则是可观的。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盼望农民增加收入和改善生活的一片真情。1956年4月,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 要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关系。“我同意这样一种意见, 即农业总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应该归社员, 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归合作社和国家, 其中包括合作社的公益金、公积金、生产费、管理费和各种杂费, 包括国家的公粮和公粮附加。合作社和国家顶多占百分之四十, 最好只占百分之三十, 让农民多分一点”^[2]52-53。可见, 在毛泽东的思想中, 农业生产取得大丰收后, 农民必须得到大头, 即农民应得到总收入的60%~70%, 生产单位和国家得到的只能占30%~40%。他不断地强调这一点。1957年1月, 他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 全党必须高度重视农业, 这是由农业在国计民生中的地位所决定的。“首先, 农业关系到五亿农村人口的吃饭问题, 吃肉吃油问题, 以及其他日用的非商品性农产品问题。这个农民自给的部分, 数量极大。比如, 去年生产了三千六百多亿斤粮食, 商品粮包括公粮在内, 大约是八百多亿斤, 不到四分之一, 四分之三以上归农民。农业搞好了, 农民能自给, 五亿人口就稳定了”^[2]199。这个论断的意思是, 执政党和国家要重视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 要将农业生产总收成中的3/4留给农民, 以满足农民生活的需求。这样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衣食才有保障, 他们才能安居乐业, 农村才可走向稳定。农村稳定了, 全国才可走向稳定。他指出, 如果不抓粮食生产, 一定会出大的乱子。

1957年2月,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他在讲话过程中说: “许多人说农民苦。这种意见对不对呢?就一方面说来是对的。这就是说, 由于我国被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代理人压迫剥削了一百多年, 变成一个很穷的国家, 不但农民的生活水平低, 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也都还低。要有几十年时间, 经过艰苦的努力, 才能将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起来。”^[2]221这里毛泽东的意思是, 中国农民的生活确实很苦, 那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问题。在旧制度下, 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剥削, 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 是一个极度贫穷的国家。农民的生活十分困苦。而且工人、知识分子的生活也十分困苦。新中国成立后, 国家要经过几十年的努力, 才能改善人民的生活, 包括改善农民的生活。毛泽东在上述会议上的讲话中还指出: “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 农民的情况如何, 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 关系极大。我认为, 情况根本上是好的。”^[2]219这里毛泽东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情况作出了正确的判断: 情况“是好的”, 农民的政治态度是积极的, 即他们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愿意跟着党向前走的, 农村的状况是有利于巩固工农政权的。毛泽东在此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还指出, 解放以来, 农民遭受地主剥削的枷锁已被打碎, 他们积极地发展生产, 农业生产形势向好。以粮食产量为例, 1949年全国粮食产量只有2100亿斤, 到1956年产量则达到3600亿斤, 增加了将近1500亿斤。此时国家征收的农业税不重, 每年只征收300多亿斤粮食。国家粮食管理机构每年以正常价格从农民那里采购粮食500亿斤。以上两项共800亿斤。农民的粮食可以在农村或者附近的集镇上自由销售, 即农民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生产的粮食, 可以将其出售并购买自己消费所需要的其他消费品。毛泽东说: “由此看来, 不能说农民生活没有改善。我们准备在几年内, 把征粮和购粮的数量大体上稳定在八百几十亿斤的水平上, 使农业得到发展, 使合作社得到巩固, 使现在还存在的农村中一小部分缺粮户不再缺粮, 除了专门经营经济作物的某些农户以外, 统统变为余粮户或者自给户, 使农村中没有了贫农, 使全体农民达到中农和中农以上的生活水平。”^[2]222这里毛泽东描绘了当时农村的美好景象, 即贫农没有了, 农民统统成为余粮户或自给户, 所有的农民都过上中农或中农以上的生活。毛泽东不赞成在生产过程中把农民搞得太苦。1958年3月, 他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说: “在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总路线下, 波浪式地前进, 这是缓和急的对立的统一, 劳和逸的对立的统一。只有急和劳, 就是片面性。如果专搞劳动强度, 不休息, 那怎么行呀?湖北有个县委书记, 不看农民的情绪, 腊月二十九还让修水库, 结果民工跑了一半。”^[2]372毛泽东的意思是, 组织农民生产劳动, 要注意劳逸结合, 让农民得到很好的休息, 同时要把农民的生活搞好。不能一味让农民干强度过大的活, 不管不顾他们休息和饮食条件的好坏, 否则会遭到农民的反对。他要求吸取这样的教训。

