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关乎国本和国运, 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有地位、有影响, 不是靠穷兵黩武, 不是靠对外扩张, 而是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1]94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 强调“十五五”时期要“不断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扎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2]26, 明确以“持续提升国家软实力、显著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作为“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的重要目标, 将“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确立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战略任务的关键部署, 为进一步增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提供了科学指引。

文化的影响力属于柔性的、非强制性的影响力, 往往依靠影响者的魅力与能力对被影响者产生吸引、说服、感召等作用。在国际文化交往中, 文化的国际影响力通常被认为是“通过运用吸引、说服、引导、市场占有、市场竞争、感召等柔性的非强制性的方式, 改变被影响者的意愿和行为, 从而实现该文化体被高度认同的能力和能量”^[3]。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具有深刻的内涵, 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机融合的文化整体为内核, 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为现实根基, 在宽领域、多层次国际文化交往中产生文化吸引力、亲和力、感召力的能力与效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华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 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4]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增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关键在于强化“以文化与世界对话”的理念, 将我国深厚的文化资源禀赋与鲜活的发展实践优势转化为有效引导国际社会形成对当代中国的理性认知、亲近情感与价值认同的战略能力和实际效能。

从文化本体论出发, 首先要明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所指, 回答“以什么影响”这一根本问题。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一定程度上是文化自信的国际表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5]32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融汇了传统文化基因、民族精神血脉、时代实践生机的有机整体。文化自信的国际表达, 正是紧密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对包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一有机整体在国际上的自信表达。增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必须锚定“新时代”的时代方位、“中国特色”的精神标志和“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 超越对传统文化符号的孤立呈现和对我国现代化发展成就的简单罗列, 转向一种历史与现实相贯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价值与叙事相统一的文化实践, 为国际社会理解中国的发展道路、价值坚守与未来愿景构建一个更加完整而深刻的意义框架。既要重视提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与世界意义的哲学理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 充分展现其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 又要善于将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所蕴含的理想信念、精神品格和价值追求置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背景中, 聚焦我们正在做、已经做成和将要做的事情并予以生动呈现, 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中华民族。

从功能维度审视, 需要明确增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国际影响力的价值落点, 回答“影响所要达成的效果”这一问题。在国际交往和国家形象建构中, 一国的理念信仰、核心价值、文化符号、文化产品往往具有跨越时空界限、增进与他国彼此理解的作用, 而“文化中国”作为中国经验世界的潜在图像, 凭借其鲜明的文化资源禀赋、悠久的文化发展历史与独特的民族文化品格, 易于激发国际上不同文明语境下人们的认知渴望、情感共鸣与价值共识, 具备良好的交流异质性与受众友好度。党的十八大以来, 伴随我国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力的持续提升, 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关注度日益提升, 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这一重要命题, 并多次强调其战略意义。《建议》进一步作出部署, 要求“讲好中国故事, 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2]28, 为新时期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提供了明确的目标导引。“可信”“可爱”“可敬”具有鲜明的关系属性, 分别指向国际社会对中国国家形象的理性认知、亲近情感和价值认同三重意涵。“可信中国”指向国际社会对中国所传递的信息、陈述的事实、作出的承诺及其背后行动逻辑形成真实、稳定、可靠的认知判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传承了崇尚信义、恪守诚信的道德传统, 以及不欺四海、以义取利的治国理念, 增强其国际影响力意味着更加有效地阐明事实、深入说理、讲好故事、展现魅力, 持续巩固亲善睦邻、和平发展的中国形象, 使国际社会能够基于客观事实形成正确的中共观、中国观, 进一步奠定中国与世界各国良性互动的信任基石。“可爱中国”体现为国际社会对中国产生的可亲近、能共情的积极情感体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蕴含着仁者爱人、民胞物与的人文关怀, 以及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共生智慧, 增强其国际影响力意味着自觉运用更为鲜活、具感染力的文化符号、传播手段、叙事策略, 自信展现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真挚情感、文化品位与精神气质, 在跨文化对话中彰显友善可亲、开放进取的中国形象, 让国际社会感受到充满温度、富有活力的中国。“可敬中国”体现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精神品格、道义担当及文明贡献的由衷敬重与钦佩。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承继了天下为公、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性, 以及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 在应对人类共同挑战时彰显了立己达人的交往准则与休戚与共的中国智慧。增强其国际影响力, 意味着通过更具广度与深度的对外文化交流和价值传播, 充分展现胸怀天下、勇于担当的中国形象, 让国际社会看到一个为人类持久和平、共同繁荣而矢志奋斗的中国。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在这一重要历史时期, 进一步增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成为一项具有深远战略意义与现实紧迫性的命题, 不仅直接关系到我国2035年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目标能否如期实现, 从更广阔的全球视野来看, 还关乎我国能否在激烈的国际思想文化博弈中掌握主动权, 能否在世界变乱交织中塑造有利的外部发展环境, 能否在深化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中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

