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上指出: “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 是党的二十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 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1]70这一重大论断不仅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中的基本定位, 也为我们深入理解与正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指明了方向。如何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核心课题。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不仅在实践中开辟了人类现代化的新道路, 更在价值取向、发展逻辑与文明形态上实现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丰富与拓展。为认真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从学理层面系统梳理这一原创性贡献, 进一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与理论自信, 本刊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创性贡献”的主题, 专访吉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韩喜平教授。

访谈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1]70。您可否先从总体上谈谈我们应当如何理解这一重大论断的深层含义?

韩喜平: 应当看到,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论断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命题。中国式现代化作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社会主义是其本质属性。因此, 要深刻理解这一论断, 必须将中国式现代化置于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的漫长历程中来考察。科学社会主义自创立以来, 其发展大致经历了几个重要阶段, 而每个阶段都面临着特定的历史课题。

从马克思主义诞生到十月革命, 科学社会主义主要处于理论创立与原则设想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 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他们着重剖析欧洲资本主义的本质、内在矛盾和发展趋势, 肯定资本主义制度对于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作用, 但同时也深刻揭露其剥削、掠夺等根本弊端。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发展, 他们更多的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 在所有制、分配、生产计划、民主管理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设想, 并未对具体的实施细节进行详细论述。可以说, 这一时期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思想处于原则性预测阶段。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到苏联解体, 科学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的飞跃, 正式开始探索落后国家通过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列宁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 强调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 必须坚定社会主义理想信念, 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 大力发展生产力。后来, 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加快建设步伐, 建立苏联模式。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发展成就震撼世界, 有力显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强大优势。然而, 苏联模式在后来逐渐僵化, 由于其现代化建设在开端时具有服务战争的特征, 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 着重发展重工业, 导致其后续无法很好地适应和平时期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尤其是难以抓住后续科技革命浪潮中涌现出的发展机遇, 未能有效提升人民群众生活水平, 无法彻底解决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并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历史难题, 最终导致了历史悲剧。

在社会主义发展机遇和挑战并存的严峻形势下, 中国共产党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 坚信“两个必然”, 不走老路、邪路, 一心一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推进国家现代化, 最终成功开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明确提出并发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党的二十大将辉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成就和历史经验升华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 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到了新阶段。这个新阶段表现为对21世纪社会主义发展的重大时代课题, 尤其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课题认识的深化。可以说, 中国式现代化从根本上扭转了《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东方从属于西方”^[2]36的被动局面, 破除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 为当代社会主义的发展赢得了主动。因此,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不仅是党史、新中国史上的重大理论创新, 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也具有里程碑意义, 是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

访谈人: 您提到苏联模式未能彻底解决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历史难题。而马克思曾在晚年提出“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 对落后国家通过社会主义走向现代化作出了前瞻性预测。面对这一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难题, 您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给出了怎样的回应与破解之道?

韩喜平: 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理论切入点。马克思提出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创见本身也是学界研究的一个焦点, 特别是随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开辟, 学界对“卡夫丁峡谷”跨越论的研究已经走出对理论本身的争论, 在实践层面达成了诸多共识。例如, 对于“卡夫丁峡谷”本身的理解从较为宏观的资本主义走向较为具体的资本主义制度、发展阶段乃至生产方式等, 对跨越的前提、结果、方式、方法等都形成了丰富且优异的成果。这些不仅为我们理解“卡夫丁峡谷”跨越论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也为我们从科学社会主义的角度深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助益。如何成功跨越“卡夫丁峡谷”, 不仅关乎国家能否实现现代化, 更决定着其能否成功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因此, 要深入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 明确其何以成功, 确实需要基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视角进行深入考察。

