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2026, 12(1): 136-144 doi:

理论研究动态

整体书写马克思主义史的可贵尝试———评《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发展史论纲》

张云飞

A Valuable Attempt at a Holistic History of Marxism: A Review of An Outline of the Comprehensiv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Marxist Theory

Zhang Yunfei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张云飞,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

Abstract

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既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 也包括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整体性。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整体性即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或马克思主义史的整体性。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资深教授冯景源先生所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发展史论纲》(光明日报出版社, 2022年3月)一书, 以文献研究为依据、以历史研究为核心、以理论研究为支撑、以现实研究为归宿, 采用“理论驿站”的方法考察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揭示出马克思主义是以共产主义为核心的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的统一, 即“艺术整体”, 共产主义信仰在“艺术整体”中居于基础和核心的位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联结中国社会发展和进步的现实和理想、科学和信仰的必然选择, 从而为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发展史提供了一个科学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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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云飞. 整体书写马克思主义史的可贵尝试———评《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发展史论纲》. 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J], 2026, 12(1): 136-144 doi:

Zhang Yunfei. A Valuable Attempt at a Holistic History of Marxism: A Review of An Outline of the Comprehensiv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Marxist Theory. Studies on Marxist Theory in Higher Education[J], 2026, 12(1): 136-144 doi:

整体性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在当下, 从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统一性方面研究马克思主义整体性者较多, 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各个阶段的统一性方面研究马克思主义整体性者较少。前者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 后者即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整体性。二者都是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构成要素和表现形式。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整体性即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或马克思主义史的整体性。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方法, 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整体性的角度来科学揭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 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马克思主义史学科)的重要使命和发展方向。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资深教授冯景源先生撰写的专著《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发展史论纲》(光明日报出版社, 2022年3月。以下简称为“冯著”)在这方面进行了可贵尝试, 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发展史的重要案例和样本。

一、艺术整体: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对象的确定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史)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孕育、形成和发展为研究对象的科学。研究马克思主义史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追问, 即对马克思主义观的追问。在这个问题上, 与惯常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统一即“科学整体”不同, 冯著突出了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共产主义理论“三者统一”, 即“艺术整体”, 从“艺术整体”的角度确定了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对象。

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我们不能从实用主义的角度认为这是一个说不清楚的问题, 也不能从多元主义的角度认为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其实, 可以将马克思主义简单地归结为一句话: “马克思主义是人的解放学。”尽管这种定义简单明了, 但是, 由于涉及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复杂关系, 因此需要具体分析。由于自从原始社会解体以来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阶级矛盾, 无产阶级是最后一个受压迫和受剥削的阶级, 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和最大公无私的阶级, 是推动从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根本政治动力, 因此, 人的解放“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的”, “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1]167在这个意义上, “人的解放学”其实指的就是“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科学”。我们不能对之作出抽象的解释。在科学考察马克思主义概念形成史的基础上, 通过介入和参与这个问题的学术讨论, 冯著特别突出了“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以及二者的统一对于界定马克思主义内涵的意义和价值。马克思主义帮助无产阶级树立起了共产主义的科学信仰和理想, 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因此, 冯著旗帜鲜明地指出, “马克思主义是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终极目标的解放全人类的科学”[2]458。这样, 就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要害和根本, 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远大理想。

从其构成来看, 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部分构成的科学整体。但是, 在过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当中, 将上述三者分设在哲学、经济学、政治学三个一级学科当中, 或多或少存在着“肢解”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问题。正如冯著强调的那样, 如果不联系政治经济学问题和共产主义问题, 那么, 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恐怕难以称得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 难以成为无产阶级解放和全人类解放的科学。其他两个学科存在着同样的危险。过去即使强调马克思主义整体性, 也只是将三者的关系看作“拼盘”式的结构。现在, 按照马克思主义整体性设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研究和教学, 但是, 由于下设的二级学科的划分不尽合理, 尤其是一些原本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没有被划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 而一些原本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却被划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 现在的一级学科并没有真正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 反倒显得更为“零碎”了, 甚至成为“枝节之论”。如何从马克思主义发展整体性的角度看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 如何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的高度审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整体性, 成为了把握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一个关键问题。

