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 “我看过一些西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书, 其结论未必正确, 但在研究和考据马克思主义文本上, 功课做得还是可以的。相比之下, 我们一些研究在这方面的努力就远远不够了。恩格斯曾经说过: ‘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 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 因为很明显, 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 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 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1]十年来, 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牢记总书记嘱托, 发愤图强、努力工作, 在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和文本考证领域取得长足进步, 推出一大批考据扎实、校勘精良的研究成果。清华大学推出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100卷)和《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世界传播通考》(100卷)就是其中的代表。丛书作者们所运用的方法正是总书记所引证的恩格斯要求的方法: 首先充分掌握大量的历史资料, 然后在多年的冷静钻研中进行批判性审查, 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所谓“批判地审查”, 也就是进行历史考证。在德文中, “批判”一词是Kritik, 用在文献文本研究上就是“考据”“考证”的意思。
借此机会, 我想谈一谈对版本考证在经典著作编译研究中的重要性的认识。我以恩格斯对《资本论》第三卷的增补为例。恩格斯在这份“增补”的开头强调, 他在编辑马克思的手稿的时候, “最关心的是要编成一个尽可能真实的文本, 即尽可能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表述马克思新得出的各种成果”。他还指出, 如果希望真正学习马克思主义, 那么“最重要的却正好是原著本身”[2]。恩格斯的话说明了两点。第一, 要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 最重要的是学习原著本身; 第二, 即便是恩格斯, 也无法百分之百还原马克思的思想成果——他也只是“尽可能”地, 而不是“完全”地做到这一点。从文本外观来说, 恩格斯的刊印本与马克思的手稿之间, 当然会存在差别。我们作为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手稿中译文(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最后阶段的编译者, 曾力图以各种形式展示两者之间的差异, 揭示恩格斯所作的贡献。我们的结论是: 恩格斯把一份包含疏漏、重复和矛盾的未完成的《资本论》第三册主要手稿, 基本上变成了一部文字通顺、逻辑自洽、外观上具有完成形态的《资本论》第三卷, 使《资本论》理论部分完整起来, 为马克思主义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但恩格斯的刊印本毕竟不能完全等同于马克思的手稿。对两者进行文本对比和考证, 揭示马克思创作的实际过程和恩格斯编辑的内在逻辑, 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资本论》。
需要指出的是, 恩格斯在编辑《资本论》第三卷的时候, 是用德文本身来表述马克思的德文手稿。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下, 恩格斯都只能是“尽可能”地还原原稿, 那么在用另外一种语言即通过翻译来表述马克思时, 就更加不可能做到完全还原了。然而, 全世界母语不是德语的广大读者, 最初恰恰就是通过各种译本来接触马克思、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也就是说, 绝大多数人, 他们看到的马克思, 并非完全是原样的马克思。
不唯非德语的读者是这样, 母语为德语的读者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经典著作在写作、传抄、刊印、修订、再版过程中, 其原文语种也会出现各种版本, 不同版本在篇章结构、语句增删、文字表述、外文处理以及规格、注释、索引等方面可能存在差异, 部分版本还可能出现讹误、篡改等问题。因此, 母语为德语的读者初次看到的马克思, 也可能不是完全原汁原味的马克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版本的选择和版本的校勘, 就成为经典著作编译者和研究者的头等大事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学习《资本论》的人, 大概都会同时学习恩格斯对《资本论》第三册的两篇增补: Ⅰ.价值规律和利润率; Ⅱ.交易所。看现在的《资本论》第三卷通行本, 无论是德文版, 还是英文版, 或是中文本, 读者得到的明确印象都是: 这是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出版之后写成的“一”篇文章。德文版的注释说: Die vorliegende Arbeit von Engels wurde nach dem Erscheinen des dritten Bandes des „Kapitals“ geschrieben; 英文版的注释说: This work was written after the publication of Volume Ⅲ of Capital; 中文版的注释说: “恩格斯的这篇文章是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出版以后写的。”三个版本的主语都是单数。
但是, 如果读者仔细阅读各文种通行本的题注, 就会猜测到, 这两篇放在“《资本论》第三册增补”这一大标题之下的文章, 在手稿中是两篇独立的文献; 并且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的考证, 标号为罗马数字Ⅱ的文章也不是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出版之后, 而是他在编辑《资本论》第三卷期间写的。发表这两篇文献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Ⅱ部分第14卷资料卷将《交易所》这一手稿的写作时间确定为1891年11—12月或1892年10—11月。虽然这两篇增补的第Ⅰ篇即《价值规律和利润率》早在恩格斯逝世不久即在《新时代》上发表, 但第Ⅱ篇直到1932年底才第一次以俄译文形式发表在苏联《布尔什维克》杂志上, 1933年第一次以原文形式发表在苏联《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杂志上。因此, 1933年之前的《资本论》第三卷的任何版本中都不可能将这两篇文献作为附录印在书中。1933年, 苏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编辑的《资本论》大众版(Volksausgabe)第三卷出版, 第一次把这两篇文献作为《资本论》第三卷的组成部分收入其中。此后不久, 我国学者郭大力、王亚南在翻译《资本论》全三卷的时候, 选用的底本就是莫斯科马恩列研究院出版的《资本论》大众版。大家可以看到, 在郭、王本《资本论》第三卷的正文前面, 就是恩格斯这两篇文献第一次与中国读者见面。
从上述意义上说, 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100卷)和《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世界传播通考》(100卷)这两套大型丛书的问世非常重要, 也非常及时, 为经典著作编译和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和高水平的考证成果。我拜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世界传播通考》(100卷)中的三部著作, 感到这些书资料翔实、考证精审、文笔流畅, 善于运用各种相关文献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和辨析。可以看出, 新一代年轻学者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宽广的世界眼光, 不少作者能够熟练运用多种外语爬梳资料。这是这套丛书保证学术水准的坚实基础。有的书还对经典著作现行中译文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和修改建议, 也给我以很大启发。
最后, 我想提一点建议。这套《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世界传播通考》(100卷)的总目录显示, 绝大部分都是经典著作的译本, 没有包含马克思恩格斯自己出版的原版, 他们自己的译本也只有零星几部。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对马克思恩格斯自己的版本已经作了极为详细的考证, 但基本上限于他们在世时的情况。而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原文版本多年来不断在出版, 因其作为“原文”形式出现, 它们的影响更大。比如《资本论》在20世纪前叶, 就有考茨基的大众版和莫斯科马恩列研究院的大众版针锋相对。虽然出的是同一本书, 但是编辑理念和编辑方法可能大相径庭。这些版本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希望我们的研究团队在筹划新的项目时可以考虑。
版本考证是经典著作编译研究的基石, 其核心价值在于还原文本本真、传递思想精髓、规范学术研究。在经典著作编译研究中, 唯有重视版本考证, 运用科学的考证方法, 梳理版本源流、辨析文本差异, 才能推出高质量的编译成果, 让经典著作的思想价值得到准确传承与广泛传播, 为文明传承与学术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