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亦即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清华大学5周年之际, 在中宣部、教育部的大力支持之下, 由艾四林、杨金海、李惠斌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世界传播通考》(100卷)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100卷)的姊妹篇, 是中国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又一项新的重要成果。
五年前, 在建党100周年前夕,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100卷)正式出版, 那部通考广泛收集我国1949年以前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中文译本, 比较准确地还原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在中国传播的历程和特点。当时, 我问主编们, 下一步还有什么考虑?我记得杨金海告诉我, 还想编一套世界传播通考。我很赞赏, 认为这也很有价值, 但可能难度非常大, 做起来不容易, 关键是能不能找到对国外传播有所研究的一大批作者。
那么, 到底能不能做成呢?现在五年过去了, 答案也出来了。所以, 我首先要祝贺这一新的通考丛书的正式问世。前一部通考是100卷, 这一部通考也是100卷, 两个100卷, 蔚为大观, 为当代中国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研究作出了新的贡献。这是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的一张名片, 也是辽宁人民出版社主题出版的一张名片。对于所有的作者来说, 无疑做了大量皓首穷经、追根溯源的工作。三位主编当中, 有两位是中央编译局老资格的翻译家, 另一位是清华大学的艾四林, 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权威学者。三位主编各展所长, 发挥了特殊作用, 所以, 我们应该感谢他们!
上一部通考是着眼于中国, 这一部通考是着眼于世界, 也就是进一步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在世界各地用各种语种翻译、出版、传播的过程进行广泛的搜寻、细致的考证、严谨的辨识、系统的梳理, 把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各地传播的主要脉络复原和展示了出来。实施这样的工程需要条件, 如经费、人员、信息, 特别是意愿和热情。放眼世界, 哪个国家愿意做、能够做呢?大概只有中国了。所以, 这也是中国对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贡献。
关于这部通考的价值, 编委会在总序中概括了七个“有助于”: 第一, 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和文本、版本、传播史的研究; 第二, 有助于了解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世界的传播、发展和深远影响; 第三, 有助于建立世界上最完整的、兼备中文和外文等多语种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典藏体系; 第四, 有助于通过各种语言文本的国际比较、历史比较研究, 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的学理性建设; 第五, 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 吸引更多的青年学者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 第六, 有助于深化中外学术文化交流, 扩大我国在国际学术界的话语权; 第七, 有助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理解, 廓清思想, 统一认识,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人类文明进步事业。
这七条意义或者价值, 我都同意。我还认为, 这两部通考都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社会学、文化学、政治学研究的基础工程。马克思主义是一定社会发展的产物,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和世界的传播也是一定社会变迁发展的需要。而所有的传播过程, 都与社会基本状况、社会结构、人员流动、矛盾问题、思想潮流密切相关。与此同时,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是一种文化现象。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文化, 也是一种文明。它的传播是一种文化的交流、传输和碰撞。它的传播效果和接受程度与社会文化程度、文明水准、文化特点、价值观念和心理取向密切相关, 而且会在一定的文明形态中发生化学反应。至于政治学意义上的需求和作用, 更不必说了。所以,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在世界的传播, 并不仅仅是文献本身的翻译出版问题, 而是更为广泛和深刻的社会、文化、政治问题; 并不仅仅是意识形态问题, 而是更为广泛和深刻的社会变迁和文明发展问题。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世界传播通考》 (100卷)的最大价值在于为世界范围内一个特定方面的社会变迁和文明发展画出了一幅巨大的素描, 也就是勾画了一张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传播的历史地图, 所以本文的题目就叫作“一张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传播的历史地图”。
这部通考通过对一本本经典的考证梳理, 一笔一画地描出了马克思主义如何一步步来到某个国家、某个区域, 适合了某种需要, 进入到当时当地的某种社会和文化当中。这是一张实证性的地图, 不是靠想象, 不是靠估算, 而是靠实实在在的史料画出来的。它是真实的, 也是比较全面的,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果。
但是, 未来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能够画出地图, 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大进步。但是, 绘制地图不是最终目的, 而是提供一种工具和手段。它要为各行各业人们在从事涉及地理的工作和行动时发挥特有的作用。比如, 所有的行政区划都要由地图来界定; 所有的国境线都要在地图上标明; 所有的轮船、飞机都要依据地图来确定航线; 所有的军事行动都离不开标有各种地形特征的地图。即使普通人也要靠地图来定位, 找到前往目的地的最佳路线。
所以, 编制出一份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世界传播的历史文化地图是一项重要的成果, 但不是研究的顶点和终点。在此基础上, 还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传播作进一步定量和定性的分析, 考察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引发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嬗变。
比如, 按照时间顺序可以考察: 马克思主义如何一步一步传播到不同类型的国家? 经历了什么过程?什么时候形成了高潮? 什么时候走向了低谷?为什么会有时间先后的差异?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波峰浪谷? 这与不同国家的历史变迁有什么样的关系?
按照空间范围可以考察: 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了哪些国家?一共有多少个国家?分为哪几种类型?不同国家接受的程度怎么样?促使这些国家的社会发生了哪些变化? 特别是, 到了当代世界, 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程度到底如何?在哪些国家和地区接受程度高?在哪些地区和国家接受程度较低?为什么?不同国家、区域和文化的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和态度如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背后有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
通过这种考察和分析, 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研究: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传播有哪些规律?有哪些特点?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如何用量化的方式反映出来?怎样才能使马克思主义保持生命力?我们应该怎样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所有这些, 都可以在这张地图的基础上, 作进一步更加深入的研究。
现有的通考有没有做这种研究呢?应该说, 做了。但重点是文本、版本和传播, 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意义上的研究还是比较简单和粗浅的。
那么, 谁来研究?我估计, 编委会不大可能再设置第三个100卷了。以后再有第三个100卷可能也很难了。这个工作的难度太大了。这种研究不能只知道经典文献是如何翻译和传播的, 更要研究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对马克思主义是怎么认识、怎么评论、怎么介绍的, 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态度, 接受到何种程度, 在社会生活中产生了什么影响, 导致了什么样的结果, 等等。这样的研究是海量的。借助于大数据或许还有可能完成, 否则极为困难。当然, 作一些单项的、局部的、专题性的研究还是可以的。所以, 编委会、作者和读者最好不要让两个100卷在书架上睡觉, 而要充分利用取得的成果, 继续延伸作一些专题性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的研究, 或做一些转化应用工作, 最大限度发挥两个100卷的效用。
编委会关于继续研究的设想很好, 问题在于如何把新的研究成果整合起来。如果能再出第三个100卷, 那就非常好了。第三个100卷可以侧重于马克思主义世界传播史的研究, 把中国的情况也放进去, 把“马克思主义地方传播史”30卷也放进去, 就叫“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 作为第三个100卷, 那它们就很整齐了。体例上不一定全部统一, 只要是研究传播史的, 都可以放进去, 难度不会很大。两个100卷加第三个100卷, 就成了三个100卷, 气势和规模非常宏大, 影响也会非常大。
当然, 最终我们更需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处在运动、变化和发展过程中。旧事物不断消亡, 新事物不断出现。没有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除了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过程之外, 什么都不存在。基于这种无限发展的“过程论”, 马克思恩格斯坚持与时俱进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本身, 明确指出: “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 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1] “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 正如《宣言》中所说的, 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2]。所以我们所有研究的最终结果就是要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