马克思晚年在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和俄国未来发展道路的反复思考中, 提出了“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设想。古罗马士兵在卡夫丁峡谷战败, 必须在由长矛交叉构成的“轭形门”下通过, 这是对战败军的最大羞辱。马克思借用“卡夫丁峡谷”来比喻资本主义这道“轭形门”。俄国为什么要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根本原因是不想遭受资本主义带来的灾难和不幸, 避免重走西欧国家那种通过对劳动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夺来实现资本原始积累的老路。正如马克思指出的: “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 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 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3]464在当时的局势下, 俄国必须主动求变才能赢得一线生机, 摆脱自身的发展困境。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 跨越“卡夫丁峡谷”需要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性质。具体来讲, 在物质条件方面要注重吸收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 这些成果包括所有有利于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积极因素, 这是实现跨越的物质基础; 在社会性质方面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特性, 东方社会要保持民族发展的独立性, 特别是其所留存的公有制基础, 为跨越提供明确的社会性质规约。然而, “跨越”的历史条件在后来的历史演变中并未真正出现在俄国。苏联虽然在革命成功后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 但由于自身体制的僵化以及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 无法有效吸收外部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先进要素, 导致社会经济结构走向畸形甚至生产力发展停滞, 同时由于政党自身的变质, 走上了改旗易帜的邪路, 失去了最为根本的社会性质规定, 最终使现代化探索以国家解体告终。

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创举, 正是成功破解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这一难题。中国式现代化是建立在社会形态跨越基础之上的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新道路。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接过渡到新民主主义社会并且顺利迈入社会主义社会, 成功跨越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但中国式现代化并没有违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列宁曾深刻指出: “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 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 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4]776中国通过独立自主的探索, 成功开辟了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 成功跨越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 但同时又在跨越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生产力发展的“不可跨越性”。相较于传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 中国式现代化并不固守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属性, 而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态度, 立足于本国“不发达社会主义”的现实国情, 依托于先进社会制度, 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 成功开创了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现代化道路, 走出了一条能够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提升社会文明发展水平的非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这不仅在理论上验证了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的可行性, 更在实践中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这一设想, 历史性地回答了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探索现代化道路这一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课题。

访谈人: 既然中国式现代化是对“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的成功实践, 那么它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 是如何成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并超越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和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呢?您可否谈谈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韩喜平: 你在提问的过程中将“跨越卡夫丁峡谷”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逻辑上进行了等同, “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概念似乎是耳熟能详、不言自明的, 但实质上, “社会主义”与“现代化”有一个不断结合, 进而形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上是一种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这一特殊空间实现社会主义与现代化有效结合、双向建构的全新现代化类型。这种有效结合正是中国式现代化优越性的集中体现, 也是其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一大原创性贡献。

一方面, 中国式现代化着眼于现代化的发展逻辑, 超越了弱化现代化内涵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在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 往往弱化了现代化的内涵和要求, 只是把现代化简单附加于社会主义之后。许多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 被当作“社会主义原则”加以固守; 许多有利于生产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的东西, 被当作“资本主义复辟”加以反对。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共产党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 解决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结合的立足点问题。我们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明确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是立足于不发达社会主义、经济文化落后的基本国情进行的具体结合, 破除了从理想的社会主义出发推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发展的空想论。同时, 明确了生产力标准是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结合的根本标准, 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通过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 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 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实现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在发展模式上的有效结合。

另一方面, 中国式现代化着眼于社会主义逻辑, 超越了具有剥削与异化性质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决定其现代化道路必然也是矛盾重重、起伏不定的, 这种内在矛盾限制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因此, 人类要想进一步推进现代化, 就必须使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相结合, 实现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辩证扬弃。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相结合, 实质上就是赋予现代化以社会主义逻辑, 对现代化的目标、性质、路径进行彻底的重塑。中国式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人类解放, 其根本性质是社会主义, 其路径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相同步, 而其决定性因素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式现代化,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5]22, 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性质、初心使命、信仰信念、政策主张, 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 而不是别的什么现代化。在价值追求上, 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人民至上, 坚持“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6]58, 建设全体人民共享的现代化, 超越了资本主义以资本为中心、追求资本利益最大化的逻辑。在制度体系上, 中国式现代化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 构建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一系列制度确保了中国式现代化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方向。在发展模式上, 中国式现代化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两极分化、物质主义膨胀、对外扩张掠夺的旧路, 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推动高质量发展。它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致力于走和平发展道路, 既立足自身发展又造福世界, 彻底打破了资本主义“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 开创了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这种双向建构的有效结合, 既保证了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 又激发了现代化的强大动力, 开创了人类现代化的新图景。

访谈人: 基于您上述从历史脉络、理论渊源以及结合机制的分析,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 其里程碑地位具体体现在哪里?