新中国成立时, 农村的教育工作十分落后, 农民大部分是文盲, 农民的孩子无处读书, 无钱读书。毛泽东要求做好农村的教育工作, 让农民的孩子有地方读书。1957年3月, 他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说: “在农村, 教育要强调普及, 不要强调提高, 不要过分强调质量。课程也可以简单些, 有语文、数学、历史、地理、物理、化学、农业生产知识、政治等八九科就可以了, 其他的今后还可以自学。这些学校主要是解决农民生产劳动中需要的知识, 如要升学也不限制, 成绩好的学生可以升学, 有的就不一定升学。”^[2]245-246这里毛泽东强调农村的教育需要普及, 使全体农民的孩子都有地方读书, 农民都有钱送他们的孩子上学读书, 他们的孩子能够从学校学到他们从事农业生产必需的基本知识。同时毛泽东强调发展农村教育要量力而行, 不要设想立即把农村的学校办得水平十分高、质量十分好, 因为就解放初期的情况而言, 农村严重缺乏校舍、师资和教材, 国家也没有财力一下子解决所有这些问题。毛泽东也考虑到农村会出现十分优秀的学生。他主张支持他们继续升学, 到城市学校去深造, 使其长大后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当时毛泽东还提出可以在农村实行助学金制度。他在上述会议上的讲话中说: “按照当前的经济情况, 准备两三年内将助学金扩大一些, 使百分之七八十的农家子女能享受助学金, 帮助农民解决一些困难。”^[2]246这个论断充分证明, 中国当时已经实行了助学金制度。也许当时助学金的面和量都不够大, 真正得到助学金的农民子女很少, 但应该说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头。他说准备三年内将其扩大一些, 要让农村70%~80%的孩子都能享受到助学金。尽管后来因为各种因素的影响这个想法没有得到实现, 但毛泽东关心农民生活以及关心农民孩子读书的思想是真实的和值得肯定与赞扬的。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形成了依靠人民的力量干革命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 毛泽东主张发扬党的这一优良传统和作风。他就此提出了如下重要思想。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开展, 官僚主义问题开始出现。这时的官僚主义有多种表现形式, 如高高在上, 脱离群众, 凭自己的主观意志开展工作, 就是其中的一种形式。毛泽东对这种形式的官僚主义进行了批评, 指示党的干部树立依靠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1951年1月24日, 毛泽东向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致函, 向他们转发西南地区城市工作会议的报告。他在介绍这份报告的内容时指出: 此次会议“着重地批判了党内较为普遍的看不起工人的思想, 明确依靠工人阶级应成为党的指导思想, 应把它贯彻到各项工作各个部门中去”^[1]132-133。毛泽东的意思是, 会议上对党内看不起工人的思想进行批评, 明确必须依靠工人阶级等是应该肯定和提倡的。他要求华东、中南和西北地区的党组织近期内也应召开这样的会议, 着重研究和“解决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问题”。这一时期, 毛泽东关于依靠工人阶级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表述得十分鲜明和清晰。1953年1月, 毛泽东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指出: 有的政府机关如山东省政府收到人民群众的来信7万多件, 其中有对政府的工作提建议和意见的内容, 有对干部的工作作风提出批评的内容, 还有告发干部违法乱纪的内容, 但政府机关没有及时处理, 其他省份的情况恐怕也差不多, 这说明在党内和政府机关内严重地存在着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问题, 也说明县、区、乡三级党组织尚未开展整党工作或者说整党工作开展得不好。毛泽东郑重地指出: “这是在我们专区以上的高级机关工作人员中至今还存在着不了解和不关心人民群众的痛苦, 不了解和不关心基层组织情况这样一种官僚主义, 尚未向它开展斗争和加以肃清的问题。”^[1]254此论断的意思是, 专区以及更高层的领导机关的工作者不关心群众的痛苦, 不了解人民群众的要求, 已经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不满情绪, 所以人民群众才向领导机关发出这么多的信件, 这种情况必须迅速得到改变。这时, 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正在进行。毛泽东在起草有关文件时写道: “在全国一切城市, 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 依靠工人阶级, 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 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 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现在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1]192-193毛泽东这里说到的是必须对反动资本家和党内贪污分子、官僚主义者进行斗争, 指明需要依靠工人阶级进行这场斗争。这表明, 在毛泽东的思想中, 工人阶级是进行以上斗争必须依靠的主体力量。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论及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时指出: “什么是国内外的积极因素?在国内, 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2]23这话的意思是, 国内最主要的积极因素是工人和农民。在国内调动积极因素, 就是要调动工人和农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热情, 依靠他们的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1959年末, 毛泽东仔细地阅读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后发表了若干意见。其意见之一是赞同书中关于党的群众路线以及党的干部同群众打成一片的思想。他指出, 列宁曾经说过生气勃勃的、有生命力的社会主义是人民群众自己创造的, 是人民群众勇于实践创造的新生事物, 而不是来自上面的命令。列宁的这话讲得好, “我们的群众路线, 就是这样的。”^[3]129