按照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的概括, 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在科学上的两个最为伟大的发现。但是, 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教学中, 不妥当地将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看作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推广和运用。这种看法不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实际, 更贬低了唯物史观的科学价值和伟大贡献。究其原因, 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没有将马克思主义看作一个“艺术整体”。马克思在谈到《资本论》时指出, “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 它们却有一个长处, 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3]231。《资本论》第一卷研究的是资本的生产过程, 第二卷研究的是流通过程, 第三卷研究的是资本的总过程。马克思恩格斯用剩余价值理论将之贯通和统一了起来, 即第一卷研究剩余价值的生产, 第二卷研究剩余价值的重现, 第三卷研究剩余价值的分配。艺术整体就是指《资本论》是由一系列内在联系的理论构成的整体。更为重要的是, 《资本论》是一个运用唯物史观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过程, 同时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过程中验证和发展了唯物史观。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上, 社会主义从空想成为科学, 共产主义成为科学的理想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组成部分成为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资本论》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在这个意义上, 冯景源教授早在四十余年前的《资本论》哲学思想研究中就突出和坚持了“艺术整体”, 在这本新著中进一步阐明了这一点。他将这一概念运用到了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当中。在一般的意义上, “艺术整体”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其理论的起源、制定和完善的过程, 这个过程存在着内在的历史和逻辑的关系。正是这种内在的关系, 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一个艺术的整体。具体来说, 马克思最先是在现实中对物质利益问题和共产主义问题发生了困惑, 然后在理论上通过颠倒国家和法决定市民社会的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 发现和确立了作为物质生产、物质生活和物质交往的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的唯物史观, 从而实现了哲学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将唯物史观这一科学方法论用于解剖具体的市民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各种矛盾,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发现了剩余价值, 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和资本主义灭亡的不可避免性。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上, 马克思科学揭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经济必然性和无产阶级在实现共产主义中的主体作用。这样, 就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一个“艺术整体”: 唯物史观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剩余价值理论是唯物史观发现的作为一个特定社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规律的科学展示, 共产主义是科学信仰和社会理想。

总之, “艺术整体”更为强调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是一个内在化的、立体化的、网络状的、动态化的整体, 更为强调马克思主义是通过共产主义革命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科学。这样, 冯著就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史提供了一个更为符合马克思主义发展实际和整体面貌的研究对象。

二、理论驿站: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方法的呈现

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共产主义理论三者的形成不是同步的, 而是有先有后; 三者的结合和统一不是一下子完成的, 而是一个分阶段的逐步推进过程; 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 而是与时俱进的。因此, 研究马克思主义这个“艺术整体”, 应该采用“理论驿站”的研究方法。

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应该坚持采用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辩证思维方法。但是, 逻辑和历史具有非线性的复杂关系, 因而, 采用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也应该是具体的、灵活的、多样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了“从后思索”的科学方法, 要求从考察对象的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考察事物的形成过程。“从后思索”是对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辩证思维方法的丰富和发展。冯景源教授在四十多年前的《资本论》哲学思想的研究过程中科学地阐释了“从后思索”的含义和要求, 突出了这一方法的主体性和开放性, 并将之创造性地运用在了马克思主义史研究当中。在此基础上, 冯著进一步提出了运用“理论驿站”方法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形成史的可能性问题。

“理论驿站”自觉坚持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的“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的科学方法论原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共产党人要把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悟马克思主义原理当作一种生活习惯、当作一种精神追求, 用经典涵养正气、淬炼思想、升华境界、指导实践。”[4]334即, 我们应该从“读原著”中“悟原理”(“六经注我”), 而不是让“原著”注解“原理”(“我注六经”)。“理论驿站”的方法突出了文献研究方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要求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逻辑, 要求通过文献研究来展示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内在过程, 要求通过文献研究来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观点和方法。冯著主要突出了以下几点: 其一, 针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中让“原著研究”服从和服务于“原理研究”的局限, 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应该建立在扎实的文献研究的基础上, 即坚持“论从史出”。例如, 将历史唯物主义看作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和运用的观点, 根本没有马克思主义文献的依据和支撑。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 绝不是在已经存在着一个完成的和完整的辩证唯物主义文本的条件下才形成历史唯物主义的, 反倒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变革推动着辩证唯物主义的形成和完善。当然, 辩证唯物主义仍然有其科学价值和指导意义, 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其二, 针对单一文本研究方法的弊端, 强调应该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整个文本系统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形成史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例如, 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讨论中, 一些论者只是根据《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个别文本提出了“实践唯物主义”的观点, 有待于进一步拓展文献支撑的视野, 因此, 在论战中显得力不从心。当然, 实践唯物主义、新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从不同角度讲的, 但具有同等的意义。其三, 针对同质性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文本的问题, 强调应该注意马克思主义文本的过程性、层次性、整体性, 应该从过程性和层次性中来把握马克思主义文本的整体性, 应该在整体性中了解马克思主义文本的过程性和层次性。这就是“理论驿站”的基本含义和要求。