韩喜平: 中国式现代化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地位, 是全方位、多层次的。我们可以从理论、实践和世界历史意义三个维度来具体把握。

在理论维度上,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开拓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新境界, 进一步证明了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它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方法, 坚持和创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思想, 凝聚了世界社会主义长期探索的经验, 以新的理论观点正确解决了共产党如何长期执政并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时代课题。它在理论上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 确证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独立形态的可行性, 使得落后国家如何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问题在理论上得到了澄清。

在实践维度上, 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独特的经济与政治发展模式。在经济上, 中国不断在摸索中创新并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这一制度具有不同于其他经济发展模式的显著特征。它不仅对中国的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也为世界各国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在政治上, 中国形成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 引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新发展。这些前无古人的创举, 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 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老路, 开创了全新的现代化路径。

在世界历史维度上, 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具有光明前景的全新选择。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具有世界视野与人类情怀的理论, 其始终致力于实现全人类解放。中国式现代化遵循马克思主义阐明的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 把中国发展命运和全人类发展命运相结合。它不仅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更昭示着人类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它深刻改变了世界上两种制度的力量对比, 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勃勃生机, 成为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一面旗帜。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突破, 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无疑是一次新的飞跃。

访谈人: 中国式现代化既然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 必然在理论层面有着突破性的原创贡献。相较于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 您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在哪些方面实现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系统性创新?

韩喜平: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通过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 成功回答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乃至世界现代化之问, 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 实现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系统性创新发展。

首先, 在价值论上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和终极目标的认识。马克思认为, 未来社会将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7]683。资本主义现代化以资本为中心, 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和人的单向度发展, 造成“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8]156的悖论局面。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人民至上, 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本质要求。它明确了生产力发展水平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性因素, 同时强调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特别是新时代提出并发展的新质生产力理论, 进一步强化了这一价值指向的内在机理。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主导, 摆脱了传统经济增长方式, 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 技术进步往往沦为资本增殖和剥削劳动的工具; 而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保障下进行的, 旨在夯实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物质技术基础。它不仅推动物质财富的极大丰裕, 更为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促进人的精神生活富裕和自由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这使得现代化真正朝着物质财富极大丰裕且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方向迈进, 实现了对资本逻辑的扬弃。

其次, 在发展观上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中国式现代化摒弃了资本主义现代化以资本增殖为根本目的、导致物质主义膨胀的痼疾。资本主义现代化在创造巨量物质财富的同时, 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人的“物化”, 并造成物质变换不可弥合的裂缝, 对全人类的发展前景造成巨大威胁。针对这一局限, 中国式现代化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一方面, 它不仅追求物质财富的极大丰裕, 更致力于丰富人民精神世界,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 防范资本逻辑对精神生产的宰制, 强调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 另一方面, 它超越了西方传统工业文明“征服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偏见, 将人与自然视为生命共同体, 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实现可持续发展。这种全面协调的发展观, 从根本上克服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在人与物、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内在矛盾。在发展路径与战略谋划上, 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西方现代化“串联式”发展的单一线性逻辑, 开创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叠加发展的“并联式”新路径, 以“时空压缩”的追赶方式, 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历程。同时, 通过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战略安排的“接力”实现现代化建设的“阶梯式递进”。在党的坚强领导下, 中国式现代化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指引、社会主义制度的结构支撑、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引导、“五年规划”的自我调适统合为一个动能持续且节奏稳健的系统, 为本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必要的动力供给与制度保障, 使其能够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前提下有效规避转型阵痛、最大限度地积累现代化文明成果。这种协调有序的发展观, 确保了发展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 极大地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

最后, 在文明观上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发展形态的认识。任何一个国家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 都会不可避免地遇到“传统与现代”的激烈碰撞。很多后发国家在处理这个问题时, 或是抛弃传统搞全盘西化, 导致水土不服; 或是抱残守缺拒绝现代文明, 导致现代化步履维艰。中国式现代化很好地破解了这个世界性难题, 创造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结合, 成功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激活了中华文明基因中潜藏的现代智慧, 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马克思主义作为“魂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根脉”有机结合, 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中国的现代化并没有割裂历史, 而是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同时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 并且借鉴吸收了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在此基础上, 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全面扬弃, 开创了全新的文明形态。具体来说, 它以人文精神超越资本逻辑, 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生产逻辑, 致力于消解“物”对人的统治与异化困境; 以“义利并重”重塑经济伦理, 构建了驾驭资本的社会主义文明模式, 既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 又遏制其无序扩张和野蛮生长; 同时, 它将“天人合一”的传统宇宙观转化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 超越了西方主客二元对立思维与“先污染后治理”的现代化老路。这种新型文明范式不仅有效化解了现代化进程中的“传统与现代”问题, 而且成功破解了西方现代化的物化危机与对抗逻辑, 为人类文明的演进指明了正确方向和光明未来。