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是衡量文化是否真正强起来的重要标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蕴含着中华文明的基因密码, 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 彰显着中国人民在实践中积累的智慧与精神力量。文化强国之“强”, 对内体现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大的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与价值感召力, 能够凝聚民族复兴的磅礴伟力, 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 对外则体现为强大的国际影响力, 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内蕴的理念、价值、智慧能够跨越国界, 中国故事、中国叙述能够走进世界人民心灵, 中国在全球思想市场与公共话语空间中成为不可忽视、备受尊重乃至广泛认同的思想传播者、意义生产者与文明对话者。《建议》明确指出“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2]26, 强调要“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扎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2]26。深刻揭示了强大的国际影响力是文化繁荣兴盛的重要表征, 在文化强国建设目标体系中不可或缺、必须达成。

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是大国竞争的重要方面。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 世界政治格局、经济格局、国际关系格局和全球治理格局产生深刻变革, 价值观念之争、人心之争、意识形态之争成为大国博弈的前沿阵地。《建议》作出我国“十五五”时期是“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2]3这一重要判断, 深刻揭示了大国竞争形势的复杂性与严峻性。当前, 尽管我国文化软实力大幅提升, 但“西强我弱”的世界文化格局尚未发生根本性转变, 一些西方国家长期以来以意识形态的认知定见观察中国、炒作中国、敌视中国, 将我国的发展成就、制度优势与文化理念置于“他者刻意”的叙事框架下加以选择性过滤和污名化解读, 我国“失语”和“挨骂”的问题尚未得到彻底解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我们有本事做好自己的事情, 还没有本事讲好中国的故事?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1]121 “必须增强底气、鼓起士气, 坚持不懈讲好中国故事, 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相适应的国际话语权。”^[5]320增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就是要直面故事精彩而话语乏力的实践难题, 系统破解“长在深山无人知”“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困境, 以坚定的文化自信和历史主动精神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 全面提升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 理直气壮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 让世界听得到、听得清、听得进中国声音, 在激烈的思想文化博弈中赢得战略主动。

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是深刻塑造国家发展外部环境的柔性变量。聚精会神搞发展, 既需要和谐稳定的国内环境, 也需要和平安宁的国际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中国式现代化不走殖民掠夺的老路, 不走国强必霸的歪路, 走的是和平发展的人间正道。”^[6]当前, 国际社会存在“国强必霸论”“修昔底德定律”等基于西方历史经验的错误论调, 极易催生他国对“发展中的中国”的战略误判, 干扰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进程, 迫切需要我们积极识变应变求变, 主动塑造“于我有利”的外部发展环境。《建议》指出, “十五五”时期“大国关系牵动国际形势, 国际形势演变深刻影响国内发展”^[2]3, “世界变乱交织、动荡加剧, 地缘冲突易发多发; 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 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威胁上升, 国际经济贸易秩序遇到严峻挑战, 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2]3, 进一步强调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在发展中固安全, 在安全中谋发展”^[2]6。增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就是要将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生产出来、传播出去, 有效对冲偏见、消除疑虑、赢得人心, 增进海外受众对中国精神、中国理念和中国胸襟的亲近感、认同感, 引导国际社会全面、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发展进步, 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塑造更为理性、友善的外部发展环境。