冯著选取七个理论驿站系统地考察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过程。第一, 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提出了共产主义理论(哲学)和无产阶级结合的问题, 将新哲学定位为论证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理论, 即共产主义理论。共产主义理论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 无产阶级把共产主义理论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这是制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的第一篇文献, 也是制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第一个理论驿站的文献依据。第二, 在共产主义理论形成之后, 通过对政治经济学问题的研究来解决物质利益的困惑问题,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当中从现实的经济关系中抽象出了生产关系的概念并揭示了生产关系的历史性, 由此形成了唯物史观。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的第二个驿站。以共产主义为核心的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的统一, 即“艺术整体”。第三, 在第一国际时期, 通过与现实的工人运动的结合, 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主义理论找到了其行动主体———无产阶级政党。这一政党是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指导下的、致力于消灭阶级的、独立的、无产阶级自己的政党。无产阶级政党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 马克思主义理论需要无产阶级政党这一实践主体。这样, 就形成了第三个理论驿站。对于现实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尤其是对于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 脱离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已经成为一种典型的“经院哲学”。在三个驿站的基础上, 冯著深入地考察了马克思主义与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英法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文化资源的关系, 科学总结了马克思主义与各种错误思潮尤其是与第一国际时期各种错误思潮斗争的经验, 从而雄辩地说明马克思主义是如何在科学总结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向前发展的, 同时又是如何在理论斗争中淬炼和提高自身的。进而, 在第七个理论驿站中, 冯著揭示出《资本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文本中处于中轴的位置, 是马克思主义“艺术整体”的典型形态。同时, 冯著回溯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考察了政治经济学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中的重要作用。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过程中, 提出了扬弃私有财产、实现共产主义的科学结论, 从政治经济学视角论证了共产主义问题。

在德国特里尔马克思故居博物馆的展览当中, 主要是选取马克思生平活动当中的几个关键的地点作为“驿站”来展示马克思波澜壮阔的一生, 冯著提出的“理论驿站”的方法则是通过系统的文献研究的历史呈现来展示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多彩过程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丰富内容。针对“六经注我”的弊端, “理论驿站”坚持的是“我注六经”的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这是“论从史出”科学方法的丰富和发展。这一方法是逻辑和历史相统一方法的深化和升华, 与“从后思索”形成了科学的互补关系。

三、与时俱进: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演进规律的展示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最为鲜明的理论品质。在《共产党宣言》发表25年之后,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 不管最近25年来发生了多大的变化, 《宣言》所阐述的一般原理仍然完全正确; 但由于时代和实践的变化, 尤其是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发展, 《宣言》的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 因此, 《宣言》中原理的实际运用, 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发展史。冯著在着力阐明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同时, 力求根据文献研究来揭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演进规律。

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历史的、具体的统一。如果脱离发展中的具体实际, 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作超越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 那么, 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教条, 甚至会葬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套用海涅的话指出, 我播下的是“龙种”, 但收获的是“跳蚤”。“龙种”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貌和科学品质, “跳蚤”是指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式的曲解。冯著根据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指出,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三次遇到这样的挑战。一是在19世纪70年代, 一些法国青年人将刚刚创立的唯物史观理解为“经济决定论”。对此, 恩格斯实事求是地指出, 这种曲解与马克思和自己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表述上的不周延有关。由于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将唯心主义从其最后的避难所———社会历史领域中驱逐出去, 因此马克思恩格斯突出强调的是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二是在19世纪80年代, 随着《资本论》在俄国的广泛传播, 一些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论者试图将《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源的理论无条件地运用于俄国。对此, 马克思强调, 《资本论》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论述限于西欧, 不能完全说明俄罗斯的情况。三是在19世纪90年代初, 德国出现了“大学生骚动”。他们将暴力革命看作无产阶级革命的唯一的、绝对的方式, 无条件地反对议会斗争。对此, 恩格斯指出, 暴力革命和议会斗争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选项。无产阶级革命究竟采用哪种形式, 是由一系列复杂的条件决定的。通过这种考察, 我们可以看出, 马克思恩格斯坚持历史地、具体地看待自己的理论, 反对教条主义式地理解科学共产主义理论, 从而向前推进了马克思主义。