访谈人: 理论创新离不开实践的支撑。从实践层面来看, 中国式现代化采取了哪些关键性举措, 从而成功拓展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韩喜平: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9]544中国式现代化并非虚悬于现实之上的空中楼阁, 而是服务于现代化现实需求的理论体系与实践路径, 是依据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对理想社会的现实建构。正是在破解人类现代化共同难题的过程中, 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系统性创新。

首先, 在经济方面, 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破解了现代化发展的经济动能问题。传统观念曾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 但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这一教条, 把市场经济引入社会主义, 并承认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同时, 在这个过程中也深刻认识到资本的两面性, 时刻防范资本的垄断与无序扩张。近年来, 为了更好地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党中央明确提出要积极发展风险投资, 壮大耐心资本。所谓耐心资本, 就是鼓励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 克服急功近利和短期投机倾向。通过为资本设置“红绿灯”, 健全募投管退全链条机制, 既充分发挥了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 又有效遏制了其逐利本性带来的无序扩张和野蛮生长。这种将社会主义制度之“强”与市场经济之“活”相结合的模式, 实现了对资本的驾驭而非被资本所驾驭。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 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 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 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0]这一创举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 为现代化注入了强劲动力。

其次, 在政治方面, 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确保了现代性构建始终沿着符合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正确方向前进。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是现代文明社会的显著标志,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11]27马克思恩格斯曾严厉批评西方民主政治的虚伪性, 认为近代西方的民主政治只是“在政治上从宗教中解放出来”^[8]32, 而有很多内生于市民社会的深层矛盾并未得到切实解决。随着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领先优势逐渐减弱, 曾经被经济繁荣所掩盖的一系列西方民主形态的问题日益显现, 票选民主往往陷入“投票悖论”和党派倾轧, 导致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则以民主集中制克服了决策悖论, 以协商民主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真实参与, 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的统一, 确保了在民主的全部过程中都有人民群众的参与, 破解了民主实践的一系列内生或外在的功能性失灵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 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 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12]532这种民主的“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就是中国式现代化政治创新的集中体现。值得注意的是, 这一制度优势的发挥, 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与自我革命。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 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党通过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常态化、长效化, 从制度层面确保党始终聚焦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把人民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当作检验工作的根本标准, 坚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这不仅有效避免了西方多党制下政党沦为特定利益集团工具、相互掣肘且效率低下的弊端, 更使得我们党能够始终顺应民意, 凝聚起磅礴的历史合力, 集中力量办大事, 切实把中国式现代化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最后, 在发展路径方面, 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了以共同富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中国式现代化在发展模式上摒弃了西方单纯追求资本增殖和经济增长的逻辑,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以五年规划为战略引领, 致力于实现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党领导人民接续奋斗, 不仅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 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 更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民生与发展共生性的互促发展模式。坚持“先富带后富”, 不断健全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同时, 发挥五年规划的前瞻性谋划与统筹功能, 在实践中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 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转化为优化资源配置的强大优势, 既通过发展夯实了国家安全的实力基础, 又以高水平安全为高质量发展营造了稳定环境, 成功续写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新篇章。归根结底, “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6]58, 中国式现代化始终着眼于人的现代化, 以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确保现代化成果能够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在物质富足与精神富有的辩证统一中, 持续推动全体人民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访谈人: 现代化本身标志着人类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演进的重大飞跃, 那么从人类文明演进的高度来看, 您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创性贡献集中体现在哪里?