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是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谐共生的重要前提。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 世界历史是不同民族彼此依赖与相互交往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 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 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5]468 “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 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5]469中华文明的发展史, 同时也是一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交汇交融的历史。从古代的丝绸之路、郑和远航、玄奘西行、鉴真东渡, 到今天的“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无不彰显着中华文明开放包容、兼容并蓄、和合共生的特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根植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 凝聚着中华民族独特的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同时注重与其他文明互通有无、交流互鉴, 富有跨越时空、跨越国界的文明意义。当今世界, 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 “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等错误论调仍有市场, 国际社会期待新的发展理念与新的文明方案。《建议》将“深化文明交流互鉴”确立为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关键指向, 揭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承载的世界历史使命。增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就是要顺应世界期待, 以高度开放的对话姿态, 将中华文明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转化为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增进人类价值共识、助力全球性问题解决的文明力量, 使历经数千年积淀而永葆生机的中华文明以其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提供一种深具历史底蕴的稳定力量与面向未来的文明选择, 更好地用中国声音影响全球, 在人类共同发展的宏大叙事中书写不可替代的中国篇章。

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作为文化软实力的关键变量, 同时受到文化资源力与文化传播力的制约和影响。增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本质上是将我国内部的文化发展势能和文化产业动能通过高效而精准的传播转化为国家外部认同效能的过程。《建议》系统规划了“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2]26战略任务, 基于文化建设的客观规律与现实问题, 着重强调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加快发展文化产业, 明确提出“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具体要求, 凸显了增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应以持续推动价值内核的全民构建为社会根基, 以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和加快发展文化产业为核心支撑, 以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为重点突破的实践理路。

人民作为承载文化、传播文化的行为主体, 在文化发展进程中占据基础性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价值观念在一定社会的文化中是起中轴作用的, 文化的影响力首先是价值观念的影响力。”^[7]只有当社会成员在核心价值上形成坚实共识, 并在个体层面实现广泛而自觉地践行, 对外文化传播才能摆脱叙事碎片化的困境, 呈现出统一、稳定且易于理解的“意义内核”。增强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首要任务在于推动价值内核的全民构建, 将文化自信从文化主体的心理感受层面升维为培育高水平文化主体素养和价值自觉, 这是增强文化对外说服力和塑造文化“可感可知”外显形象的基础。

《建议》相关部署体现了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向理论建设、社会肌理与个体生命的深度融入, 旨在引导人们充分理解并领悟承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理论与文化符号,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象化地融入全社会价值观念体系和行动体系之中。落实《建议》部署, 需创新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扎实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 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产出更多既能凝聚人民思想又能引领学术对话的理论成果; 重视文化熏陶, 广泛深入地推进全民阅读, 更好发挥文化养心志、育情操的作用, 涵养全民族昂扬奋发的精神气质; 显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全员主体责任和担当, 尤其要弘扬诚信文化和廉洁文化, 使之成为党员干部、公民个体、市场主体及各类社会组织调节关系、评判是非的价值守则; 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 尤其重视青少年理想信念教育, 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度浸润校园文化建设、队伍素养提升与课程教育教学各环节, 全力增强大中小学各学段文化育人合力; 提升人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 从加强新时代公民思想道德建设入手, 通过典型示范、文明规约、社区治理、家风建设等方式, 着力缩小城乡精神文明建设差距, 推动全社会形成适应新时代要求的道德水平、文明风尚和行为规范, 为提升文化国际影响力提供可以跨越文化差异、可感可知且真实美好的叙事符号。

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是提升文化国际影响力的两大支柱。增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离不开优质、丰富、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文化产品与服务供给。《建议》将“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和“加快发展文化产业”作为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任务, 其对增强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意义在于构建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传承力与创新力相促进、供给力与竞争力相匹配的现代文化生产体系, 将富含思想价值、精神内涵与审美追求的优质文化资源转化为可供全球流通的文化资本。