在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基础上, 冯著重点研究了唯物史观的形成史。在唯物史观创制的时候, 存在着古典政治经济学、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三种政治经济学, 由此形成了三种不同的历史观: 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永恒社会制度的资产阶级历史观, 将小生产者永远和谐相处看作美好生活制度的无政府主义和小资产阶级历史观, 将消灭阶级的共产主义作为未来社会理想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为了给工人运动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马克思深入研究政治经济学, 颠倒了国家和法与市民社会的关系, 将市民社会看作社会历史领域当中的“物”, 即物质生产、物质生活、物质交往的总和, 从而创立了唯物史观。唯物史观以家庭和市民社会为研究对象, 科学揭示出市民社会的三重意蕴: 市民社会是人类历史的“世俗基础”, 市民社会在一切时代都构成了国家和上层建筑的基础, 市民社会的发展是由其自身的矛盾引起的。因此, 马克思把自己的历史观称为科学历史观, 即唯物史观。同时, 冯著指出, 唯物史观是在“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政治经济学”这一人类文明历史和逻辑的发展过程中演进的。在批判黑格尔思辨辩证法和蒲鲁东辩证怪论的过程中, 马克思创制了唯物辩证法。马克思辩证法扬弃和超越了黑格尔辩证法。前者是客观事物自身的辩证法, 后者是观念主体成为现实事物的创造者的辩证法; 前者认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 后者认为国家和法决定市民社会; 前者承认自然辩证法, 认为自然界也存在着自己的历史, 后者不承认自然辩证法, 认为自然界只存在着循环和重复; 前者的本质是批判的革命的, 后者是为普鲁士专制国家制度辩护的; 前者要求在社会发展问题上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后者试图将历史哲学变为万能钥匙; 前者主张质变基础上的革命, 后者充其量只承认量变。显然, 唯物史观的形成和唯物辩证法的形成是同步的。可见, 冯著反对的是将历史唯物主义看作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中推广和应用的简单化观点, 不仅不怀疑辩证唯物主义, 而且充分肯定自然辩证法和辩证唯物主义自身的科学价值。基于此, 冯著提出: “唯物史观是以市民社会为研究对象包括唯物论、辩证法和政治经济学在内的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及其规律的科学”[2]34。这是马克思主义“艺术整体”观的集中体现。

通过对唯物史观形成史的研究, 冯著将马克思恩格斯创制唯物史观的过程划分为五个阶段。第一个时期以《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哲学的贫困》为标志, 重点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第二个时期以《共产党宣言》为标志, 唯物史观开始与工人运动相结合; 第三个时期以《资本论》为标志, 是对作为典型社会形态的资本主义的科学揭示, 表明唯物史观从假设变为了科学; 第四个时期以《哥达纲领批判》为标志, 提出了未来共产主义新社会发展的阶段论思想; 第五个时期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设想)为标志, 论证的是后进的民族或国家如何走向社会主义和实现自身发展的问题。冯著重点强调的是后两个阶段的发展对于发展唯物史观的重大贡献, 认为《哥达纲领批判》和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表明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不断进行自我创新的科学理论。同时强调, 研究跨越问题不能脱离唯物史观, 但是要重视实证的史学方法。

最后, 冯著强调, 唯物史观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在宏观上, 它提供的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微观上, 唯物史观不是历史哲学和经济决定论, 而是与具体的市民社会研究相结合的过程, 即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过程。唯物史观的这种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论要求和特征, 是唯物史观理论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内在原因。这其实是整个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质形成的内在原因。当然, 与时俱进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

四、共产主义: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实践使命的彰显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 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502。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 坚持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统一, 就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共产主义理想结合起来。这同样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的鲜明的实践使命。冯著反复强调, 要把共产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实践统一起来。这是该书的一个重要特色。