韩喜平: 正如你所言, 现代化本身标志着人类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演进的重大飞跃。从人类社会发展史来看, 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跃升固然伴随着生产力的巨大解放, 但也往往隐含着内生的转型阵痛与社会撕裂。这种从传统向现代的结构性转换, 不仅重塑了人类的生产方式, 打破了原有的宗法秩序与乡土网络, 也深刻冲击着原有的社会关系与价值体系, 极易引发价值体系崩塌、文化认同迷失等危机。对于希望在短时间内实现发展赶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 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如何安顿好本国文明在现代转型中的位置, 往往成为决定现代化成败的关键所在。中国式现代化在应对这一世界性难题时, 展现出了卓越的文明智慧。其原创性贡献体现在坚持对本国文明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既没有陷入全盘西化的历史虚无主义, 也没有僵化封闭地固守传统。通过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以科学真理激活了中华文明的深层基因, 推动其实现了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生命更新, 在有效化解传统与现代张力、克服现代性精神危机的同时, 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现代文化生命体。这种结合不仅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包容性与先进性, 更为广大期望在坚守自身文明主体性的前提下有效推进本国文化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条可资借鉴的社会主义新路径。

现代化意味着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跃迁, 但这种跃迁的路径与目标并不是唯一的。回望历史, 资本主义率先开启了现代化进程, 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 但其以资本增殖为唯一目标的发展逻辑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人的异化与单向度发展, 引发了贫富两极分化、社会对抗以及生态危机。资本主义文明前进的每一步都伴随着异化与冲突, 其内在矛盾注定了这种现代化模式无法实现人类的真正解放。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其原创性贡献恰恰在于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全面扬弃与超越, 开创了一套有别于资本主义、更适于人类长远发展的文明逻辑。一方面, 中国式现代化终结了“历史终结论”, 展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图景。西方学者声称人类历史将终结于西方民主制度, 主张资本主义是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国式现代化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深度融合, 重新确立政府与市场间的良性关系, 用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消解了资本的负面作用, 取得了世所罕见的巨大成就。它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以物质、政治、精神、社会、生态“五大文明”协调发展的系统性与包容性破除了西方单向线性历史观, 向世界证明了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不是唯一的, 后发国家完全可以在保持自身文明独立性的基础上走出一条既发展生产力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康庄大道。另一方面, 中国式现代化否定了西方现代化“文明冲突”与“国强必霸”的错误逻辑, 为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塑造了新愿景。“文明冲突论”将冲突的根源置于文明本身, 是一种典型的历史唯心主义, 而“国强必霸”则源自西方资本主义的霸权逻辑。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和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 领导人民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在肯定“自我”、肯认历史文化传统的基础上, 平等地接纳他者文明, 取他人之美为我之美, 化我之美为他人之美, 追求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共同繁荣愿景。这打破了“文明冲突论”的历史隔阂与偏见, 为消解东西方之间因意识形态差异而造成的文明对立找到了通路, 也为社会主义文明、人类文明未来发展开辟了新愿景。同时, 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深刻证明了国霸必衰的道理, 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文化传统, 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打破了“国强必霸”的资本主义法则, 也使世界历史走向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一边, 为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赢得主动、赢得未来。

访谈人: 任何重大理论的创新都不是凭空产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能够实现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创性贡献, 其最深层的生成逻辑是什么?

韩喜平: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创性贡献, 其最深层的生成逻辑根植于我们党百年来一以贯之的“两个结合”。“结合”不仅是理论创新的根本路径, 更是我们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与科学社会主义创新发展的重要法宝。

“第一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为创新提供了坚实的现实立足点。这一结合本质上是将中国的发展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哲学基础之上。实事求是要求我们一切从客观存在的实际而不是从主观臆想或僵化的本本出发, 在知行合一中探寻真理。马克思主义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行动指南, 只有在与实践的互动中才能充分发挥其真理伟力。正是基于实事求是这一哲学根基, 科学社会主义才真正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 能够直面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现实矛盾和复杂问题, 发挥其改造世界的真理力量。我们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期, 曾因照搬苏联模式、脱离生产力发展实际而遭遇挫折; 而在改革开放中, 我们党深刻认识到“人们在发展其生产力时, 即在生活时, 也发展着一定的相互关系; 这些关系的形式必然随着这些生产力的改变和发展而改变”^[13]47, 并在科学研判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基础上, 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合理应对现代化中资本与市场的相关问题, 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同时恪守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努力推进共同富裕, 实事求是地推动社会与人的协调发展。无论是在革命、建设还是改革中, 我们党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具体实际之“的”, 在实践的检验中不断发现真理、发展真理, 确保理论的鲜明实践品格与强大生命力。