毛泽东还指出: “我们的经验, 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 不同工人打成一片, 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 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爷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 而且破坏劳动纪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爷们。”^[3]129这里毛泽东的意思是, 党的干部和政府的干部只有深入基层, 同群众打成一片, 同甘共苦, 才能得到群众的尊重, 才能领导群众完成工作任务。在毛泽东看来, 干部同群众打成一片的思想, 就是干部密切联系群众和真心实意依靠群众的思想。他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后发表的意见指出: “对企业的管理, 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 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 干部参加劳动, 工人参加管理, 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属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 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都有直接的影响。”^[3]135这里毛泽东说到的“三结合”, 归根到底是在说管理好企业必须发挥工人群众的作用。然而只有干部下到企业, 参加生产劳动, 同工人群众打成一片, 才有可能在企业管理中发挥工人群众的作用。只有真正做到了这一点, 才能提高劳动生产效率, 才能发展社会生产力。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需的。1957年4月, 毛泽东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致函, 就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参加劳动问题作出指示。他说: “县以上各级党政军主要干部(不是一般干部), 凡能劳动的, 也要这样做, 每年抽一部分时间, 分别下田、下工厂、下矿山、下工地或者到其他场所, 和工人农民一道从事可能胜任的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哪怕是很少一点)。这样一来, 党和群众就打成一片了, 主观主义, 官僚主义, 老爷作风, 就可以大为减少, 面目一新。”^[2]294可见, 在毛泽东的思想中, 县级以上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 要养成参加生产劳动的习惯, 要制定相关的制度, 这样做一是可以减少领导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主观主义, 减少或避免工作中的失误; 二是可以达到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建立血肉联系, 依靠群众发展事业的目的。毛泽东当时还提出, 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要遵循客观规律, 要按真理办事。他说: “谁有真理就服从谁, 不管是挑大粪的也好, 挖煤炭的也好, 扫街的也好, 贫苦的农民也好, 只要真理在他们手里, 就要服从他们。如果你的官很大, 可是真理不在你手里, 也不能服从你。”^[2]378这里他的意思是, 在工作过程中, 有时真理掌握在工人或农民手里。这时领导干部就应虚心向工人或农民学习, 吸收他们的意见, 搞好工作和办好事情。不能因为领导干部的职务高和地位高、手中的权力大, 就按领导干部的主观意志办事。毛泽东的这个思想也是依靠工人、农民的力量和智慧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思想。

毛泽东的上述思想, 在当代具有重要的价值。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人民经过几十年的革命战争, 建立了新中国, 执掌了新中国的政权。毛泽东提出了上述关于必须关心工人和农民生活的思想以及必须依靠人民的力量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 并为此进行了积极的实践, 表明毛泽东和他的思想为当代的中国共产党树立了执政为民的典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时代的征程中, 以毛泽东等党的第一代领导人为榜样, 执政为民, 勤政为民, 既加强了党的自身建设, 又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丰富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 “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 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 利民为本。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4]46他强调人民就是江山, 认为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要求党利民为本、为民造福、执政为民, 并说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习近平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也是这样进行实践的, 所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得到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爱戴和拥护。毋庸置疑, 在党和新中国的历史上, 最先树立执政为民的典范和榜样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

如前所述, 毛泽东十分关心农民的生活, 要求发展农业生产, 使农民的收入每年都有增加, 要求党领导人民经过不断的努力, 让农民过上幸福的生活。他的这个思想一直以来指导着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吸收了这样的思想, 根据中国的现实情况, 领导人民特别是农民展开了脱贫攻坚的人民战争。1921年2月, 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 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 组织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脱贫攻坚人民战争。党和人民披荆斩棘、栉风沐雨, 发扬钉钉子精神, 敢于啃硬骨头, 攻克了一个又一个贫中之贫、坚中之坚, 脱贫攻坚取得了重大历史性成就”^[5]127-128。他在讲话中一一列举了历史性成就的具体内容。这场脱贫攻坚战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和新中国的历史上, 以至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 都具有伟大的意义, 成为闪耀着光辉的篇章。当然, 人们知道, 展开这场伟大战争的思想, 同毛泽东关于关心农民生活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或者可以说, 它来源于毛泽东关心农民生活的思想和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鉴于党内存在着领导干部脱离群众的现象, 存在着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 不断地强调党组织和党的领导要密切联系人民群众, 并且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论断, 阐述了其思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他再次提出: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维护人民根本利益, 增进民生福祉, 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4]27他的这一论述及思想已经被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所掌握, 已经成为各级党组织和各级政府机关领导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工作的行动指南。显而易见的是,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 毛泽东已经提出了相关的论断及思想, 如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思想, 关心工人群众的生活以及关心青年工人成长的思想, 关心农民的生活尤其是通过不断努力使农民过幸福生活的思想。毛泽东的这些思想为当代中国共产党创立“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思想提供了思想启示和思想材料。

当然, 由于当代的世界形势、国内形势以及党面临的任务与20世纪50年代有很大的不同, 所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继承毛泽东的相关思想和实践的基础上, 从各个方面丰富、发展和进行了理论创新, 把党的指导思想提升到了一个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