文化事业为提升国际影响力提供内容支撑、人才储备与创新土壤。在提升文化原创能力方面, 需着力营造鼓励创新的文化生态, 支持各类文化人才施展才华、开拓创新, 培育形成规模宏大、结构合理、锐意创新的高水平文化人才队伍, 推动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等领域创作出更多反映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兼具人类情感共通性与国际竞争力的精品力作。《流浪地球》以科幻视角诠释人类命运共同体, 《长安三万里》用数字技术激活唐诗魅力, 无不证明, 优秀的文化原创作品将中国价值融入高品质艺术表达后, 将具有巨大的全球传播潜力。在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方面, 既要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等的系统性保护, 又要注重将文化遗产转化为世界可感知、可理解、可共鸣的文化符号, 推动其更好地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中国魅力。敦煌的数字化呈现、故宫文创的产业化开发等成功实践, 都为古老文明赋予了崭新的时代表达, 使其成为“可传播”“可体验”的中国故事鲜活载体。在激发人民的文化创造活力方面, 要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 繁荣互联网条件下的新大众文艺, 激励人民投身于为时代发声、留影、着彩、赋形、为文的精神文化生产实践, 让蕴藏于民间的艺术灵感、草根智慧、非遗技艺以及蓬勃发展的网络文学、国风音乐、独立设计等新兴创作力量充分涌流, 为文化的国际传播提供源源不断的故事素材、艺术灵感和情感动能。在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方面, 要提炼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符号, 让承载中华文明基因的文化标识走向世界, 成为国际社会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

文化产业通过市场化、国际化机制, 将文化事业所涵养的资源与创意转化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文化商品与文化服务, 实现影响力的规模性触达与可持续供给。加快发展适应国际需求的文化产业, 具体要从以下方面着力: 一是以科技融合与业态创新重塑文化产业竞争力。进一步健全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 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 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出版、影视、演艺等传统文化业态, 大力发展数字创意、网络视听、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文化业态。二是以企业培育与品牌建设提升国际运营能力。鼓励文化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 培育具备跨文化理解与市场运作能力的领军企业。推动网络游戏、影视动漫、精品展览等领域实现“文化品牌出海”。部分中国手游通过深度本地化运营占据海外市场, 其成功不仅源于产品本身, 更在于构建了涵盖运营、社群、IP衍生的全产业链出海生态。三是以文旅融合与体验经济构建文化在地感知场域。提升入境旅游便利化水平, 打造具有全球吸引力的文旅地标, 将文化影响力从线上间接感知延伸至线下身心体验。

国际传播体系是将内部“文化势能”转化为外部“认同效能”的关键。《建议》明确提出“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 对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作出了具体部署。第一, 要构建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 全面提升国际话语权。传播机制要深化“跨部门、跨领域、跨层级”统筹, 优化资源配置, 实现从“各自发声”到“合唱共鸣”的转变。传播渠道要深度嵌入全球数字媒介生态, 善用社交媒体平台等沉浸式媒介和虚拟现实等技术手段, 适应分众化、可视化、交互式的传播趋势。中国主流媒体与内容创作者在YouTube、TikTok等平台的成功运营, 证明了遵循平台逻辑、运用视觉化叙事是实现中国声音有效触达的可行路径。积极拓展在地化网络节点, 通过与海外主流媒体、平台合作, 支持机构设立海外分支, 鼓励企业、智库搭建民间传播渠道, 形成“借船出海”与“造船出海”并举的渠道矩阵。第二, 要培育全球化、市场化、专业化的国际传播主体, 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区域化、分众化表达。增强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 构建广电视听媒体的国际传播矩阵, 推动社交媒体平台的国际化发展; 提炼具有人类共同价值的中国叙事架构, 加强区域国别研究, 针对不同对象国、对象地区的文化传统进行故事的在地化适配, 针对不同群体采用圈层差异化传播策略, 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与有效性。第三, 要强化国际传播的平台建设。加强重点基地建设, 将其打造为文化展示、内容生产、人员交流的前沿阵地; 加强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建设, 助力更多承载中华文化精髓与当代价值的文化商品进入全球市场。第四, 要广泛开展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支持中华文化传播展示和海外中国学发展, 推动中华优秀学术成果的外译与传播, 从学术层面夯实国际精英阶层理性认知中国的智识基础; 加强多层次文明对话, 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文化交流活动, 为来自不同国家的艺术家、学者、普通青年提供深度互动的有利空间, 持续展示中国文化魅力、促进中外民心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