“第二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为创新确立了文化主体性的根基, 这是一次更为深刻的思想解放。马克思主义是魂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根脉, 两者虽诞生于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 但在理念主张上却内在一致、高度契合。党将中华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与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相融通, 将“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观念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至上立场相契合, 将“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观念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要求相统一。正是在这种高度契合、深度融通中, 我们党将传统文化精髓转化为时代表达, 巩固了文化主体性。把“民为邦本”总结为“以人民为中心”的时代表达, 把“为政以德, 正己修身”升华为自我革命的治吏自省, 把“不患寡而患不均”凝练为共同富裕的发展思想, 把“讲信修睦、亲仁善邻”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 凡此种种, 不胜枚举。这种相互激荡与有效融通, 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 不仅让马克思主义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沃土之中, 更为科学社会主义注入了深厚的中国底蕴与时代内涵。

正是在“两个结合”的伟大历程中, 中国共产党获得了高度的文化自信和理论自觉, 成功熔铸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原创性理论成果。

访谈人: 科学社会主义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开放体系。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我们在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 应如何进一步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创新, 不断开辟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境界?

韩喜平: 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是因为它始终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开放体系。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开辟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必须坚持“两个结合”的基本方法论, 在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中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创新发展。

第一, 要进一步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体系化与学理化。理论的体系化追求逻辑的严密性与整体架构的完整性, 学理化则追求对客观规律的根源性揭示与深刻性表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 是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和重要途径”^[14], 要“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 进一步明确理论创新的方位、方向、方法,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取得更为丰硕的理论创新成果”^[15]。因此,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就成为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只有将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学说和学理化阐释, 构建起兼具彻底性、穿透力与普遍解释力的理论范式, 才能从根本上廓清社会主义现代化路径上的种种迷思, 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更为蓬勃的生机。在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过程中, 我们已经逐步探索和形成了一些规律性认识, 这些认识能够为我们进一步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体系化与学理化提供方法论上的指导。其一, 坚持问题导向的基本方法。问题是时代的呼声, 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面对当今世界科技革命突飞猛进、大国博弈日益激烈、全球治理赤字加剧等挑战, 我们要善于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出发, 敏锐捕捉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的真问题, 在破解时代课题中提炼规律性认识, 完成理论自身的体系化建构。其二, 坚持以实践检验政策为构建路径。党领导人民开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始终是理论创新的源头活水。我们要遵循“实践—政策—理论”的认知演进逻辑, 将党领导人民推进现代化的成功经验进行概念化、学理化加工, 把诸如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统筹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构建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诉求的新型生产关系等鲜活经验上升为系统性的学说, 并在新的实践中不断确证、丰富和发展理论, 形成循环往复、不断深化的良性互动。其三, 坚持以发展经验提炼为形成方式。成熟的理论大都是从成功经验中提炼出的规律性认识。我国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 其成功的背后必然有科学理论的支撑与引领。我们要继续探求取得发展成就的内在机理, 对我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经验进行系统性的归纳总结, 将其转化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规律性理论。其四, 坚持以自主知识体系提升学理。理论的学理化发展要求我们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要立足中国实际, 建立原创性、标识性的中国概念体系, 如“中国式现代化”“全过程人民民主”“人文经济学”等, 全方位对中国发展的成就经验进行学理化阐释与学术化表达, 构建逻辑严密、细致完备的知识体系, 实现创新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体系的深度衔接。其五, 坚持以话语体系传播增强影响力。理论的传播与认同不是理论发展的外在要求, 而是理论构建的内在标准。我们要凭借坚定的理论自信革新话语体系, 破除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 将党的创新理论更好地传播出去。只有凝聚起广泛的价值共识, 让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成果”在世界舞台上产生更广泛的思想共鸣, 才能真正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重大意义与原创贡献。