在马克思主义这个“艺术整体”当中, 实现了理论(唯物史观)、实践(消灭剩余价值)、信仰(共产主义)的统一。在《共产党宣言》写作的那个时代, 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运动, 共产主义则是工人阶级的运动。“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 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1]539。由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创制, 共产主义已经成为在科学上可以得到明确证明的历史必然性。尽管这是一个事实问题, 但由于其促进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共产主义又是一个价值问题。共产主义是科学理想和科学信仰的统一。基于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 冯著主要从两个方面揭示了共产主义的含义。第一, 就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来说, 共产主义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理想境界, 是一个科学信仰的问题。第二, 就作为生活在社会当中的每一个人来说, 共产主义是每一个人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区分和相对立的异化状态中解放出来并实现自身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社会。上述两个方面是科学信仰的社会实践的历史和逻辑统一的过程。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之上的原则, 不讲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者, 不讲共产主义的共产党人不成其为共产党人。冯著强调, 唯物史观包含的共产主义是每一位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科学信仰。离开唯物史观就不可能理解共产党人的信仰和在实践中为之奋斗的牺牲精神。不仅如此, 作为原则和信仰, 共产主义是值得每一个人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 是不能改变的。即使是一个资产阶级分子, 只要他掌握了唯物史观揭示出来的历史规律, 能够在理论上认识到资本主义灭亡和共产主义胜利的必然性, 那么, 他也可以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 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在此基础上, 冯著强调, 共产主义信仰在“艺术整体”中居于基础和核心的位置。信仰是从理论转变为实践的中介。

尽管在资本主义母胎当中已经孕育着共产主义的因素, 但是, 共产主义不可能自发地从资本主义母胎中产生, 必须通过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才能成为现实。以马克思主义文本为依据, 冯著厘清了宗教解放、政治解放、人类解放的关系。宗教解放是从神回到人的过程, 政治解放是从人到人权的解放, 人类解放是消灭私有制的解放, 即实现共产主义的解放。青年黑格尔派止步于宗教解放, 资产阶级止步于政治解放, 无产阶级致力于解放全人类和实现共产主义。由于无产阶级是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的受压迫和受剥削的阶级, 是同现代化的先进生产力相联系的先进阶级, 是最大公无私和最为彻底的革命阶级, 是最有组织纪律性的阶级, 因此, 无产阶级的阶级解放就意味着人的彻底解放, 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和真理的体现。马克思主义是论证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科学。一旦共产主义理论把无产阶级作为自己的物质武器, 无产阶级把共产主义理论作为自己的精神武器, 那么, 无产阶级就将成为一个自觉自为的阶级, 共产主义就将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现实。人类解放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 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就是解放全人类和实现共产主义。这二者的统一, 就是德国哲学得出科学共产主义结论的过程。共产党人要捍卫的无产阶级解放的精神武器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艺术整体”观内含着理论和实践相统一、共产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解放相统一的原则和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联结中国社会发展和进步的现实和理想、科学和信仰的必然选择。按照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原则, 无论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还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最终都应该落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上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我们讲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科学社会主义。通过对《哥达纲领批判》和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通信(俄国村社问题通信)等马克思主义文本的深入系统的研究, 冯著鲜明地指出: “社会跨越发展理论和阶段论结合起来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的理论来源。”[2]460具体来说, 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和社会发展具体实现道路不是一回事。唯物史观揭示的社会发展的“五形态”理论属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是共性和一般; 但是, 由于每个国家(民族)的具体情况不同, 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在不同国家的实现具有各式各样的特点, 是个性和个别。在唯物史观那里, 这二者是统一的。我们既要反对超越具体实际的一般历史哲学, 也要反对单纯从空间上所讲的“东方社会理论”, 而应该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从“两个必然性”的实现来看, 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设想是从资本主义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但是, 1871年爆发的巴黎公社革命表明, 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存在着一个过渡时期, 这个过渡时期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是《哥达纲领批判》提出的共产主义发展的阶段论。同时, 在资本主义开辟的“世界历史”发展的过程中, 由于与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存, 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可以利用自己的原始共产主义遗存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走向社会主义和实现自己的社会发展。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关于俄罗斯问题通信当中提出的“跨越理论”。当然, 这种跨越必须有经济上的需要和物质上的条件, 必须有东西方革命的互补。从共产主义发展阶段论和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存在着内在的关联。通过改革开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实现了生产力的跨越发展, 又实现了生产关系的跨越发展。这当中既有继承, 也有创新。

要之, 我们把握马克思主义这个“艺术整体”, 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规律, 最终应该回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这样, 才能将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有机地统一起来。冯著强调, 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 “不忘初心”就是要牢固树立共产主义科学信仰, “牢记使命”就是要通过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为走向共产主义做好准备。

在总体上, 冯著以文献研究为依据、以历史研究为核心、以理论研究为支撑、以现实研究为归宿, 通过“理论驿站”的方法展示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艺术整体”, 揭示出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与时俱进规律, 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和理论创新, 是一部从整体上书写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力作, 为我们建构中国自主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知识体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样本。

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本文引用: 3]

冯景源.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发展史论纲[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22.

[本文引用: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本文引用: 1]

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

[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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