第二, 必须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为理论创新提供丰厚的实践土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16]83改革开放既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 也是当前时代党和人民的重点实践主题。理论的发展离不开实践的支撑, 我们要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坚决破除制约中国式现代化顺利推进的体制机制障碍, 同时在这一过程中, 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新发展提供最生动的实践验证与创新源泉。我们可以聚焦当前现代化建设阶段诸多关键领域的体制机制创新, 将其升华为自主知识体系, 下面姑且试言之。一是深入总结“五年规划”这一治国工具的实践经验与理论优势。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 从“一五”至“五五”的高度集中指令性计划, 到“十一五”以来强调宏观指导和约束性指标, 这一转变深刻体现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认识的深化。五年规划通过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优化资源配置, 以前瞻性谋划提升经济发展稳定性, 并在民生与发展之间构建起共生性互动模式, 充分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在经济发展方面的独到优势。如能将这些经验进行学理化阐释, 提炼出一批标识性概念, 不仅能够丰富中国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更能对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和宏观经济运行理论作出原创性贡献。二是围绕发展耐心资本深化金融与资本体制机制改革, 并归纳总结新科技革命背景下资本运行的新规律, 探寻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驾驭资本的实践路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我们党提出培育和壮大耐心资本, 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资本理论的深刻把握与时代拓展。通过为资本设置“红绿灯”, 完善耐心资本的“募投管退”全链条运行机制, 引导国有资本与社会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 有效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 使其流入更加有利于国计民生的领域。这种将资本逐利本性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宗旨相统一的制度创新, 不仅有效破解了科技型企业长周期融资难、传统金融资金期限错配引发结构性风险、资本“脱实向虚”及无序野蛮扩张挤压实体经济空间等多重现实困境, 更为从学理上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两面性及资本治理的理论提供现实基础。三是围绕“十五五”时期的文化建设, 尤其是繁荣新大众文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创新做文章。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 我们不仅要完善收入分配等经济制度, 更要在文化领域破除阻碍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障碍。通过制定繁荣新大众文艺的制度安排与政策引导, 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与激发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力结合起来。这既是对“仓廪实而知礼节”等传统智慧的创造性转化, 也在实践层面拓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精神共同富裕的理论维度, 为构建人文经济学理论体系提供了坚实的实践根基。

第三, 坚持在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中充分发挥历史主动精神, 以系统谋划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前进方向, 更加积极主动地开辟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境界。一方面, 历史主动源于历史责任的驱动与科学理论的引领。我们党坚持将“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内化为推进理论创新的价值驱动, 同时基于对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生产力演进规律和发展阶段特征的深刻认知, 精准锚定科技自立自强、共同富裕、国家安全等不同发展阶段的战略支点, 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正是由于这种对现代化建设进程的科学研判, 我们党才能敏锐洞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精准把握国内发展大势, 前瞻性地布局未来产业、统筹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 从而在世界科技竞争格局与全球治理体系深刻调整中牢牢掌握发展的主动权。这种历史主动不仅体现在对发展机遇的敏锐把握上, 更内化为对现代化客观规律的深刻遵循。这使得我们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 既可以具备“不能等待、必须作为”的紧迫感, 又能避免超越发展阶段的盲动与冒进, 确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同频共振。另一方面, 历史主动在方法论上集中体现为系统谋划与“变”和“不变”的辩证统一。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 我们既要坚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人民至上根本立场的“不变”, 同时也要坚持因时制宜的科学思维, 在规划策略、改革导向、政策倾向上顺应时代, 主动“求变”。例如, 在理论创新层面, 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原创性概念, 深刻揭示了依靠科技创新驱动生产力实现质态跃升的内在规律; 在制度实践层面, 致力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提出培育壮大“耐心资本”、为资本设置“红绿灯”等创新性主张, 实现对资本的科学驾驭。这种在坚守“不变”中推进创造性“求变”的过程, 正是我们党把握历史主动、自觉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的生动体现。更重要的是, 发挥历史主动精神必须辅之以深沉的历史耐心。理论的成熟与实践的飞跃都需要长期积累。正如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所指出的,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 需要不懈努力、接续奋斗”^[17]3。中国式现代化并非一蹴而就, 而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 其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的、渐进的发展历程。在深化理论创新的进程中, 我们要精准把握发展的时机与限度, 审时度势把握发展机遇, 精准掌握制度改革力度, 追求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长远成效。既保持“只争朝夕”的紧迫感, 又具备“久久为功”的战略定力, 不因短期波动而怀疑规律, 也不因外部干扰而偏离既定方向, 将历史主动与历史耐心相统一, 确保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能够行稳致远, 将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一步步转化为可持续的现实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